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文明，逃離到原始島嶼大溪地島的畫家——一提起保羅·高更這個名字，這一想法便會在腦海裡湧現。我們所熟悉的高更畫作是1891年之後的作品，大部分創作於大溪地島。高更原是在證券公司任職的一名普通員工，育有5名子女。1876年，他的作品《威洛裡森林的風景》入選沙龍展，由此步入畫壇。步入畫壇的第七年，他決定辭職專心創作，這同拋棄家庭並無二致，因為默默無名的畫家要想養活六口人是難以實現的夢想。無法忍受生活艱辛的妻子帶著孩子們回到了在丹麥的娘家。高更在決定做一名畫家的同時，失去了他以前的生活和家庭。
在繪畫創作上起步較晚的高更，為了成為優秀的畫家，不斷尋找新的創作素材。彼時鼎盛時期的印象派已滿足不了高更，在1889年舉辦的萬國博覽會上，他被亞洲和南太平洋的異域風情吸引，憶起了在母親故鄉秘魯利馬度過的幼年時期。1891年2月，他處理掉所有的作品、籌到資金後突然離開，並留言稱：「為了在和平中生存，為了能讓我自己自由遊走於文明的掌心之外，我要前往大溪地。」
他最初到達的地方是大溪地島的首都帕皮提，但這個地方令高更失望不已。他所嚮往的是淳樸的原始文明，是能夠實現自身自由的樂園，但帕皮提卻是一個白人和中國人聚居的殖民地港口，真正的原住民毛利族的傳統與宗教習俗被高度滲透的西方文明掩蓋。在去了距帕皮提80公裡遠的海邊之後，高更尋找真正風景的努力才算有了結果。平時堅信「色彩即生命」的高更覺得，綠色野生的生活和鮮明的熱帶色彩將會實現自身的藝術。高更在像原住民一樣生活的同時進行著創作，大溪地女性的淳樸原始之美本身更是給高更帶來了新的靈感。
《大溪地少女》是高更1891年到大溪地後創作的作品，這幅畫描繪了坐在海邊的兩個原住民女人。大膽的原色和強烈的補色表現手法，可以看出畫家對色彩頗為執著。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畫作左側頭戴玻里尼西亞象徵的提亞蕾花、身穿傳統服裝紗籠的女人。少女閉著眼睛，悵然地耷拉著腦袋，她耳邊的一朵白色提亞蕾花尤為明顯。右側的女人是和高更同居的13歲少女——特哈瑪娜，她穿的不是傳統服裝，而是一件粉色連衣裙。她好像在觀察畫家的眼色，視線並未朝向畫面正前方。少女的表情中飽含著無從知曉的憂鬱與不安。
高更在給巴黎妻子的一封信中寫道：「現已是傍晚，像大溪地夜晚般如此寂靜的地方，我生平還是第一次見到……這裡總是只有沉默。不知這些人如何能夠幾個小時、幾天不說一句話，只是用悲傷的眼神凝望著天空。現在我理解了，我能感受到要將我捕獲的一切。」無邊無盡的獨孤感狠狠擊中了高更，他瘋狂地埋頭創作，但在過去的18個月裡，他一幅畫也沒有賣出去，來自故土的匯款也中斷了，最後他決定回到巴黎。
高更所嚮往的大溪地，位於文明之外自由淳樸的原始世界，也許終是僅存於畫作中的虛幻之地。高更如今意識到，為了實現繪畫之夢，他失去了作品之外的一切。他失去了祖國、家庭、朋友，甚至失去了自我。高更在給朋友寫的一封信中感慨道：「回去的話，得放棄畫畫了。」在藝術與生活、理想與現實間苦苦掙扎的藝術家的無奈，也同樣落到了高更身上。
從託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託尼奧·克勒格爾》（Tonio Krger）中也可以體會到這種耐人尋味的矛盾。「我想擺脫必須要認清並忍受創作痛苦的詛咒，過上平凡幸福的生活，去熱愛，去讚美。重新來過，然而估計不會有任何作用，必定又會是如此，一切都會變得和現在一樣。這是因為對人類而言，無論是哪一個種族，正確的人生道路原本就不存在，人們必然會迷失方向、彷徨徘徊。」
正如託尼奧·克勒格爾的獨白一樣，也許對於高更而言，正確的道路原本就不存在，即使再次回到最初的位置，他仍會相信大溪地之旅是正途。這從高更再次回到大溪地來面對死亡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在「已然」失去和「終究」無法實現這二者之間惘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