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沈從文的後半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師晚年的幾次哭泣。
沈從文的兒子沈虎雛回憶：「一次母親見他獨坐在藤椅上垂淚，忙問怎麼回事，他指指收音機——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纏綿—奏完，他才說：『怎麼會……拉得那麼好……』淚水又湧出，他講不下去了。」
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沉浸在音樂的世界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流下淚水。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完整本書，很多都遺忘了，只有這個場景卻定格在我的腦海。
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
張允和在《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裡提到：「1969年，沈從文下放前夕，站在亂糟糟的房間裡，「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給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接著就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哭得像個小孩子又傷心又快樂。」
越到老年，沈從文越愛流淚。
一九八二年回鄉聽儺堂戲而流淚，生病後在家裡，偶然聽到「儺堂」兩個字，本來很平靜的他，順著眼角無聲地落淚。
一九八五年，一個雜誌社幾個人來採訪，問起「文革」的事，沈從文說，「在『文革』裡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
來訪者中有一個女孩子，走過去擁著老人的肩膀說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的是，沈從文抱著這位女記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麼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張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樣，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讓他安靜下來。
有人覺得這樣的沈從文顛覆了他們對「大師」的認知：一個七老八十的文學大家，怎麼能還那麼愛哭鼻子呢？也有人說，這是一個大師的哭泣。
但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為一個老人不加偽飾的真實和「自我」。
《沈從文的後半生》作者張新穎說，沈從文身上最吸引人的，正是他的「自我」。
「有了這個自我，他就不會隨波逐流。因為有一個本能、最本真的東西。他從這個角度出發，來判斷時代，判斷人和事情，就不會為流行的、主流的觀念和思想所左右。沈從文看任何東西，角度都會和一般人有所不同。
他有這個能力，隨時能跳出來。我們沒有，所以總是被強大的時代裹挾著。」
沈從文後半生封筆四十年，與文學交道並不多，但受他文字影響並喜歡他作品的人，卻越來越多。
近年來聲名大噪的「不老的老頭」黃永玉，他所寫的《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就是沈從文召喚出來的，算是彌補他未寫完的《長河》的遺憾。」
還有著名導演侯孝賢，1982年拍攝《風櫃來的人》時面臨很大困惑，躊躇之際，他讀了朱天文給的《從文自傳》，豁然開朗。
「一個人可以承受那麼苦難、那麼恐怖、那麼血腥的故事，可是即使有這樣的故事，在太陽下面還可以看到溫暖，還可以看到人性的美好，人的胸懷還可以亮一點，更大一點，由此建立了侯孝賢拍電影的自覺。」
張新穎認為，後來侯孝賢拍的《悲情城市》，很明顯可以看到《從文自傳》的影子。
沈從文在解放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次為他出的作品選中自序道：「我和我的讀者都行將老去。」
聽起來真令人傷感。但是顯而易見，這句傷感的預言並沒有應驗，正如他的妻子張兆和在他去世之後才理解他一樣，他的作品也在慢慢地，慢慢地被更多人讀懂。
「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明天。」
沈從文，原名沈嶽煥，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小城鳳凰。
鳳凰城是苗族、土家族、漢族聚居區，兩百多年前清政府為了鎮壓與虐殺不服從統治的苗民，派了一隊兵駐紮來此，才形成了一個城鎮。那個時候的鳳凰，到處是碉堡、軍營，居民大多為戍守的軍人。
兩世紀來滿清的暴政，以及因這暴政而引起苗民的反抗，血染紅了每一條官路同每一個碉堡。沈從文說，他走過的每一寸的土地，腳下面都是血。
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數業已毀掉，軍營也多數成了民房，但當地崇兵尚武的彪悍民風依舊存在。
沈從文的祖父沈洪富曾做過一度雲南昭通鎮守使，同治二年又官至貴州提督。父親沈宗持也是行伍出身，一心想當將軍，但時運不濟，正趕上清王朝的沒落。
對朝廷徹底失望的沈宗持直接參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起義，後來又到北京，與人謀刺袁世凱。事機敗露後，被迫亡命關外多年。沈家由此開始敗落。
他的母親黃英出身於書香門第，年紀極小時便隨同長兄在軍營中生活，因此見聞膽識都在一般女子之上。沈從文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由這個瘦小卻通達的母親擔負的。
沈從文從小就習慣了看殺人。上學的時候，走過殺人的地方，昨天被殺的人還沒來得及收屍，屍首被野狗吃了，只剩下一塊頭骨，他就走過去瞄瞄，或者拾起一塊小石頭敲打一下，看看還動不動。
他甚至還見過這樣的景象，看見十幾歲的少年挑著擔子，擔子前面放著他父親的頭，擔子後面放著的是他叔叔的頭。
他6歲進私塾，然而那呆板無趣處處受牽制的讀書生活使他厭倦，而爬樹、遊泳、釣魚、捉蟋蟀乃至逛街、打架，卻使他感到身心愉悅。至於鳳凰城裡那些五花八門的作坊、店鋪，那些辛勤勞作的人們，更能引起他無窮的興趣。
幼時的這些見聞經歷，都為沈從文日後寫作提供了許多靈感與幫助。
由於家中有吃糧當兵的傳統，加上其野性難馴，1917年8月，剛剛14歲的沈從文，就被母親以補充兵的名義送去當兵，讓他到社會上去學習生存。
離開了家中的親人，向什麼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麼，將來有些什麼希望，十四歲的沈從文對此一無所知。他像只被放飛的籠中鳥，對外面的世界充滿著憧憬，對眼見的一切都覺得新奇、快樂。
他隨軍一路走遍了沅水流域，領略了各地不同的風土人情，飽覽了各處迷人的自然風光，為他以後描寫湘西風情的小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此同時，他也親眼目睹了更多的殺戮，僅在懷化鎮一年零四個月期間，就大致眼看殺過七百人。又看到軍隊各派系之間明爭暗鬥的種種勾當，使他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疾苦有了更深的了解與同情。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出，沈從文的整個青少年時代，都是在恐怖、血腥的環境中度過的，這些東西，對一個人的心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正常來說，近墨者黑，沈從文應該會變得心狠手辣十分殘忍才對，但是他卻恰恰相反，即使在那殺人不眨眼的世道裡，他的心也總是柔軟得很，總那麼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打動。
當身邊的軍士們每天除了「殺人」或者「看殺人」再無事可做時，他卻喜歡跑到河灘上去散步。
水船斜斜地孤獨地擱在河灘黃泥裡，小水手從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圓甕。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掠得有朱紅褲褂，背景是黃色或淺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麼和諧，那麼愁人。
美麗總是愁人的。每每見到這種光景，沈從文總是默默注視許久。他要人同他說一句話，想要一個最熟的人，來同他討論這些光景。他想要找到一個溫暖的人，可以跟他一起來對抗那些黑暗、殘暴、絕望的東西。但是他找不到這樣一個人。
心中懷揣著對美好世界嚮往的沈從文在殘酷血腥的現實生活中，是那麼地寂寞。他開始隱隱約約對於身上的灰布軍衣感到厭惡，與家人分離的痛苦憂愁，第一次湧上了他的心頭。
20歲那年，沈從文離開舊部隊投到了「湘西王」陳渠珍部下，因為認得幾個字，他被分派到陳身邊做書記。
陳渠珍雖是行伍出身，卻喜好讀書，尊重文化人。他不僅有大量藏書，還收藏有歷代名畫、古磁、碑帖、銅器等。沈從文每天的工作，便是為陳渠珍查閱、抄錄書中的材料，並且為那些書籍歸類編號，為舊畫、古董作登記。
這一工作不僅使沈從文得以閱讀大量書籍，提高了他的文學素養，同時也啟蒙了他對古文物鑑賞的興趣，為他晚年進入歷史博物館做雜文物研究埋下了伏筆。
生命其實是很奇妙的，我們今天所有生命呈現出來的面貌，都與我們的過去相關，而現在所經歷的一切，也決定著我們的未來。
到了這時沈從文的性格似乎也稍稍有了變化。不管去哪兒，他總拿了一本書。
那時候，沈從文一個月大概領3塊錢的補貼，但有誰能夠想像，在這個小兵的包袱裡，有一份厚重的「產業」：一本值6塊錢的《雲麾碑》，5塊錢的《聖教序》，值兩塊錢的《蘭亭序》，值5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沉溺於書本的沈從文求知若渴，他日益感覺自己知道見到的太少，應知道應見到的還有太多，怎麼辦？必須進一個學校，去學些自己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聽些使自己耳目一新的世界。他渴望變得更好，讓自己成為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智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沈從文如此下定決心，要去北京讀書。
當沈從文把這點打算告訴陳渠珍時，陳拿了三個月的薪水給他，並鼓勵他說：「你到那兒去看看，能進什麼學校，一年兩年可以畢業，這裡給你寄錢來，情形不合，你想回來，這裡仍然有你吃飯的地方。」
於是，二十一歲的沈從文，懷揣一本司馬遷的《史記》，隻身一人，冒冒失失跑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學當了一名「不註冊」的旁聽生。
但是，原先陳渠珍答應提供的資助不久成了泡影，他在北京的求學生活一時難以為繼。
他寄宿於湖南會館，冬天沒有棉衣，沒有火爐，嚴寒難耐，只能用被子裹著身子坐在桌旁寫作。為了生活，他不斷向報紙雜誌投稿，卻一次次被退回。迫於困境，他給當時蜚聲文壇的作家鬱達夫寫信求助，很快便得到了回應。
接信後，鬱達夫冒著冬夜的大雪，前來探望沈從文。他默默地聽著沈從文傾訴自己來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困境，內心波瀾起伏，「我看過你的文章.要好好寫下去。」
彼時會館的大廚房裡，正傳來師傅炒菜打鍋的聲音，不一會兒，空氣中便瀰漫著飯菜的香氣，勾得人飢腸轆轆。
「你吃飯了沒？」鬱達夫問。
「沒。」
鬱達夫站起身來，將圍在自己脖子上的羊毛圍巾摘下，撣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從文身上，然後邀他一道出去吃了飯。結帳時，共花去一塊七毛多錢。鬱達夫拿出五塊錢付了帳，將找回的三塊多全塞給了沈從文。
兩人作別後，回到住處的沈從文禁不住伏在桌子上痛哭起來。鬱達夫的雪中送炭，不僅緩減了沈從文生活的困頓，也讓他堅定了繼續在北京寫下去的信心，最終名動京城。
1923年，躊躇滿志的沈從文挾著鋪蓋在北京前門車站下火車。月臺上的邊城青年對眼前這座豁然敞開的古老城市說：「我是來徵服你的。」
但是二十多年後，這座城池卻差點將他傾覆。
當時，堅決不肯投身於某一個集團之中的沈從文，被臺灣人罵，也被國內的人罵。在那個特殊年代裡，人們對待是非的判斷是那樣簡單粗暴，你不跟我站到一邊，那你就是幫助敵人。
你越有一定的影響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應該被排斥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想保持一種獨立選擇和獨立人格是非常困難的。
只讀過小學、湘西行伍出身的「鄉下人」沈從文，四十多歲時已經寫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時，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場，他毅然宣布封筆來維護自己用筆的自由。他寫作，就要按自己的想法來寫，按照命令或按照規定來寫，他寫不出來。
《無從馴服的斑馬》是沈從文寫於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
他在文中這樣總結：「就我性格的必然，應付任何困難，一貫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喪氣，也不呻吟哀嘆，只是因此，真像奇蹟一樣，還是仍然活下來了。體質上雖然相當脆弱，性情上卻隨和中見板質，近於『頑固不化』無從馴服的斑馬。」
對於當時的任何一個作家來說，寫或者不寫，都由不得自己，都完蛋了。一般人都跳不出這個圈子，但沈從文從寫和不寫之間跳出來了，找到了另一個要做的事兒。
那件要做的事兒便是——成為一個不起眼的雜文物研究者、解說員。數十年的漫漫歲月裡，他克服了外在條件的艱難和內心的痛苦，在這一領域篳路藍縷，於喧鬧暴戾之中，始終獨善其身。
學者傅國湧描述，「以後的三十年，中國少了一個作家，而北京午門下多了一個指點解說、抄寫說明的老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其中的結晶。」
在緊接著的那特殊的十年歲月裡，沈從文的住房被佔，家被抄了8次；書稿圖籍、文物什物或遭掠毀，或當垃圾賣掉。他曾被分配打掃博物館的女廁所，下放期間飽嘗事業凋敝和舊疾之苦。這一切，都被他用幽默樂觀的態度，對美的細膩體察，一一消化。
據黃永玉回憶，當時某一天，久未見面的叔侄倆忽然在東堂子胡同迎面相遇，沈從文裝著沒看到他，擦身而過。一瞬間，他頭都不歪地對黃永玉說了4個字：「要從容啊！」
還有一次，他跟沈從文從東城小羊宜賓胡同走過，公共廁所裡有人一邊上廁所一邊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從文說：「你聽，『弦歌之聲不絕於耳』！」
幹校期間，他從鹹寧遷到雙溪，輾轉勞頓，血壓陡升。他還給黃永玉寫信：「這裡周圍都是荷花，燦爛極了，你若來（一定喜歡）……」
晚年回鳳凰老家，住在黃永玉的老屋裡，他很喜歡那座大青石板鋪的院子，三面是樹，對著堂屋。早上，茶點擺在院子裡，霧沒有散，周圍樹上不時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
黃永玉對他說，「三月間杏花開了，下點毛毛雨，白天晚上，遠近都是杜鵑叫，哪兒都不想去了.我總想邀一些好朋友遠遠的來看杏花，聽杜鵑叫。有點小題大做.」
「懂得的就值得。」沈從文閉著眼睛，躺在竹椅上回應。
黃永玉始終不明白，是什麼力量使沈從文把湘西山民的樸素情操保持得這麼頑強，又是什麼力量讓在寒涼世事中浸泡的沈從文永遠這樣熱淚盈眶？
沈從文14歲從軍，看慣了殘酷血腥的殺戮，21歲北漂，一生遭遇了無數白眼冷遇。但是他在後來的寫作中，卻打造了一座與世無爭的邊城，塑造了一個個單純清澈的靈魂。
陰風冷雨的現實，生命沉淪山河破敗的時代，沒有摧毀掉他對人生的希望與熱愛。他用他赤子的心來抵抗人性的冷漠與麻木，用他的筆來呼喚美好善良，用他的文字將世人從惡劣、殘暴的現實環境中拯救出來。
千千萬萬在黑暗中掙扎的人，因了這文字散發的光和熱，感受到希望，感受到溫暖，感受到平靜又長久的愛的力量。
1988年5月10日晚上8時30分，沈從文靜靜地走了。葬禮遵其遺囑未放哀樂，而改放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他生前最喜愛的音樂。
「不折不從，星鬥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是他逝世後，傅漢斯、張充和從美國電傳來的輓辭。採用嵌字格，尾字連起來是「從文讓人」，巧妙且貼切地概括了沈從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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