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談論經濟問題時,很多學者總要從亞當?斯密談起,久而久之,令人生厭。之所以言必稱斯密,是因為秉持演繹主義立場:即現實條件千變萬化、不可捉摸,但經濟原理永恆不變。張五常先生曾舉過一個例子:假如你看到地上有一張百元鈔票,不必費心撿起,因為那必然是張假鈔。如若不然,它早就被前面的人撿走了。我們並不知道有多少人走過,多少人看到,可我們仍然堅信這一邏輯得出的結論,因為「人總是理性的」。
但普通民眾不滿足於這種解釋。大家沒有心思來思索亞當?斯密的精妙理論,只關心具體問題。以上面那張百元鈔票為例,更多人必定想追問,在看到這張鈔票的人中間有多少會彎腰拾起看一眼?大約有幾個人經過後,真的鈔票就會被撿走?亞當?斯密肯定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而大家需要一個比較準確的解答。直到最近十來年,分析此類問題的經濟學工具才變得成熟,那就是實驗經濟學。
實驗經濟學一直被視作一門新興學科、邊緣學科,不太受待見。2002年,兩位學科奠基人卡尼曼和史密斯獲得諾貝爾獎,當時還有很多學者從未聽過這門學科。卡尼曼一直在心理系工作,史密斯則多年來在一所小學校任教,都非諾獎熱門人選。有人批評說,諾貝爾經濟學獎選擇這兩人,只是滿足評委求新求怪的癖好,經不起時間考驗。還有人挖苦說,如果你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一篇實驗經濟學論文,寫簡歷時只好算半篇。
十多年過去,實驗經濟學不但沒有被滾滾潮流所拋棄,反而逐漸變成熱門顯學,風頭越來越勁,吸引大量資深經濟學家投身於該領域。其中有兩位少壯派經濟學家最引人注目,分別是加州大學的格尼茨與芝加哥大學的李斯特。最近他們合著的通俗著作《隱性動機》中譯出版,使大眾深入了解實驗經濟學變得可能。此書沒有費心從思想源頭解釋什麼是實驗經濟學,而是從應用角度給出大量例子,告訴我們為什麼需要實驗經濟學。這也是大眾真正關心的問題。
不妨舉些例子來說明它的應用範疇。「歧視」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問題,所有人都知道歧視行為客觀存在,例如性別歧視、地域歧視、學歷歧視、職業歧視、民族歧視、宗教歧視等等。但是歧視又表現得極為微妙,不容易甄別出來。很多企業在招聘時不願招募未婚未育女性。但他們絕不會把這條寫在招聘要求中,而是在拿到簡歷後,以某些硬體條件未達標等藉口拒絕這類應聘者。我們不難觀察到一個人是否被某些企業所聘用,卻很難斷言他/她是否因為某個因素而被歧視,因為動機「不可見」。甚至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意識不到自己帶有歧視和偏見。當一些歧視和偏見已經在某個群體、文化中成為主流時,我們反而會把歧視看作社會中的行為規範。
過去曾有兩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先後研究過歧視問題。第一個是史丹福大學的阿羅教授。他認為大多數歧視都屬於「統計性歧視」。例如一個企業主,接觸了很多A大學和B大學畢業的員工,發現畢業於A大學的員工的工作能力多有問題。在以後的招聘中,他有可能主動拒絕來自A大學學生的申請。雖然他並不知道新提交申請的A大學畢業生的能力,但從統計角度,他就是懷疑A大學畢業生不如B大學畢業生。企業主的這種歧視並不針對某個具體的人,而是統計意義上的風險規避。
另一個研究者是芝加哥大學的貝克爾教授。他不相信」統計性歧視」,而更相信「口味性歧視」,即大多數人在實施歧視行為時,並沒有精心算計,而是出於一種本能的口味偏好。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無需太多理由,自己也不一定說得清楚。這個世界本就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愛與恨,也許源自潛意識,也許源自隨機事件之後的路徑依賴,總之我們就武斷地選擇某種認同,排斥另一種認同。
這兩種理論,聽起來都很有道理,有時或許同時成立也說不定。但在不同領域是否普遍有效,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是否有所差異,這些都不容易驗證。格尼茨和李斯特的創造性即在於此。既然這個問題在現實中不易觀察,我們就創造條件來觀察。大自然只是透露我們一絲線索,卻沒有把實驗做完。實驗經濟學家則應該想辦法把實驗做完。
李斯特當年有一項成名作,研究找工作中的種族歧視問題。他一本正經地編造了幾份簡歷,有些是白人名字,有些是黑人名字,其他學歷、背景則完全一樣。然後他把簡歷複製了數千份,根據招聘網站上的地址把簡歷投了出去。這些簡歷有一個共同點,李斯特留了自己的電話。隨後的幾個月裡,他和助手們一直在統計白人和黑人名字各接到多少面試電話,而那個差值,就是勞動力市場上的種族歧視。
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事部門經理大概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參與了李斯特的學術研究。由於這項研究在真實世界中進行,所以有效性毋庸置疑。這項研究又精巧地控制了很多幹擾因素,使得結論簡潔可信。這種研究方法被稱作田野實驗。李斯特的這項工作啟發了無數人,極大地推動了歧視問題的經濟學研究。
例如有些學者開始研究」租房市場」。他們跟李斯特一樣註冊了成千上萬能反映族群特徵的網絡帳號,試著去租房網站申請看房,看房東多大可能拒絕他們看房;有些學者研究」醫療市場」,就拿著不同族群姓名、不同醫保範圍的醫療卡,去各個醫院掛號看病,看醫生是否對不同族群的病人開出不同的藥;還有幾個澳大利亞經濟學家,乾脆找來幾個白人、華人、印度學生,讓他們每天不斷地坐公交車,上車以後裝作忘帶交通卡,看司機有多大可能發善心讓他們免費搭車。這類的新研究層出不窮,以至於經濟學家見面時都會開玩笑,「你們這樣做下去,大公司的人事經理大概要開始懷疑,每次收到的簡歷裡,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經濟學家在做實驗!」
精巧設計的田野實驗能幫我們探索那些羞於啟齒的「隱性動機」。比如我們在過馬路時既會抬頭看看紅綠燈,也會左右張望一下同時要過馬路的人。他們的行為很可能影響我們的決策,會誘導出我們內心不守規範的那一面。不論哪個國家、哪個族群,都有這一面,只是表現方式和程度不同。我們時常需要做出選擇,需要面對內心的掙扎。旁觀者能看到我們的最終行為,卻看不到掙扎的過程。實驗經濟學試圖把這個掙扎過程量化地勾勒出來。
格尼茨有一項很出名的工作,研究人的欺騙撒謊行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多少總會撒謊。有些撒謊無傷大雅,對他人無害,我們自己也沒有太多心理負擔。甚至有的時候,我們認為撒謊對他人有益,例如對患有絕症的親人隱瞞病情,此時會對自己的謊言理直氣壯。可有的時候,撒謊會導致「損人利己」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會天人交戰,忐忑不安,具體結果也變得難以預料。
還有更極端的情形。李斯特曾說,很多企業家朋友跟他提起,一些公司、工廠、超市的產值中有10%以上的意外損耗,可以稱作「在職偷竊」。例如辦公室的員工每周下班時順手拿一包列印紙回家,咖啡館的員工看到朋友過來,順手多做一杯咖啡等等,不勝枚舉。有些行為並不見得很嚴重,不一定配得上「偷竊」罪名,但頻率太高、數量不小,最終會給企業帶來不可忽略的損失。
雖然很多企業家都感受到「在職偷竊」的存在,卻從來沒有人能準確地說出它的狀況。如果像防小偷一樣防員工,不僅挫傷員工的工作熱情,在經濟上也是不划算的。經濟學家的傳統研究手段是「調查」。但在這個問題上,顯然不可能調查得到任何有意義的數據。李斯特知難而上,為這個問題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研究,估算出」在職偷竊「的大致比例。實驗目的並非希望抓到哪個「在職偷竊」的員工,而是幫助我們對這個不可見問題有更準確認識。在此基礎上,公司的內部管理制度才能有的放矢。
實驗作為一種獲得數據、驗證理論的方法,已被廣泛運用到無數傳統經濟學領域,正在不斷改寫傳統經濟學理論。回到本文開頭提及的場景。假若地上有一張一百元,到底有多少人會把它撿起來看看真假?這個問題不難回答,只要哪個研究機構批給研究者一筆錢,在不同地方試一試,便知分曉。我不知道結果如何,對此有一些期待。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