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的意見徵集在網上引起了不少討論，有人擔心外國人多了會擠佔自己的發展機會，有人憂慮外國人多了會引發治安上的困難，更有人拿「血統純正」做文章，甚至引出了「若執行，著漢服，墜高樓」這樣聲嘶力竭的悲壯宣言。
與民族主義動員下群情激憤的我們不同，我認識的真外國人對這個條例的反應都比較冷淡。一個普遍的態度是，要留總是有辦法留下來，而要走，一個永居也沒有多大的誘惑力。有幾個朋友講了些細碎的事情，我覺得分享出來也挺有意思的。
資深外賓老賈：事實居留沒有那麼難，但是在變規範
美國人老賈曾在中國工作學習了幾十年，資深到在友誼商店（友誼商店以前不對普通中國人開放）當過代購。中文水平更是碾壓當代年輕人：繁體簡體二簡都會寫，「的地得」也從來都不會用錯，即興講一段貫口都不在話下。
老賈說在中國需要外商和力圖改變對外形象的時代，北京也曾敞開大門，提供各種方便歡迎各國來賓：「不然北京哪裡來的那麼多開小店的外國人？」與那個時候相比，現在整體上更規範，同時也更嚴格了。早先中國將外國人分為ABC（鼓勵、控制、限制）三類進行管理，標準、目標和這個永居條例草案有相像之處。
老賈沒覺得中國永居是剛需，一來是居留在中國並不難，合法合規的拿到工作籤證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儘管也有留學生打黑工的現象（但學生也有學生籤證），但大部分機構都是有能力做擔保和申請下來的。除此之外，長期的商務/旅遊籤證也不難搞，有一些籤證機構會進行協助，「到哪兒認識人都好辦事兒」。但認識誰都不如有個中國親戚：探親籤證非常寬鬆，每個季度Visa Run（通過出境來滿足籤證需求）一次就行了，成本低效率高。
二來是老賈也信「落葉歸根」這一套，年紀大了以後，就想回自己國家養老。老賈在老家有帶泳池的房子，但在中國他卻總是生活在胡同、筒子樓這樣的地方。當然他也不是住不起大平層，只是那個年代來中國的外賓都喜歡這樣「身體力行地體驗中國」。不過他們國家現在的領導他不太喜歡，所以暫時就跟很多中年單身老白男一樣，出於經濟、就醫和環境等多方面的考量，先待在了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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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大易：我永遠是局外人
大易是澳大利亞人，工作是中國研究。他本科的時候來中國交換過一年學中文；後來覺得學的不夠紮實，為了學中文又跑回來當了一年英語老師。他的中文比老易還是差點，但觀察力和記憶力還是很驚人，我們第一見面時，他一聽我從西安來，張嘴就問：車還好打嗎？
大易很不滿網上那些「會講英語就來當英語老師」的論調。他名校畢業，工作經驗也不差，但當時來中國找工作並不容易。他也覺得外教有一些不可替代的競爭力：比如口語、語感這些從小建立起來的優勢，或者是自己教育體系中規範化寫作練習帶來的對邏輯的堅持。他也不喜歡那些對留學生的惡意，在他的印象裡，大多留學生也都是自費或者拿著自己國家獎學金來的，即便是拿了中國的獎學金，也不見得能有多少錢。
儘管做中國研究，但大易的博士卻是在美國讀的。從讀博開始，他也就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這對研究者來講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問原來是由於情傷：大易跟男友回家，對象的父母明顯更不滿意他金髮碧眼多過他不是女孩，還說是外國人帶壞了自己家兒子，揚言要告到學校去讓他丟了工作。最後，在「選老公還是選爸爸」這道題裡，男友做出了讓他遺憾的選擇，所以他也就再也沒回來過。
長居中國也並不在他的計劃裡。他剛來的時候碰到一件讓自己認定自己是「局外人」的事情：有天晚上他去吃火鍋，下樓的時候電梯超載，一群人就邊喊著「老外出去」邊把他推出了電梯，「我快兩米啊，要是個中國人，會有人敢動手嗎？」
大易現在在教授中國政治相關的課程，但他說中國學生並不喜歡他。一方面他給分很嚴格，中國學生本來衝著「中國」二字想去刷分，但在他這裡就落空了；另一方面中國學生也不喜歡他看問題的視角，比如工資這回事，大易就認為「在華外國人工資高是假象，但中國人普遍沒有被給付合理的薪酬和勞動保障，所以就把不滿投射在我們身上」，他覺得這是個可以探討的問題，但他的學生卻跟他說：「這話我們能說，你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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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勞工小炳：永居華而不實
有觀點認為永居條例是用來彌補國內勞動人口不足的，但外來勞工在內地並不多見。在香港就不一樣，菲律賓人小炳就是一個在那裡做技術維護的外來勞工。
在小炳看來，流動人口的勞動成就了本地居民的福祉。在我們的城市裡，建築工人、外賣小哥、快遞員、服務員等辛苦的職業常常是由外來流動人口撐起來的一樣；而在一些更發達的地區，就是外來勞工撐起了這些工作，香港勞工及福利局甚至講過「外傭……對於釋放本地婦女的勞動力貢獻良多」這樣的話。
在勞工之外，這些看起來不光鮮的勞動人口也撐起了非正式的國際貿易和全球化。廣東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舉足輕重，但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靠跨國公司賣出去的。幾十年前還要靠香港中轉時，非洲的個體商人窩在重慶大廈靠著行李箱就完成了撒哈拉以南20%的手機進出口業務；現在廣州小北的商人們貨櫃都能用得上，承擔的國際貿易量完全稱得上是民間一帶一路。
「冠上一個『低端』的帽子，不去正視我們給本地發展帶來的好處，還要說我們在搶你們的飯吃，不合適吧？」 小炳沒有從事會受到限制的工種，所以待夠七年是可以拿到香港永居的。但小炳表示香港很貴，這裡的人也不友好，自己國家的圈層也沒有形成，所以他並不覺得永居有很大意義。
「我最終還是要回國去，永居或許會方便我工作，讓我少擔心會被僱主開除一點兒，但我也不會一直留在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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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麼樣的國際化？
這兩年我見證了一些外國人朋友離開西安回到母國。他們中有人是為了方便子女教育回國；有人是受不了在單位腹背受敵的境遇回國；也有人是中年危機了想找刺激離開了自己熟悉和深愛的這片土地。
理由中最強的，是一個朋友說：「西安是一個大城市，但它不夠國際化（cosmopolitan）」。
我很理解這個人的沮喪。這個「不夠國際化」是數字上的，《華商報》3月4日的報導顯示官方表示常住西安境外人員大概只有1.5萬人；而上海在2016年時就達到了17.8萬（該數字來自2016年上海年鑑）。儘管坐擁兵馬俑等古蹟，鹹陽機場的吞吐量也進入全球前五十，但西安並未進入Euromonitor版本的國際遊客數量排名，在萬事達版本中也僅位居76位，旅客數字也只有第一名曼谷的5%左右。西安甚至不是首批144小時過境免籤的城市。
但更多的是生活的單調與圈層的封閉。他辭職那天，我們一起吃了頓飯，巨貴無比的法餐吃到一半，服務員拿著POS懟到我們面前讓先結帳。這個動作似乎有些激怒他。服務員走後，他指著餐廳的每一處細節跟我講問題出在哪裡，什麼地方擺的不對，服務員剛才的情景要怎麼處理，餐點上又什麼死穴：「不是他們做不好，是他們沒見過不知道怎麼做，那就要重視我的經驗和意見。我一個法國人給法餐提點意見，這餐廳聽了，競爭力也就上去了，但他們不會聽的，西安走到哪兒都是『愛吃吃，不吃滾』，但至少是我在花錢，他們也沒啥損失。我們單位就不一樣了，花那麼多錢請我來工作，我提的事，中國同事一個都不聽，各個都覺得我在找麻煩，那你找專家來幹啥，當花瓶嗎？」 我知道他是把工作上的事情投射在這頓飯上。
即便我和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不算少，但在他這樣爆發之前，我都沒有覺得請外國人來當花瓶是一件特別需要更正的事情：即便我知道這不對，但我也沒覺得有啥。
西安的很多事情也一樣，大家都喜歡吐槽西安的沉悶古板保守遲緩，但因為待在這裡，習以為常，又缺乏離開的條件，即便覺得這些事情不對勁，也很難說清楚要怎麼做才會更好或者有去變革的動力。「不識廬山真面目」許久，等到擇木而棲的鳥不擇咱這棵木時，才慢慢意識到原來人家早就叫喚過自己的意見。
這是「面子」之外招徠和留住外國人的最大利好：去創造一個讓有文化、語言、生活習慣等障礙的人都願意適應、都能得到支持的環境，受益的還是是那些土生土長在這裡的西安人，沒有新西安人的到來和離去，我們可能不會看到這個城市更多的發展空間。
無論是為了勞動力，還是那些在其他文化、制度下形成的獨特的工作能力，外國人對當下的中國都是很重要的：中國還有很多行業仍然不成熟，在管理和服務上需要大量經驗，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外國人的支持；與之相似的，中國也有許多需要傳播的東西，也有很多國際上對中國的刻板印象要挑戰，這些過程也需要外國人的參與。作為對外開放的一部分，不斷為外國人在華求學就業提供方便也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對西安這樣想擴大城市規模並增進全球影響力的城市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