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寫。不。出。來。
抬頭看電腦，一片空白，低頭兩行淚，時間都去哪了。無論你現在正在寫畢業論文、年終總結、項目方案、新聞稿件、設計畫圖、告白情書……，只要你寫不出來，我們就是兄弟。
這種既想逃避，又無處可逃的焦慮，是每一個腦力勞動者的噩夢。
如果你有過，一定也能從最新的日劇《寫不出來》中找到共鳴， 「哈哈哈哈這不就是我嗎！」——「嗚嗚嗚嗚原來世界上不止我這樣啊……」 一出「同病相憐」的輕喜劇，意外地能夠給人一些現實的治癒。
故事很簡單，家庭主夫吉丸圭佑是個十八線代寫編劇，5年內，只寫了不超過10集的劇本。但一通電話找來，一個由超人氣明星主演，將於黃金檔時間播出的電視劇編劇任務，意外落到了他頭上。
天降餡餅的真正原因是，劇本未成形，但需要整個團隊在3個月內完成寫劇本和拍攝的任務，沒有編劇接這個燙手山芋。無人可找的時候，圭佑被抓來頂包，在「寫不出來」的抓狂中，開啟了他沒有條理的編劇生活。
這是一個很容易被代入的故事。
它細膩刻畫了職場打工人「腦力下線、被迫擠牙膏」的真實狀態。
大概只有日劇有這樣的魔力，它總能撓到人心裡最癢的地方，令你看劇的時候內心無數次狂喊，「這不就是我嗎」 「終於被看見了」，瞬間與編劇有了一種惺惺相惜的感情鏈。
作為一個資深「寫不出來」選手，我可以做出準確總結。寫不出來，有三座大山難翻：強人所難的要求、要命的DDL（截止時間）、難以抑制的消極情緒。
在劇裡，製片人、導演、助理三言兩語定下了一個主題模糊的框架，強勢下派任務：男人味十足，沒有任何女性角色的刑偵劇，明天早上交大綱，要求是「戳中熱點、爆紅出圈就行了」。
甲方的要求總是如此任性且粗暴，圭佑沒有任何跟他們溝通對話的空間。
不難想像圭佑的反應——壓力山大，不知從何下手。
對著電腦發呆、空想，為了鼓勵自己，先把標題和署名打上，然後繼續一片空白。
下一步，我們的慣用思路是，在大腦裡檢索同類項，看同行怎麼操作，借鑑一下。
圭佑也想到了同類型劇作，卻記不清內容。
打開電視，屁股還沒沾到沙發，就彈起來自言自語：「哪有功夫悠閒地看電影啊！」回到工作檯卻念叨著DDL，寫不出來。
在家裡寫不出來，出去遛個彎兒，想著找個採訪獲得一些真實經驗。是個好辦法，但，麻煩又來了，去哪裡好啊，採訪誰啊？時間根本來不及。
圭佑N遍念叨著「我什麼都想不出來」，天已經黑了，毫無進展，距離開會只剩下13個小時，「完了完了」。
這些自我壓迫的瞬間反應，真實、親切而熟悉，想替男主流淚。
男主角不管是站著、坐著、躺著、走著，都對他「完成任務」於事無補。但他又必須要做，從一片空白的腦子裡擠出字來，要從虛空中抓到靈感的麻雀，並使它準確地投進甲方的籠子。
「我要寫，我要寫，總而言之必須要寫……該怎麼寫啊！」 他在心裡默默喊出大多數人的心聲：「能火就行了，哪有那麼容易火呀！」
發呆、坐立難安、抓頭髮、強打精神，然後告訴自己要冷靜。
通宵之後，踩點交差，但大綱被否定了。
從頭再來。
《寫不出來》從第一集就給人一頓「人間真實」的暴擊，在創作中反覆地自我折磨，陷入痛苦的惡循環，滿滿的焦慮感，是以「創作」為生的職場打工人、學術民工的真實寫照。
尤其讓我想起了無數個一個字一個字敲擊鍵盤、前後增調刪改，半天產出不過百字的難產日子。
如鯁在喉、如芒在背、如坐針氈，堪比便秘。
在我寫不出來的日子裡，我愛上了寫作之外的一切事物。
平常不看的爛劇，是我寫不出來時候的解藥；一般不做的家務，是我寫不出來時候的強項；我刪掉了手機電腦裡的一切遊戲，卻隨時會愛上任何一件消耗時間的玩意。
這些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細膩心思，被日劇一一抓住。《寫不出來》戳中了一些社會人的痛點，把它戲劇化地放大，藉助略顯誇張的表演，將人物的內心掙扎恰到好處地外顯。悲喜交加、節奏輕快，是這部劇給人的第一觀感。
毫不懷疑，之後的劇情走向，不會偏離勵志的大方向，主人公將繼續在「寫不出來」的吶喊裡，藉助家人的鼓勵和幫助，從家庭主夫向有代表作的編劇逆襲。
隨著圭佑一步步達成目標，它也將一併完成幫助觀眾解壓和治癒的任務。
「寫不出來」才不只是普通人的煩惱。
那些站在創作頂峰的行業翹楚，同樣經歷過「難產」的煎熬。
持續高質量創作，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巧妙組合。又所謂厚積薄發，水龍頭開閘需要神來之手，但它什麼時候動手，卻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一座座高峰當中，創作苦逼的典型，必須有「宮崎駿」的名字。
他是一個漫畫大家，卻絕不是一個下筆如有神的人。他是一個喊著「繼續工作也出不了成果」，讓人有些心疼的白髮老人。
創作開頭難，對宮崎駿這類行業大咖更是難上加難。
繪《懸崖上的金魚姬》原畫的第一天，他明明早上才想好的開頭，下午又開始猶豫。無法落筆的原因是，他在兩個開篇場景間搖擺，從男主宗介開始，還是從女主波妞開始？一個更容易理解，一個更有趣，真糾結。
「僧敲月下門」好，還是「僧推月下門」更好？中外的大家們都有細節上的苦惱，甚至比我們普通人更全方位多角度地體味過「寫不出來」的痛苦。
畫不出來時，宮崎駿有很多小動作：廢紙扔進垃圾桶、站起又坐下、雙手抹臉、把禿頭髮抓撓個遍；坐著時，一會兒抖腿、一會兒盤腿；起身時，屋裡來回踱步，或躺倒睡覺；反覆翻看日常積累的創意本，結果也沒派上用場。
宮崎駿也抽菸，不過一直叼著不抽，只在焦慮難耐的時候點燃。
菸酒茶咖啡，是古今中外刺激創作的熱門必備。李白鬥酒詩百篇，巴爾扎克是咖啡狂魔，弗洛伊德是雪茄狂魔，一天最多20支。
為了對付那些「寫不出來」的時刻，大師們的癖好千奇百怪，相比之下，宮崎駿如此痛苦，卻只能算普通。
德國詩人席勒有個怪癖，喜歡在工作室的抽屜裡收納爛蘋果，似乎那種腐爛的氣味能讓他見到繆斯女神。
海明威喜歡用金雞獨立的姿勢寫作，因為這會讓他處於一種緊張狀態，迫使他儘可能言簡意賅。
班傑明•富蘭克林喜歡脫光衣服閱讀或寫作，思如泉湧。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對散步的時間很迷信，每天精準散步兩小時，早幾分鐘晚幾分鐘進門都不行，據說是害怕有厄運找上門。
作家杜魯門•卡比特，他絕不會在星期五開篇或完稿，酒店房號涉及數字13就要換，菸灰缸裡的菸頭也從不多於3個。
狄更斯不管在哪睡覺，床必須朝北，說是這樣可以讓他的創造力找著北。
創作就像在腦海中垂下一根釣魚線，為了讓魚兒乖乖咬鉤，大咖們也是蠻拼的。
但這些怪癖是否跟靈感有必然聯繫，就是門玄學了，又或者，這些不過是迎接靈感的一種儀式。
靈感上鉤之前，任何人都將和 DDL、自我要求、消極情緒拉扯作戰。
1858年9月19日的一篇日記裡，大文豪列夫•託爾斯泰寫道：「很愉快。決定了，應當愛、應當勞動！就這樣。」可第二天的日記裡他寫著：「很累。不想愛了，也不想勞動了。」
一時起，一時落。誰沒有這樣痛苦的瞬間，沒有對未來的期待，和對自己失能的憤怒。
那些站在文學巔峰上的大人物，其實都有自己的平庸時刻，也會為此糾結痛苦。想到巨星尚且不易，小人物們也許會開心一點。
那些寫出來的人又有怎樣的故事和情緒波折？
福樓拜分享過「寫出來了」的高峰體驗。
他倒在長塌上，動彈不得，自怨自艾，突然靈感到來了，「十五分鐘之後，一切都變了，我的心因歡喜而怦怦直跳。」
寫不出來有多痛苦，寫出來了就有多快樂。
一如宮崎駿抓住最能打動人的畫面，落在畫紙上，那種豁然開朗、如釋重負的欣喜一掃先前的陰霾，那張泛起笑容的臉說明，痛苦是值得的，終會過去的。
但不管有多少次撥雲見日的驚喜，我們仍舊羨慕那些只有快樂，鮮少痛苦的創作者。
筆耕不綴的村上春樹，就是一個快樂小說家。
在他《我的職業是小說家》的書裡，回憶起寫第一部小說時候感受到的「舒爽」和「快樂」。他坦言：我從沒覺得寫東西是苦差事，也從來沒有因為寫不出小說而勞神苦形。
他說，如果不快樂，寫小說的意義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了，他不贊同把寫小說當作服苦役的想法。「每天清早對著電腦開始左思右想：好了，接下來寫什麼呢？這時候真是幸福。」那種滿是新鮮感的期待就像個孩子：「我只想坦率地對這種狀況表示感謝，並且像保護受傷的鴿子一樣珍愛地守護著獲得的「小說家」資格。」
對中國作家嚴歌苓來說，寫作於她，「是一種秘密的過癮」。她漸漸改變了「創作是一件悲壯的事「的想法，因為她發現，自己其實是在偷著樂。一些意外的詞句落在紙上，組成了人物細節、行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過一點兒不適，就達到了那種極端的舒適，自由了，為所欲為了。
她試著不寫，但內心痒痒，她形容那種感覺，「就像沒醒透似的，新陳代謝都不對了。」又或者像對茶和白酒上癮，滋味上，一開始並不討好，苦澀或辛辣嗆鼻，但小小受罪，經過一番刺激，卻也給人一種升華和自由。
帶給她創作刺激的是這樣一條法則：「要對別人的故事感興趣，我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她尤其在意的是細節，她堅信故事可以編，但細節的失真，是整個故事的潰敗。
享受創作本身，全情投入，這或許是他們高產但不損傷品質的秘密。
還有一些人，他們的寫作，是為了化解自己的痛苦，比如三毛、蕭紅、遲子建。但創作並不總能與現實加諸的苦味達成和解。
失去丈夫荷西之後，三毛在愛與痛的邊緣，寫下非常多的好文章，但三毛的結局，我們都知道了，寫作也沒能化解她的苦。
創作背負很多人的希望。但首先承載的，是執筆之人自己的愁。
寫不出來的苦悶和理由大抵相似，寫出來的，也不全是快樂。
作者 | 施晶晶
編輯 | 何 焰
排版 | 肖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