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劇《好萊塢》：虛構歷史真的是好萊塢對當年歧視的真誠反思嗎？

最近播出的新劇《好萊塢》與好萊塢幾乎全部停擺的影視項目形成對比。

有人說那是美國娛樂產業的新興力量，對好萊塢黃金時代的一次追溯和反思。

美劇《好萊塢》著眼於幾位胸懷抱負的年輕演員和電影人，講述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圈外人如何進入大製片廠，並努力在好萊塢取得成功的故事。

影片還原了好萊塢黃金時代大製片廠的風貌，並在講述歷史之外，對歷史進行戲劇化的改寫，突出輝煌背後不平等的制度和偏見，以及歷史上被忽略的種族、性別和性取向少數群體等議題。

該劇由瑞恩·墨菲和伊安·布瑞南操刀，兩人此前已在《美國恐怖故事》、《政客》、《歡樂合唱團》等一系列頗具知名度的作品中合作。

近年來，瑞恩·墨菲憑藉出色的敘事、堅持為少數群體發聲的視角，贏得了主流影業和觀眾的認可。2018年，他與Netflix 集團籤署了獨家合作協議，去年獲得眾多好評的《姿態第一季》和近期開播的《好萊塢》，均是這份多年合約的果實。

然而，過往的成功並沒有讓《好萊塢》同樣贏得認可。

上映以來，關於本片改寫歷史的爭議不斷：

有人指責本劇的逃避主義，或是惋惜片中沒有探討更多的種族議題。

比如本劇的女主角其實是有部分白人血統的淺色黑人，而直到今天，如碧昂絲·吉賽爾·諾斯和蕾哈娜等美國大部分的黑人明星都並非完全是黑人血統，《好萊塢》卻沒有在這一點上做出反思；

也有人認為這提供了輕鬆愉快的觀影體驗，在現實如此慘澹的今天，並無傷大雅。所有這些爭議都讓人不禁思考：我們究竟應該以何種態度來面對不光彩的過去？失真的歷史是否仍值得敘說？

且慢慢敘來。

黃金時代的好萊塢，鍍金帷幕後的世界

《好萊塢》的故事設定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一位長相俊俏的退伍軍人，由於演藝事業不順，只能去一所高薪「加油站」打工。

當然，這所加油站並不簡單。在加油的同時，只要說出暗號「dreamland」，就可召喚加油站中藏匿的性工作者。

這裡的客戶，有好萊塢的臺前巨星，也有幕後的重量級人物，而當時頗為禁忌的同性客戶，更佔了這家地下「加油站」七成的生意。

這是一家在好萊塢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加油站，老闆原型來自歷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史葛蒂·鮑華思。

他並非什麼大人物，甚至要到2017年的一部紀錄片《好萊塢秘史》之後，他的故事才為人所知。

從這部紀錄片裡，我們可以窺見好萊塢封塵已久的另一面，一部靠著口述和友人回憶的地下野史。

當然，這些並不只是吸引眼球的八卦猛料或明星私生活，更是當時好萊塢壓抑制度的真實寫照。

在《好萊塢》中，同樣講述了在美國家喻戶曉的明星洛克·哈德森，以及他的製片人，由佔·柏森斯飾演的勵志故事。赫遜因為受到當時道德的約束，無法公開自己的性取向。這一現象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而類似鮑華思的地下公司，則成了他們釋放真實自己的渠道。

除了性少數群體之外，《好萊塢》還著重描繪了半個世紀前的種族偏見：

黑人演員遭遇的「天花板」，黑人編劇無法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更有第一位在好萊塢獲得聲譽的亞裔女演員黃柳霜的故事。

1935年，美高梅公司開拍《大地》，設定在中國農村。黃柳霜很想在其中飾演主角，然而美高梅因為種族原因拒絕了黃柳霜，反而讓一位德國女演員路易絲·賴納擔任這個黃皮膚的角色。

後來，她憑藉《大地》中的演出獲得奧斯卡獎，黃柳霜則因這樣的遭遇一度一蹶不振。

《好萊塢》的主角們大多是這些無形規則中的被壓迫者——黑人編劇和演員、菲律賓混血導演、被丈夫壓抑的製片廠老闆娘，和作為性少數的製片人、經紀人等。

正是對種種壓迫的感知，讓他們決定創作一部挑戰傳統規則的影片。於是我們看到了一部以黑人女性為主演的虛構電影《Meg》，以及它從創作，到拍攝、剪輯、發行以及最後評獎的全過程。

《好萊塢》結合了真實歷史和虛構情節，讓一些經典的名字重現為栩栩如生的人物，卻又在挖掘歷史之外，探討好萊塢權利的爭奪和變遷，以及少數群體遭遇的不平等。

片中，《Meg》最後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贏得第20屆奧斯卡獎的最佳影片——真實歷史中該年的最佳影片是伊利亞·卡贊的《君子協定》。

這樣好萊塢式的大團圓結局，彷佛是影片邀請觀眾參加的一項思想實驗：假如當年的影視創作者更勇敢一點，是否能讓少數群體更早一些享受到平等與自由的空氣？

從平權運動到政治正確：好萊塢的變與不變

《好萊塢》中黑人主演影片《Meg》獲獎的結局，對這個問題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但通過對歷史的審視可以發現，這一設定不僅虛構，而且並不符合好萊塢從上世紀到現在一以貫之的資本邏輯。

簡單地劃分好萊塢歷史，可以1960年代末為分水嶺，分為兩個階段。

在60年代末之前是好萊塢的經典時代，如佐治·奧威爾、希治閣、侯活鶴斯等導演的代表作，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

這一階段最成功的黑人演員是海蒂·麥克丹尼爾斯，她通過在《亂世佳人》中飾演斯嘉麗的奶媽，成為第一位黑人奧斯卡獎得主。

然而，她在公眾眼中也永遠只是那個搞笑臃腫的女僕。

六十年代以後，學生運動的興起、冷戰和核武器的陰雲、以及愈發激烈的社會衝突，都間接刺激到了新好萊塢的誕生。

著名美術設計師馬克·哈裡斯所著的《變革影像：五部電影與新好萊塢的誕生》，詳細講述了好萊塢在六十年代末周旋於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變革歷史。

1967年發行的《畢業生》、《雌雄大盜》等影片中的迷惘情緒成為當時年輕人的主流，而少數族裔在好萊塢電影中的形象，也從歧視性的醜化角色，到更為中性的幾種刻板印象。

比如亞洲人常常飾演學者、醫生、技術狂、書呆子，或是以李小龍為代表的功夫角色。

八九十年代，美國主流螢幕似乎接受了種族形象的流行，少數族裔扮演電影主角不再成為禁忌，專門的黑人電影和電視市場也悄然興起。

然而，正如加州大學的社會學家赫爾曼·格雷在《觀看種族》一書中指出的，這些表面上的進步並不是因為美國社會突然接受了「開放多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或是本來選擇種族歧視的觀眾和製片廠突然變得高尚了，而是因為老舊的大製片廠制度在新社會中步履維艱，為了拓展市場，確保利潤，大公司的決策者們看向了在城市中新興的少數群體市場。

換言之，驅使電影工業這一龐大的社會機器轉型的，並不是什麼高尚的價值觀，而是從古至今從未改變的利益爭奪的規則。

《好萊塢》了解這一規則，因為劇中《Meg》的票房大成功依然是一切的基礎。

但《好萊塢》卻沒有把握住這一規則的時代性。按照劇中的假設，只要片場的決策者多一些氣度和膽識，好萊塢的偏見就可以提早結束。

這也就預示了，個人的主觀意志能夠凌駕於社會環境之上，從而改變更大的社會結構。

可惜的是，這樣的預設並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核心。因為個人依然是社會和時代的產物，無法脫離社會環境而存在。

時代的進步也並不僅僅依靠幾個人的改變，而需要更深刻和更廣闊的變化。

導演瑞恩·墨菲曾在採訪中提到，他想要「給歷史上受到壓迫的人們一個圓滿的結局」。

然而，這樣的結局顯然是個不負責的夢。

好萊塢當時的製片廠決策者大多是猶太人，對他們來說，拍一部《Meg》這樣公開支持黑人和同性戀的影片，並不只在經濟上冒險，更是政治上的豪賭。

且不論當時的美國究竟有多少黑人市場，或者，當時有多少白人願意看一部黑人主演的電影。要知道，就算到了2018年黑人主演的《黑豹》，也算是好萊塢影史的一小進步。

在那個冷戰拉開序幕、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猶太人受到種族清洗的記憶仍然清晰，而以喬·麥卡錫為代表的政治家則明確反對同性戀，甚至將他們和共產主義聯繫起來，利用當時的紅色恐慌對同性戀進行搜捕。

這些問題，《好萊塢》統統沒有涉及，反而讓觀眾們在最後一集的頒獎典禮上，沉浸於這來得理所當然的虛假成功之中。

白人的集體記憶與道德焦慮

我對劇中的一句臺詞尤印象深刻：「我真心希望一切從未發生！」

可以想像，在平等和自由深入人心的今天，美國的年輕人很難與這段種族歧視的記憶和解。

不僅僅是少數群體為曾經受到的輕視而憤慨，懷揣更為複雜情感的，或許是作為壓迫者的白人的後代。

假如他們問自己的祖父母當時做了什麼，得到的回答可能會令他們失望。

也許當時他們的祖父母不僅沒有對種族偏見提出異議，甚至積極地參與到這些壓迫與隔離行為之中。

這對很多人來說是難以置信的，因為祖父母看上去就是和藹善良的普通人，怎麼可能與歷史書上壓迫少數群體的惡人聯繫到一起？

這對接受了自由平等價值觀的年輕白人來說，是個不可避免、又難以調和的問題。

對於調和這個問題，《好萊塢》走了一條捷徑。整部劇與其說是講述歷史，更像是現代人穿越時空去改變歷史、拯救世界。

片中的主角全都有著今天主流所推崇的價值觀，他們懷揣理想，逆流而上。就連製片廠的老闆娘也為了《Meg》不惜鋌而走險，讓整個片廠陷入被孤立的險境。

這之中的轉變是突兀的，彷佛是天降神兵，讓種族偏見的歷史提早結束。

這不僅僅迎合了少數群體，授予他們遲來的認可。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安排極為精準地體現了當代白人的複雜心理：他們多想去質問自己的先輩，為什麼不勇敢一點，為少數群體發聲？怎樣才可以避免這一切罪惡，避免今天所承受的道德審判？

某種程度而言，這與德國人在二戰之後所面對的道德焦慮有些許共通之處。

漢娜·萼蘭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對這一議題作出深刻分析。

艾希曼是德國的一名納粹軍官，也在二戰中參與屠殺猶太人的惡行。

1960年，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捕，並被送往「猶太人的家園」耶路撒冷進行刑事審判。

這場審判成為了戰後猶太人對西德追責的象徵。通過電視直播，一位又一位從集中營倖存的猶太人說出自己遭遇的暴行，而全世界的觀眾都在看著，做出如此駭人行徑的，究竟是怎樣道德敗壞的怪獸。

然而，正如萼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指出的，和所有人的期望相反，艾希曼並不是什麼喪心病狂的怪獸，也沒有心理疾病或是反社會人格。

他對家人負責，對鄰居友好，對工作盡忠職守。

假如沒有生活在納粹的道德和紀律體系之下，他會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艾希曼在法庭上，一直強調自己只是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他辦得勤奮嚴謹，追求細節，以確保成千上萬人能精確地死去。

難道這次人道主義災難的背後，真的只是艾希曼這類平庸得甚至有些無聊的人嗎？

萼蘭認為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她在書中集中探討了惡的本質及道德抉擇等哲學議題，並提出了惡之平庸的概念。她認為，導致最極端邪惡的，並不是超乎尋常的惡人，而是最平庸的普通人——平庸到沒有自己的觀點和思考的能力。

造成這次災難的，也並非少數的幾位惡人，而是在集權之下喪失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整個社會。

假如在六十年代，人們急於尋找幾位「罪人」來為歷史上的罪惡承擔責任；那么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事情顯然沒有多大的改變。

《好萊塢》採用了與耶路撒冷審判一樣的邏輯，將歷史的罪惡歸咎於個別人的選擇：當時的製片廠老闆為什麼不更大膽一些，電影人為什麼不堅持表達自我。

看，這些錯誤都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得更好，而我們會和他們不一樣。

黑與白的劃分顯然讓事情顯得輕鬆了許多，但這是否也體現了萼蘭所說的「思考的缺失」呢？

萼蘭對艾希曼的評價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爭議，人們認為萼蘭冷血無情、為罪人辯護。

這無疑再一次印證了萼蘭的觀點。當人們急於劃分立場，用簡單的是非邏輯判斷敵我，自然也就失去了思考問題更深層次原因的可能性。

耐人尋味的一點是，這部描繪好萊塢黃金時代的劇，由好萊塢當今最大的競爭對手，串流平臺Netflix出品。這彷佛是串流為傳統片商演唱的一曲哀歌，告知人們新時代的到來。

然而，新時代的作品《好萊塢》雖然採用更進步的視角，著重刻畫少數群體遭遇的不公，為平權發聲，但它依然是徹頭徹尾的主流娛樂產物。

觀看《好萊塢》就像吃糖，瞬間的血糖飆升，愉悅感衝頭而來——但很快又餓了。

這也許就是我一直痴迷美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