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lan Smithee
義大利在戰後的新現實主義電影和70年代初的一系列政治電影在一些方面截然不同。
前者多為單線敘事,人物單一,主題簡潔而鮮明,圍繞勞工階層日常生活中的絕望,而且這種絕望頗為認真,成為一種佔絕對比重的情緒不斷延伸,造成無解局面的社會因素不以實體的面目顯現在影片中,在溫飽都無從解決的時代,當時的人並不以我們現在的思維去意識到「社會」這個概念。
後者多為多線甚至網狀敘事,人物多而關係複雜,老百姓、執法者、資本家、新官老官、媒體,都有所涉及,不花太多時間去表達單一的情緒。
這兩種電影出現之間的二十年,發生了什麼呢?
1.經濟奇蹟。小人物在制度下無法解決生存問題的現實主義逐漸被戰後經濟騰飛背後的精神空虛的心理現實主義所取代,最大領頭羊無疑是「無聊」的安東尼奧尼。外部而言,電影人也有更多的錢用更專業的演員,更多的場景,更豐富的視點,更成熟的結構。
2.加大了地方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幹涉權力。這自然使原始的[制度—宿命—百姓]的問題「專業化」為[官商勾結—司法失信—人人自危]。
3.全球各地先後掀起紅色風暴。義大利現實主義電影的話題從戰後精神空虛進一步落到「是什麼造成了我們的這一切?」的頭上,因問題的無解而來的絕望轉化為憤怒,視角也更清晰、宏觀地囊括進社會的方方面面。
我並不能說《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這部電影是網狀敘事的,因為影片有兩個絕對男主角(一個初出茅廬的檢察官,一個老練疲憊的警長),隨著這兩個人物之間關係的演進,在社會各方問題都盤根錯節無法撼動的情況下,話題呼之欲出——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
伯納維爾警長指望借刀殺人,他放了一個精神病人出院,目標是當地房地產大亨洛蒙諾,但是殺手和保鏢同歸於盡了,偏偏這個大人物不在辦公室,四條人命,新上任的檢察官柴伊尼被派下來調查此案。警長和檢察官首次會面便互看不順眼,柴伊尼看不慣伯納維爾這條地頭蛇,伯納維爾瞧不起柴伊尼這頭小牛犢。
這種關係不是平等相對的,故事很明顯的偏向久經沙場的實戰智慧,電影的一大看點也在於柴伊尼這個涉世未深的檢察官的觀念是如何在與伯納維爾亦敵亦友的關係中有所堅持也有所轉變的,而不是反過來。所以在第二、三場交談中,是伯納維爾給柴伊尼傳授一些地道「經驗」。他們來到樓頂,到處都在建房子,房地產是官商勾結的培養皿,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別的時代。
第三次的交談發生在餐廳。義大利政治電影區別於傳統新現實主義電影的關鍵在於這些實打實的信息,如果一個影迷認為「信息算不得藝術,電影的藝術在於情緒、感覺、詩意、反文本」,那所謂現實主義電影根本就不會存在。
而影迷所能接受的傳統新現實主義電影在某種程度上說,有點葉公好龍,因為「現實」這一概念在強調的一刻,它就成了與現實相距甚遠文藝知青手上把玩的另一場時尚。
這種問題在國內影迷中尤為明顯,全民娛樂和藝術在電影市場中分隔得越來越遠,追求電影藝術的影迷往往缺乏對現實的基本經驗,和願意投入其中的熱情。有意思的是,這部《自白》恰恰是導演對現實有投入其中的熱情,站在實質正義的一邊是很不尋常的事。
影片為伯納維爾堅持的立場設計了一場戲,他把持槍男孩帶出教堂,手下問他需不需要增援,他說「別傻了」,接著,他嘲諷道:「我想看看柴伊尼怎麼搞定這個場面,穿著他那名牌西裝」這多少也道出了,作為一個司法機關的執行者,常年在實質與程序間拿捏分寸的疲憊。
柴伊尼瞞著伯納維爾私自去訊問洛蒙諾,這場訊問沒什麼實際結果。柴伊尼走後,國會議員裡卡特指責洛蒙諾做事太亂來,在洛蒙諾的回答中我們看到他的實權之大,選舉黑幕、資本家勢力隻手遮天。在山上,二人真正意義上開始了正面交鋒。
伯納維爾認為自己作為警察並沒有真正意義上地履行正義,他履行的只是司法職責,是在一個範疇裡的相對正義,而且這個範疇還不是特別的正確。三次把洛蒙諾扔進法院無果,他對司法程序失去信心,為了明擺著的正義他願意違背司法程序。
而柴伊尼堅持程序正義,即便法律有不周的地方也得遵守。這也不能稱作死板,因為堅持程序正義的根本原因在於,大部分情況下,人分不清真正的善惡,也看不到長遠的利益。所以程序正義是建立在主客觀無法溝通的矛盾上大家共同堅持的契約。
但也正因如此,它一定不會是沒有程度限制的、永恆的準則。如果程序正義本身就被資本收買,讓某一個社會民不聊生,那一定會有灰色勢力去履行實質正義。
電影市場也有類似的問題——我們總說藝術是藝術,不應該道德捆綁,如果藝術作品真的煽動了殺人放火,那也不關藝術本身的事,藝術創作不應該受到限制。可是,如果下一部作品就害死了所有的藝術家呢?
所以伯納維爾問柴伊尼「你也有極限嗎?」,在他問下這句話時,鏡頭有力地向前推了一把。
程序正義在極端的條件下是行不通的,就像柴伊尼的正義直到影片結束也沒有給他帶來好的回答,可以說從正義的角度看,他一事無成、動彈不得。
但是比柴伊尼更壞的情況呢?我們都知道感情用事是個貶義詞,但是大部分時候所謂拒絕感情用事只是不想投入其中,不願意接受自己只是相對正義的工具,不願意想到自己對這個有道德責任,對那個有道德責任。法律之上、道德之下是最悠閒的,呆久了,拒絕感情用事變成拒絕良心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