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前幾天偶然看到若干年前許戈輝採訪竇唯的視頻資料。當被問及紅磡那場演出的時候，竇唯在採訪中對於唱片公司現場粗製濫造的錄音感到氣憤，並認為唱片公司的這種行為「居心叵測」，「……我覺得他們（唱片公司）在賺錢的同時，詆毀你的形象」。許戈輝搖頭道，「我覺得這從邏輯上說不通，不合理……哪有一個唱片公司希望毀自己藝人的形象的？」竇唯回答說：「但我覺得有。我覺得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唱片公司，我現在都是個問號，也許真是一個特務機關。」
在這個訪談中，竇唯認為唱片公司這麼做，會「滿足他人的一種不良心態」，這種不良心態竇唯解釋為「看（你的）笑話，然後對你進行貶低」。同時，竇唯也承認，這些都是暗示，並沒有明說。不難理解竇唯對商業利益下的浮躁的反感——那張現場錄音唱片的確質量不高，如果結合竇唯日後的音樂製作軌跡也不難看出其對於音樂品質的嚴格要求。在談及婚變的時候，竇唯也認為這是一場陰謀，「我完全活在別人的設計當中」。
有段時間，我身邊一位朋友也覺得有不熟悉的人接近他，必是有所圖。很難說是那段時間因為將自己長期封閉在家導致的這種心理，還是因為先產生了這種心理才導致其離群索居的階段性生活。伴隨著成長，我們每個階段都會經歷不同的心理狀態，也很難將自己的偏執和妄想簡單套用到他人來分析其心理。佛教認為「一切無有真」，自我中心者如果沒法做到抽離，就會被外界擾亂，陷在固執己見裡無法脫身。因此，有時候提醒自己「你沒那麼重要」，其實很重要。
文/Sebastian Dieguez
譯/antusen
校對/圖特
原文/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re-we-all-a-little-paranoid/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antusen在利維坦發布
圖源：Verona Contemporanea Festival
「肯定有人誹謗了約瑟夫·K。那天早上，他沒做錯任何事，但卻被捕了。」——這是《審判》的開場白，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在1914至1915年間創作出了這部沒有結局的小說。1924年，卡夫卡逝世後，其友人馬克斯·布洛德（Max Brod）不僅違背了他要求焚燒手稿的遺願，還重新編排並在1925年出版了《審判》。被卡夫卡遺忘的《審判》由此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約瑟夫·K被控何罪？沒人知道。卡夫卡在日記中說他「有罪」，但卻沒說他犯了什麼罪。這部小說也沒透露任何線索。約瑟夫·K其實是某家銀行的襄理，被控告後，他開始問一些與指控無關的問題，其中主要包括：是誰在告我？哪些部門負責訴訟？然而，監察官並沒有回答他。
從一開始，約瑟夫·K就因種種不確定因素和被疑有罪而陷入了痛苦，當他試圖準備辯護卻發現聽證會不定期且無固定地點時（等待審判期間，他是自由身），這種痛苦更是如影隨形。
當我們關注K的不幸遭遇時，會產生這樣的憂慮——這個險惡的世界可能只是偏執心理的外在投射：人們會毫無根據地堅信其他人希望自己慘遭不幸。無論如何，這是對這本古怪小說的解讀之一（還有很多別的解讀）。除了從心理學角度入手的解讀外，還有從存在主義角度（K只是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內疚）、神學角度（K有原罪，因而要接受審判）及政治角度（卡夫卡在預言極權政體的獨斷專行）入手的解讀。這個模稜兩可、模糊、抽象且奇異的故事可以有多種解讀。
像我這樣的心理學家自然傾向於心理學角度：K很可能是個偏執狂。我們知道偏執心理很常見，也了解病因，不過我們希望通過深入研究，確定更明晰、更好的治療方案。
卡夫卡式的精神世界
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一樣，《審判》表明，刻板的官僚體系顯示出的矛盾與瓶頸會剝奪人們的生活，但這不總是系統固有的特徵。在卡夫卡的書中，這些「卡夫卡式」的特徵存在於主角的腦海中。是人腦造就了卡夫卡式的情形。
比如，在缺乏明確信息或指引的情況下，《審判》中的K開始自發採取各種行動。事實上，他才是一切的源頭，不過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值得注意的是，當他試圖找到正確的審訊室時，內心想起了那位看守的話：法庭會被罪惡吸引，所以審訊室必然位於你碰巧選的那個。很自然，就是這樣。
圖源：My Random Sense
《審判》中的世界——無盡的走廊、令人目眩的樓梯、不合邏輯的轉折和令人窒息的房間很容易被視為偏執者內心世界的反映。K的行為是典型的偏執行為：他對眼神、笑聲、耳語和流言蜚語極其敏感。他懷疑有人在取笑他，在用「秘密信號」談論他。他總是隱隱感到威脅的氣息。不久後，他的人生和整個世界都捲入了這場審判，這令他十分絕望。
卡夫卡《審判》的原始手稿。圖源：John MacDougal/Getty Images
偏執心理的發展過程
令人驚訝的是，《審判》極具吸引力。讀者們想知道前因後果、K被控何罪、迫害他的神秘人是誰、結局又有何走向。為何我們極容易被K的邏輯迷惑？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問的問題與他相同，那是因為他的大腦和我們的類似：我們可以憑直覺理解偏執心理。
圖源：DeviantArt
偏執一直被當作重度精神病疾病的唯一標誌。但如今，它顯然是漸漸發展而成的。有些人只是略微懷疑別人不喜歡他們。有些人則認為他們被暗中監視了。還有一些人認為惡人的威脅迫在眉睫。最後，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相信，強大的邪惡力量會聯合迫害他們【即被迫害妄想（persecutory delusions），1871年，法國精神病學家亨利·勒格朗杜·索勒（Henri Legrand du Saulle）推廣了此術語】。有時這些人會被幻覺折磨。
據估計，在普通人群中，10%至15%的人會經常產生偏執思維，3%以上的人有被迫害妄想，其嚴重程度與精神分裂症患者不相上下。有趣的是，基於調查的研究顯示，那些在某種情況下產生偏執心理的人在其他情況下也會如此：如果你認為外星人會綁架你，你也會認為你的同事在用異樣的眼光看你，餐廳裡的笑聲是在笑你。那些偏執的想法好像共同創造了一個完全以你為中心的世界——換句話說，也就是約瑟夫·K的世界。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92453/）
但你是怎麼變成這樣的呢？關心別人對你的評價和期待是很自然的。知道對方是敵是友也不錯；當你懷疑某人時，預設對方是敵人可以避免被背叛。問題是，如果這種對人類認知至關重要的警惕感頻頻出現，人們就極容易陷入混亂。偏執狂會因此產生社交障礙。他們讀不懂別人的想法，所以只能胡亂猜測別人的語言和行為；一直處於偏執狀態的人總會以不信任他人的態度收集線索。
大腦中，過度活躍的威脅探測器
健康志願者，高風險受試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PET）成像顯示，隨著疾病嚴重程度的增加，小膠質細胞（microglia）活性逐漸升高（橙色）。圖源：MRC臨床科學中心
通過針對雙胞胎的研究，科學家發現了偏執心理的其中兩個誘因：一、遺傳特徵；二、因被侮辱、排斥、虐待而產生的童年創傷。其他研究則表明，偏執狂解讀社會信號的腦迴路（特別是杏仁核）異常活躍。就偏執狂而言，可以檢測潛在威脅、判定各類刺激強度的大腦區域是極度活躍的。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380542/）
（academic.oup.com/brain/article/136/6/1968/619027）
約瑟夫·K表現出的另一個共同特徵是難以擺脫被迫害妄想。這表明，有偏執心理的人產生了某些心理變化，故而喜歡過早下結論，然後再掙扎著放棄自己的信念。據說他們患有認知僵化症：他們把所有的推理能力都用于堅持己見當中。三分之二的偏執患者無法客觀解釋其他人為何會迫害他們，他們只會說別人就是想作惡。
牛津大學的精神病理學家丹尼爾·弗裡曼（Daniel Freeman）做了大量的研究後，闡明了誘發偏執心理的各種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他和計算機科學家一起創造了能完全控制實驗參數的虛擬實境環境。例如，在某個實驗中，虛擬實境環境可以是地鐵，在那裡，電腦角色（虛擬化身）會看著受試者竊竊私語並大笑。研究人員為這些化身設定了中性的行為方式，如果受試者有被監視或被取笑的憂慮，那麼他就有偏執思維。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05189/）
人人都有偏執心理？
研究人員發現，40%以上的受試者至少有一個偏執想法，這進一步證明有偏執思維的人很多，即使他們不常產生偏執行為。藉助一系列心理測量方法及受試者的表現，研究人員還發現容易焦慮的人更容易有偏執的想法，他們或對別人的意見很敏感、或認知僵化、或經歷了很多痛苦的經歷（譬如被虐待）。
研究人員還想深入了解共同誘發偏執的種種因素，如基因、神經生物學、認知、社會及心理因素。與此同時，弗裡曼和同事們正在測試虛擬實境方案的治療效果。通過虛擬實境沉浸法，研究人員教會患者重新解讀自己的偏執想法，讓他們減輕了被威脅的感覺。這種治療法會讓人們逐漸接觸令人不安的刺激：地鐵裡的人越來越多，談話的聲音也越來越大，甚至還可能扭曲現實，再造病人堅信存在的東西，如耳語和笑聲。一個世紀前，卡夫卡用文學鏡頭複製了偏執心理。今天，研究人員正在利用科技做同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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