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歷史上第二位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她曾在推動司法中的性別平等上做出過傑出貢獻，由此被世人銘記。而就在她出生前後，有一群人開始對藝術中的女性形象進行重新建構，她們就是超現實主義中的女性藝術家。
在古典繪畫中，女性往往是被觀看、被凝視的客體，是藝術創作的對象，而非創作者。她們在繪畫中的形象幾乎都是由男性藝術家建構起來的，通常與「柔弱」、「美麗」、「淑女」和「母性光輝」等詞聯繫緊密。
大衛《荷拉斯兄弟之誓》，帆布油畫，330×425cm，1784年
就如《荷拉斯兄弟之誓》中這樣男強女弱的強烈對比在古典繪畫中比比皆是，無不向世人傳遞著古代的性別觀念——男性的權力絕對凌駕於女性之上，而女性的功能只是料理家務與養育兒女。
到了19世紀末的印象主義時期，女性形象並未發生太大變化。雖然馬奈在《草地上的午餐》和《奧林匹亞》中大膽描繪了被視為庸俗、不道德的娼妓，引發巨大爭議，但畫中的裸體女性依然端莊美麗，符合男性的幻想，同時也側面體現了當時男性對女性肉體的消費可謂唾手可得。
愛德華·馬奈《草地上的午餐》，帆布油畫，208×264.5cm，1862-1863年
愛德華·馬奈《奧林匹亞》，帆布油畫，130×190cm，1863年待到超現實主義興起之時，情況反而變得更加糟糕。1924年，法國作家、詩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為理論基礎，強調直覺與潛意識。他寫道：「它（超現實主義）是思想的筆錄，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於任何美學或道德的偏見。」
這就意味著男性藝術家在描繪女性時完全不受束縛，可以盡情展現自己潛意識裡的想法。於是，他們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對性慾的表達，女性通常以一種扭曲、破碎，或遭受侵害的姿態出現。
雷內·馬格利特《受威脅的兇手》（The Threatened Assassin），150.4×195.2cm，1927年雷內·馬格利特《鐵達尼號的日子》，帆布油畫，91×79cm，1930年同時，猶如孩子般年輕、天真而純潔的女性（femme-enfant）是超現實主義畫家眼中最理想的形象。在漢斯·貝爾默（Hans Bellmer）的《玫瑰暗夜盛開》中，一具未成年女性的身體以一種自我解剖的姿態暴露在畫家面前，如同沒有感情的機械人，令人感到驚悚。
薩爾瓦多·達利《Young Virgin Auto-Sodomizedby the Horns of Her Own Chastity》，帆布油畫，40×30cm，1954年
這種物化女性的形象也頻繁出現在達利的作品中。可以說，超現實主義男性藝術家的創作更加肆無忌憚地發揚著傳統父權制與厭女思想。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群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雖然她們大部分是在男性藝術家的影響下才走上超現實主義的藝術道路，但很快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首先，她們做的就是重塑藝術中的女性形象，儘管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
利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自畫像》（Self Portrait，又稱為The Inn of the Dawn Horse），帆布油畫，65×81.3cm，1937年在利奧諾拉·卡林頓的第一幅超現實作品《自畫像》中，她所描繪的自我形象頭髮凌亂，面容難辨雌雄，身著絲絨夾克和白色緊身褲，姿態輕鬆而桀驁不馴，一種模糊了性別邊界的女性形象開始建立起來。
利奧諾拉出生於英國一個富商家庭，從小性格叛逆。十歲時，她在巴黎看到超現實主義藝術展，並為之深深著迷。儘管家裡人並不支持，但她依然決心要成為一名藝術家。
利奧諾拉·卡林頓《星期三手術》（Operation Wednesday），硬紙板蛋彩油畫，60.3×44.8cm，1969年1938年，在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介紹下，利奧諾拉進入到當時以布勒東為核心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圈。雖然她並不打算屈服於布勒東的權威，但在這一過程中她結識了萊昂諾爾·菲尼（Leonor Fini）和雷梅迪斯·瓦羅（Remedios Varo）等女性超現實主義畫家。
在她們的繪畫中，性別模糊而神秘的煉丹術士、女巫、雌性怪物反覆出現，挑戰著傳統的性別體系，體現了她們對女性自我意識的探索，成為其藝術創作的重要母題。
萊昂諾爾·菲尼《哈塞爾特夫人肖像》（Portrait of Mrs. Hasellter），帆布油畫，78.7×67.3cm，1942年
雷梅迪斯·瓦羅《無用的科學或煉丹術士》（The Useless Science or The Alchemist），纖維板油畫，41.2×21.3cm，1958年
女性形象不再只是單調的端莊美麗、天真爛漫，男性視角下的固化形象逐漸被打破。女性藝術家開始掙脫父權制下的性別枷鎖，成為藝術中自我形象的塑造者，而不再只是被觀看的模特，就像利奧諾拉所說：「我沒工夫當任何人的繆斯，我一直在努力反抗自己的家庭，以及學習如何成為一名藝術家。」
除了重塑女性形象，超現實女性藝術家開始通過藝術表達自我的內心世界，這與過去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古典時代，女畫家本身數量就非常少，而這些屈指可數的女畫師通常是在宮廷中為達官貴人，尤其是女貴族畫肖像，創作技法、風格和題材都極為受限。
伊莉莎白·路易絲·維熱·勒布倫（E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 Brun）《格蘭德夫人》（Madame Grand），帆布油畫，92.1×72.4cm，1783年不過，由於超現實主義注重對夢境、潛意識的表達，因此該流派的女性藝術家將繪畫與攝影視作自我情緒的發洩口，讓人們看到女性豐富的內心世界，引發人們的情感共鳴。
在雷梅迪斯·瓦羅的繪畫中，主角往往孤身處在封閉或空曠的場景，傳遞出一種強烈的孤獨與隔閡，這與藝術家本人的經歷有關。在二戰期間，瓦羅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往墨西哥。雖然在那裡她結識了一些藝術家朋友，但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滋味依然讓其感到孤獨不已。
雷梅迪斯·瓦羅《和弦》（Harmony），纖維板油畫，29.5×36.6cm，1958年雷梅迪斯·瓦羅《吹笛人》（The Flutist），纖維板油畫，29.5×36.6cm，1955年與瓦羅的經歷相似，利奧諾拉也因為躲避二戰來到墨西哥。在這之前，她本來是與恩斯特在一起，但後者不幸被抓進了集中營，這讓利奧諾拉備受打擊，情緒一度崩潰，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療。在這個過程中，藝術家創作了插畫日記《低落之下》（Down Below），記錄自己的精神狀態與變化。
如果說瓦羅的孤獨與利奧諾拉的精神失控令人感慨，那弗裡達·卡羅（Frida Kahlo）的一系列自畫像則讓人感到心碎。在這之前，藝術史上從未有一位女性畫家如此毫不留情地將自己的痛苦展現在世人面前。
弗裡達·卡羅《破碎的脊柱》（The Broken Column），纖維板油畫，30.5×39cm，1944年1925年，18歲的弗裡達遭遇了一次慘烈車禍，身體受到嚴重損害，此後一生至少經歷了32次手術。在病癒過程中，她開始創作自畫像，將血淋淋的痛楚畫在畫布上，呈現出直觀震撼的視覺效果。
然而我們並不只會感到絕望，還能體會到一種生命的力量，一種希望與韌性。對於弗裡達來說，她並不喜歡超現實主義者這個標籤，她說：「我從來不畫夢境，我畫的是自己的現實。」
弗裡達·卡羅《自畫像與斷髮》（Self-Portrait with Cropped Hair），帆布油畫，40×27.9cm，1940年為什麼超現實主義中會誕生這樣一群女性藝術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女性開始有更多接受藝術教育的機會。從19世紀中期開始，歐美許多藝術院校開始招收女學生，不過她們依然被禁止參加人體素描課，這意味著在起跑線上她們就落後男性藝術家一大截。
Marie Bashkirtseff《在畫室》（In the Studio），帆布油畫，188×154cm，1881年到19世紀末，女性終於可以和男性一樣畫裸體模特，招收女學生的藝術院校也更多了。1855年，女性藝術家協會（The Society of Women Artists）在倫敦建立，並從1857年開始每年舉辦女性藝術作品展。
受益於這一變化，大部分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都多多少少接受過藝術教育，這為她們的藝術生涯奠定了基礎。
第二個原因是超現實主義的表現形式十分豐富。除了繪畫外，還有雕塑、攝影、電影、文學，甚至表演。相對於繪畫而言，其他形式更加容易入門，無需多年的素描基本功練習，例如攝影只需要一臺相機就可以捕捉世界，文學只需要紙和筆就可以抒發內心。
超現實主義戰地攝影師李·米勒（Lee Miller）《運河裡的納粹黨衛兵》（SS Guard in Canal）, 1945年
李·米勒《防火面罩》（Fire Masks），1941年，倫敦遭受德軍閃電戰轟炸時因此，超現實主義這個流派中湧現出了一大批女性藝術家，儘管她們的名氣比不上達利、馬格利特等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她們在塑造女性形象、表現女性內心世界等方面為後來的藝術家們帶來諸多靈感，也為女性主義藝術史的發展提供了充分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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