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下半年，中國大陸基本解放，蔣介石率殘部逃到了臺灣。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必須準備渡海作戰。為此，黨中央、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關於加強國防，建設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的指導思想和解放臺灣的需要，認真考慮了組建空降兵的問題。
周恩來親自起草組建空降兵部隊的決定
1949年8月1日，中央派劉亞樓等人赴莫斯科，與蘇聯有關方面商談幫助我國建立空軍的問題。劉亞樓於8月18日電報請示中央：「為了解放臺灣，傘兵空降登陸比從海上登陸部隊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建議軍委組建傘兵部隊。如果可以，則準備向蘇聯提出訂購運輸機和降落傘，並請其派顧問和教員。」
中央於次日復電：「原則上同意組織傘兵，但請向蘇聯同志徵詢下列各項意見：(1)傘兵條件如何？需要訓練多長時間方能參加戰鬥？訓練的條件如何？(2)據我們所知，國民黨也曾有過傘兵的組織和指揮，但從未使用過。我們有人民條件，有遊擊戰爭經驗，自與他們不同，但傘兵登陸或者是海上登陸的配合，或者有適當的群眾及地形條件進行近距離的擾亂，這樣需要多少人方能擔任上述任務？(3)蘇聯空軍負責同志對我們組織傘兵的意見如何？我們的條件是否具備？」
劉亞樓遵照中央指示，與蘇聯空軍負責人進行了磋商。同年11月，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決定由政務院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自為中央起草組建空降兵部隊的決定。1950年2月15日，中國政府向蘇聯政府聘請顧問41名，訂購降落傘300具，為空降兵部隊的組建創造了條件。1950年4月17日，中央軍委正式發布命令：抽調人員組建空降兵部隊。
根據空降兵處於敵後獨立作戰，必具英勇頑強、機動靈活的特點，中央軍委要求從各軍區、野戰軍抽調一批戰鬥英雄和班、排模範幹部組建空降兵。
1950年5月27日，中央軍委又電告各部：如確難按條件抽調，其不足者，可以一、二等功臣補充；如仍不足時，則按政治可靠、身體健康、戰鬥勇敢、表現好等條件，從戰士中補選。空降兵部隊領導機構的組建，要從有指揮作戰經驗的步兵師、團、營領導幹部中選拔。中央軍委組建空降兵的決心，給負責組建工作的同志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同年7月17日，中央軍委確定部隊番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陸戰第一旅。
萬事開頭難。籌備組建空降兵部隊困難很多，工作千頭萬緒，除大力選調幹部、抽調兵員和籌措物資等項工作外，首先抓了兩方面的工作：
一是確定編制。組織多大規模的空降兵部隊？怎麼個編法？當時沒有經驗，只能向蘇聯空軍學習。經空軍領導機關同蘇聯顧問團研究，參照蘇軍建設空降兵的經驗，考慮到解放軍的實際情況，本著敵後空降、小分隊、配合正面部隊作戰的基本指導思想，確定旅機關設司令部、政治部、炮兵司令部、供給處、技術處、醫務處等機構；作戰和保障分隊，設狙擊第一、二、三、四營，1個迫擊炮營，幾個戰防炮營，1個坦克營以及通信、偵察、高射機槍、工兵、運輸、衛生等直屬連隊，全旅共計3884人。這個編制基本上是照搬蘇軍的，某些職務名稱也是沿用蘇軍的，如後勤副旅長、技術副旅長等。但政治幹部的編制、名稱則是按解放軍的傳統設置的：旅有政治委員、營有教導員、連有指導員、機關有政治協理員，而且各級均設副職。
二是選擇基地。空軍領導認為，根據當時空降兵部隊只有一個旅，除了主要擔負解放臺灣的任務外，還要應付國內各個方向的突發事件等情況，訓練基地選在中原地區比較合適。為此，空軍副司令員常乾坤帶領蘇聯顧問於1950年5月5日赴開封、鄭州、新鄉、安陽等地進行實地勘察，5月9日向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寫出報告，認為開封、鄭州兩地可以作為空降兵訓練基地。聶榮臻於5月23日批示同意。隨後，中央軍委電令中南軍區，責成河南軍區將開封機場附近原日本兵營和鄭州機場附近的房屋全部騰出交空軍陸戰旅使用。河南軍區接到命令後迅速行動，很快把房屋騰出。旅組建後，由於開封一地能容納全部人員，故未進駐鄭州機場。
空軍陸戰第一旅的旅部領導機構，是中央軍委責成第三野戰軍組建的。軍委於1950年7月發布命令，任命陸軍第二十六軍七十七師師長王建青為旅長，陸軍二十軍軍部師參謀長方銘為副旅長，陸軍三十一軍九十一師副政委丁釗為副政委，陸軍二十一軍六十三師政治部主任林震為政治部主任。
7月初，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在南京找王建青談話，交代了組建傘兵旅的任務。此前到達北京的蘇聯顧問團團長沙別裡車夫，也專程到上海與王建青見面，商談了有關組建事宜。後因王建青身體不符合傘兵條件只好調離。1950年10月，陸軍第二十八軍參謀長朱雲謙任旅長。旅黨委成立後，朱雲謙兼任黨委書記，丁釗為副書記。
1950年7月26日，旅部領導機構在上海組建，多數幹部是從三野第九兵團選調的，由先期到達的王建青、方銘、林震主持，召開了機關成立大會。8月1日，旅部機關從上海移駐開封並進一步充實了機關幹部。
蘇聯顧問團一行41人，在旅機關到達前，於7月底由空軍領導機關人員陪同從北京先期到達開封，由開封市政府負責接待，暫住市交際處。到9月，營區內「顧問樓」修好後，才搬進營區。顧問團除旅長顧問沙別裡車夫上校外，還有政治委員顧問朱伯柯中校、參謀長顧問巴拉斯基中校，旅機關的炮兵、作戰、傘降、通信、工兵和後勤、醫務等部門都有顧問。7個營也都有營長顧問、傘兵科長顧問和若干疊傘員(傘降教員)。顧問團對旅的工作實施全面幫助和督促檢查，適時提出建議。在編組部隊時主要把體檢關，有疑難情況時都是請醫務顧問最後決定。平時大量的工作是幫助進行軍事訓練和加強行政管理。
旅機關到開封後，立即投入到部隊的組建工作中，主要任務是接收陸續從陸軍調來的大批人員，進行體檢和編組部隊。當時從第一、二、三、四野戰軍和東北、華北、山東軍區中的37個軍和3個軍級單位共抽調來6862人。這些調來的同志對傘兵很陌生，想法很多。願當傘兵的是多數，希望體檢合格；也有不想幹的，希望體檢淘汰。因此，首先是進行動員教育，接著逐個進行體檢，邊檢查邊編組，合格者立即編成建制分隊；不合格者另編，待命調走。為保持各個戰鬥部隊(特別是某些主力軍)的優良作風，對體檢合格的，採取以某一個軍選調來的人員為主編為一個連的原則進行編組。
為了配好幹部，採取按原職使用，優中選優，既儘量照顧原部隊的幹部帶原部隊的兵，又適當搭配的原則。通過看檔案，找帶隊負責人介紹情況和同本人面談等辦法，初步掌握幹部情況後，任命各營首任營長、教導員。經過1個月的緊張工作，體檢合格者5053人，佔調來人員的73%。8月底，機關和部隊按編制基本編組就緒，全旅實編5000餘人。部隊軍政素質較高，黨員佔73%，戰鬥英雄、模範、功臣佔93%，在陸軍直接參加過戰鬥的佔83%。大批戰鬥英雄、模範、功臣抽調到空軍陸戰第一旅，帶來了各野戰軍的好思想、好傳統、好作風，成為空降兵建設的一支可貴的骨幹力量。
新中國第一支空降兵部隊於1950年9月17日正式宣告誕生
部隊組建起來後，幹部、戰士有了固定的單位，組織上落實了，思想也隨之穩定下來。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各項條件都很差，財源匱乏。本著勤儉節約、因陋就簡的原則，儘量改修舊房，不蓋新房，將馬廄全部改為住房；衛生連和軍械倉庫都是利用舊房；旅的「禮堂」也是利用一個大倉庫。當時只新建了一個必備的傘庫和烘傘房。再就是為照顧蘇聯顧問的生活，把一棟舊二層樓修整了一下，增加了取暖和衛生設備，也沒有建新房。旅機關辦公室，是利用一棟已燒毀的僅存四壁的兩層樓重建起來的。這樣做，既為國家節省了開支，又很快滿足了部隊組建的需要。環境雖然艱苦，但經過教育，部隊幹部、戰士都能正確對待。
1950年9月17日，空軍陸戰第一旅在開封營區召開了成立大會。首先組織了閱兵式，接著宣讀了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首長發來的賀電、賀信，給全旅指戰員以極大的鼓舞。第三野戰軍周駿鳴副參謀長代表中央軍委給空軍陸戰第一旅授軍旗，並講了話。河南省人民政府牛佩琮副主席、河南軍區陳再道司令員、蘇聯顧問團團長沙別裡車夫相繼講話，熱烈祝賀這支部隊的成立，並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旅長王建青代表全旅指戰員進行了莊嚴宣誓。宣誓後，在雄壯的軍樂聲中，由副旅長方銘率領，進行了分列式表演，部隊以良好的軍容，整齊的步伐，展現了傘兵的雄姿。從此，新中國有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隊，並將9月17日定為空降兵誕生紀念日。
9月27日，中央軍委根據三野副司令員粟裕的建議，經毛澤東批准，決定將華東軍區軍政大學第七總隊(即傘兵總隊)中的部分人員調歸空軍陸戰第一旅。第七總隊是由1949年4月15日起義的國民黨傘兵第三團改編而成的。按照思想表現好，身體健康，到部隊後有適當工作安排和本人自願的原則，挑選了30餘名幹部、350名戰士，由總隊長劉農畯率領，於1950年10月11日到達開封，加入了解放軍第一支空降兵部隊行列。劉農畯先後任旅參謀長、副旅長。調來的幹部、戰士都安排了適當工作。
空軍陸戰第一旅成立後，面臨的緊迫任務是使指戰員迅速掌握跳傘技能和空降敵後作戰的戰術、技術，以便能擔負戰時作戰任務。為此，從1950年9月18日起，即開始了為期10個月的突擊訓練。為了勝利闖過跳傘關，旅黨委按照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的原則，動員大家既要積極地學、大膽地跳、樹立一定能學會的決心和信心，又強調嚴格按操作規程辦事。在訓練部署上爭取首次跳傘成功，以積累經驗，培養骨幹，樹立信心，鼓舞士氣。
鑑於傘勤骨幹力量和傘的數量有限，旅採取了地面訓練普遍開展、實施跳傘分批進行的辦法。在旅成立大會的第二天，便抽調了部分幹部和骨幹突擊進行傘降試驗訓練。在蘇聯顧問的直接指導下，僅僅經過11天的地面訓練，大家便掌握了跳傘的動作要領和疊傘技術。9月29日，部隊在開封市組織了新中國傘兵第一個跳傘日。旅司令部作戰科長王佑民、傘兵科科長何廣田等62名幹部、戰士進行了首批試跳。從第一架飛機上第一個跳出的是戰鬥英雄、一營營長崔漢卿，其他幹部、戰士也緊跟著勇敢地跳出，都安全著陸。在現場參觀的全旅指戰員見此情景無比興奮；跳下來的同志懷著勝利的激動心情，向旅領導報告：「首次跳傘成功!」
旅領導親自給62名同志佩掛了跳傘紀念章。這次試跳，揭開了空降兵「從天而降」之謎，極大地鼓舞了幹部、戰士跳傘的信心和勇氣，全旅上下興高採烈，爭先恐後要求跳傘。
在首次跳傘成功之後，部隊一方面抓緊培訓傘勤骨幹，組織他們多跳，積累經驗，並學習傘降訓練理論和方法；另一方面組織部隊突擊傘降訓練。經過緊張的地面訓練，到1950年11月底，跳傘人數已達2032人。至1951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全旅身體合格的幹部、戰士都完成了三至五次跳傘任務，未發生嚴重事故。1951年3月14日，還組織沈元珍、李朝旭、毛鎮夷、凌衝珪等4名女翻譯進行了第一次空中跳傘。她們成為新中國的第一批女跳傘員。
循序漸進開展近似實戰的空降訓練和演習
部隊普及跳傘後，各個分隊便投入了以技術、戰術為主要內容的突擊訓練。按照由簡到繁、由低到高、循序漸進的原則，採取先幹部後戰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互教互學的方法，較快地提高了部隊的技術、戰術水平。
在完成單兵技術、戰術訓練的基礎上，進行了班、排、連、營的攻防戰術訓練。1951年4月，在開封縣朱仙鎮等地進行了以排為單位、以攻防為主要內容的野營訓練；5月，全旅12個步兵連分別實施了奪取、扼守開封機場的空降戰術演習；5月底，在鄭州進行了以空降敵後方，奪取與扼守機場、火車站為課題的旅、營兩級首長、司令部帶通信工具的空降戰術演習；6月，4個狙擊營分別進行了奪取開封機場的空降戰術演習。上述不同規模的空降戰術演習，都是臨時出情況，採取突然空降的方式進行的，使各級指揮員的組織指揮能力得到近似實戰的鍛鍊。
全旅經過10個月的突擊訓練，圓滿地完成了訓練計劃，取得了顯著成績。部隊情緒高漲，團結一致，有效地克服了初建時的和平麻痺思想、居功驕傲情緒和紀律鬆懈的現象。部隊的技術、戰術水平有了較大提高，戰鬥員不僅能隨身攜帶輕武器和裝備跳傘，而且學會了用空投袋空投重機槍、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重裝備，並在著陸後能迅速從空投袋內將其取出等動作。根據當時的戰術、技術素質和運輸機條件，部隊的作戰能力已達到可以擔負1個加強連(配屬重機槍、迫擊炮、無後坐力炮等，共200人左右)空降敵後的作戰任務。
1951年6月28日，由副旅長方銘率領狙擊第一營第二加強連演習分隊，參加了南京軍事學院在安徽臨淮關組織的河川進攻聯合演習。這次演習由劉伯承院長親自擔任總導演。演習分隊充當空降兵團空降在敵主要防禦地帶與第二防禦地帶之間的炮兵陣地上，以部分兵力阻止敵預備隊機動，主力則配合正面部隊強渡淮河。
正式演習那天，天降濛濛細雨，但演習仍按預定計劃進行。9架C-46飛機編隊從南京起飛，上午10時一次空降集合完畢，迅速向預定目標展開攻擊。著陸時，有3名戰士扭傷了腳，仍忍著傷痛一直跟著部隊堅持到演習結束。演習中各級幹部指揮果斷靈活，部隊動作逼真，較好地完成了演習任務，受到演習指揮部的好評。
1951年上半年，部隊還受領了參加首都國慶兩周年閱兵的光榮任務。命令下達後，全體受閱人員始終保持高昂的練兵熱情，腿練腫了，腰練疼了，仍繼續堅持訓練。經過3個月的刻苦訓練，人人達到了要求。閱兵前，朱德總司令驅車來到空降兵方隊駐地，一一詢問了傘兵們的生活、訓練情況，使全體人員受到極大鼓舞。
10月1日上午，人民解放軍空降兵方隊以嚴整的軍容、整齊的隊形、雄健的步伐，通過了天安門廣場，光榮地接受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此舉也正式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已經有了空降兵這個新兵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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