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三國天命的書面爭奪戰東漢末年，曹魏、孫吳、蜀漢通過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各自對天命的繼受。然而因為三國最終均未能統一天下，所以這種正統自始至終都缺乏著功業上的呼應。三國之中，曹魏為強，孫吳、蜀漢為弱，曹魏與其餘兩國之間一直兵戎不斷，而後二者面對曹魏之強，一直保持著相對穩定的結盟關係。三國之間雖然實力相差明顯，但幾十年來彼此的邊界幾乎沒有明顯的改變，所以三國的天命也基本上只在各自的疆域內才稱得上合法有效——這一歷史奇觀，在三國時代也算得上前無古人。
從政治角度來看，三國時代的三足鼎立與春秋戰國的群雄爭霸有著本質的不同：曹魏、孫吳、蜀漢三個政權均自認為是正統，並明確提出了以統一天下為目標，彼此之間在政治底線上沒有妥協的餘地，所以終究不能相容。而戰國時代眾諸侯之上畢竟還有一個公認的周天子，各自的地位如何各憑實力，所以既能出現秦昭襄王嬴稷與齊湣王田地並尊「東西二帝」之事，也能出現田地為各國合力攻秦而去帝號之事。
戰國時代的帝號無非是強弱尊貴之別，而三國時代的帝號則意味著正統僭閏之分。弱國自認其弱，依然可以存續甚至「十年修養十年教訓」以求逆轉未來；而僭國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立足於世的。這是曹丕、劉備、孫權必須稱帝的理由，也將主導著他們對另們兩位皇帝的態度。
從軍事上來看，亂世之中各憑實力，本沒什麼問題——如果曹、孫、劉三家不稱帝，也的確沒什麼問題；統一天下後再稱帝，也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三家在鼎立之勢未結束的時候就各自稱帝，天命卻不會因此一分為三，那麼如何面對其它兩國的地位呢？
三國局勢
這其中，曹魏與蜀漢，是絕對的「火土不容」。曹丕代漢，近效王莽，遠仿堯舜，其正統的基點在於漢朝末代君主的禪位。曹丕的天命要「生」，則漢朝的天命必須「死」，非如此則天命不可易代。劉備繼漢，其正統的基點在於曹丕弒君篡位，劉備身為漢室宗親不能不興起討逆的大旗。劉備的天命要「生」，則曹丕的天命必須「死」。這其中，因為曹丕是代漢者，又在軍事經濟等方面佔有絕對優勢地位，所以尚能有允許劉備稱藩的餘地；而劉備立國主要依靠其天命正統，又處於弱勢地位，更加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
反觀孫權，他要稱帝，既沒有曹丕接受禪位的「程序合法」，又沒有劉備自立的「血統合法」，所以其天命基礎在三國之中最為薄弱。然而孫權在政治層面的餘地也因此更大：他可以自立，也可以向曹魏或蜀漢任何一方稱藩，只要時機得當，此舉並不會給孫權統治的合法性以太大的打擊。三國之中，孫吳最後立國，其原因正是其開國君主孫權為保證其疆域安全，暫時向代漢的曹魏稱藩，直到國內外局勢穩定時，孫權才最終決定稱帝。
源於這一番政治背景，三國之間的稱呼便顯得意味深長。可以說，三國在彼此的交流中打造出了一部正統之爭的外交教科書，為這一悠悠亂世增添了一道奇異的色彩。
天命的書面爭奪戰，首先爆發在曹魏與蜀漢之間。蜀漢以正統自居，對於「弒君篡位」的曹魏直接稱呼為「賊」，或是進一步稱呼為「北賊」、「魏賊」，並不以國相待。這一語境，在蜀漢丞相諸葛亮的大量作品中均有體現：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後出師表》
「臣當竭盡愚力，討賊興漢。」《明心表》
「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絕盟好議》
蜀漢僅一州之地，如果劉備不是漢室宗親，很難想像劉備居然能在成都立國並自稱天子。事實即便如此，劉備在嚴重缺乏功業基礎的情況下稱帝，也依然遭受著強烈的質疑。蜀漢名臣劉巴認為此舉「以示天下不廣」，費詩認為「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如果將劉備視為漢朝正統皇帝，那他可能是漢朝歷史上最不具備稱帝前提的皇帝，而為了補足這一短板，蜀漢必須以北伐為國策，曹魏的「賊」性有多深，蜀漢的正統性就有多強。
諸葛亮像
反之，曹魏雖然沒有統一天下，但其功業基礎比蜀漢畢竟強了太多。曹丕之你曹操統一了包括中原在內的整個北方，曹丕有著漢帝親為的禪位大典，曹丕稱帝後連實力強過蜀漢的孫權也立刻稱藩——孫權稱藩後在名義上已經是曹魏的臣子，其轄地自然也是曹魏的疆土，也就是說直到孫權再次自立前，當時的天下只有曹魏與蜀漢兩個國家。
也因為曹魏的功業基礎太好，其對待蜀漢的態度也可以更加寬容。曹魏佔據中原，可以當之無愧地自認為「中國」、「華夏」，而蜀漢則只能算是一個地方性割據勢力。與其同時，漢朝已經滅亡，當今天下只有蜀沒有漢，所以曹魏稱呼蜀漢一般用「蜀」或者「裔土」這樣形容窮鄉僻壤的詞語，比如王朗在《與許靖書》所說 的：「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子雖在裔土……」或是劉曄議軍政時所言的：「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
諸葛亮稱曹魏為「賊」，而王朗尚能將劉備稱為「將軍」，蜀漢看似正邪分明，其實背後正凸顯了其實力上的羸弱，故而不得不過分強調其天命正統。曹魏與蜀漢對彼此的稱呼雖然不一，但雙方均能在各自的天命理論中體系內自恰，那孫吳呢？
孫吳的開國君主在曹丕代漢後適時稱藩，自然與天命無緣。當時孫權與蜀吳之間爆發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夷陵之戰，孫權求和不得，也不容其不向曹魏低頭。劉備死後，蜀漢由諸葛亮執政，迅速與孫權交好並開始籌備北伐事宜，孫權遂下定決心自立為帝。
三足鼎立，兩弱結盟抗強是求存之道，然而孫權稱帝一事，卻讓蜀漢在政治上陷於兩難的境地。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在於其君主的漢室血統，孫權稱帝意味著叛漢，這時作為漢朝的繼承國，如何能與這樣一個僭國結盟？然而不結盟勢必不能對抗強大的曹魏。面對孫權稱帝之舉，蜀漢群臣多有主張斷絕盟約者，此時諸葛亮立排眾議，將政治訴求強壓了下去。他如此說道：「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
劉備像
這一番言語，完全以軍事壓倒政治，其表述需要極大的勇氣。從國策層面來看，如此直白的論調，在三國時代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都是不多見的。這誠然是諸葛亮的無奈之舉，而且此舉也的確有著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劉備以漢室正統自居，待其死後的執政者卻與叛漢的孫權保持了聯盟關係，這已經危及到了蜀漢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此後，諸葛亮又遣使與孫吳約定合力北伐，中分天下，在法律層面承認了吳帝與漢帝的平等地位，此時的諸葛亮可以說已經放棄了——至少是從形式上放棄了蜀漢的天命。真正的天命是絕不可平分的，蜀漢立國，其正統性來源主要依靠其天命理論，而現在諸葛亮居然權宜而棄之，這對蜀漢人心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也正如諸葛亮的使者鄧芝所言：「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並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既然是天命，終究不能中分，這一點孫權不僅心知肚明，甚至可以與蜀漢的使者直言，也算是一時豪傑了。
諸葛亮因為結盟而削弱的漢朝的天命，然而對於孫權來說，這一次結盟在政治上則有著無以倫比的利好。相比於曹丕和劉備，孫權太缺乏稱帝的政治資本了，而現在蜀漢——名義上的漢朝繼承國已經正式承認孫吳的天命了，這一政治事件成了孫吳天命理論最強大的基礎。孫權既不想承認蜀漢的天命，又需要蜀漢的天命為其地位背書，得失進退之間的矛盾，非個中人難以體會。
孫權像
蜀漢與孫吳既然已為盟國，則彼此獨立且相互尊重對方的一半「天命」，官方稱呼自然也依對方的國號而定。蜀漢稱孫吳為「吳」，孫吳稱蜀漢為「漢」，這是國與國之間的禮儀。然而，在私下裡，孫吳的群臣則一向以「蜀」或「西蜀」相稱，比如孫權所說的「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裡，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或是鍾離牧所言的「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御之」，可見蜀漢的國威，也僅止步於外交禮節了。
當然，兩國為避免這一尷尬，不約而同地在通關文書中採取了另一個淡化政治取向的作法：蜀漢稱孫權為「東尊」、「東家」、「東主」，稱自身為「西朝」。諸葛亮在與其兄——同時也是孫吳臣——諸葛瑾的書信中，也用「東西」二字：「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三國時代的三分天命，就在這樣的小心翼翼中，一直延續到西晉滅吳。
在日後的歲月裡，中國還有不少大分裂時代，然而三國時代的天命路線依然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這不源於三國本身，而源於後世歷史的陰差陽錯。如果三國中有任意一國能統一天下，那在日後的史書中將會出現明確的正統與僭閏。然而，三國最終由代曹魏自立的西晉統一，而西晉速亡，漸變成了偏安於江南的東晉，這一幕又與蜀漢何其相似……三國時代的天命論，就在這一段歲月中成為後來人稱帝時不可不辨明的歷史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