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時間：2014年
故事地點：香港
一
中學六年，我都在省重點中學讀書。初一時，班主任在課堂上說，不要跟班上成績最差的女孩講話。我們聽話照做，孤立她。
課間我們去天台吹風，那女孩經常獨自站在邊緣，掉眼淚。傳言說她自殺過好幾回。初二時，她退學了。快畢業我才知道，學校不許「差生」參加中考，怕拉低升學率。
高中三年，我成了「差生」，一直活在老師「你腦子不正常」的質疑裡。我去香港念大學，選擇了心理學專業，想要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是他們所說的正常人。
心理學專業內流行著一句話：讀心理學的，要麼是想治癒自己；要麼是想做聖母，治癒別人。我立志畢業後，要成為一名心理醫療師。大三，我去學校的學生發展處，面試自殺幹預接線員的工作，算是為以後的理想預演。
在香港，所有大學都設置了學生發展處，只針對本校學生開放，主要提供心理健康諮詢。
大多數同學如果因為突發事件煩惱，白天會來心理諮詢室諮詢。接線員需值班滿三個小時，通常在夜晚六點到早上九點間。值班室約十平米，正對著門兩米遠的地方，擺放著兩對桌椅，桌上各擺著一臺電腦，一部電話。兩臺電腦的屏幕，分別被學校的地圖和香港地圖佔據著，以便隨時定位。
夜晚的教學樓，除了我們房間，只有走廊亮著燈。屋裡靜寂得能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作者圖 | 值班室二
夜晚是人情緒最脆弱的時間段。我第一次接電話，就是在午夜十二點左右的時分。鈴聲響起的第一聲，我迅速拿起聽筒，盡力讓聲音如春風般溫柔：「喂。」
對於對方，哪怕只晚一秒，就多一秒絕望的可能。
電話那頭一直沉默了三四分鐘，女孩才一頓一頓地說：「三年了，我要瘋了，你們，有沒有藥？」她話語零碎，說是高三那年開始的，「總是莫名其妙地想哭，夜裡也睡不著，好不容易睡下，會重複做同一個噩夢，在夢中忽然驚醒。」
我握住聽筒，女孩有傾訴的欲望，我就只是傾聽。
「高考失利，考了很差的大學，一進校門我就崩潰了。」後來我才知道，她平時能上985，高考只考了211。
不過很快，大學的新鮮感讓她重新提起興趣。大二開學後，她又重新陷入那種「崩潰」的情緒中，回家休息幾個月後返校。
大三開學，她來到香港做交換生，起初特別開心。「這幾天又開始了，我克制不住那種情緒。一進到教室，看到正常的同學們，更加覺得自己沒用……」
這時候，我可以初步判斷，女孩是患上了抑鬱症，但這還需要進一步的臨床診斷。我柔聲細語地向她解釋：「據我所知，抑鬱症會在每年相同的時間反覆發作，每次發作一到兩個月，自己是無法控制的。」
「我也懷疑過……我該怎麼辦？」
「你可以把自己想像成動物在冬眠，想睡就睡，想哭就哭。我們用每年11個月的時間儲存快樂，積蓄能量，來對抗那個月的負面情緒。一個月後，什麼都不用做，你又復原了。」
她還是不甘：「可我現在上課，什麼都學不進去，感覺自己只會越來越差勁……」
「你可以在其他時間多做一些，還可以嘗試一些藥物。人得抑鬱症，就像動物冬眠，畢竟，全球變暖這麼厲害了，熊，不還得冬眠嗎？」我的話似乎把她逗笑了。
我乘勝追擊：「如果你想拿藥，白天來心理諮詢中心。」
「我白天的狀態好一些，所以經常懶得去。一到晚上就克制不住，這才打電話。」
我告訴她，我們會對來電進行記錄。白天醫師上班時會看到資料，在確認學生真的需要藥物時，會直接開單子，這些藥物也是免費的。
「那就好。」她舒了一口氣。
我幫她預約了第二天的心理治療，醫師給她的臨床檢測是中度抑鬱。後來，我們做過粗略地統計，過來接受心理醫療的來電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他們多數對抑鬱症一無所知。
三
凌晨兩點到四點，是自殺幹預熱線電話集中打來的時候。
如果說，前半夜的來電是來做最後的求助；那麼，後半段撥打熱線的人，多數對人生徹底失望，試圖通過死亡獲得解脫。
那天，我和搭檔坐在值班室，凌晨兩點鐘左右還沒人打來，我快要睡著時，電話響了。
我輕輕「餵」了一聲，那頭沉默了一會，說：「你好……」
對方說的普通話，一聽是內地學生，我和搭檔交換了眼色。內地學生來香港念書的，多是碩士或博士，在校外租房住。如果發生意外，我們可能沒法及時救援。
「你是內地的學生嗎？我也是內地來的。」我試圖跟對方拉近距離。
「我的東西，都打包好了。」他聲音哽咽。
哭說明對方還有情緒，還有救下來的可能。最可怕的，是那些語氣平靜到聽不出任何情緒的人。
「你在家嗎？我現在可以過去，一直陪著你。不要怕。」我們需要儘快對他進行定位。
「我住在劏房……」他大哭起來。
劏房多位於香港相對貧困擁擠的街區，比如油尖旺。這裡的住戶人均居住面積不過兩三平方米，臥室擺上一張單人床或上下鋪之後，幾乎沒有多餘的空間，一層樓四五戶人家共用一套衛生間和廚房。一些從內地過來的同學，也會在這裡合租。我去他們家拜訪過，只看一眼，心情都很抑鬱。
作者圖 | Andy出事的地點「我好絕望。」很快，他停止嚎啕，像受傷的貓一樣，開始小聲地嗚咽，哭聲克制又令人窒息。
「你在紅磡嗎？」我縮小範圍，開始引導他的思路。
「 嗯。」他條件反射般地回答。
「黃埔街？必嘉街？」我進一步試探。
「嗯。」
那就是二者之一了。我的搭檔男同學在電腦上找到對應街區，指著其中一條街道給我看。
「機利士南路？」我問。
他沒說話，看來是默認了。搭檔立刻通知保安處準備，等我趕往事發地點確認後，他們再報警（如果是校內情況，保安處會直接出動）。
「我住在XX大廈，我到你那兒，用不了幾秒鐘。我的手機號是xxxxxx，我給你打過去。」其實那邊，我只知道這一個大廈，因為我有個同學住在那。我掛斷電話，按照來電顯示，用自己的手機撥給對方，接通後，他的第一句話是：
「我租的房子這個月到期，我也沒錢續租。你過來也好，我不敢在屋裡燒東西，怕萬一著火。你來處置吧。」他聲音平靜，我知道不妙了。
我們學校距離他的所在地，快跑只需要5分鐘。我衝出值班室，往機利士南路的方向奔跑。路過一片殯葬區，路上堆著一排排棺材和一溜溜白花圈。我顧不上害怕，一直試圖在電話裡穩住他：「我已經到機利士南路了。你在天台嗎？在哪幢大廈？我上去陪你。」
話筒裡非常安靜，只聽得到我「呼哧呼哧」的吸氣聲。隨後，他掛斷了。我慌忙報警，又給搭檔打電話告知情況。
四
通過拍檔的定位指示，我趕到機利士南路去尋找那位自殺者，看見一輛警車停在一棟樓下，我飛奔過去：「你好，是有人要跳樓嗎？」
警員愣住，指著旁邊兩個便裝市民：「你們是一起的？」
兩人夫妻模樣，連連搖頭：「有個內地來的大學生租我們房子。剛剛發信息說，水電煤氣費用放在了他行李上面，他都打包好了，同學會來取行李。我覺得好奇怪，就報警了。警員說他可能有自殺傾向，我就過來看看。」
在我們說話的間隙，警員們早已鋪好救生墊，另一些警員開始上樓。
我跟房東核對了電話，是同一個人。我告訴警員自己就是那位同學，是趕來救他的。警員點點頭，拿起對講機跟同事說了什麼，允許我進入現場。
劏房沒有電梯，我跟隨警員走樓道，黴味、公用廁所裡排洩物的味道瞬間包圍了我，手電筒的光亮路過角落，我看到幾隻肚子肥大的老鼠，迅速把視線挪開。
天台不大，只有拉起來的幾條晾衣服的線。香港的大樓多是公共式天台，有人在上頭種花、晾衣服、彈吉他，有流浪漢在上頭居住，有人準備飛升。
男生站在邊緣處，警員幾乎貼在地面上前進，我渾身抖得厲害。不知道是害怕還是緊張，我哭出聲來，行進中的警員停下，拍拍我的後背，「這裡只有五樓，我們救生墊已經鋪好了，他要是正常腳著地跳上去，頂多骨折。不用擔心。」
男人背對我們站著。他個子不高，聳肩勾背，他垂著頭，頭髮凌亂。我挪到他身後，安全區域的最前端。
他似乎感覺到有人在靠近。「以前覺得萬劫不復，永世不得超生是最狠的詛咒。現在我覺得，永世不再為人才是解脫。」他很平靜。
我脫口而出：「我室友是化學系的。給你找瓶化學藥物。你喝下去，還沒感覺到痛苦，就死掉了。」
他輕輕搖頭：「都一樣。」
其實，在危機幹預時，對於抱有必死決心的人，通過阻攔造成的自殺未遂，會導致他們下次進行更決絕的自殺。我們有時會允許他們在可控範圍內進行嘗試，比如不阻止自殺者在五層樓內、有救生墊和救護車的情況下跳下，在能及時搶救的情況下，服下安眠藥（正常包裝、但裡面是替換了的、低濃度的安眠藥）。
對他們來說，生硬地勸阻，是不理解他們的痛苦。而允許他們嘗試，是尊重對方選擇的同時，也守好自己的職責。
警員悄悄遞給我一瓶藥，瓶子上寫著：安眠藥。我問他：「我這有一瓶安眠藥。你吃嗎？」他似乎動搖了，慢慢後退了兩步，轉過身，在原地，木木地盯著我手中的藥瓶。
我索性直接擰開藥瓶。他本能地走過來，一把抓過藥瓶對準嘴巴，後面的警員遞上一瓶水。我上前，按照教程緊緊抱住他，說著：「沒事，沒事。」
不知是藥物還是擁抱起了作用，他平靜了一些，癱坐在地上。警員們將男生連扶帶抱地帶下樓，送上救護車。
作者圖 | 救護車現場醫生對他進行救治時，我聽到房東夫婦向警員道謝：「哎，可算沒事了，謝謝你們啦。不然啊，我這房子就變兇宅了。沒人會住的啦。不過被他這麼一搞啊，街坊鄰居肯定也知道了，我這房子也不好租了。」
我後背一陣發涼。
五
夜晚四點，我跟著上了救護車，給搭檔發了簡訊告知情況。男孩被推進急救室後，警員告訴我，瓶裡裝的是鎮靜藥物，他吃下後會暫時安靜，並讓我趕快通知學校。
天亮時分，學校的老師趕到了。因為昨晚是我一直在陪他，老師決定讓我先跟進。我了解到他的英文名叫Andy，是我們學校理工科一年制的研究生。五月份結業考試，七月份畢業。他的成績不算好，警方初步認定他是因找工作不順利而自殺。
之後，我和Andy一直保持著聯繫。新學期開學後，他告訴我，自己收到了第一份面試邀請，在工地工作，工資不高，但他已經很滿意了。
上班之後，他似乎慢慢回歸了正軌。而我繼續在接線室裡，通過一根電話線努力接住那些懸崖邊的生命。
在學校做自殺幹預那一年，我只出過這一次外勤，大多數時間，我們都是通過電話進行幹預。我大概接到了200個電話，打來的人大多是深度抑鬱，且認真思考過自殺。
每次通話即將結束，我們都會告訴對方：想要傾訴時，隨時打來，我們一直在。有些人會反覆來電。自殺幹預是即時性的，我和對方都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危險的念頭會再侵襲他們。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此時此刻，把他從懸崖邊拉下來。
可是我忘記了，當我站在懸崖邊拼命地拉住對方時，自己也站在懸崖邊上。
有一天，值班室的另一位同學告訴我，白天一位來做心理諮詢的同學告訴他：「我昨晚站在天台上，一個住在上面的流浪漢對我說：『你（要跳）去旁邊屋頂吧。』」
那一整天，我都鬱鬱寡歡。其實做志願者以來，在生活中聽到電話聲響，我都會心悸難安，在電話裡，和對方一起痛哭失聲的情況也不是沒有，那時候，也要勉力讓自己冷靜，盡力勸解對方。
我把自己的心情告訴老師，老師告訴我：「人的身體像一根導管，快樂和悲傷流過去，有的人無法承受特別多的情緒，導管就會淤塞。心理疾病就是這樣產生的。」最後，她拍拍我的肩，「你做得很棒。不過每個人的內心承受能力有限，你可能不適合再做這份工作。」
我在接線室待了整整一年。畢業的時候，我沒有做心理幹預師，而是轉戰學術。生活中和別人講話，我都儘量小聲，多傾聽，碰到有人情緒萎靡，也會上前聊聊天。
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我都會下意識地看向樓頂的天際線。偶爾想起那個站在學校天台上的女孩，她個子偏矮，身材微胖，在人群裡很難被注意到。女生們三三兩兩站在周圍互相調笑，她一個人站在邊緣掉眼淚。
我很想再一次穿過人群，走上前，拍拍她的肩，告訴她：還有我。
作者唐木雨，研究員
編輯 | 崔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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