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由上海廣播電視臺紀錄片中心承制的中宣部重大項目八集系列紀錄片《亞太戰爭審判》,即將於今晚23:40在東方衛視播出最後一集《人性召喚》。
本集導演宣福榮帶來了這一集背後的創作故事。
《亞太戰爭審判》
之《人性召喚》編導手記
本集導演:宣福榮
話說一開始我是負責英國審判相關內容的導演,後來作了調整才成了1956年新中國審判的導演。有了之前研究英國審判的對比,我發現新中國審判的相關材料、影像資料及領域內研究的專家少之又少,很多材料還屬機密,尚未解密。另外和其他二戰後各國對日本戰犯審判非常不同的是,受審的日本戰犯無一例死刑,刑期最高也只有20年,這些在侵華戰爭中無惡不作的「魔鬼」為何受到了如此寬待?帶著這個巨大的問號,我投身到了《人性召喚》紀錄片的攝製中去。
導演閱讀的部分書籍和材料
這次我們有幸邀請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院的教授,《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爭罪行與中國審判》的作者顧若鵬擔任主持人,在短短的兩周時間內,攝製組去往了河北定州、山西太原、遼寧瀋陽、撫順和大連,探訪了當年關押這些戰犯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現在湮沒在建材市場的太原戰犯管理所以及瀋陽法庭的舊址。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顧若鵬在瀋陽法庭舊址前出鏡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顧若鵬隨後人探訪太原戰犯管理所舊址
為了還原當年的歷史,攝製組在全國範圍內尋找當年的親歷者,這也是此次《亞太戰爭審判》各位導演都會遇到的難題,70餘年過去了,親歷者大多過了鮐背之年,我搜集了之前的相關報導,羅列了一張之前接受過採訪的人員名單,動用了一切能動用的資源逐一聯繫,剛開始的幾天過得尤其絕望,許多老人已經辭世,還有的由於疾病也臥床多年,我心中充滿懊惱,如果能早一點接觸到這樣的選題,說不定能夠記錄下這些親歷者寶貴的回憶。
事情的轉機是在2019年3月的一個清晨,撫順戰犯管理所前所長侯桂花老師打來了電話,告訴我她聯絡了之前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趙毓英護士,在和家人商量後,身患癌症的她還是決定接受我們的採訪。趙護士全程參與了日本戰犯的移交和改造工作,她曾經說過一句讓我難以忘懷的話,「當年一起工作的老夥計都不在了,只要我還能說話,我就得把當時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你們,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顧若鵬採訪趙毓英
現年91歲的趙毓英回憶了當年引渡、改造這批日本戰犯那段不為人知的歷史,1949年12月,一輛列車從北京秘密啟程。這是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首次出訪,目的地是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是與蘇聯籤訂全新的外交條約。同時蘇聯政府還甄別出一部分曾在侵華戰爭中犯下嚴重罪行的日本戰俘,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50年七月下旬,大約1000名日本戰俘乘坐火車從蘇聯秘密轉移到撫順戰犯管理所,當時中國正處於物資匱乏,經濟有待振興的年代,但中國政府仍按照國際慣例,根據這些戰犯原本軍中的級別,分為大、中、小灶三種待遇。與此同時,還在戰犯管理所實行人道主義管理。
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航拍
撫順戰犯管理所正門
這批戰犯裡有出生武士家庭,在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的陸軍師團長藤田茂,對平民使用毒氣、「北疃慘案」的始作俑者上坂勝。據統計光當年那批關押的日本戰犯就殘害了大約八十萬中國民眾。
戰犯藤田茂自供書
戰犯上坂勝自供書
隨著中方在生活、管理方面給予的人道主義待遇和耐心教育,加之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衝擊,這些日本戰犯從剛入獄時的氣焰囂張,到後來渴望學習,想進一步了解中國,管教們為此改造了學習室,提供了國際法和毛澤東著作等大量書籍。幾個中文較好的戰犯,還編寫了中日詞典,供大家使用。這些書籍給日本戰犯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改造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石田隆至說戰犯們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印象最為深刻,之前日本軍人非常看不起遊擊戰這種作戰方式,戰犯們在學習之後才知道,這是中國軍隊在分析後作為戰略刻意為之的,他們漸漸察覺,這種「持久戰」並非只是在戰爭中,對於日本戰犯的改造,中國也使用了「持久戰」做法。通過學習,戰犯們漸漸地省悟到對華戰爭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曾經閱讀的書籍
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閱讀相關書籍
我們另外採訪的一位親歷者是王石林老人,他曾全程參與了日本戰犯的偵訊工作,通過審訊及證據搜集,許多日本高級將領都在他的面前低頭認罪。拍攝前我通過山西省人民檢察院離休幹部處想聯繫王老進行採訪,多次聯繫無果,在攝製組動身前往太原的前夜,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再次聯繫了離休幹部處的吳定奎處長,他告訴我之前由於王老的愛人腿受傷了,家裡實在走不開,近來病情好轉可以接受我們的採訪。備受焦慮折磨的我可算鬆了一口氣,放下電話立馬和攝製組及拍攝對象調整拍攝方案,最終在太原審判原址現山西飯店完成了王石林老人的採訪,王石林老人回憶了當時在審判前,檢察官們在寫起訴書的時候認為這些戰犯都構成死刑,但是周恩來總理的一次指示改變了歷史,「對戰犯一個也不判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極少數。」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顧若鵬在太原審判原址採訪王石林
為了搞清新中國政府當年這個決定的意義,我採訪到了美利堅大學歷史系教授賈斯汀·雅各布,他也是少有的研究新中國審判的國際專家。當時恰巧《東京審判》第二季在美國國家檔案館進行展映,美利堅大學和美國國家檔案館又都在華盛頓,所以在展映間隙,我兼職攝像在感恩節空無一人的美利堅大學校園完成了雅各布教授的採訪。
導演兼職攝像在美利堅大學雙機位採訪賈斯汀·雅各布教授
通過他的闡述,揭示了當年新中國領導人在當時的特定國際局勢下所作出的艱難抉擇,他指出,「20世紀50年代中日還未建交。中國如何才能得到日本和平人士的支持,周恩來總理認為有一個方法就是向日本表示善意,對於這些關押在中國的日本戰犯,如果我們給他們寬大的判決,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罪惡行徑,是中國政府幫助他們洗心革面,他們對中國就不會有敵視。然後他們回到日本,他們發聲告訴其他日本民眾,他們在中國的邪惡行徑、犯下的那些戰爭罪行,這樣日本民眾才能知道日軍在中國的所作所為。」
瀋陽法庭日本戰犯受審
1956年6月至7月,兩場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分別在太原和瀋陽舉行,最後被起訴的一共有45名日本戰犯。起訴的根據是他們在戰爭中犯下的嚴重戰爭罪行。這場審判是公平、公正的,在歷時40餘天的審判中,檢方共請出159名證人出庭作證,國內外記者、社會各界都有代表來旁聽案件審理,同時這場審判也是寬容的,45名戰犯最高刑期20年,最低為8年,同時特別軍事法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議,對其餘1017名本應起訴的日本戰犯進行了處理。對於罪行較輕的或在關押期間悔罪表現較好的戰犯,特別軍事法庭決定對未受審的戰犯免於起訴,釋放回國。
1956年新中國審判判決書
回望過去,1956年的新中國審判不是一個句號,日本大阪經濟法科學院教授內海愛子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罪審判不是一味地追求死刑或者有期徒刑,而是讓那些戰犯面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反省懺悔。如何讓那些「魔鬼」回歸人性,這是非常了不得的,這是其他亞太戰爭審判所未達成的。這些戰犯回國之後,組成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中歸聯成員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在日本各地講述戰爭真相,為呼籲中日和平而奔走。在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公開731部隊細菌試驗暴行以及對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言論提出抗議的重要活動中,每一次都有中歸聯成員的身影,也為日後的中日建交奠定了基礎。
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成員抗議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
紀錄片製作初期,對於如何用中立、平和的國際視角還原這段歷史,我的內心是很忐忑的,慶幸的是得到了很多專家、教授、相關機構的工作人員及同仁的鼎力相助。而一開始縈繞在我心頭的疑問,也在《人性召喚》這集紀錄片製作完成後得到了解答:對戰犯的寬大是為了讓他們回到日本,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這和我們做這個系列的初衷不謀而合,回望不是為了清算,而是為了更好地正視歷史,面向未來。
作為《亞太戰爭審判》的收官之作,謹以此片獻給在戰爭中逝去的生命。我們祈禱人類和世界的和平。
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捐贈的 「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
部分攝製組成員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