紅日、工農照相館舊址位置圖。 阿龍製圖
「這裡原來就是紅日照相館，在2005年的城市改造中被拆除，改造成為現在的模樣。」在榕城區韓祠路南段西側距路口不到100米處，中山街道店馬社區黨總支書記姚文生指著「大中華」商街的一家「私房菜」店鋪告訴記者。作為歷史人文和商貿傳統相結合的老街區，如今的韓祠路已是年輕人的淘寶之地，是熱愛小吃一族的美食天堂。在綠意盎然的樹陰下和翻新的復古建築中，昔日的紅日照相館早已無跡可循，即使是轄區居委會幹部，也只能憑藉自己的記憶，判斷出它大致的方位。然而，這並不影響周邊群眾對它的深刻印象。
店馬社區黨總支書記姚文生（右）帶記者到「紅日」舊址前採訪。阿龍 攝
從1982年以來一直在韓祠路31號開店的林俊河先生告訴記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韓祠路成衣、鞋類、小商品商鋪林立，是榕城商業最繁華的一條商街，其時的紅日照相館是這一帶商店中顯赫的一員，就開在學宮斜對面，門面不大但非常顯眼，櫥窗裡經常變換著客人的照片，路人每每經過都會忍不住瞄上一眼。因為是全縣證件照指定的拍攝單位，幾乎所有的「老揭陽」都來這裡拍過照留過影。
揭陽縣的照相業始於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從1990年《榕城鎮志》中，我們了解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榕城同業公會有36個，影相業公會就已位列其中。而根據1993年《揭陽縣誌》的記載，照相業中最早開業的是衙前的容真照相館，以後逐步發展，至解放初期，縣城有8家照相館，主要商號除了「容真」之外，還有中山路的「中華」、韓祠路的「麗精」、「珠江」、西馬路的「藝光」和北門的「廬山」等，當時，這些相館均為私人經營。直到1956年，榕城對私營工商業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照相業這才歸屬縣飲服公司管轄。初時縣飲服公司轄下有10家相館，經多次撤關合併，至1958年，僅存下2家，即後來的紅日和工農照相館。
「照相館在五六十年代屬於新興的特種行業，需要經公安部門審核批准才能經營。其時，『紅日』和『工農』是為數不多的國營相館，主營人像攝影，業務涵蓋集體照、家庭照、兒童照、黑白照、證件照等。工作人員之間還會經常輪崗交換。業務尤以50~80年代最為紅火。特別是80年代第一代居民身份證開辦期間，店裡員工更是日夜加班，前來拍照的人都要排隊等候叫號。」紅日相館昔時負責人許楚填老人這樣回憶當時照相業的盛景。
80年代初，揭陽照相業發展勢頭強勁，個體照相戶相繼出現，每逢節日，於西湖、進賢門、東風廣場等公共遊樂場所都設有照相攤點，為遊客服務。此時，相距不遠的兩家國營照相館——「紅日」和「工農」，因拍攝水平精湛成熟，業務量在整個照相業中仍然遙遙領先，是榕城人家喻戶曉的「老字號」。
1949年11月10日，由容真相館拍攝的揭陽縣黨政軍民「三慶大會」遊行場面。相片右上角有「容真」字樣。資料圖片
「傳統的照相行業，從布光、照相、衝印、整修、上色、曬片、裝框等要經過1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多講究，一張照片從拍攝到完成，花時需要好幾天。」據許楚填老人回憶，以前都是用黑白大座機拍照片，由於設備簡單，修理底片尤為重要。底片往往要經過極其細緻的修整才能衝洗，底片修完衝洗出來，還要在照片上進行二次修理和手工上色。工具從鉛筆換成了特製的毛筆和刮刀，顏色也是上色師傅自己調配，考的都是相館師傅的真功夫。
採訪中，許楚填向記者展示了其早年的一幅油彩作品，油彩照片需要相館師傅憑藉經驗和耐心，用指腹點顏料，在棉花團的配合下一點一點上色、打光，容不得半點差錯。這項代表了當時最前沿的油彩技術，最終製作出來的照片特別光亮好看，能夠保存幾十年不褪色，是當時照相館的招牌絕活。
許楚填老人向記者展示自己當年用油彩技術製作的老照片。張馳 攝
「當時，照相館的攝影師職稱證書都是要上省城參加考試才能取得的。」據許楚填介紹，1983年恢復技術職稱考試，在第一批省一級照相師考試中，全省僅有28人取得資格，其中揭陽佔了4人，許楚填和同事徐謝武、林德平、江章武都名列其中，成績在當時的潮汕地區屬於比較靠前的。此外，國營照相館一批經驗豐富的照相師、修片師，如沈育秋、林印石、林春愉等，也都是各有看家本領的精幹人員，雄厚的技術力量，鑄就了照相館的「金字招牌」，也使得國營照相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保持了較為可觀的營業收入。
而由於是公安部門審核通過的特種行業，當時的國營照相館，還承擔著縣委重要的政務活動拍攝任務。每逢縣裡有重大活動或慶典，相館都要派出最好的師傅前往跟隨拍攝。彼時大家都十分敬業，許楚填等攝影師經常扛著相機騎著自行車下鄉拍照，各個鄉鎮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照相館也因此積累、保留了老榕城大量寶貴的鏡頭和原始的光影資料，忠誠地記錄下城市變遷的每一個重要瞬間。
工農照相館舊址。 阿龍 攝
「早前照相比較奢侈，拍一張照片的錢相當於買一斤肉。因此上相館拍照本身就是一件隆重的事。」回憶起當年的情景，市民李女士至今念念不忘。她稱，那個年代，只有家境還不錯的人家，才會在過年過節或者家裡有人過生日、結婚這樣的大日子裡，來照相館照一張相片。
孫女士，曾居住在中山路北端，她說在那裡居住的10多年裡，每年吃完除夕年夜飯，一家人就穿著新衣，到路口的工農照相館拍「全家福」。上相館拍照成為家裡過年的一個重要「節目」。
在精神生活並不豐富的年代，去照相館拍照，堪比普通家庭生活中一場重要的儀式，甚至成為人生特定階段的標誌物。
「照相要排隊，有時候還要找關係，要是誰能認識相館裡的照相師，在朋友眼裡都是很有面子的事情。」1980年，女知青張妮娜和幾個在地都青年農場下鄉的女知青同時回城，其中有一個好姐妹被分配到了工農照相館工作，幾個女知青通過她的關係，到工農照相館留下了回城後第一張合影。至今，這張照片都被幾個好姐妹完好地保存著，為那段青蔥歲月留下了珍貴的紀念。
熱心讀者張妮娜珍藏的1980年返鄉知青合影。
在她的印象中，照相師傅用一臺老式機器，按著氣囊快門拍攝，那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深深刻在她腦海裡，「記得最清楚的是，因為我們拍照喜歡頭抬得很高，老師傅一再要求大家頭低一點兒頭低一點兒，雖然比較彆扭，但拍出來的效果很好。
照相館裡，凝結著每個人不同的瞬間，也定格了人們關於時代的美好記憶。在攝影愛好者陳耀雙眼裡，影像資料隱藏了特定年代的情感故事、人生故事和家族故事，是社會發展最客觀的反映，時日越久，越具有情感價值、社會價值和歷史的認知價值。
時代在變化，人們對拍照的需求也在改變。照相館師傅手裡的鏡頭，不僅記錄了普通百姓生活的重要時刻，也串聯了時代的點點滴滴。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照相業的發展，照相館不再「高冷」。但此時的照相手法依然單一，人們在鏡頭前也仍顯保守拘謹。其時，國營照相館曾經在牆上掛出了明文規定，不準奇裝異服，不準濃妝豔抹，不準燙頭髮，只能穿一種顏色的衣服。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隨著時代的發展，揭陽人在鏡頭前變得越來越新潮，越來越時尚。這一時期，揭陽人的審美逐步發生變化。人像藝術照開始流行，拍攝素材更為豐富多樣。塑料花、太陽帽、黑墨鏡成了時尚人士青睞的道具，燙大波浪頭、連衣裙、遮陽帽、蝴蝶結，是女孩子們喜愛的裝扮，男青年穿起了運動服、喇叭褲，帶著「蛤蟆鏡」。服裝色彩也一改單調的面孔，變得絢麗多彩。這些流行趨勢，都在照相師傅的鏡頭裡一一體現出來。
「老榕城人誰家沒有幾張年代感十足、當時卻感覺十分洋氣時髦的照片呢？好像新中國成立後有段時間大家比較喜歡拍軍裝照、水手照，覺得特有型。後來西裝禮服流行開來，國際名牌又開始『吃香』……照相給那個不算富足的歲月裡帶來了難得的驚喜和期待，也烙下了許多年代的印記。」曾在工農影樓當過學徒的徐先生說起當時的情形如數家珍。
據他回憶，從80年代開始，國營照相館內部的布景慢慢發生了變化，單一的背景布變成了水彩粉手繪的巨型背景，在這一時期，無論是詩意的小橋流水，還是浪漫的海邊風情背景，都受到當時的時尚人士所歡迎。「為適應時代要求，當時飲服公司還專門派員上長沙學習參觀。回來以後，管理層借鑑先進經驗，率先將工農相館的場地擴大至400多平方米，相館容納拍照的人數一下子提高到100多人。」徐先生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
90年代，私人影樓逐漸發展，婚紗影樓逐步走俏，之後，數位相機流行，人們拍照有了更多的選擇，本真樸素的「照相館」三個字，也越來越多地被「某某攝影」「某某工作室」「某某影樓」取代。受行業變化影響，國營相館昔日風光不再、業務量大幅收縮。為搞活市場經濟，適應社會發展，國營門店改由個人承包，其間，一些有「國營」情結的老市民仍然鍾情於老照相館的拍攝，證件照、衝洗相片、修復舊照成為這一時期傳統照相館的主打業務。一直到2005年，舊城改造，紅日相館宣告關張，至此，以「紅日」為主的國營照相館退出歷史舞臺，只剩下那些散落在老揭陽人手裡的老照片，凝固了光影，見證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