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圖書集成》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類書與中國傳統文化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哲學宗教有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文化藝術有詩詞曲賦、小說戲劇，上至天文地理、帝王將相的智慧謀略，下到草木魚蟲，販夫走卒的醫卜星相，中國傳統文化都有全面而深厚的文化積澱。那麼，有沒有一種書能讓我們一部在手，就能全面、深入而且系統的查閱、了解和掌握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加深我們的學識、增進我們的修養，提高我們的素質和修為呢？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嘛，其實，這不僅是我們現代人，也是中國古人所夢寐以求的。

這種類型的書，就是在中國古代就是類書，也就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它就是把人們認識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以及在生產和生活中積累和創造的各種文化、知識、技術、思想、藝術、宗教等各方面的經驗和智慧，做全面的搜集整理，形成一部百科全書。具體說來，把記載這些方方面的書籍和相關內容，做分門別類地搜集、整理和編排，形成一部新的書籍。這樣的書籍，最早出現在三國時候的曹魏，那時候的魏文帝曹丕特別喜歡文學創作，但又沒有時間把那時候留下來的古人的書籍全部讀完，當然這裡面也有書寫材料的局限，那時候書的載體主要還是竹簡、木牘以及紙張、絲帛等並用，在這之前，多是竹簡、木牘，書籍一是繁重，二是很難獲取，所以他就命他的臣子，編纂了一部中國古代最早的類書——《皇覽》，意思是就是專供皇帝閱覽的書籍。這也開創了類書編纂的一個重要傳統，就是大規模的類書，或質量好的來說，多有皇家或皇室主持編纂，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皇家了獲取書籍方面有獨特的優勢，有他們獨家的皇家圖書館——所謂的中秘藏書，民間力量是很難，因為那時候很少有民間的圖書館。

後來，隨著書籍的繁多，尤其是書寫材料的革新，紙張的全面普及，以及後來雕版印刷的使用，中國古代出現了幾個知識大爆炸的時期，書籍的種類和數量多了，人們很難一時讀完，或想讀完也未必能找到相關的書籍，於是類書這種類型的書，便進一步適應了這種需求。既有全面記載中國古代文化的百科全書式的類書，也有專業的、供特殊人群需要的類書，如用於詩詞寫作的（《初學記》，用於國家治理的（《冊府元龜》、乃至用於科舉考試的參考用書等大規模出現。

到了中國文化走到全面總結時期的時候，也就是在中國遭遇西方列強侵略前，中國文化從傳統向近代轉型之前，出現了一部中國文化史上最偉大的一部全面記載中國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式的類書，這就是清代康熙、雍正間編纂、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西方學界也經常叫它「康熙百科全書」，因為中國古代的類書這種傳統在西方大約相當於他們的百科全書。

 

二、《古今圖書集成》在中國類書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為什麼說《古今圖書集成》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偉大的類書呢？我們可以將它和中國古代另外兩部最偉大的書——《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做一下比較。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部頭最大的類書是《永樂大典》，但《永樂大典》的編纂體例，並不太符合我們分門別類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它的編纂方式是字典式的，而不是專題式的，它是用音韻排序法，把書名中相關的字韻書或書中相關篇目和卷次，編排在一起，更多的是出於整理保存現存書籍的需要，而不是分門別類地，按照不同的專題，根據內容的性質，把各種書籍中記載的相關內容和知識，全部拆散開來，做重新的編排整理。也就是說，《永樂大典》收錄書籍的單位是以書為單位，或以某部書中的某一卷或某幾卷為單位，不是以具體的知識為單位的，而且選擇的標準也只是這部書和某部書中一些篇卷標題中的「字」和字的「音韻」，與這些書中實際記載的多方面的內容，沒有太大關係，也這種字典式的類書，如果部頭小，就是人名或地名大辭典，但太大了，就類書的使用而言，特別是從我們想分門別類地了解古代傳統文化的需求而言，還是相差太遠，就有些粗糙了，所以它最大的功用，還是保存了中國古代的大量典籍。

但《古今圖書集成》不一樣，儘管它部頭也很大，有一萬卷，是中國古代部頭第二大的類書，僅次於《永樂大典》，而且由於《永樂大典》沒有全部留下來，《古今圖書集成》也就成了現存的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這部書的編纂方式是按照專題，分門別類地來編纂的，全書分為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和經濟六個彙編，這種排列次序也是非常講究的，是按天、地、人、物、事次序的展開，相當於四書《大學》中修齊治平等儒家個人修為的次序，「曆象、方輿、博物」是「格物、致知」的內容，「明倫、理學和經濟」是「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容。

而且這六個彙編的次序，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作者對人類社會產生和演進的理解，可以說，作者是按照他所認知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這樣編排的，書中「凡例」中有這樣一段話，說：「法象莫大乎天地，故彙編首曆象而繼方輿。乾坤定而成位，其間者人也，故明倫次之；三才既立，庶類繁生，故次博物。裁成參贊，則聖功王道以出，次理學、經濟，而是書備焉。」意思就是，有天地才會人類，故天文、地理居首，而關於人的「明倫」次之。有了人，萬物才因為人的需要和利用而有意義，故關於萬物的「博物」次之，有了天、地、人和物，人類才會利用這些，並對其加以治理，創造美好的社會，那麼這些管理個人自己和治理人類社會的經驗、智慧和成就，就是「理學」和「經濟」，經濟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的經濟，而是經國濟世，是關於國家和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的事。

此外，各彙編之下又分典（共計32典）；典下又分部（全書凡6117部），每部又有匯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造句、紀事、雜錄、外篇等細目，經緯交集，層層隸統，為我們全面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完美畫面（圖畫，圖像）。

更關鍵的是，《古今圖書集成》編纂的時代是清代，我們知道清代是中國傳統王朝中的最後一個朝代，這個朝代在很多方面具有總結性的意義，而清代學術也是對中國傳統學術的一次大總結，因而出清代的這部最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總結。其次，《古今圖書集成》編纂時，西方的文化、科技、宗教和學術等等，已經由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傳教士傳入中國，但這時的中國文化仍是以傳統文化為主體，不像近代遭遇西方列強侵略之後，向近代轉型，現在我們的知識、思想、技術、文化和藝術等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方式，已經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國傳統的了。因而《古今圖書集成》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成就的分類方式和編排次序，體現了中國傳統對於宇宙，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認識方式、分類體系和分類原則。同時，由於這部書中也收錄了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和科技成就，因而它也體現了以中國傳統文化和知識為主體的情況下，如何將西方文化和技術納入中國文化的最早努力。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接受西方文明的最早努力。

其次，與《四庫全書》相比較。我們知道《四庫全書》是叢書，叢書和類書不同，叢書收錄的基本單位就是一部一部的「書」，把各種書籍，按照一定的分類原則，歸到相應的類別之下，編排在一起，成為一部大的套書，這就是叢書，收入叢書的各個書籍，仍是完整的，獨立的，與單獨流傳於世的書本身，在內容上沒有什麼差別。叢書這種編纂方式，主要是出於保存書籍的考慮，防止某一些小的或罕見的書籍，因為單獨流傳，最後淹沒無聞。《四庫全書》就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由於叢書的這種編纂體例，儘管它有一定的編排原則，但我們看到的最小的單位仍是一部一部的書，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了解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某個專題，某一專門領域歷代相關的知識，我們讀叢書，並不能很快獲取，或者即使讀完了一部書也未必能找到真正相關的信息。但類書不一樣，尤其是像《古今圖書集成》這樣的類書，它是按照專題從各種書籍中輯錄與之相關的字句、片斷和篇章，將相關的知識和記載，不加改纂的編排在一起，且大多時候按時代編排，使我們很容易知道歷代典籍中關於這方面相關的知識和記載有哪些，具體內容為何。這是一種極大耗費智力、需要艱苦創作的創造性勞動。叢書不同，它主要是如何找到這方面的書籍，將其原封不動的抄錄或刊印。而類書，不但要找到相關的書籍，還要對書籍的內容，做深入的了解和加工。

此外，由於乾隆皇帝禁錮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在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查禁、焚毀、纂改了大量中國古代典籍，這既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盛事，但同是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劫難。有人就說，《四庫全書》把中華民族最有脊梁，最有抗爭精神、最堅貞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給刪除、閹割、禁毀了，這樣的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精神，讀這樣的書，也不足以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古今圖書集成》不同，它在編纂時，清朝的文網還沒有那麼嚴格，大規模的查禁、銷毀和改纂古代典籍的行為也沒有發生，故它反而保存了更多中國古代典籍的真相。

 

三、《古今圖書集成》的編者及編纂始末；

《古今圖書集成》原名《古今圖書彙編》，它的編纂者是福建閩縣人陳夢雷（1650-1741）。夢雷，字則震，又字省齋，21歲（康熙九年，1670）與同鄉李光地一起中進士，並一起成為翰林院庶吉士，23歲散館，授編修。他在回家省親時，恰三藩之亂中的耿精忠叛亂，無法回到京城，於是與同鄉兼同年李光地一起謀劃做間諜，他自己到耿精忠的政權中任職職，探聽其虛實，尤其是人事安排和軍事布防等方面的高度機密信息，並積極與耿精忠部下結交，離間他們的關係。

陳夢雷將他探聽到的高度機密用蠟丸包裹派人秘密送給李光地，由李光地潛送至京城。李光地成功的將這些機密信息稟報給康熙皇帝，並且大受康熙的賞識和重用。但等到耿精忠之亂被平叛後，陳夢雷卻以作為大清進士竟參加附逆叛亂，被判下獄論斬。這時陳夢雷多次強求當年更他共患難的好友李光地為他洗清罪名，說明事實真相，表明他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但李光地因為陳夢雷的信中提到光地本人曾有主動到耿精忠那裡求取官職的內容，且擔心自己的功勞被陳夢雷分掉，在康熙面前失寵，而拒絕為他證明。

陳夢雷大怒，與李光地絕交，並將他跟李光地以蠟丸密疏，忍辱負重，自認偽職，探聽耿精忠消息的內幕，寫成文字，在京師刊印流傳，由於李光地這時極為顯貴，輿論為之轟動，譁然。但陳夢雷的冤屈並為因此洗清，仍被減罪免死，流放到奉天。

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東巡奉天，陳夢雷因獻詩很讓皇帝滿意，被蒙恩召還京師。次年，他被命侍奉三皇子允祉讀書，此後在王府就職。。為報答這位皇子的知遇之恩，陳夢雷計劃編纂一部「足以光大聖朝文治」的著作，得到允祉的許可和支持，並於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開始編纂，圖書資料主要依據允祉和陳夢雷兩家15000餘卷的個人藏書。五年後，此書初稿完成，名《古今圖書彙編》。五十五年（1716），允祉以此書呈進康熙帝，帝賜名《古今圖書集成》，並立館增修，大量補充本朝相關資料。約在五十八（1719），清廷開始鑄刻銅活字印刷此書，到六十一年（1722）末已刷印9600餘卷，完成全書的96%。在這期間，陳夢雷曾獲康熙皇帝三次親筆御筆賜書對聯，其中有對聯云：「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陳夢雷遂取這幅對聯的第一個字，自號「松鶴老人」，將自己的書房也改稱「松鶴山房」，就在現在的清華大學工字亭。

雍正剛剛即位，陳夢雷就因政治鬥爭而再次蒙難。或許是這位命運多舛的書生，真的不能忘情於現實的權位勢利，他因支持三皇子允祉參與康熙末年的奪嫡，而為新帝雍正所切齒，說他是「生事招搖，交結邪黨，意欲擾亂國政」，「罪大惡極」！而且在雍正心目中，陳夢雷更是與他欽定的所謂「名教罪人」錢名世齊名之人。因而在雍正登極之初，陳夢雷父子便被下刑部獄，免死發遣邊外。他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雖然極為雍正帝所看重，但卻被隱沒陳夢雷之名，而易為寵臣蔣廷錫。並繼續該書的校訂、刷印工作，到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完成，共刷印65部（含樣書一部）。

 

四、《古今圖書集成》內容和成就

雍正皇帝為《古今圖書集成》親撰《御製序》，該序歷數康熙在位期間御纂的各種書籍，如《周易折中》、《朱子全書》、《律歷淵源》等，而以此書為殿，且稱康熙「又以為未攬其全，乃命廣羅群籍，分門別類，統為一書，成冊府之巨觀，極圖書之大備」。而雍正登極後對此書重加編校，亦成為其敬天法祖，繼承先帝遺志重要作為。在雍正看來，此書不僅是康熙、雍正二帝右文盛治的重要表徵，也是清朝文治之盛的標誌性著作：「是書之成，貫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該，通萬方之略而靡所不究也……是書集經史諸子百家之大成，前乎此者，有所未備；又有作者又何加焉？」

的確，此書內容囊括宏富，舉凡經史原典、諸子百家下及康熙朝晚期的律令、方志等全部納入，編纂體例亦精密完備，全書分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和經濟六個彙編，按天、地、人、物、事次序展開，以寓《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治國、平天下之意。各彙編之下又分典，共計32典；典下又分部，全書凡6117部，每部又有匯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造句、紀事、雜錄、外篇等細目，經緯交集，層層隸統，將中國古代類書的各種編排方法融會貫通，具有極強的可檢索性。書中所引資料，亦多註明出處，便於核檢。

由於類書的編纂體例不僅體現了一個歷史時期人們對歷史文獻的認識和整理編纂水平，更體現了這一時期人們對宇宙間各種事物和社會制度、風俗、禮儀、秩序等知識和思想的分類、整合與規範。而《古今圖書集成》在編纂體例上，則達到了中國古代的最高水平。

加上此書是中國古代各種大型類書中時代最近者，故此書亦可謂對中國傳統知識、學術、思想和文化最大、最科學的大規模系統分類和整合。不僅如此，該書在編纂體例上，還可以與通史和典志體書籍，如《通志》、《文獻通考》等做通貫的考察和比較，以見中國古代文獻編纂方面的發展和進步。至於該書大量的按語注釋，或言立部分類理由，或明材料互見與條目變通，或稱刪節收錄緣由及引文版本狀況，如此眾多且初具體系的按語，不僅在古代類書中絕無僅有，更是研究清代前期文獻學編纂思想的重要資料。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圖書集成》引錄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貴古而賤今」的傾向，比較重視引錄清代天文與醫學方面的新成果，許多清初的歷算著作也被全文輯入。對此，該書編纂《凡例》中亦有明確說明，稱：「國家新法曆書，凡海西人所考究，造圖制器，皆極清晰，是故多據之。」充分體現了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影響下，加之康熙本人的重視提倡，清初士人重視天文歷算的學術趨向。

此外，明代以前的類書多不收錄圖畫。《古今圖書集成》卻在此方面有大的創新，收錄圖畫達八千餘幅，其中版畫兩千餘幅。這些圖畫匯集了當時最好的能工畫匠對各個典部的天文星象、疆域圖記、山嶽形勢、花草樹木、禽蟲鳥獸、工具器物、百家考工、神仙傳奇等，殫精竭力的精雕細琢之作。故《古今圖書集成》堪稱中國古代最好、最大的版畫畫集，也是中國版畫史上裡程碑式的典範作品。也是因為這一緣故，《古今圖書集成》收錄的插圖在清代就曾單獨印行。至於內容方面，此書各個典部將散見於各書的相關材料輯錄在一起，在文獻性質上已近於近代各種專題資料彙編，為我們從事相關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

或許，因為這些緣故，《古今圖書集成》的編者陳夢雷對此書亦頗為自負，稱「《三通》、《衍義》等書詳於政典，未及蟲魚草木之微；《類函》、《御覽》諸家，但資詞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言下之意，此書不僅為囊括「天德王道之大」與「蟲魚草木之微」的大著作，且是為皇三子允祉留名萬世之舉：「文治昭垂萬世，王爺鴻名卓越，過於東平、河間。」甚或陳氏以此書幫助皇三子允祉在康熙末年的奪嫡鬥爭中增加砝碼，亦未可知。

 

五、《古今圖書集成》在清代的功用和現代的價值；及其版本與流傳。

《古今圖書集成》在清代是被皇帝極為看重的書籍，雍正間刷印的65部書，被用來作為極貴重的物品來賞賜。如張廷玉就蒙恩賞賜兩部。（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的寵臣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各獲賞賜一部，大學士劉統勳原欲也賞給一部，但因突然去世，於是賞給他的兒子劉墉，並告訴他們「傳付子孫。守而弗失」，可見其對此書之珍視。後來，乾隆皇帝纂修《四庫全書》，在全國徵書，也對獻書最多的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馬裕四家，更賞賜一部《古今圖書集成》，且稱此書是「書城鉅觀。人間罕覯」，令「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

不僅如此，《古今圖書集成》還被作為培養高級文官和文學侍從人才的重要讀物，乾隆九年十月，乾隆皇帝頒諭將一部《古今圖書集成》賜給翰林院，稱該書「搜羅浩博。卷帙繁富。實藝林之巨觀。為從來之所未有者」，故頒賜翰林院，以「俾詞臣等鹹得觀覽，以廣識見，以資問學」。同樣，在乾隆朝編纂大部頭的重要書籍時，《古今圖書集成》也是被皇帝特別諭令參考的重要書籍，如乾隆十二年續修《大清會典》，便稱：「《古今圖書集成》一書，博大精深，足資考證。」讓纂修官員參考該書，尤其是如遇「應行稽考之處，應令纂修官核對」。

時至今日，我們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帝王將相的智慧謀略，還是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以及各地的物產風俗、山水風景，最有名的歷史人物和故事，以及最具特色的飲食服飾，以及中國古代的管理方式和智慧，進而醫學、建築、繪畫、音樂、文學、科技等各方面的藝術和文化成就，《古今圖書集成》都是最重要、最便捷的淵藪。是我們到古代旅行的手冊和百科全書。

 

六、古今圖書集成與清代康雍文治

《古今圖書集成》不僅是中國古代現存最大、體例最完備的類書，也是清朝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兩朝清廷弘揚文治的標誌性著作。

如所周知，滿清以東北一隅的少數民族藉李自成攻陷京城之機，勾結吳三桂，乘勢入主中原。順治一朝，清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剿殺農民起義和前明殘餘勢力上。直至順治十六年（1659），滿清在全國的統治才基本穩固——是年正月，清兵攻入雲南，永曆帝奔走緬甸；十月，鄭成功、張煌言等掀起的會師長江、收復江南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抗清運動，亦迅速失敗。順治朝僅歷18年（1644-1661），故這一時期清廷亦未遑文治，而彰顯此間朝廷文治的清帝御纂著作，也只有7種26卷，其中還包括僅有1卷的《御製孝經注》和《御製勸善要言》，部頭最大的也是只一部僅16卷的《御製內則衍義》而已。

真正使清廷致力於文治方面建設的，已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後。這一年，康熙帝御駕親徵噶爾丹博碩克圖，大敗其於昭莫多，取得對漠北蒙古作戰的決定性勝利，用康熙帝的話說是「從此荒漠永安，邊民得以休養」。此前，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平定延續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二十二年（1683）統一臺灣，徹底結束了明清鼎革以來南方數省和東南海疆的戰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經兩番苦戰收復雅克薩，並於二十八年（1689）籤訂《尼布楚條約》，確定清俄東段邊界，使東北邊疆再無戰事。到康熙三十五年，大清帝國的內部和周邊已沒有再對其形成威脅的軍事力量。

所謂偃武修文，此後清廷便頗致力於文治方面的建樹，從《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下列康熙朝清帝御纂書籍看，康熙三十五年前御纂的三部「日講解義」，均為康熙帝經筵日講的教材，根本談不上什麼建樹。自康熙三十八年起，大規模的御纂著作開始出現，康熙四十九年的一道諭旨，便稱「比年以來」，「朕留意典籍，編定群書」，且已有《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群芳譜》等「悉加修纂，次第告成」。這種努力一直延續到雍正、乾隆兩朝，其中部頭較大的有康熙四十二年所纂《全唐詩》900卷，四十五年纂《佩文齋詠物詩選》486卷，四十九年纂《淵鑑類函》450卷，五十年纂《佩文韻府》444卷。且自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一年（1706-1722）的16年間，幾乎每年都有御纂書籍問世，其中又以康熙五十二和五十四兩年為最。而被西方人譽為康熙「百科全書」，卷帙達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便纂修於這一時期。

七、《古今圖書集成》的版本與流傳

《古今圖書集成》自雍正間用銅活字刷印64部和樣書一部後，所鑄刻的約20萬銅活字也因管理人員監守自盜，趁乾隆初京城錢貴之時，建議毀銅鑄錢，乾隆九年（1744）帝納此議，將殘存的銅活字、銅盤全部銷毀，後頗後悔。

光緒十四年（1888）此書又有鉛印「扁字本」，光緒二十年（1894）有石印「同文本」和1934年中華書局的縮印本（原書九頁縮為一頁），但均與雍正間的原銅活字印本相差甚遠。幸運的是，2006年齊魯書社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雍正間的原活字印本原規格影印此書，不僅有益於此書的傳承和研究，也使我們可以在此書問世三百年後目睹這一秘藏深宮的萬捲圖書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