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清人錢泳所撰筆記《履園叢話》記載：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五月二十七日晚，北京城雷電轟鳴，大雨傾盆。次日清晨，西北郊的暢春園傳來駭人聽聞的消息，園內虎圈中有一隻猛虎於晚間從籠檻內逃出，與三個相約到前湖賞荷花的太監狹路相逢，形勢危殆，兩個太監急中生智，縱身跳入湖中，倖免於難，而另外一個則不幸死於虎口。
逸虎食人之後，竄出園外，消息傳開，舉城震驚。暢春園所處的區域，為清代著名的三山五園，除了暢春園之外，還有圓明園、萬壽山頤和園、玉泉山靜明園以及香山靜宜園等皇帝經常居住的離宮御苑，這裡也是皇親國戚以及侍從，還有值班的朝臣往來和聚居的集中地。換言之，此地奔走來往的多是舉足輕重的朝臣或顯貴，故而老虎再次傷人，甚至傷及貴人的危險係數極高。況且，該處毗鄰西山，峰巒疊嶂，林深葉茂，一旦縱虎入山，圍捕困難不說，後患無窮。
逸虎逃竄，嘉慶皇帝急命侍衛追捕。五天後，經偵查獲悉逸虎蹤跡，又隨即下令三額駙（科爾沁扎薩克郡王，娶嘉慶皇帝第三女和碩莊敬公主）率眾殺虎。詩人張恆潤以《殺虎行》記述此事，詩中有云：
風沙滿目午日晴，觀者如堵鹹無聲。遙見虎死近相視，風搖毛尾猶心驚。壯士酒肆曾論兵，男兒自負那敢輕。大言常遭世俗笑，今日兒女皆知名。當時翰林院編修吳慈鶴也寫詩留念：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槊何豪雄。虎知當死伏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兩位詩人儘量真實地再現了逸虎傷人並最終被捕殺事件的始末，尤其極力描述侍衛們圍捕惡虎的英勇壯烈場景，字裡行間洋溢著對嘉慶皇帝的讚譽和王朝統治形勢的自信。
而到辛亥革命以後，近人郭則沄梳理順治至宣統十朝人所寫詩文，尤重以詩詠史、以詩系事的作品，輯錄成《十朝詩乘》，吳慈鶴這首詩也被收入，題為《暢春園逸虎食人》。其時清王朝已經崩潰瓦解，郭則沄的看法恰好與吳慈鶴相反，他認為此突發事件非佳兆也，只是預示著某種危機即將來臨。確實，在逸虎食人的當年七月，嘉慶帝舉辦木蘭秋獮，不幸猝死於避暑山莊，似乎驗證了那些「後見之明」。
這一惡性事件，不由讓人追問暢春園內何以豢養猛虎的問題。據史料記載，暢春園的附園西北門內建有永寧寺，寺西為虎城，是清代皇帝養虎之處。康熙皇帝興建暢春園，是要在紫禁城之外尋找一處水土清佳之地，作為怡情養性，避喧聽政之所，故而對此地的生態環境尤為注重。康熙朝時期，暢春園一帶地肥水美，錦鱗遊泳，禽鳥翔集，是難得的自然勝地。
其實，帝制時代在宮苑之中豢養虎豹等猛獸的傳統，由來已久。據說，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時，曾於玄武門外建虎圈，令禁軍訓練捕虎。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西苑、南海子成為明宮廷豢養禽獸的主要場所。
康熙帝建虎城，豢養猛虎，既是宮廷傳統的一種延續，也帶有君主的個性色彩。康熙帝是歷史上出了名孔武有力的皇帝，行圍打獵，尤其是親手獵虎是他津津樂道的美事。康熙帝的寵臣高士奇在《扈從東巡日錄》裡曾記載，康熙帝曾一日親射三虎，而當時皇太子年僅九歲，「引弓躍馬，馳驟山谷間，矢無虛發，見一虎，射之立斃」，父子相傳的高強射虎本領令人咋舌。
庶吉士汪灝曾隨康熙帝參加木蘭秋獮，《隨鑾紀恩》一書詳細記載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夏天，他親眼目睹的康熙帝獵虎風採。當日，聽到負責偵查的侍衛來報，河對岸山上有虎，康熙帝立刻命停御舟登岸，與皇太子兩個各持巨槍，立於河岸之上，二十八位勇士持槍護立於四周。對岸山谷中傳來虎嘯的聲音，康熙帝命河對岸勇士按照部署獵虎，五名勇士遂遵旨前行，不一會兒功夫，立殺一虎。
不久，康熙帝命眾人圍觀所殺的猛虎，重三百七十斤，「黃毛黑斑，猙獰更甚」。康熙帝還告知隨從人員，「虎每食一人，其耳必有一缺」。眾人前觀，此虎耳有數缺，竟已食數人矣。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獵虎經驗豐富的老皇帝玄燁曾對近前侍衛談及圍獵的收穫，他侃侃道來，如數家珍：「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曾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
康熙帝熱衷獵虎，故命人在常住的暢春園附近建虎城以豢養小虎，待長成後放入園囿供狩獵之用，日後暢春園突發逸虎食人事件，也就不難理解了。
因為康熙帝養虎，喜愛獵虎，由此演繹、杜撰出來一些有關的傳說。據傳，潭柘寺第二代主持法師止安和尚，曾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赴暢春園覲見康熙帝，適逢虎圈老虎發威，眾人皆不敢靠近，唯獨止安從容不迫，進前叱之，「汝由性暴故墜虎身，今猶不改，性必終迷。汝伏，吾為汝三皈，可得解脫耳」。老虎竟為之馴服，「帖然曳尾而去」。猛虎亦為高僧所折服，足見佛法無邊，這種故事自然是藉助暢春園中的虎圈衍生而來。
而黃三太（泰）殺虎救主的故事，更是廣為流傳。據說，康熙帝往暢春園觀賞吊睛白額虎，因侍衛不慎，老虎越出鐵籠，致死者多人。康熙帝命武臣出擒，結果也被老虎所傷，於是傳旨，能殺虎者賞千金，封萬戶侯。扶危濟困的綠林豪傑黃三太（泰）正好潛藏在暢春園，伺機偷竊御前寶物，於是挺身而出，殺死猛虎。康熙帝大悅，賞穿黃馬褂，並賜九掛龍。殺虎救主，足顯草莽風採，這一故事也是在暢春園虎圈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經過風行市井的小說、戲劇如《彭公案》、《九龍杯》不斷渲染，越發活靈活現，引人入勝。
上述故事有真有假，而暢春園建有虎城，則已為清代檔案所證實。據《清宮熱河檔案》記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初七日，內務府總管大臣向乾隆帝奏報暢春園虎城所領肉斤數目。按照慣例，凡是慶豐司（內務府所屬，掌牛羊畜牧事務）內倒斃的牛羊，都送往暢春園虎城作為飼養老虎的餌料，剩餘部分按價折算，交回內務府廣儲司銀庫。
這一則檔案告訴我們，虎城久已建立，並在飼養管理方面有章可循。據檔案可知，當時虎城內有大虎兩隻，每日各飼肉五斤；中等虎一隻，每日飼肉四斤；虎崽兒兩隻，每日各飼肉二斤。奏報中稱，當年買賣牛羊肉每斤價銀三分八釐，也就是說，乾隆三十七年時，虎城內大小五隻虎每日飼養用銀為六兩有餘，據此推算，一年的養虎費用約在兩千兩左右，這筆不菲的開銷，大概只有皇帝能夠輕鬆承擔了。
虎城內老虎的數目顯然不是固定的。到嘉慶朝，老虎的數量有顯著變化。據嘉慶朝內務府總管大臣奏報，嘉慶四年（1799年）交暢春園虎城羊一百四十七隻，嘉慶十六年交虎城羊七百二十九隻，嘉慶二十四年交虎城羊六百十四隻。虎城內每年所用倒斃牛羊的數量，應該與老虎的數目成正比。
乾隆三十七年的數字告訴我們，五隻虎每年大概要飼肉六千餘斤。按照一隻羊宰殺後大概淨肉20公斤算，嘉慶四年時虎城內的老虎少於5隻，而嘉慶十六年和嘉慶二十四年時老虎數量，應是乾隆三十七年的三到四倍，大概有十幾二十隻。也就是說，發生逸虎食人事件的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正好是虎城內老虎比較多的一年。虎多難管，趁劇烈天氣變化之時逃逸竄出，似乎情有可原。
然而，逸虎傷人固然與老虎數量太多有關係，卻非主要原因。人員廢弛，管理不善才是該惡性事件的源頭。一度作為皇家政治副中心的暢春園，在康熙帝身後，地位在不斷下降。
雍正時期，皇帝多居圓明園處理政事，暢春園主要是紀念先皇的祭祀場所。至乾隆朝，暢春園專闢為太后頤養天年之所。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帝弘曆的生母崇慶皇太后去世，而近二十年後才繼位的嘉慶皇帝，他的母親早在乾隆年間就去世了。因此，作為太后奉養園庭的暢春園，到嘉慶朝實際上失去了功用，近乎閒置。
因此，嘉慶朝時暢春園內建築已日見殘破，管理維護人員也多被抽調到其他苑囿，守衛人數日益縮減。嘉慶十年（1805年），暢春園內春暉堂曾發生盜竊案，盜賊援牆闖入，事後查證丟失玉人、玉牛、銅瓶、銅爐等器物多件，說明宮苑的管理此時已是漏洞百出。十五年後的逸虎食人，只不過是昔日曾極盡恩榮的暢春園繼續衰敗、積重難返的惡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