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可能闖禍,我也要寫出來 | 專訪朱天心

2021-02-19 華文好書

朱天心

正如其名作《古都》開篇那著名的質問:「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遍歷錯愕,歲月水系的急迫漫漶中,朱天心命筆追記自一九七零年代末隨「胡爺」胡蘭成踏勘京都風物以來,三十餘載落花夢緣京都行旅的世事煙塵、所見所感、「不缺頁的日記」,更蕩開逸筆,秉持胸次內「士」的良知,書寫當時當地的不認同、不畏縮、不否棄、不更易——她稱之為,「捍衛微緲的一己記憶」。那許多細數、漫述,正色辯難,濃愁耿耿,霧中沼澤般無力無可掙脫,揮之不去的昔時關鍵之謎,在在明示朱天心「記憶書寫」中最可寶貴的「直」,直見,直面,直現赤誠的靈魂時刻,直言不可言說的言說:去聖悠遠,寶變為石。——阿城有言:天心的強悍,即在於不繞。

不迂迴游離、偽飾雅格的朱天心,自《時移事往》、《昨日當我年輕時》、《我記得……》,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就一直將「記憶」作為自己文學「言志」的重要命題,張大春則以老靈魂的「時間角力」命名之。而在《三十三年夢》書中,她的執拗與執著就更是淋漓發揮,浩蕩的、博淵的、文學森林星光烈焰般的,唐諾、朱天文、侯孝賢、楊德昌、蔡琴、張大春、葉美瑤、詹宏志、王宣一、駱以軍、吳繼文、林俊穎、張萬康、初安民、錢永祥、林燿德、朱高正、陳宜中、藍博洲……櫻花曼舞的幽邃古都,亦是島嶼文事的究極處、酣暢處。「不夠熟的人,不夠喜歡的人,是不會與之一起同遊京都的。」簡簡單單一句話,簡單的一聲「同遊」,其中多少況味,就要讀者自書裡書外,各自擰眉索解了。

於朱天心、唐諾即將因《三十三年夢》簡體版的終於出版而再次訪問北京的八月初始,騰訊文化與天心老師相約在臺北,一間東區的老咖啡館,老臺北式樣的茶點和音樂聲中,談書中內容,也論周遭種種。所約之處,是他們一家三口共同的寫作地,短短寒暄後,唐諾和海盟各自尋咖啡廳一角落坐下,或寫或讀,開始一天的「功課」,開闊的窗影返照街景,靜謐中,「強悍而敏感」。

騰訊文化:天心老師,《三十三年夢》在《印刻文學生活志》上的連載始於2014年年初,繁體版成書於2015年下半年,到理想國這次推出簡體版,就又隔了兩年才出,可否先請您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書的源起,以及您現在是怎麼看《三十三年夢》這本書的?

朱天心:寫這麼一本書,有大背景,也有小背景。大背景是我一直在想要寫的那個長篇,《南都一望》。這個長篇準備了很久,也試過開筆,但一直寫不成。寫的時候其實一直犯的是初學者的毛病,很急著把自己的想法一直一直塞到裡面去,人物還沒活起來,就強迫他們當你的代言者。當然這是一場失敗,也許別人看不出來,但是我自己知道因為自己心急把這個小說給毀了。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覺得好像該先做一點什麼,把我自己的個人所有的意見想法,現實面上先把它做個了斷,算是「清理戰場」,大的背景是這樣。那一般我很怕人家說寫成了回憶錄,自己覺得是後中年狀態的時候,我起碼自己覺得還在往前衝的時候,怎麼會掉頭去看呢?我並不會希望用回憶錄來定義它。所以我就選了一個比較輕鬆的形式,我20歲的時候胡蘭成老師帶我們去京都,那到開筆寫的時候算起來正好33年,這一路走來京都我去了超過30次以上,由此我就像,不如用京都當一個舞臺,把我每一次舞臺上發生的事情,還有這個舞臺(京都)和那個舞臺(臺北)之間的事情都做個交代,大致是這樣。

朱天心和唐諾

騰訊文化:那麼,這本書現在達成了你的想法了嗎?

朱天心:本來就是對自己交代,寫的時候也不會去顧慮到任何人,這是我的記憶,我不會考慮到會不會跟集體的記憶,跟他人選擇性記憶、選擇性遺忘的結果有任何的扞格,這不是我要考慮的。對我自己來講,求仁得仁,可以說有做到我當初想做的。

騰訊文化:所以當初它的兩層意思,一層是要自己清理思路,清理之後可能為後面的寫作做一個鋪墊,這後面一層的效果呢?

朱天心:目前看起來,因為下一個階段遲遲到現在還沒有開筆,我還沒被考驗出來,可是最起碼我是覺得我的行囊會輕鬆很多。還是那句話,「求仁得仁」。

騰訊文化:您過往的寫作一直在紀實與虛構之間,以「記憶」與「時間」作為主題,代表性的像《我記得……》、《時移事往》,在這一次的創作,是不是有意在將這個主題做進一步的深化?

朱天心:倒是沒有很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因為覺得寫的時候只能牟足全力如實落筆,感覺好像這是一個最後的整理,所以這次要是沒有把它搬出來做好歸檔,對我個人來說是永遠就不存在了。在寫的時候,因為它是散文而非小說,只能夠如實再如實,無法再意識到還可以去做一些作為小說技藝可以炫技的,或者必須做虛化處理的那個部分。在寫的過程中,像某些部分,好比去的兩次,有些或短或長,有些一年去個兩三次,有些是三四年才去一次,三四年中間的變化也非常大。我自己就完全是很隨性的,覺得哪些會對我印象最深刻或者意義最大的,就這樣寫出來,完全是以自己為主。

騰訊文化:那您的這種以「自己為主」的寫法,也會關聯所謂「文學場域」的問題,所以在連載的時候,《印刻》總編輯初安民先生有提出什麼要求嗎?比如要怎樣不要怎樣之類的,還是完全由著您「自己為主」地寫作?

朱天心:他完全沒有,沒有要求過,有時候看到會倒吸一口氣說,天心你這樣寫會惹禍。可是他沒有任何別的意思,依舊照樣會登出來。初安民跟我的關係始終是朋友重過出版者跟作家的關係。

騰訊文化:在剛剛結束的香港書展上,您有講到關於文學盛世已逝這樣的話題,但是如果有的時候可以有這樣好的編輯者,至少還是為文學在保留某些機會和可能。

朱天心:臺灣文學市場的大萎縮,我覺得我個人很幸運,像初安民,尤其是我們一代之人,在臺灣所謂的四年級。他大我一歲,在價值信念上或者對文學的信仰上,都更接近。我跟安民聊,我們確實是一代的人,他會比較理解你的寫作態度,寫的這麼少,好比上一本書,市場熱熱的,你不趕緊趁勝追擊,偏偏停下來,放個五六年,如果作為一個出版人,急都急死了,可是作為一個朋友,他是很理解,我自己不敢講他會說欣賞,可是他會理解,還會持續出版。這非常重要。

作 者:朱天心

出 版 社:學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07-01

騰訊文化:順著這條線其實我們就能想到,您經常在書中會講到幾家人同遊京都或者在日本的情形,我們會在書中看到早年的張大春、駱以軍、詹宏志和他們的家人,都是大陸讀者很熟悉的一些面孔。可以感覺在「同遊」的情形下,其實我想那也是一種幾近失落的氛圍和狀態。

朱天心:那其實很像是周杰倫或者誰誰哪個明星,談戀愛的時候喜歡把當時秘密戀愛的女生帶到國外沒有人認出來,有時候我覺得好像是那種氣氛一樣。一個你很喜歡的地方,有很多很豐富的記憶,當時最好的朋友,就是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你很希望好朋友可以看到你,就是很單純的。

騰訊文化:在整個交流的過程中,您寫到了非常多有趣的場景,比如海盟講「不存在的騎士」來戲弄大人們還有天文逛街東看西看故意走很慢的那些東西,其實這個可能對不那麼熟悉臺灣的文壇和政事的大陸讀者來說,很有效的切入文本的角度。

朱天心:實際下筆的那刻,就像書打開的第一個篇章一樣,每次覺得京都對我來講是鬼影重重的,你每次去的時候,其實就很像是蒙太奇的手法,你仿佛真的會看到海盟還躺在嬰兒車的時候,也會看到長到跟你快一樣高的時候,我們開始第一次感覺到哥們兒感情,那也是在京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我一去那個地方就好像身處在異次元空間。

騰訊文化:我也能看到您在寫到2005年之後,同行者的部分,就寫成了「海盟」,而不是之前的「盟盟」,這應該其實也是您感覺到她成長的狀態。包括像駱以軍、吳繼文,第一次同去的時候,寫的是全名,之後就寫成「以軍」、「繼文」。

朱天心:是,你看的真細。可能這是最自然的呈現,所以我說你讀的細,而我自己都沒有這樣的自覺。在回憶的每一刻,都是儘可能貼著真實走,可能很自然就會留下這樣的軌跡在。包括後來不再來往的,這些軌跡也都保留。

騰訊文化:當然這也可以延伸到您對散文創作的觀念,因為總體來講您還是以寫小說為主,像《三十三年夢》裡面這種對真實的「時移事在」的軌跡的把握,包括對於「不方便的記憶」的記錄的方式,其實是您過往的創作中比較少呈現的,那這是不是您所認為的散文寫作的關鍵所在?

朱天心:散文有它很不方便的地方,作為一個小說創作,會小說創作這門技藝的人,寫寫可以偷懶,這個地方好難寫,或者碰到困境就飛走了,所謂的虛構,就可以飛走。當然也有你不耐煩那個現實,或是你受不了這個現實,或者你討厭極了現實,我去虛構我的黃金國度,很多作家都是這樣做,像陳映真就是這樣。可是你選擇散文文類,你只好咬緊牙關,你碰到再討厭的現實,再不想面對的都得去選擇直面。它也可以去到小說去不到的地方,那小說可以逃走,散文就是得貼著現實走,走到多麼無趣、多麼殘酷、多麼平庸的地方,你都得跟著去。所以我也很喜歡看小說作者寫散文,看他不逃的時候老老實實寫到最後一刻時候,你也會看到小說看不到的地方。我最近很吃驚有一個朋友前兩天跟我聊天還講,《三十三年夢》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我聽了非常吃驚,她小我兩歲,是跟我一輩的,怎麼會問這個問題?《三十三年夢》裡面沒有一言是假的,也許可以說有些對人對事的看法是不對的,或者是有偏見、有偏頗的,可是絕對不至於說是會脫離我認為的真實。尤其你意識到同代的人或者是眾悠悠之口,絕大部分的人有意一起不去「看」某些事情,因為那些你「不方便」面對的真相,有意遺忘或是真的無意,因為那些被標識為太不重要,太卑微或太緲小,就不再看,乃至當它不存在。尤其你在面對時更是覺得你在場看到了,你就有那個責任:你再不說沒有人會說。雖然那些講出來的東西,對很多人來講或許是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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