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黃秋生「變態」到拿影帝的香港恐怖片，現在才敢看懂

如果拍《舌尖上的澳門》，什麼會榜上有名？

豬扒包，葡式蛋撻，水蟹粥。

還有一樣……

說出來心裡難免要打一下咯噔。

又香又大的叉燒包。

口感滑軟，鮮香不膩，吃得人不停吮手指。

經典美食，和經典三級片深度捆綁。

這一鎖就是27年。

你肯定猜到，今天Sir要說的是——

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

香港三級片中變態不少。

但能夠像《人肉叉燒包》這樣讓人揮之不去的，實在不多。

飾演變態兇手的黃秋生憑藉逼真的表演，獲得第13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成為第一個，憑三級片拿影帝的演員。

當年在香港，《人肉叉燒包》票房大爆，慶功宴開了兩回，老闆給劇組每人發了一個足金打造的叉燒包。

另一邊，可害慘了港澳兩地叉燒包，電影熱映期間銷量瞬間撲街……

但如果今天，我們還在重複《人肉叉燒包》如何變態，如何噁心。

實在太沒意思。

它的經典在於——

不止切開皮肉。

更切開社會的表象，釋放出沖天的不忿之氣。

不用說，殺人犯黃志恆當然是惡人。

那麼在他對面的人又怎麼樣？

警長，每天帶一隻不同的雞到警局指導工作。

白衣天使的護士，同樣眼放寒光。

被害人家屬，按理說應該是好可憐的樣子吧。

但導演卻讓「惡人專業戶」的成奎安來演。

比較之下，黃志恆才顯得弱小無助可憐。

顯而易見，《人肉叉燒包》刻意模糊了善惡的界線。

好人，並不光鮮。

壞人，也值得好好去了解。

來，鑑定一下這張臉。

還有嘴角那個緊繃度，帶動著法令紋都顯得特別詭異。

他還故意縮下巴，讓臉和脖子仿佛連在一起（要知道沒下巴可是鬼的特徵）。

是不是渾身難受？

難受，那就對了。

這讓人看一眼就發噩夢的臉，就是黃秋生的「影帝理由」。

圍繞這張臉，黃秋生還建立了一個「角色系統」：

有方法派演技的道具設計。

比如那副鏡框超大的眼鏡，鋥亮的光頭我就不說了……再看一把刀。

有人來應聘做「斬料」師父，黃秋生就要求他當面剁兩下。

結果呢？

……這人完全拿不起刀。

這是多重的刀？

使用它的，又是一個多怪的人？

是不是，角色感馬上有。

還有運鏡。

本片鏡頭，特喜歡給特寫。

當鏡頭往前推，當黃秋生整張臉逐漸佔據屏幕，磨刀霍霍的他，迅速能帶觀眾進入殺人犯的主觀世界。

而且由於運鏡快，觀眾自己就能感受到壓迫感。

還有動作設計。

每一次手起刀落，都有東西被一分為二，絕不落空。

微微上揚的嘴角，有殺意，也有快意。

這是在斬肉，還是在斬一個令人生怨的社會？

你自己琢磨。

總之，黃秋生這一套「角色系統」大獲成功，評委和觀眾都紛紛表達了滿（想）意（吐）。

據黃秋生自己說，電影上映後走在路上，都會有女生罵他「變態」。

他也不想啊……可拍片前什麼都不知道啊。

我先籤合同才收到劇本

我不喜歡，但只能拍

當時我非常憤怒

不得不說，電影公司這波「賣豬仔」操作很騷。

沒辦法，不演就賠錢，可他又賠不起。

所以你看電影，全片都充斥著一種黃秋生的莫名憤怒……說不定根本不是裝的。就是這種憤怒，反而無心插柳，表現出了一種電影想表達的底層變態與壓抑。

「人肉叉燒包」是個獵奇噱頭。

也是一塊照妖鏡，有著現實的辛辣批判。

文明的社會，會吃人嗎？

一般答案是不會的。

但《人肉叉燒包》的驚悚，正在於它試圖打破禁忌，讓文明人重新回到「野蠻狀態」。

那你又問了，好好的人，為什麼要變野蠻？

電影裡有一段吃人肉的戲。

黃志恆被警方抓去拷問，警察一邊吃著叉燒包，一邊嚴刑拷打。

被逼得不行，老黃說話了：

肉……就是各位長官又吃又拿不給錢的

人肉叉燒包！

所以，野蠻人到底是誰？

老黃殺人做包子是野蠻，但這幫警察的所作所為，也沒有多對得起文明制度。

對報案信置之不理，對嫌疑人刑訊逼供，推卸責任，各種瀆職。

肉只是肉，吃肉的，未必是野獸。

但以野蠻的行為對待同類，才叫「野獸」。

再看老黃周圍的人，同樣。

沒有彼此關心，只有貪婪和互相陷害。

這樣的同類，渾身散發的不是人味，是肉味。

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包子

好吃就多吃就多吃幾個吧

要說透《人肉叉燒包》的那股邪性，就不得不提到導演邱禮濤。

他究竟有多邪？

哪怕在向主旋律接近的內地合拍片中，他也絕不打算乖乖就範。

《拆彈專家》。

解不開炸藥，「英雄」也要丟下自己的同事，抽身逃跑。

《掃毒2》。

富豪懸賞一個億獵殺頭號毒梟，代表法治的警察，要掉頭來24小時保障毒梟的安全。

在最後對決時刻，毒梟掏出槍對警察說：

你一支槍

但有兩個人

看你打誰

始終在堅守法律底線的警察，那一刻，口嫌體正直地把槍口從富豪轉移到毒梟身上……

很多人覺得很荒謬——古天樂飾演的毒梟圖什麼？

在Sir看來，他要的正是不公。

年輕時，被誣陷販毒，被最好的兄弟不分青紅皂白砍去手指。

到後來，黑社會的兄弟洗白成了商人，當上禁毒大使；警察口口聲聲說法治社會，仿佛到處都是美好和陽光。

你們這些「好人」，憑什麼呢？

他就是要用生命，去坐實「好人」們打死不認的不公。

《拆彈專家》結局，警察剪錯引線，炸彈爆炸；

《掃毒2》毒梟與富豪一齊斃命，警察心態崩塌，此時鏡頭從撞得稀巴爛的地鐵站拉出，是一派毫不知情的太平景象。

就算正邪分明的警匪片，邱禮濤也保持著他比別的導演多一度的懷疑——

不相信秩序，可以覆蓋失控。

不相信正義，一定會得到補償。

如果說，觀眾愛看的是懲惡揚善，惡有惡報善有善報。

那麼邱禮濤不關心善惡的清算。

他只是把善與惡各自的荒謬，同時呈現給你。

這種人間失衡，天地無倫的情景，在主流商業片中，只能腹誹。

在三級片中，才能呈現得更淋漓盡致。

不得不對《人肉叉燒包》一場戲拍案叫絕。

也就是全片的高潮——黃志恆夜屠鄭臨一家八口。

小時候看，只被這極度的血腥嚇得捂眼。

但回看，你會發現導演別出心裁地設計了明暗兩條線。

明裡，當然是殺人。

暗裡，你看。

這是一個極其重男輕女的家庭。

這和命案有關係嗎？

有。

也許它不能決定是否殺人，但卻影響著案情的走向。

因為母親不耐煩地把女兒趕下樓，所以女兒看到了樓下的爭執。

因為兒子吵著要下去，所以才有了接下來——

黃志恆抓住兒子為要挾。

就輕鬆讓被抓住命根的母親，乖乖找來鋼絲，幫自己綁好了全家人！

諷刺嗎？

更諷刺的還有。

雖然我們現在一聯想到《人肉叉燒包》，就會浮現出黃秋生磨刀霍霍的畫面。

但片中黃志恆一開始殺人，用的不是刀，而是用碎玻璃瓶——

和老闆鄭打架時敲碎的。

這說明他殺人並沒有計劃，只是一時動氣，就抄起最近手邊的工具，兇器都顧不上挑選。

就算真的殺了人，也是無意間失手。

注意看他的第一反應——

慌亂，且後悔。

這是他的人性時刻。

他本來只是想報復老闆，沒想過要害他的家人。

但下一秒，黃志恆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格，很快拒絕了這種自我否定和懊悔。

我錯了？

我怎麼可能錯。

錯的一定是別人——

活該，你害死你自己兒子！

一不做，二不休。

他相繼用玻璃瓶捅死了平時欺壓他的老闆娘和老闆。

等全部的怒火發洩完後，他才想起來，家裡還有四個女兒要解決。

於是換了更順手的工具——

刀。

將她們一個個斬殺。

手法單一，沒有感情，就像平時在叉燒店重複的勞作……

不管是給了她們生命的父母，還是奪走她們生命的兇手。

女孩，都一樣沒有存在感。

兩種相反的立場，在這裡達到了驚人而荒誕的一致。

如果說在《人肉叉燒包》裡，黃秋生飾演的是惡貫滿盈的「獸」。

那麼他在三年後的《伊波拉病毒》裡，是一隻「雞」。

黃秋生在採訪中，總結過兩部戲的人物區別——

前作的黃志恆很強悍，從不屈服於任何人，如果要他在屈服和死之間選，他選死。

但後作的阿雞就不同，他的極端獸性是被逼無奈，是弱者的反抗。

身為社會底層的屌絲，他從香港逃到南非，被當地白人各種歧視。

那麼同胞會善良嗎？也不。

同胞老闆只會剝削，毫不照應，還會因為白人的需求，罔顧同胞的利益。

老大的女人勾引他，老大要剪他的小雞雞；

感染病毒，老闆要把他拋到叢林餵野獸。

於是，他殺人了。

他的反抗，不像黃志恆的睚眥必報，而是被逼到生存的最後底線。

所以，阿雞是歧視鏈最底端嗎？

也不算啦……

電影中，唯一可以給阿雞凌辱的「弱者」，是一具黑人屍體。

阿雞隻能「欺負」黑人，還跟死去的黑人發生了關係。

終於，病毒附體。

此時，影片的反轉出現了，感染病毒的阿雞，反而在某種程度成了「強者」。

無產者要翻身，砸爛一切了。

以前，別人欺負阿雞，阿雞欺負黑人，黑人又「欺負」雞。

現在，秩序開始倒轉。

阿雞用黑人殺雞的方法，弄斷了老闆的脖子。

以前，阿雞反抗的方式，很阿Q，很精神勝利法——

朝茶壺裡口水。

現在，看起來弱雞的口水，成了最具殺傷了的生化武器。

遇人殺人，遇佛殺佛。

口水一噴，無人敢近前一步。

等到最後，阿雞在香港的街頭奔走，割破身體，噴灑血液，進入到一種癲狂的境界。

什麼是報復社會？

現在每當一起報復社會的案件出現後，我們會說：冤有頭債有主，為什麼不去找得罪你的人，而要揮刀向更弱者？

事實上，這種「一報還一報」仍然是我們對於秩序的期待。

是我們的道理。

而報復社會者，要的恰恰是反道理。

他們期待的是顛覆秩序。

因為對於流氓無產者而言，在秩序中，他們是人人都可以欺負的對象。

當社會失序時，他們才成了最有存在感的人。

就像阿雞。

如果沒有病毒，沒有大混亂，那些警察，那繁華忙碌的上流社會，怎麼會像現在這樣重視和敬畏他？

當所有人都譴責阿雞，罵他傳播病毒時。

他反駁：

關我什麼事？又不是我造出來的

伊波拉是天上製造來的

確實，誰說得清暴力的起源。

暴力是一環環傳遞的，不僅在強者間傳遞，因為有些受害者，也能進化為「加害者」。

要說邱禮濤電影最大的邪性。

那就是不講道理，不要公平，也不伸張正義。

當我們對不合理的劇情嗤之以鼻的時候。

邱禮濤卻反問——

這個世界本身，又合理嗎？

如果不是，那麼不合理的電影，是否恰恰才說出了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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