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衝國殤園中的娃娃兵雕塑
文 | 周渝
國家人文歷史新媒體·獨家稿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
據採訪的內容分析，基本可以認定陳友禮口述內容屬實。名字記載不一的問題，因陳友禮本人不懂英語，無法親口告訴為他拍照的美軍自己的姓名，很有可能是中方將領報名單時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這類情況很多，例如騰衝戰役中的士兵陸朝茂的衣服被戰友李唐錯穿，李唐犧牲後，「陸朝茂」之名上了陣亡名單，最後還以此名在騰衝國殤墓園立碑；或者可能是傳達上出錯，陳友禮的連長懂一點英語，但並不精通。連長與美軍可能在英文傳達上有偏差。拍照這件事至今已時隔70年，百分百考證很難，不過根據調查基本可以判定陳友禮就是那個抗戰小兵。
在騰衝的國殤墓園，松山的遠徵軍雕塑方陣，都有以娃娃兵為原型的雕像。原型出自一張抗戰時期的珍貴照片：一名明顯未及從軍年齡的小小少年，穿著不合身的遠徵軍軍服，渾身上下掛滿挎包、水壺等行軍裝備。他對著鏡頭豎起大拇指，稚嫩的臉上帶著自信的微笑，毫無對戰爭的畏懼之色。
微笑的遠徵軍娃
由章東磐、晏歡主編的影像圖書《國家記憶》是國內首次登載這張照片的書籍，書中照片皆來自於美國國家檔案館。「微笑娃娃兵」照片下方有這樣幾行註解——「李佔宏（音Lee Chan-hon）剛剛年滿13歲，儘管已經在中國軍隊裡服役兩年，仍是稚氣十足，面對鏡頭做微笑狀。」並註明拍攝者為「美國通信兵（U.S.Army Signa1 Corps）」，時間落款為「1944年11月23日」。
這位微笑娃娃兵一經曝光，就成為中國軍民樂觀抗戰的一種象徵、一個符號，被報刊轉載。人們看著這張笑臉，感動震撼之餘，不免會想到這個孩子大概早已為國捐軀，他家在何方，為何從軍，也將永遠成為歷史之謎。令人震驚的是，2014年，這位娃娃兵竟然被找到了，他就是居住在貴州的抗戰老兵陳友禮，已經年逾八旬。2015年9月23日，央視國際頻道《華人世界》欄目報導了這位老兵的消息。來自全國各地的網友向老人致以敬意並送上祝福，但同時也不乏質疑之聲，有人認為不可能有如此巧合之事，此事是「媒體炒作」等等。陳友禮究竟是不是照片中的娃娃兵？筆者對此進行長期調查訪問，基本可以確認情況屬實。
到目前為止，質疑的依據大約有幾條：第一，《國家記憶》的圖說寫明了娃娃兵叫「李佔宏」而非「陳友禮」；第二，根據陳友禮的回憶，他曾是國民革命軍200師的一員，而新聞報導中稱陳友禮參與過松山之戰，這與200師的戰史不相符；第三，12歲陳友禮既然是勤務兵，怎麼可能如新聞報導所說的那樣，參與到實際戰鬥中去？
帶著這一系列的疑問，筆者決定先了解關於「陳友禮就是娃娃兵」這則消息最早是如何來的。根據貴州省「關注黔籍抗戰老兵志願者慰問團」（以下簡稱慰問團）的志願者介紹，陳友禮2015年84歲，在2014年新聞發出時，老人作為被慰問團認證的抗戰老兵已有兩年之久。2012年8月22日，「貴州省抗戰老兵關懷計劃」啟動，並於貴陽市陽明祠舉辦新聞發布會。陳友禮老人那天恰巧在陽明祠遊覽，看見現場掛了許多與「抗戰老兵」相關的橫幅和宣傳海報後，他主動找到負責活動的志願者，告訴他們自己也參加過抗戰。據目前統計的數據來看，抗戰老兵的平均年齡都已接近90歲，而陳友禮老人看上去也就80出頭的年紀，從年齡推算來看並不是很合理。於是負責的志願者問老人是多大歲數參軍的，老人回答說自己12歲不到就參加了遠徵軍，並曾隨部隊到過雲南。聽到這些，志願者認為老人的確有可能就是當年的遠徵軍，於是請他留下地址和聯繫方式。不久後，負責老兵核實工作的志願者前往陳友禮老人家中進行全面、細緻的訪談，最終確認老人的確是在國民革命軍第5軍第200師服役過，完全符合「抗戰老兵」的標準。
陳友禮的身份得到確認後，負責對他進行定期慰問關懷的志願者叫鄒繼紅。據鄒繼紅介紹，因為自己也曾經在部隊當過兵，所以很喜歡陪這些「老戰友」們聊天，在與陳友禮兩年來的接觸中，老人曾告訴他，自己很大的遺憾就是在部隊待了10年，到頭來竟然沒能留下一張照片。老人的這句話一直被鄒繼紅放在心上，當他在《國家記憶》中看見那張「娃娃兵」照片時，想到陳友禮當年參加遠徵軍時也是一個「娃娃兵」，於是便找人製作裝裱了這張照片，打算將它贈送給陳友禮，也算是給老人一點安慰。未曾想到送照片那一日發生的事震驚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2014年8月21日，鄒繼紅、劉娜等志願者來到陳友禮家中看望老人。當鄒繼紅將事先裝裱好的照片遞給陳友禮時，老人怔住了，他盯著照片注視良久，說了一句：「這就是我呀。」
老人說出這句話時，所有志願者都還未將老人與照片上的娃娃兵聯繫在一起，鄒繼紅向筆者介紹當時的情況說，他最初將陳老那句話理解成「照片上的娃娃兵就和他當年一樣」，所以他當時還反問陳老：「當年您的樣子就和他差不多吧？」
「這個就是我，是美國人給我拍的！」陳友禮老人指著照片上的娃娃兵用哽咽的聲音說。當眾人再看向陳友禮的臉時，發現他已是老淚縱橫。那一瞬間，所有在場的志願者都震驚了。鄒繼紅事後告訴我：「雖然我們一下子都沒辦法完全相信，但有一點我相信，就是老人的那種感情是絕對偽裝不出來的。」
聽完幾位當事人的介紹後，筆者在高興之餘，也有一些疑惑，遂決定親自拜訪這位老人。在志願者的幫助下筆者到了抗戰老兵陳友禮家。見他之前，我已經對著那張老照片反覆觀察了許久，所以與老人剛一見面，便下意識地將他與照片上的娃娃兵做各種外觀上的對比。由於照片上的娃娃兵整個身體幾乎都罩在軍衣裡，能看到的僅僅是臉和手。單從老人的面部特徵來看，的確很相像，起初認為是心理暗示，於是問了同行的幾位志願者，大家都一致認為很像。但想著他們會與我有同樣的心理作用，在當天離開後，我們又拿著老人現在的照片問不知情的局外人，答案依舊是「很像」。當然，只是長相相似並不足以說明問題，不僅是因為這張照片太著名，更為重要的對事實的認證需嚴謹，必須有證據支撐。可時隔70年，要找到直接證據已經非常困難，因此只能從老人的回憶與史料中甄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老人對拍攝這張照片時的口述回憶。
自從陳友禮得到這張照片後，一直將它視為寶貝收藏在自己的臥室內，當筆者請他講述關於這張照片的故事時，他才從房間裡將照片小心翼翼地取出。筆者向老人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照片的拍攝時間與地點。陳友禮回答得很自然：「這張照片是我在龍陵的時候美國人給我拍的，當時是11月底，12月初的樣子，是冬天，但那兒的冬天不冷。」
遠徵軍中的娃娃兵
史料記載，龍陵於1944年的11月3日被遠徵軍收復，陳友禮當時所在的200師也參與了龍陵戰役的最後階段，而《國家記憶》中照片的落款是11月23日，所以從時間上看，老人的口述和歷史事實能對得上號。筆者接著對老人說：「您能給我們講講拍這張照片時的情況嗎？」
「當時他（美國通信兵）是和我的連長講，我也在場，但我不曉得他來做什麼。和他來的還有一個人，背著三腳架和吃的東西。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來給我們照相，當時那裡（在場的）當兵的也不只我一個人，有四五個，但他們和連長說要給我照一張。」
陳友禮說完，筆者即請他講解照片的具體細節。老人指著照片中小兵身上掛著的裝備說道：「（美國人）說要給我照相後，連長就讓他們（戰友）把這些東西拿給我掛起來。本來我身上只有這個水壺，結果他們把這個水壺（另一個水壺）拿來給我掛著，又把這個米口袋（脖子上）和這個乾糧袋（挎包）給我掛在身上，全部掛好後又說在交通壕裡照得不清楚，然後看了半天就看到這裡（照片上的地點），就喊我站在這裡拍。」
筆者見老人之前就曾對照片做過仔細地觀察。照片上那名遠徵軍娃娃兵全身掛滿了水壺、瓷缸、乾糧袋等雜物，但筆者始終感覺掛得有些不自然，例如照片中小兵的挎包背帶過長，並且挎到了身前（通常是挎在身後），這種不合理的背挎方式必然會對行軍造成諸多不便，根本不像在行軍過程中拍攝的照片，而更可能是一張擺拍照。聽了陳友禮的口述，身上的掛件的確是為了拍照而臨時掛上去的，基本符合筆者此前的推測。
陳友禮老人指著娃娃兵背後稀稀疏疏的幾個人對我們說：「（這些人）可能是我照相的時候有幾個老鄉剛好路過，我都沒注意呢，我記得站在那的時候沒有這些人的。」
照片上娃娃兵身上左右各掛了一個水壺，陳老先指著左面的水壺告訴我們：「這個水壺不是我的，是我們連長的，我一直幫他掛在身上。」說完，他又指向照片上右面的水壺說：「這個裡面裝的是鹽巴和辣椒麵，是他們給我掛上的。那時候我們部隊裡做的東西經常鹽巴放不夠，我們都有帶鹽巴和辣子的習慣。那時候的鹽巴是一坨一坨的，我們拿來打碎成小塊、小塊的裝在水壺裡，如果要用，我們就從水壺裡倒出來，有時候倒出一坨，有時候倒出兩坨，用不完的又拿筷子夾著放回水壺。當時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在昆明時就有這種習慣了。」
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照片上的娃娃兵戴著兩頂疊加的軍帽，其中下層帽子的帽簷明顯有被折過的痕跡。當我們向他問起這個問題時，陳友禮指著在上一層（外帶）軍帽說：「這個是後來發的新帽子，大了，我就把它戴在我以前的帽子上。」
說完，陳老指著有摺痕的帽簷對我們說：「這個帽子是我原來的老帽子，老帽子要小一些，我也帶習慣了嘛。部隊裡其他那些大的（戰友）帶得有針線，就幫我把兩個帽子縫在一起，這樣戴著風也吹不掉，之前帽子大了風一吹就掉。」
「這個老帽子的帽簷為什麼是這樣的呢？」筆者指著帽簷上的摺痕問道。
陳友禮未加思索地接答：「因為下雨，帽簷就會塌下來把眼睛擋住，就看不到路。我把它這樣折過之後它就不會塌下來了。」
「微笑娃娃兵」還有一個標誌性的動作，就是對著鏡頭豎起大拇指。陳友禮回憶說：「這是『頂好』的意思，見到美國人這樣做他們就高興。不只是這次我這樣，在昆明時有很多美國人，我見到他們就蹺起大拇指說『頂好！』，他們也很高興地點頭對我說『OK』，有時候還會拿點吃的東西給我。」
在場者對「娃娃兵照片」提出的所有問題陳友禮都能對答如流。除了對照片的講解，陳友禮對他從軍抗戰這段歲月的口述回憶也為其身份提供了諸多旁證。
生於貴州畢節赫章縣平山鄉的陳友禮童年非常不幸，他向我們講述：「我出生於1931年，也就是日本佔領我們東北那一年。我一歲半就死去了母親，是我奶奶把我帶到6歲，不到7歲我就開始去幫人（幹活），一直幫到11歲。我11歲那年，正好碰到貴州師管區在畢節接兵，當時有個比我大的（夥伴）想一起去參軍，我們看到（招兵負責人）就問他們，我說我想來當兵，你們要我不要？師管區的人一看我太小，就說不要。」
第一次投軍以失敗告終，但這個11歲的少年並未就此放棄。第二年春天，師管區的人又來畢節做徵兵工作，陳友禮再次找到他們。時隔多年，老人對徵兵那天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當時我又去問他要不要我，我看他看我的眼神，擔心他可能是覺得我小又不想要。我馬上搶在他前面說『我雖然小，但我也能抗日』。他聽我這樣說，又看了我一下，連說『可以，可以，可以』，然後就同意收我，把我帶走了。」
在當年不計其數的從軍抗日的少年中，12歲的陳友禮無疑算是幸運的。他所在部隊的番號是國民革命軍第5軍第200師第600團第3營第8連，他被分配給連長做勤務兵。第5軍是當時中國最為精銳的王牌部隊之一，無論是夥食、待遇還是官兵素質都要優於其他部隊。同時，陳友禮還遇到了一個對他非常關照的連長。直至今日，那位連長的音容笑貌在陳老記憶中依然清晰：「我的連長姓陸，叫陸春鳳……。我認字是他教我的，用手槍也是他教我的。我當時小，很多重的活我幹不了他就不讓我幹。後來美國兵來找過他幾次，每次來都帶了罐頭、餅乾這些吃的來送他，他吃的時候也分給我一起吃，所以美國人送的那些東西我都吃過。」
「您還記得你們部隊都是哪些長官嗎？」我問陳友禮老人。
「記得。」老人回答，「我們的連長我之前說過了，叫陸春鳳。營長姓苗，團長姓董，我不清楚他們的名字，只是叫苗營長和董團長。師長姓高，好像是叫高吉人。軍長就是邱清泉……」
滇西反攻時任第5軍軍長的邱清泉
聽到陳友禮複述70年前部隊長官的姓名，我不由從心底嘆服老人記憶力，因為他說的這些姓名完全無誤。據《第五軍戰史》中記載，1943年初駐防昆明的第5軍的確有過一次人事大調整，第200師的人事調動正如陳老所言，高吉人升任師長，600團團長起初由劉少峰繼續擔任，而陳老口中那位姓董的團長應是指不久後繼任團長的董翰。第600團第3營營長的確姓苗，全名為苗中英。按照現在認證老兵不成文的章法，在一個老兵的口述回憶中，能夠將長官姓名精確到營一級且無誤的，那就基本可以確定其抗戰老兵的身份了。
1944年5月11日，中國遠徵軍第20集團軍、第11集團軍強渡怒江，騰衝、松山、龍陵、平嘎等滇西要地烽煙四起，但此時的第5軍依舊駐守在昆明整訓，直到8月才接到調歸11集團軍指揮開赴滇西參戰的命令。陳友禮告訴筆者，他的部隊在中國遠徵軍滇西大反攻中先後參與了收復松山、龍陵、畹町等地的戰鬥。老人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也是這樣說，並專門強調了松山攻堅戰的慘烈戰況，沒想到竟因此引來質疑。
1944年5月，中國遠徵軍渡過怒江，展開滇西大反攻
質疑者所持的依據是，松山之戰早在200師開赴前線的兩個月前就已開始，前期主攻松山的是新28師，後期改為第8軍，國軍第200師在滇西反攻時並未參與過松山之戰。從時間上看，第200師接到命令開拔時已是8月，那時松山的戰鬥已接近尾聲，而最終攻克松山的任務也是由何紹周的第8軍完成。這個依據大體來看沒什麼問題，但忽略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細節，那就是第200師600團的一部的確參與了松山最後一個階段的作戰。或許因為參戰時間太短，《第五軍戰史》中也未有提及，故也怪不得質疑者。不過，這個細節卻在當年600團老兵口述（如畢業於黃埔16期的呂先德）和少數文史資料中皆有出現，並相互佐證。也就是說，作為600團一員的陳友禮講述自己的部隊參與松山攻堅戰，不但沒有錯，反而更能說明其口述的真實性。筆者與陳友禮詳細交談後得知，當時作為勤務兵的他並未直接投入第一線作戰，但屍橫遍野的戰場還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松山攻克後，陳友禮又隨部隊轉戰龍陵，「在龍陵起碼駐了兩三個月」，直到11月3日龍陵光復。戰地烽煙漸熄，龍陵城迎來了和平。就在這段戰地片刻的寧靜時期，娃娃兵陳友禮引起了一位美國通信兵的注意，並要求為他拍照。那天，陳友禮穿著不合身的軍衣，全身掛滿行軍裝備站在美國人的相機前，面帶微笑的他對著鏡頭豎起大拇指，那純真的笑容仿佛在告訴人們，即使在最暗淡的年代，遙遠邊城的這片紅土地上依然存在著希望。
在收復畹町之前，陳友禮在大黑山、回龍山一帶參與了一次實際戰鬥。那場血戰具體發生在哪一天已不可考。陳老告訴筆者，當時遠徵軍的部隊已經把日軍分割圍困在山頂，大家都在坐等勝利到來。儘管清楚日軍很難主動投降，但他們還是低估了對手的瘋狂程度。遠徵軍將士沒有想到，他們的圍困等來的是日軍的自殺式衝鋒。
那是陳友禮真正意義上經歷的首戰，即使時隔70年，他仍能清晰地記得當日的一情一景，他說：「當時是敵人守山，我們攻山，但我們有個問題，就是後勤不足。……到了後來，我們手榴彈也沒有，槍榴彈也沒得，子彈也打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們就只能把他們困在山上。我估計當時日本人也看出來了，因為我們的進攻，漸漸地衰退了，他（日軍）肯定也看得出來我們恐怕是彈藥不多了。（我們）也沒有開始進攻時那麼警惕了，他看準了這一點，所以就開始反擊了……」
從陳友禮的回憶可得知，他真正親身經歷的那次戰鬥並非主動進攻，而是在始料未及的情況下遭到日軍的反擊，那麼作為勤務兵的陳友禮親臨戰鬥第一線也就不是什麼奇怪之事了。在那次戰鬥中，連長陸春鳳被日軍用刺刀戳傷，陳友禮冒死將連長送往野戰醫院後，兩人從此失去聯絡。
松山戰場舊址，以娃娃兵為原型的雕塑群
行文至此， 「松山參戰」與「勤務兵作戰」這兩個主要的質疑都能合理解釋了，剩下的唯一一個問題便是名字問題。為何《國家記憶》中翻譯過來的名字叫「李佔宏」，而這位抗戰老兵卻叫「陳友禮」。據陳友禮回憶說，當時美國人給他拍完照之後並沒有問過他的名字，這實際上也是很合理的，因為他們之間的語言根本不通。那麼美方究竟是怎麼知道「李佔宏」這個名字，並將其記載呢？關於這個問題，有人提出一種說法，即美國人對檔案管理十分嚴謹，不太可能犯這樣的錯誤。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想，若當時是靠中方的部隊報送名單，那麼便很有可能在報送過程中出現錯報或張冠李戴的情況，此類事件在當時國軍部隊中也出現過多次。此外，陳友禮雖然還能清楚地記得給他拍照的攝影師的外貌特徵，但那張照片在《國家記憶》中的署名翻譯過來卻是一支美軍照相部隊（疑為美軍164照相連），並沒有具體攝影師的姓名。因年代久遠，拍攝者又未留下具體信息，故而要從美國人這條線索來認證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2015年夏天，事情又有了進一步的進展。《貴陽晚報》8月23日報導了對陳友禮與「娃娃兵照片」的專業鑑定結果，報導稱「志願者們仍然慎重地將他（陳友禮）的照片送給貴州省公安廳技術處的技術人員，以及精於人體面部結構的南京畫院和貴州知名畫家鑑認，回復都是：高度疑似。」鑑定結果足以說明，陳友禮與娃娃兵相貌相似之說並非當天在場者的心理作用。
從2014年8月那個偶然的發現開始，所有人對陳友禮的關注點都在他與「微笑娃娃兵」照片的關係上。老人曾告訴筆者，從那時起先後有多家媒體登門採訪過他，但所問的問題都與小兵照片相關，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來者講述那張照片中的每一個細節，他顯然更樂意向來者講述他的那段遠徵歲月。
老人的一生經歷了太多的坎坷與磨難。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也從勤務兵變成了一名普通士兵，後在內戰中被解放軍俘虜。韓戰爆發後，他又作為志願軍遠徵朝鮮作戰。十年戎馬生涯結束後，他曾作為「抗美援朝英雄」被夾道歡迎，轉眼間竟又因成了「歷史反革命」而受盡屈辱。歲月如梭，當所有的榮與辱都已成往事之時，他的身份是一位普通老人。但有一點一直未曾改變——他始終都愛著這個國家。老人說了一句令筆者印象很深的話：「國難期間我們要盡最大的力量挽救我的祖國，這一點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變。」
陳友禮拿著《文史參考》（《國家人文歷史》前身）精華本，伸出大拇指示意「頂好」
臨別前，我提出了為陳友禮拍照的要求，他答應了。鏡頭中，我看見他豎起了大拇指，歷盡滄桑的臉上浮現出久違的微笑……那一刻，鏡頭穿越了70年，讓人看見抗日戰地上的那個13歲的少年，他微笑著豎起修長的大拇指，仿佛在說：「頂好！」
【國家人文歷史】系頭條號籤約作者。
當地時間8月14日，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田徑男子100米決賽中，牙買加選手博爾特以9秒81的成績奪得冠軍，實現奧運三連冠。此前裡約奧運會女子百米大賽冠軍湯普森同樣也來自牙買加。然而馬拉松項目獎牌得主鮮少牙買加選手，這就讓人納悶了：牙買加黑人都只擅長短跑嗎？
△點擊圖片進入文章
815日本投降紀念日 | 口服心不服：驚心動魂30天日本投降臺前幕後
1945年8月15日12時整，日本廣播裕仁天皇《終戰詔書》，宣布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此前一周，主戰與主和兩派各執一詞，主戰的少壯派軍官甚至發動「起義」，追殺大臣，包圍皇宮，搜查天皇錄音，幾使《終戰詔書》不得廣播。
△點擊圖片進入文章
Q&A | 為什麼香港影視劇中警察大都說是西九龍重案組？
在香港的影視劇中，警察大都來自香港的西九龍重案組，甚至於《港囧》都拿這個來作為電影的一個笑點。這是為什麼呢？難道香港沒有別的警察了嗎？
△點擊圖片進入文章
△點擊圖片進入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