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丨謝文軍：電影《我和我的家鄉》的懸念敘事

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劇照。圖片來自豆瓣

電影《我和我的家鄉》的懸念敘事

文/謝文軍

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導演通過不斷設置懸念引領觀眾探尋故事的發展脈絡，一環扣一環，令人疑竇叢生，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電影用事態的發展牽絆觀眾的心，以多種形式、各不相同的懸念，使觀眾不斷產生新的預期，從而實現了對電影敘事的掌控。電影有這三方面的懸念：

一、人物懸念：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

電影《我和我的家鄉》顛覆了以往主旋律電影十全十美英雄形象塑造的影像呈現模式，通過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譜寫了平凡人物作出不平凡事件的頌歌。縱觀以往的電影《劉胡蘭》《雷鋒》《焦裕祿》等影片人物「偉光正」形象的塑造過度強調犧牲、奉獻的政治性話語，從而削弱了人物的真實可信度。反而《我和我的家鄉》以人物預設懸念的方式將英雄性格多維度地呈現，更賦予人情和人性的質感。《回鄉之路》中的喬樹林在人物預設中處處設置懸念，觀眾疑竇叢生。於結尾處卻通過其他人物的演講揭示喬樹林熱衷於攀關係的暴發戶形象背後是為家鄉做貢獻。影片沒有過度從政治性話語渲染其人物形象，而是巧設懸念，讓人物仿佛籠罩上了一層雲霧，觀眾則帶著他們的期待視野從有限的信息中獵奇。在人物預設的懸念中，觀眾看到的是人物形象的厚顏無恥、吹噓說大話；在人物揭示懸念後，影片呈現的卻是甘於奉獻、默默無聞的英雄。再者，《最後一課》的範老師晚年身患阿爾茨海默症，回到年輕支教時的鄉村，上最後一課。走進教室踢了一隻雞，上課說話「顛三倒四」。觀眾一方面在臆測範老師行為動機，另一方面從人物預設的不完美中探尋人生的價值。《神筆馬亮》中馬亮一出場給觀眾呈現的就是懼內形象，在妻子面前很慫，沒有主見。用「瞞」和「欺騙」的方式進行扶貧工作。電影對人物形象預設的一系列懸念中看到的人物形象的不太完美，通過「降格」完成了平凡英雄的塑造。這些人物形象通過人物的反差給觀眾設置懸念，喬樹林前面的「油膩」到後面的默默奉獻、範老師患病前後的變化、馬亮的「懼內」和「慫」和在村民面前的能幹、有魄力，英雄形象的「降格」塑造賦予人物血肉真實飽滿。

二、情節懸念：「突轉」情節的喜劇呈現

早在古希臘年代，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就提出了「突轉」這一情節因素，即在敘事性作品中，人物的行動往往悖逆於他的動機。如《神筆馬亮》中馬亮出於深愛妻子的前提下製造了諸多謊言和系列「假象」，不料妻子來到馬亮扶貧的鄉下拍攝寫真，從而引發了又好笑又好哭的事件，從而印證了「喜劇的內核是悲劇」。馬亮為了防止妻子發現真相，和村裡人一起串通起來掩蓋事實，在這喜劇的演繹下蘊藏的卻是扶貧者「舍小家為大家」的良苦用心。《北京好人》中張北京為了讓表舅治病，想出「歪門邪道」讓表舅冒用自己的醫保卡。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張北京高血壓暈倒送醫院了，突轉情節製造衝突，觀眾的好奇指向兩人的「計謀」能否成功，這裡就構成了新的懸念。這裡影片打破「開門見山」的敘事藩籬，採用「突轉」的情節懸念控制信息釋放，再次製造謎團。然而，故事並沒有結束，在影片的結尾又出現戲劇性反轉——原來老家的舅母早就偷偷為老舅辦過醫保卡，一直私藏起來。導演在情節的突轉中鋪設懸念，吊足觀眾的胃口，影片在最後之際才揭開事情的真相，觀眾在峰迴路轉之中有種「撥開雲霧見天日，守得雲開見天明」的明朗。

三、視角懸念：限知視角的信息遮蔽

熱奈特在視角劃分之中提出了「內聚焦」視角，在這種視角下，每件事都嚴格地按照一個或幾個人物的感受和意識來呈現。內聚焦是一種具有嚴格視野限制的視角，它無法深入剖析他人的思想，因而會造成信息的遮蔽。在《最後一課》中採用的是範老師患老年痴呆症之後的第三人稱視角，觀眾跟隨他的思緒去臆測事情的來龍去脈，在這種限知視角的遮蔽下，人們無法真正洞悉人物的想法，只能獲取碎片化的信息。導演充分發揮內聚焦的限定功能，在電影中造成死角和空白以獲得某種意蘊，引起觀眾的好奇心。《天上掉下個UFO》也是通過限制視角遮蔽信息的釋放來預設懸念。記者和小唐深入村中調查，在這種「偵探」模式下，村長几行人似乎「各懷鬼胎」，另有目的，讓人格外好奇這場「外星人事件」真相究竟如何。在內聚焦的視角下，觀眾憑藉記者轉述的外部信息和其他人可能產生的內心活動去推測劇情的走向。《回鄉之路》也是通過閆飛燕助理的視角來推測喬樹林「這個人百分百是個十足的騙子」，也是充分利用限知視角的信息遮蔽導致觀眾誤判，從而達到影片預期效果。

綜上所述，影片通過不斷更新的懸念設置，增強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閱性。懸念一方面控制著敘事節奏，另一方面調動著觀眾的情感反應，本影片的懸念設置增強了影視化的敘述魅力，為電影的藝術水準增添光彩，對其他影片的運用提供了可供借鑑的範本。影片多種形式、各不相同的信息懸念設置瓦解了情節的單一，使觀眾產生新的預期，用事態的發展層層「設套」，從而實現了對影片的掌控。因而據此判斷，主旋律電影製作水準又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