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選自斯坦利·佩恩、赫蘇斯·帕拉西奧斯合著的《「愛國的」獨裁者：佛朗哥傳》（李永學 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五章「摧毀共和制民主」，第102-111頁。
佛朗哥一家於3月11日抵達加那利群島，兩天後，他入住群島的第二大島特內裡費島上的新總部。在特內裡費島上，左派工會宣布舉行為期一天的總罷工，抗議他的到來；於是，當佛朗哥一家上岸時，迎接他們一家的是大群工人們帶有嘲弄意味的響亮抗議聲。對此，他顯然以慣有的冷靜應對，完全漠視了那些示威者。在後來的幾個星期裡，他幾次大膽地走到港口地區，與工人們交談，試探他們的感情。然而，島上的人對他的敵意十分明顯，唐娜·卡門感到很害怕。她私下要求為司令官與他的家人提供一支由一些可靠的下級軍官和士官組成的非正式衛隊。這支由帕孔和佛朗哥的參謀長組織的衛隊，幾乎時時刻刻都在小心地陪伴著他們一家。
無論佛朗哥是否有人身危險，他確實受到了差不多全天候的監視。他的電話被人竊聽，他的許多郵件被人拆封。結果，想與他在大陸上的同志們聯繫，唯一的安全途徑是通過個人信使，這使他與他們的聯繫時斷時續。左派認為，如果他更公然地擔當某種政治角色，他將因其權威能力和影響而成為最具潛在危險性的將軍之一。3月下旬，社會黨領袖因達萊西奧·普列託公開提到了佛朗哥，說他是那種能夠最有效地組織一次叛亂的將軍。但普列託隨即掩飾自己說，他並非暗示佛朗哥確實準備這樣做。
佛朗哥擔心著最糟的情況，卻又盼著最好的情況。政治暴力、左派好戰分子的革命預備活動以及政府的任意行為都在增加，但並非一直呈直線上升狀態。直到那個時候，還看不出有革命者將會接管政府的跡象。左派還在要求，將所有粉碎1934年10月革命的主要責任人投入監獄並送交審判。但實際上，只有溫和共和派將軍洛佩斯·德奧喬亞坐過牢，後來又被釋放。他是當時阿斯圖裡亞斯的陸軍指揮官。儘管佛朗哥不能肯定自己不會是下一個進監獄的人，但沒有人對他採取任何行動。阿薩尼亞政府賭的是，在對革命者作出了這麼多讓步之後，局勢會很快平靜下來，這跟澆油滅火區別不大，但沒有哪個革命組織建議立即奪取政權，佛朗哥認為情況並非毫無希望。他一直對莫斯科、共濟會與國際資本（國際資本的捲入遠非認知方面的一點點不和諧所能概括）抱有懷疑，但他的偏執症還部分停留在理論上，而且他也清楚地表明，他沒有與極右派相同的歇斯底裡。除了最為表層的關係之外，他從來沒有與極右派勢力結成夥伴。
能夠保證不受報復的一種方式是獲得議會豁免。選舉的失利讓人們對CEDA的合法策略是否有效產生了懷疑，但直到4月，右派仍然沒有放棄選舉這個手段。由於昆卡與格拉納達兩省的選舉結果被議會宣布無效，一個右派聯盟計劃參與將在5月5日舉行的大選，並在四處尋找更強有力的候選人。在他的連襟塞拉諾·蘇涅爾的慫恿下，佛朗哥於4月20日給CEDA的領導層寫信，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放入右派聯盟候選人的名單中，但要作為一個「獨立」候選人，因為他不想讓人認為他完全屬於某個政黨。希爾·羅夫萊斯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同時也給了在獄中的長槍黨領袖何塞·安東尼奧·普裡莫·德裡韋拉一個候選人的名額。普裡莫·德裡韋拉頭一回在右派中名望增加。似乎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所謂的「法西斯主義」是能把他們從革命者的手中解救出來的最可靠方式。
然而，聽說佛朗哥的名字也在名單中，何塞·安東尼奧感到十分惱火。他逐步對佛朗哥產生了強烈的憎惡，認為他善耍陰謀、工於心計、不值得信賴。他總體上對軍界疑慮甚深，因為在緊要關頭，軍方從來不肯採取行動反對左派。他還抱怨，把佛朗哥加進去，會讓右派的競選名單看上去具有軍方與反動色彩。結果，塞拉諾·蘇涅爾在論戰的交叉火力下兩頭受氣，因為他是長槍黨領袖最親密的兩三個朋友之一。於是他到獄中探望何塞·安東尼奧，試圖說服他收回自己的否決。何塞·安東尼奧十分頑固地指出，1931-1933年的事實證明，拉蒙·佛朗哥對議會辯論一竅不通，把自己變成了傻瓜，他哥哥搞不好也會一樣。4月27日，塞拉諾飛到加那利群島，與佛朗哥討論這個問題。佛朗哥意識到了問題之所在，謹慎地放棄了他的候選人資格。
長遠地說，這並不會讓情況有什麼不同，因為政府裁決，不可以在候選人名單中加入任何新的名字。在街頭暴力與政府壓力的雙重影響下，右派候選人根本無法競選。在西班牙選舉民主淪喪的第四階段即最後階段，昆卡與格拉納達的選舉完全被左派所操縱。在今後的歲月中，每當有人提到此事，退出選舉便成了佛朗哥的有力擋箭牌，因為他最初有意參與議會選舉，這在內戰開始之後成了一件尷尬事。那時他會堅稱，他迅速退出了競選，因為他確信，這次選舉將會是騙人的鬼把戲，儘管事實上他根本沒有做出這樣的預測。更晚些時，他甚至聲稱，他曾經試圖在馬德裡得到一個職位，以便在那裡更有效地組織武裝叛亂。到4月為止，實際發生的事情與此完全相反。
4月初，人民陣線議會投票罷黜阿爾卡拉·薩莫拉總統。憲法規定，在單一總統任期內，第二次普選選出的議會有權覆核總統上一次解散議會的行為，如果發現此舉不當，議會可以罷免下令解散議會的總統。阿爾卡拉·薩莫拉激烈地辯稱這一條對他不適用，雖然他確實曾於1933年第一次解散了憲政議會，但這與解散一個選舉產生的正常的憲政議會是不同的。而且，左派自從那年選戰失利，他們的主要要求便是再次開始新選舉。等到阿爾卡拉·薩莫拉1936年下令舉行選舉，新左派在議會內成了多數派（這正因上述決定才可能），但他們接著便投票罷免滿足了他們心願的總統，理由是他應該更早下令選舉。左派拒絕了溫和派提出的要求，不肯把事情交給憲法保障法院處理，因為他們的目的是不擇手段地把阿薩尼亞推到共和國總統的高位上，建立徹底的左派主導局面。
自認為沒有過錯的阿爾卡拉·薩莫拉生氣極了，他稱這一舉動為「議會政變」。儘管他本人曾經毫無顧忌地濫用法律，但他從來沒有直接違反過法律，於是他沒有聽從任何讓他繼續堅持下去的懇求。中間派分子華金·查帕普列塔曾經勸他，讓他像強行撤掉許多激進黨部長那樣，解散阿薩尼亞政府。但現在情況有所不同，因為過去的激進黨人遵守法律，從來不威逼別人；在面對越來越暴力的左派時，阿爾卡拉·薩莫拉只能唯唯諾諾。4月8日，也就是他被罷黜的那一天，他在日誌中寫道：
今天上午大約11點的時候，一位總參的上校參謀來見我。他全副戎裝，以陸軍的名義請求我，讓我在不存在立法支持的情況下對議會政變做出反應，籤署一份解散阿薩尼亞政府的法令，從而給軍方不可避免的堅決幹預以道義上的支持，認為這將會把國家從無政府主義中解救出來，保全共和國。我禮貌地表達了自己堅定的立場，完全拒絕了這一建議……我知道，今天的輿論，而且或許還有明天的歷史，都會責備我不使用武力以及其他的總統或許會對議會政變使用的手段與爭辯方式。但是我並沒有猶豫。於是，就這樣，我的總統日誌到此結束。
如果他堅持下去，或許包括佛朗哥在內的陸軍中的大多數人都會支持他。阿薩尼亞於5月10日就任總統，到了那個時候，即便是他，這位左派共和國領袖都對暴力混亂與影響了這個國家很大區域的廣泛的違法行為的浪潮感到驚恐。
在各個軍官小團體中的多重陰謀活動，有兩個月一直處於無組織狀態。五六位身在馬德裡的高級指揮員（大部分已經退休）曾經在私下誇大其詞地自稱「將軍委員會」，但到了4月，他們發現自己軟弱無力，於是指揮權便移交給了納瓦拉的軍事指揮官埃米利奧·莫拉。政府有意識地把莫拉流放到潘普洛納（Pamplona）的一個落後地區，卻沒有想到，卡洛斯派勢力強盛的納瓦拉保守氣氛極為濃厚，這或許給了他更加強大的後盾支持，或許比他在任何其他地區能夠得到的都更加有力。莫拉將成為武裝叛亂的大腦。
莫拉是非洲統一陣線的成員，也是佛朗哥的老戰友，儘管他們的個人關係不算特別親密。莫拉比佛朗哥年長5歲，只是個準將。但貝倫格爾將軍讓他擔任了君主制統治下的保安部隊的最後一任司令員，或者說是全國警察力量的總首領，這讓他得以接觸政治事務。而君主制的傾覆，讓他對革命顛覆的危險極度敏感。他在共和國期間短期蹲過監獄，被從軍隊中清除，但在大赦之後東山再起，並在希爾·羅夫萊斯與佛朗哥實施的軍隊重組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在保護區擔任過3個月的全軍總指揮官，並負責制訂了一項針對可能再次發生的革命叛亂的緊急動員計劃。
與不少軍官一樣，莫拉的心中也縈繞著「communist」可能造成的危險；在說到共產主義者的時候，他通常指的是革命左派。4月中旬，整個西班牙中北地區的UME組織領袖們意識到了他的領導才能，於是他成了軍方陰謀的總指揮。5月末，聖胡爾霍從裡斯本傳來信息，稱他接受莫拉的角色，並指定莫拉為自己在組織叛亂行動上的個人代表。
五六月間，莫拉起草了政治準則，大體上遵循聖胡爾霍4年前的思路。曾經官至中將的聖胡爾霍將被視為新的軍政權的最終執行首腦。他這個人本身以及他的軍事水平都普遍受到喜歡和尊重，但那些高級指揮官們也知道，聖胡爾霍缺乏政治上的原則與天分，因此，他的作用多半只是象徵性的：他將是某種所謂的「軍方諸將之首」。叛亂將以共和國的名義進行，其既定目標是恢復法律與秩序，它唯一的口號是「西班牙萬歲！」叛亂者將制服所有的左派，然後將由一個軍政府管理國家，但最終將由經過政治清洗的選民實行公民投票，確定國體為共和制或者君主制。1936年2月以前的立法將受到尊重，教會與國家政權分立，而一切宗教迫害都將終止。私人財產將受到尊重，自願組成的合作社也受到保護。
這是為右派政權制訂的計劃，但並不一定是君主制的政權，也不一定是完全反動的政權。這個計劃並不是君主主義政黨或者平民右派人士想要的，但卻代表了某種極右派與溫和右派的普遍想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也能代表中間偏右分子的想法。這一部分「開放」的計劃將被所有最終參與了叛亂的軍界指揮官接受，其中包括佛朗哥。但佛朗哥很快便將拋棄了這一計劃，奉行激進的獨裁制。
佛朗哥能夠與莫拉交流，只是通過秘密接觸（主要是簡短的加密電報）遠遠地跟進陰謀的進展。此外，他還接待了加拉爾薩塞拉諾·蘇涅爾和其他人的來訪。後來，佛朗哥堅持說他自從3月初便參與了密謀，但這也和他後來說過的許多話一樣具有誤導性。大量證據說明，好幾個星期裡，他都不肯以這種或者那種方式直接參與行動。他總是說，採取激烈的、不可逆轉的行動的時機尚未成熟，西班牙的形勢或許還有機會自己加以調整，回歸正途。他從來沒有想過武裝叛亂可以不成為一場孤注一擲的最暴烈的行為：勝算太小，左派會決心讓他們的領袖得到即決裁判權。一次不成熟的、組織不當的叛亂，將讓一切都變得更加糟糕。
老牌君主主義者路易斯·奧爾加斯將軍參與了早期的陰謀活動，結果在4月中旬被政府倉促流放到了加那利群島。他在與佛朗哥談話的時候責備他不甘心的態度，並堅持認為，一次決定性的叛亂能夠取得迅速的勝利，就像吃一隻「蜜餞梨」那麼容易。佛朗哥覺得這種想法十分可笑。在大陸上的核心陰謀人物將佛朗哥的行徑稱為「賣弄風騷」，他們對此感到厭倦。而且，因為西班牙最近開始舉辦美國式的選美比賽，一位來自潘普洛納的才子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1936年加那利年度小姐」。聖胡爾霍至今仍對佛朗哥4年前不肯支持他而心懷怨恨，並堅持認為叛亂並不需要他。有人曾引用他的話說：「無論如何，不管有沒有佛朗基託，我們都會拯救西班牙。」然而，莫拉與其他陰謀者無法對此淡然處之，因為佛朗哥的威望可能會成為一個重要因素。在近年來的軍方政治中，他一直是一個關鍵的參考點，而如果他能夠加入進來，別的許多人可能會以他為榜樣。
與平時一樣，最讓佛朗哥擔心的還是陸軍。如果武裝力量的實力與紀律沒有被衝淡，革命者將無法推翻政府，西班牙的局勢或許還有扭轉的希望。6月23日，他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給總理聖地牙哥·卡薩雷斯·基羅加寫了一封私信，向他通告有關「政府的最新軍事舉措在陸軍軍官中引起的焦慮狀態」。這些舉措包括，讓因1934年10月的兵變與顛覆而被定罪的軍官，改任其他指揮職務，融入陸軍或者其他安全部隊。最近針對陸軍的污衊與攻擊，尤其是在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發生的嚴重事件，以及隨後調離軍官們的情況，這些都更加讓人感到擔心與怨恨。佛朗哥認為，總理可能沒有得到有關這種情緒的「充分信息」，其原因或許是他現有的軍事顧問的局限性。
他緊接著又補充，他無意貶低這些軍事顧問，他們或許只是沒有得到有關方面的信息而已；但他想要申明，政府最近顯然根據一些報告採取了某些行動，但那些報告是完全不準確的。他聲稱，陸軍中的一些最有能力、最有經驗的指揮員要麼遭到清除，要麼被降格擔任其他不那麼重要的職務，而他們原來的職務則被其他軍官所取代。而軍官隊伍中90%的人都認為，替代者水平低下。
佛朗哥堅持認為，對於現有制度，那些表現出「政治諂媚」和「奴性」的人並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忠誠，因為他們在君主制與獨裁政權下也有同樣的表現。「那些讓陸軍看上去正在反對共和國的人完全歪曲了事實，而那些模仿想像中的陰謀的人們是在欺騙。」他堅持認為，陸軍是忠誠的，但想得到公正的對待。管理機構「缺乏鎮定與公正」，這是1917年的軍事執政團出現的原因；而當前，類似的問題導致了UME和UMRA的成立，這些都是「內部衝突」的預兆。對於軍事政策與管理機構的擔心只不過加劇了對「祖國的嚴峻問題」的擔心。儘管陸軍仍然是忠誠的，但不公正的狀況卻正在產生令人嘆息痛恨的影響。佛朗哥在信的結尾寫道，向卡薩雷斯·基羅加指出這些情況是「他的責任」，總理可以很容易地向陸軍的高層指揮員們求證這些情況。
內戰爆發幾個月以後，佛朗哥公開了這封信的內容。沒有任何證據說明總理回過信，連他是否讀過這封信也不清楚。批評者後來說，這是佛朗哥口是心非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但是這種判斷未免過火。他正確地指出，軍官隊伍的主要部分並沒有捲入陰謀，但他們對於政府的政策極為憂慮，而這會讓陸軍，以及更廣泛地說，會讓西班牙的安全遭到破壞。這封信是用另一種方式複述他原來的觀點。在他早先對波特拉·巴利亞達雷斯的懇求中，以及他在3月份對阿薩尼亞的懇求中，都說到了類似的觀點。佛朗哥對當時陸軍的忠誠度的說法的準確性，可以從莫拉大約同期進行的估算中得到證實。莫拉認為，可以指望參加叛亂的陸軍軍官不超過12%。據說，莫拉一度起草了退役的申請報告，而且在考慮，在已經過分牽連其中的情況下，流亡國外，一走了之。
莫拉的同謀們說服了他，讓他堅持到底但他的主要麻煩之一是馬德裡。在那裡，軍方領袖完全是分化的，叛亂控制首都希望渺茫。莫拉的計劃變得更加複雜了，起事不再像最初階段那樣被設想為一次傷亡不大的宮廷政變，而是被設想為一場歷時數周的全面軍事叛亂和小規模內戰。接著，肯定會成功的各省叛軍將分多路匯聚馬德裡，這是叛亂的第二階段。到了6月，莫拉斷定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守備隊過於弱小，不足以單獨成功；要想叛亂成功就必須從駐守摩洛哥的部隊那裡調來大部分精銳兵團。佛朗哥本人一直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佛朗哥受命指揮這些關鍵部隊，而到了6月底，他似乎第一次猶猶豫豫地同意參與叛亂（但後來他又一次改變了主意）由於他身處遠離大陸幾百英裡的大西洋上，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把他快速送到西屬摩洛哥。於是人們制訂了一項計劃，包租一架外國飛機，有關安排於7月5日第一次啟動。
左派共和國政府的政策，立足於一個風險不低的算計。它依賴於人民陣線與革命者結盟，以便得到足夠的選票維持左派共和國少數派掌權，其目標是以某種方式改變體制，以便鞏固一個徹底左派的而非暴力革命者的共和國。這際上是在賭那些革命者在短期的盡情放縱之後，能夠最終穩定下來，讓一個有序的管理機構成為可能。但在過去4年中發生了4次革命叛亂，如果現在再出現一次，則只有軍隊才能保證把它鎮壓下去。正是這種考慮讓政府克制，沒有對軍隊的領導層進行清洗。正如佛朗哥所說的那樣，因為他們擔心，這樣會不必要地把軍隊變成他們的敵人。至於說到一次嚴重的武裝叛亂，人們認為，陸軍本身就是個紙老虎。政府的領導人相信，這個國家已經經歷了決定性的轉變，這讓陸軍無法扮演重大的政治角色。他們確信，如果出現任何叛亂，只會是跟1932年的情況一樣，只不過是一種脆弱的姿態而已。於是，政府打算一方面撫慰革命者；另一方面克制自己清洗陸軍的願望。就這樣，他們腳踩兩隻船，無法或者不想堅決地靠向任何一方。
1936年晚春時候的西班牙形勢，對於和平時期的西方國家來說是前所未有的。5月底，一個人民陣線的聯盟也在法國驚險地贏得了一次選舉的決定性勝利，但那裡的後果卻截然不同。6月間，法國在一次龐大的罷工浪潮中飄搖不定。無論在絕對規模與參與罷工的工人比例上，這次罷工潮都是西班牙的罷工所無法比擬的。然而，儘管有幾批罷工者佔領了工廠，但他們的態度卻更加實際而不是革命性的，也基本上沒有發生什麼暴力行為。與此同時，巴黎的新政府採取了迅速而又堅決的行動，以仲裁者的身份下令結束衝突。分裂而變得更加激進的西班牙勞工運動更為混亂，更難處理；而且西班牙政府比較優柔寡斷，他們作出了許多讓步，卻無法拿出一個明確的政策來恢復秩序。
晚春時分，西班牙的評論員們談論的是混亂現象、無政府狀態以及革命的醞釀。早在4月，駐馬德裡的外國使團便在相互討論革命是否會發生何時會發生，以及發生時應該如何應對這類問題。到了6月，感受到威脅的人們開始對「法西斯主義」有了某種興趣。
這一切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到了1936年7月，形勢糟糕到了何等程度？人們經常公然違反法律，私人房屋時常受到攻擊；對於任何一個並未處於全面革命狀態的現代歐洲國家來說，在西班牙出現的政治暴力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些政治暴力包括：大規模的、有時是暴力的破壞性罷工浪潮，在國家南部發生的大規模非法沒收農田的現象，對房產縱火與破壞的浪潮，蠻橫關閉天主教學校，有些地區發生的對教堂與教會財產的搶奪，廣泛的新聞審查，數以千計的蠻橫速捕，人民陣線各黨派成員的犯罪現象實際上可以不受懲罰，操縱司法並將其政治化，強行解散右派組織，在昆卡與格拉納達兩省令一切反對派銷聲匿跡的脅迫式選舉，對於保安部隊的顛覆破壞，以及導致300多人喪生的政治暴力引人注目的增長。
而且，在這個國家的很大一部分地區，地方與省級政府被強行接管，但這種接管是根據政府頒布的法令而不是通過任何選舉造成的。結果，在這些地方，人們往往可以通過高壓手段組成權力機構。這種情況與1922年夏季的義大利情況雷同，當時法西斯主義者也在義大利北部接管地方政府。然而，西班牙的中間派與右派反對派在7月初仍然處於分裂與軟弱無力的狀態。如果是在其他國家，在如此令人壓抑的形勢下，人民會揭竿而起，但西班牙卻沒有發生叛亂。
一些歷史學家意識到，當時，一種前革命的形勢正在發展中；但他們的結論是，由於各個革命團體之間處於極端的分裂狀態，協同一致的大規模革命是否會發生很值得懷疑。這也是一些左派領袖所擔憂的事情，即使革命者設法奪取了權力，其結果可能會是一場革命者內部的混戰。事實上，在隨後發生的內戰中，共和國區域內曾經爆發了兩次內部革命。顯然，革命的可行性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問題，但無疑，現在君臨西班牙的，是一個沒有法律的、高壓的、暴力行為不斷增加的、為任何國家所不容的前革命氣氛。許多叛亂與內戰並不需要這麼多的挑動即可發動。比如，美國人可能會想起1775年與1861年的兩次大內戰，第一次是一次稅務叛亂；而第二次是由一次總統選舉引發的。在這兩次內戰之前，叛亂者的生命與財產都沒有像此時的西班牙那樣受到直接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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