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

2021-02-08 姚言書事


 

2015年秋天,《印刻》初安民大哥來深圳參加《新周刊》年度頒獎禮,當天有點空,我們一行三人直奔張清的「營地」——觀瀾高爾夫球會內某酒店公寓。閒聊間說起一本書《三十三年夢》,朱天心作品,臺灣「印刻」新鮮出爐。

朱天心與我在臺灣有緣一見,書中提到的很多人這些年我也有緣相識,比如唐諾,初安民、張大春、楊照、南方朔,王健壯,陳雪,吳音寧,甚至劉克襄。也有不相識但名字如雷貫耳的,如朱天文,侯孝賢,蔡琴,楊德昌,詹宏志、焦雄屏、劉大任、錢永祥、駱以軍、蔣勳,甚至還有蔡英文……書還沒未見,坊間的傳聞卻已很多,似乎說因提到很多人,便得罪了很多人……我向安民大哥求證,他的一貫作風是少言寡答,半晌來一句,朱天心是真正的女漢子。

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2016年如期而至,《三十三年夢》並未越境而來,關於它的橋段卻越來越多,好像說,因為「印刻」出了書,初安民大哥也遭連累了;楊照因為寫了序,也被孤立了……玄乎其玄,簡直吊胃口說,不看這本書,根本理不清臺灣文壇的複雜多舛。

是這樣嗎?

2016年4月,劉克襄到深圳為新書《四分之三的香港》打書站臺,席間大家聊起這本書,劉老師一臉環保地說,嘿嘿,書中也提到他的名字,一筆帶過而已。

我實在按納不住了,朱天心究竟寫了什麼?淡水捷運的那個下午,臺北街頭的那個夜晚,還有「一代佳人」的那個露天餐聚,我坐在朱天心旁,一路聊,漫無邊際,想哪說哪,從街貓到胡蘭成到張愛玲到《擊壤歌》甚至到「學飛」的盟盟……她那雙純陽的大眼睛忽閃忽閃的,黑又亮,暗夜下可窺見內心的光亮。朱天心就有一種本事,真誠、自然、樸素得讓人心安,以至於回到深圳的我,恨不得馬上拿起筆,記下那個下午到晚上的四五個小時的見聞,因為她,朱天心。

可現在,都在談論《三十三年夢》,小小聲的,竊竊私語的,目光狐疑的,躲躲閃閃的,像病菌感染擴散,「被寫到的還有誰?」……書裡的那個世界突然間與她反了目。


 她說,醜孩子自有醜孩子的自尊

就在我上蹦下跳的時候,《三十三年夢》來了。謝謝汪小玲,她自有她的渠道,竟然弄到了臺版新書,並割愛讓我。這一本絕對是正版,曾有人投拆在淘寶買到INK另一種書的盜版,安民大哥大為光火,但就這一本而言,完全可以放心。

看到101頁時,小玲微信上問,書收到了嗎?

正好是「五一」小長假的開始,這頭我心裡妥妥的,對,這個假期,開始進入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

 

書挺厚的,447頁。平裝,淡紫的紙皮封面上,有京都的樹及遠山,似霧似雲似夢幻,吻合了書名。之所以叫「33年」,是自1979年朱天心第一次到京都起,至書成2015年為止,30多年間(我怎麼算也得不出33這個數字,以年頭算,應是36年;以次數算,則30次不到,有時一年去了四五次,有時幾年去一次),她圍繞著日本尤其是京都,以此做為一個基點,散發出去的記憶,包括每次隨行的人,進行的主題,發生的事件,旅途的景色、所吃的美食、住宿的旅館、搭乘的交通工具,細至一朵花,一杯咖啡,一條小路,一句交談的話,一個表情或是一種心理特徵,都是書寫的對象和主體。朱天心以年份劃分,時間為軸,細節為線,構架起貌似紛雜漫談實則主核突顯的一次記憶「自由行」。她可以從京都閒扯到北京到上海到香港到臺灣,末了又回到京都,扇形的鋪設覆蓋,不影響閱讀的整體暢順,筆隨心走,心跟人走,人跟人走,沒有丟失,沒有阻截,沒有迴避,更沒有顧忌。裡邊有一個強烈的「我」存在,這個「我」有強烈的「態度」存在,這個「態度」有強烈的「標準」存在,而這個「標準」又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存在。

坦白講,書一頁一頁地看,我最想跟汪小玲講的是,朱天心確實水般清澈,百無禁忌。

主觀鑰匙一旦打開了記憶之門,便任由「我」奔騰而去,甚至刻意不檢視當年的日記,全由寫作的當下對人與事做出自我的評判和描劃。後來書序中提到她甚至想以16萬字收場,儘管做了改變,也掙扎著要不要寫得節制些精簡些。面世的書可看出她還是聽從內心,不輕易妥協——


朱西寧一家全家福,朱天心最右,朱天文最左


唐諾朱天心謝海盟全家福

「我和天文默契不動這錢,並遊說仙枝走時全數留胡爺書桌抽屜聊補貼我們的花用。仙枝亦同意,回臺灣後胡爺信裡感謝仙枝將一己餘款全留下。我不知此中發生了什麼,也不驚訝仙枝的如此行事,但天文完全不把類此事放眼裡,她一徑的像孔子為管仲辯誣仙枝的所有作為。」「如同當年我目睹來聽易經和禪宗並明顯受益的蔣勳,也要等三十年後大陸陳丹青帶起的胡蘭成熱才願意主動沾光蹭胡。這樣的名單,還不算短,十七八歲的我分明看在眼裡,終成一雞腸烏肚之人。」「李映薔嫁了姚一葦,那曾經半年間每周末來我家陪胡爺吃飯,幫忙摺衣的李小姐假作不識的不理睬,我也不知道怎麼了,十年後,天文參加首屆中時百萬小說獎得到首獎,決審記錄中惟姚一葦自始至終堅決不予給分。」點名道姓的敘述記載,在書裡俯拾即是。像極在咖啡館,你坐著,朱天心跟你面對面地講,比如,她跟蔡琴是小學同學,蔡演講、繪畫、書法、作文、功課作樣樣拔尖,後來唱歌一炮打響,朱天心介紹她與侯孝賢認識,侯當時的死黨楊德昌便狂追蔡琴。事隔多年後的2007年,朱天心在咖啡館寫完稿子翻看報紙得知楊德昌病逝,心緒無法平抑地從東門走到仁愛路樟樹林安全鳥上,心裡下著大雪,「一個時代過去了」,她也寫道,「其實,他走前近二十年我們就不來往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至二千年後,臺灣文壇究竟發生了什麼,做為當局中人,朱天心沒有全貌展現,她靠記憶以細節行進,包括謝屏翰的長樹廣告公司「每星期三下午聊天」,話題隨興,有時正經,有時鬼扯,月薪八萬至三萬不止,只需來一下午,參加的人有侯子,詹宏志,唐諾等。那是如何的一種供養制,不得而知,但「真的讓人愉快」。

眼裡的別人,也有眼裡的自己。朱天心甚至一度參與政治活動,1992年曾經參與朱高正所創之中華社會民主黨並參選第二屆「國大代表」,1995年代表新黨於苗慄縣參選第三屆「立法委員」;2004年又參與民主行動聯盟。這些她都有詳盡記錄和說明,而參與其中的心路歷程和心情起伏,她也做了自我的剖析和反思。做為一位知識分子,一位作家,甚至一名臺灣公民,她覺得自己該負起社會責任,對時代有擔當,而不是關在書齋中「兩耳不聞窗外事」,當然,免不了說「成長過程中,玩伴不缺,但他們總是時間一到,就像湯姆回鎮上去了。」

烈性的她,信守承諾,堅守到最後,儘管無疾而終。曾經有民進黨立委之妻主持的一個基金會做族群訪談,問她,若未來兩岸開戰,做為外省二代的你會支持哪一邊?外省人為何不肯公開大聲地說愛臺灣?對這種主題先行、結果預設的問題她是如何的反感和無奈,書中也一一道盡,對,「公民」,「讓我們回到現代國家的權利義務公民身份吧。」她的回答擲地有聲。



於朱天心而言,所有與時間相關的事件,繞不開的是人,而她溫暖懷想的也最終是人。「我們在一個最好的時時刻遇到(自己的年紀,臺港的年紀),無須為各自走過的路做過的選擇急著辯護,只想好好靜聽彼此曾經不同選擇的想法和經歷。」所以,「不夠熟,不夠喜歡的人,是不會與之一同遊京都的。」她所記錄的京都隨行人,不是親人,便是好友。「我把京都當做我的時間寄物臍帶,把友人存取於此,因此發要寄放的尚有……名單其實一直忍不住偷偷增加。」就像她記住了長長的「醜惡」名單一樣,也記住了長長的「可愛」名單。「張大春說,美瑤出店喊張大春的話,她想買的東西大概是五千日元以下的;要是喊大春,大概一萬左右;喊把拔就兩萬起跳嘍。說著美瑤那裡掀門出來順帶一聲把拔,眾笑倒。果真如此,果真如此。」她筆下,阿城什麼都知道,連雲南汽鍋雞菌湯也能跟莫言大侃。「相較之下,文學是其中乏味冷枯的吧,儘管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仍是不時摸出來讀讀的,但覺得阿城已一步步離開我們熟悉的文學世界了。」

她當然也談及自己身邊的人,父母,姐妹,甚至孩子,並不因為是至親便有所偏頗顧忌。「天文因《小畢的故事》強識大她九歲的侯子,一腳跨入與侯孝賢合作的電影編劇工作,也開始了另一段她原以為是餘燼的25歲之後的奇幻旅程。」「天衣離婚後所跟的男人要求天衣與他一樣拋家棄子,痴戀母親的小小符容只能偶爾在速食店裡見媽媽一頓飯時間,其餘就與父親相依為命。」「盟是出櫃女同,是穆斯林,是心向文化中國註定被歸為充派的人,方方面面是當下有意或無意被誤解的少數,同時要打好幾場終生戰役,好辛苦的。」

……

這麼大段引用,只是想說,這個「三十三年的夢」,是真真切切的存在,以朱天心的方式,公開展示。不管是親人還是朋友,被涉及到提寫到的,有開心的,有一笑了之的,也有受傷的,有非常在意的。

也就是說,不得罪人才怪呢。

中年困境於他倆,是人生大謎


聶隱娘上演後的謝海盟與侯孝賢

朱天心怎麼想的呢?她自認缺乏社會時間和角色,與唐諾盟盟像住在亂七八遭宿舍的同學室友,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的,以致尋常的中年困境於她似人生大謎。所以,她可以灑脫地說,我向來對自己的作品如對盟如對友人對人際,採野放的態度,寫時認真,寫成交出後便沒我的事了,得人喜我不會矯情惹人嫌也不礙於它的曾存於世,醜孩子自有醜孩子的尊嚴,我一點也不願四下推銷叫賣它。

姿態硬氣得很,就像下筆不留情面。這便是朱天心的態度。用楊照的話講,這屬於朱天心的一種「莫名的大志」。「莫名的『大志』,那不只是朱天心少年時期的浪漫、口齒不清的修辭,竟然早早含藏了她終究的人生與文學的核心。換成現代語言,『志』就是價值、是非。和她的外表截然相反,朱天心個性剛烈;和她早期作品表面呈現的截然相反,朱天心的文學,灌注了濃厚的價值判斷。朱天心最稀有的最難得的,是『自由』。三十多年的時間中,她的自由信念,在社會領域中,甚至推廣到『不認同的自由』;在創作的領域中,則推到了讓每一個作者都不得不為之動容的『不寫的自由』……更稀有更動容的,是這三十多年中,失天心和唐諾,為了保有這份自由所做的種種準備,種種決定。在京都漫長仿佛沒完沒了的步行,因而取得了一種現實以外的根本意義——只靠自己,不依賴任何操之在人,操之在財富的工具與機制,走路時,她是獨立且自由的。」

這是楊照在文章《說吧,追求「自由」的記憶——讀朱天心的<三十三年夢>》所寫的,這篇文章做為序收在書的前面。看書之前我先讀了序,看完書之後我又回頭細細讀了序,做為當年「三三」分子之一的楊照,確實有資格對朱天心做出最中肯最理性的評判。

想起那次與朱天心的見面,談到大陸,她去過上海北京等地,但深圳於她卻是陌生的城市,儘管與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我們熱情地邀請,來深圳呵。她睜著大大的眼睛,不置可否。後來,別人告訴我,她和唐諾,為了保有自己生活和創作的最大「自由」度,寧可把生活的需求降到最低,不接受約稿,不參加活動,不訪學,也不講課。她沒有郵箱,也不帶手機,聯繫她都得通過身邊的朋友,如初安民張大春或是楊照。朱天心說,她很感激學生時代的兩次獲獎和三十歲出頭以《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被頒年度獎,其獎金都為她換得了一份「不寫的自由」,不須為讀者為市場寫,不須為出版社寫,不須為評論者和文學獎而寫,以致可以誠實地自由地面對自身時有的困境,因為我們通常都深知作家失去寫作自由的可怕,但鮮少意識到失去不寫的自由對作家的另一種難喻的傷害。

這大概就是安民大哥所指的「女漢子」了。

《三十三年夢》中的馬家輝與胡宏俠(最左)

在書裡,我赫然發現了大俠的身影,嘿嘿,「你也被寫到了。」大俠的表情,有一點點詫異。「七月循例去了香港書展,參加一場與馬家輝和胡宏俠的對談(他倆與楊照同為一九六三年生的三地人,以此為題做過不少有趣的對談和出書)……」那是2011年的7月,大俠馬家輝朱天心三人的對談。2013年我們去臺灣,大俠與朱天心便成了舊識。只是,真正的「胡洪俠」,成了「胡宏俠」。估計朱天心覺得「宏」更符合大俠的品性吧。臺灣回來後,我的第一本書《書人·書事》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裡邊有一篇《與朱天心的一席長談》,寫那次我們相聚的情景。其實我更想說的是《那天下午到晚上的五個小時》,不知她看到沒有。





「橘子」們,是她內心柔軟處

《三十三年夢》的扉頁,有一行小字,「紀念橘子」。書中後幾年的出行者記錄中,都出現橘子的名字。初時我疑惑,橘子,何許人也?後來發現,橘子是一隻貓,2007來到朱家,2014年孤身與狗搏鬥壯烈而死。它與朱天心同屬氣喘的病友,兩者同病相憐,也互給了無私的愛。橘子在的那些年,朱天心去日本,行程總縮短在八天之內,因為這是一個期限,橘子對她不在家中的忍耐度為八天。他們一起睡,一起呆,一起做伴。在朱天心的筆下,橘子敬重老貓,對同夥友善,與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交情,最後一天都在學人語。「過去、眼前、未來,沒有一個生命是一丁兒都不保留地愛我如橘子了。」橘子走後,朱天心像祥林嫂,逢人便叨叨橘子的各種好。「橘子一年不入夢,是因為如在夢中相見,我會無心過白天的日子,只想永遠在夢裡不醒吧。」她如是猜想著,看到這,我也跟著流下了眼淚。

三十三年的夢,最後以橘子去世慘澹結尾,強烈的價值是非面前,朱天心敞露心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她的世界裡,黑白分明,善惡有序,人如此,貓也如此。

說吧,記憶。

還需要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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