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話
姜文來了。
在這期《圓桌派》裡竇文濤問姜文,你怎麼那麼敢啊,就把你的夢拍出來給十幾億的人看。
姜文說,我沒覺著我們的夢不一樣,我以為我拍的就是他們的夢。
姜文拍電影,是按著自己的性子,一點一滴打磨出來的。他對待電影,是視作一件近乎神聖的事情,也是一件令他分外傷神的事情。
所以他在電影裡講究細節,和別人較真,和自己較勁,他希望有一天觀眾回過頭來明白了的時候,能由衷感慨:「老薑真對得起我」。
1
他能把夢見的東西拍出來
竇文濤:今天姜文老師,給咱們來闢辟邪,你不是「邪不壓正」嗎,到這兒來壓壓我們這邪氣。
你發現沒有,姜文就是喜歡不按常規,別人老老實實坐著,他肯定坐著不老實,咣當咣當,但是呢他這個勁還比誰都大,所以他在咱們這個觀眾心目中,就留下永不磨滅的劃痕,你說我分析的有道理嗎?
姜文:這是叫分析嗎?
馬未都:不是,他是說你比較較勁。
竇文濤:實際上一般人對他的印象,和我私下裡對他的印象特別不一樣,就是,但是呢,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說這個講究,就是說這個較勁,較真。
姜文:我其實自己沒覺著我較真來,這其實跟你家裝修房子是一樣的,你說你要這樣的地板,他給你拿來不是這種地板,你就老跟他說不是,那裝修隊一定覺得你較真,他不覺得這有什麼區別。
拍戲也是這樣的,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出來不那樣。你比如說我在房頂上拍,那房頂肯定就不好拍,你真房頂上不去人就塌了,北京這房頂沒剩下幾個,更不能讓你糟害,對吧。
那我們只能搭一房頂,那搭一個不夠使,搭了四萬平米的房頂,那你在哪兒搭呢,在北京沒這麼多地兒,另外這天也不好,我們就去了雲南,在雲南有好天還得弄北京的人去,把像北京的瓦給鋪上,然後跑一趟這瓦就碎一趟。
那你說這個它叫不叫較勁,旁邊看一定是較勁,這不是拍個電影嗎,你費這麼大勁,但是問題是你想讓這些人在房頂上跑,想想行,要實現就得這麼做。
竇文濤:所以我就覺得他的這個電影,我第一次看《陽光燦爛的日子》,給我一個感覺,後來我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說就是他好像能把他夢見的東西拍出來,甚至包括這個顏色都對。
但是這裡邊又很好玩的一件事是什麼呢,他反映他少年時候,在北京你們的那個年代,我在石家莊,我也不知道北京是個什麼陽光,是個什麼顏色,是個什麼質感,但是為什麼我看著就覺得,對,就是這樣的。
我就從這兒想,就有的時候我們信以為真的東西,實際上是,你願意相信,是你選擇你願意相信的。
姜文:主觀的真實嘛。
2
失去了做夢的能力,才令人恐懼
孟廣美:而且你剛才講到講究這個事情,我覺得姜文導的電影,我先舉《一步之遙》,因為《一步之遙》真的是我的最愛,當初《一步之遙》因為上片的時候呢,我趕不及看,我後來等稍微過了一個月之後,我再約人跟我看,沒有人想陪我去,一個人都約不到。
姜文:為什麼呀?說看不懂?
竇文濤:有的人喜歡,有的人不喜歡。
孟廣美:反正我最後是一個人看的,很多人跟我說「聽說不好看」,大部分人是說聽說不好看。
姜文:他沒看過?
孟廣美:沒看過,但他們說聽說不好看。
姜文:他們那麼容易聽人家的?
孟廣美:反正我最後花了二十幾塊錢,買了一張門票,一個人買了看,看得我真的是各種的熱淚盈眶,滿腔熱血,我就覺得太棒了這個電影,我們講到講究,就是它的場景,還有它的美術、道具場景,我真的是覺得太棒了。你要知道很多人說那個看上去,不就大腿舞嗎,你要知道大腿舞也有,高級的大腿舞,跟不高級的大腿舞。
所有的舞者的水平,到後來跳踢踏舞的那個黑人,我現在想你可能要買一張機票,飛到拉斯維加斯去,花了最少300美金,才有可能看到這樣子水平的一個演出,我就覺得這不是講究這叫什麼。
竇文濤:對姜文的種種評價裡,就王朔說的,我覺得特別符合我的這個心情,就說他這個人吧,就是好像你老覺得,就是想幫他做點事兒,因為你就覺得,中國電影得有這麼一個人,但是你也覺得,很難再有別的一個人。
因為什麼,我就覺得他這拍的就是夢,《一步之遙》為什麼很多人也很難接受,確實是,你比如說要叫我拍電影,今天的很多導演心裡,是有很多算計的,或者說我不能那麼自我吧。
(姜文拍的卻是)他夢見的,好傢夥,包括最後《一步之遙》裡葛優很狼藉的樣子出來,就是夢遊一樣的,在這個田野上那麼走,我就覺得這就是在拍夢。但是問題在於他就敢,把這個東西呈現出來,你當時不擔心,很多人看了這個他會有什麼感覺?
姜文:我覺得我要有擔心我就不拍了。我跟你一樣沒有擔心,我以為我拍的都是他們的夢呢,我沒以為我跟他們的夢不一樣。
竇文濤:要不說藝術家,我覺得也挺有意思,比如我看費裡尼的那個自傳,叫《夢是唯一的現實》,因為這人跟姜文一樣愛睡覺,他一睡覺,哪怕是白日睡覺,他一睡就做夢,他就要把他這個夢拍出來,然後他每天一到這個片場,是他最嗨的時候,他可以指揮,然後他就是要把他這個夢給拍出來。
但是到他上了歲數,他開始有一天睡覺沒做夢,他就恐懼了,他就說失去了做夢的這種能力。
姜文:不能,我哪有那麼幸運,天天撒著嬌做著夢,那是費裡尼。
3
中國人的盲從性特別重
馬未都:我覺得剛才廣美講這一段,有一個很大的意思,就是看電影不是每個人都看同樣的電影。
姜文:是。
馬未都:《一步之遙》我倒沒這樣,我就覺得《讓子彈飛》,它確實有很多細節可以看,我專業是過去做文學編輯的,對語言、臺詞(比較敏感)。我認為一部好的電影,你一定要留下至少一句好臺詞。
讓子彈飛一會兒,還有就是站著也把錢掙了——這是符合這個時代,所有人心理的。因為大部分人掙錢,特牛的老闆,最有錢的老闆,那錢全是跪著掙的,自個兒委屈自個兒掙的,出了門跟我說怎麼著,當時沒法,惹不起。
姜文:他們主要也靠出臺,出臺哄人給人哄高興了,舊社會也這樣,現在也有。
竇文濤:你不想把觀眾哄高興了嗎?
姜文:我想啊,我是這麼想的,我說只有我高興,觀眾才能高興,我是這麼想的,這沒有錯。
竇文濤:那要是有的時候,觀眾反映看不懂了,怎麼辦?
姜文:我覺得這永遠會有,但是這東西也會隨著變化,他可能過多少年發現,誰說這個是當時他們說的那樣。
那很多人,其實他就聽別人說的而已,他自己其實不知道,他也沒看,所以這裡邊也提到一個,我原來不知道聽人說這麼重要,我是不會聽別人說這個東西該不該去,但是大部分人還是聽人家說。
馬未都:對,中國人的盲從性特別重,一種盲從文化,容易聽別人說。
竇文濤:你自己對一部片子出來之後的,這個大家的反映是有預計的還是,是都能料得到的,還是經常出乎你的意料?
姜文:首先我也沒拍過那麼多片,加這個也一共6個,基本方向是沒錯的。方向沒錯,但問題是這樣,就是看你要什麼了。
就像你剛才說的,你真想要點你看見的夢,那可能你會最後會感慨,夢太少了,其實之前你也會有這個感覺,你就知道,你知道你會賭一把吧。
像《讓子彈飛》,應該不至於賭那麼狠,因為它就是一個特別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那種電影,也像西部片,它就跑不了哪兒去。
我說我的電影技術肯定沒問題,難的不在這兒,技術那一方面,比如很多人說能不能把故事講清楚了,能不能有趣,這不是事兒,這是技術。
竇文濤:難的在哪兒?
姜文:難的是你能不能不講一個故事。
竇文濤:像《太陽照常升起》。
姜文:我覺得那是難的。我到現在我都很慶幸,我拍那麼一電影,但是我覺得我沒拍太好,因為它比我拍出來的更虛幻,更不容易抓撓。
但是我拍出來的時候容易抓撓,因為它這個畫面是實的,一拍就都實了,我應該當時做點手腳,讓那些更想看到的東西實點,不想看到的再虛點就好了。
4
不會主觀就不叫創作
竇文濤:為什麼你的電影裡,經常這個聲音都像打雷一樣的「嘣嘣」,一個頭磕地上砰一下,這是給我一個特別明顯的一個印象,包括你的這個槍聲是吧,我覺得都是這個砰砰,這種聲音是怎麼回事?
姜文:首先當然我本身對聲音比較喜歡,有不同的聲音,這是在電影裡面,你終於能體現。
第二,80年代末了吧,我有幸出去參加過幾個電影節,也帶著中國的片子去,我有一個非常深的感受就是,我一看那中國電影看半天,節奏又慢動靜也沒有,顏色也不好,我說這可怎麼辦,特別著急,然後就趕緊跑,怕人知道我是這片裡的演員。
然後隨便看好多國外電影並不高級,思想性也一般,都不像中國電影,那麼有很多的思考在裡邊。
但是他們的技術做得非常好,就是要聲有聲要色有色,光是聲音和色彩,你就有很大的享受,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稍微受了點刺激。我說這東西是能做好的,於是我就一直在追求,起碼把它做好。
所以前些日子在上海電影節,他們問我說,你覺得改革開放40年關於中國電影有什麼變化,我說起碼現在電影拍得,你讓人乍一看還都像電影,樣兒都沒錯,這其實挺大一進步,以前連樣兒都不是。
竇文濤:以前什麼樣?
姜文:以前上來說這是饅頭,你看半天這是饅頭嗎,得給你說半天,你才能明白,就是很多電影的手段沒有充分利用上。
比如說那時候,居然聊的那種嗑,現在聽絕對可笑,當時也挺可笑,可是大傢伙聊的很認真,就是說電影要跟戲劇分家,我那會兒上戲劇學院的時候,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幹嗎聊這事,沒多大意思。其實沒有戲劇做底子的電影,是拍不好的,戲劇是上千年的藝術,你這電影才一百年。
竇文濤:我看他的電影,就越看越覺著它是戲劇的底子。
姜文:不是,這是必須有的底子,當然還有建築的,還有音樂的…以前中國很多電影拍出來吧,它沒底子,它只是出點照片、顏色,就是大概是那個意思,你得使勁想它是個電影,你給大家一個理由,離開家裡的沙發,坐電影院去,還花錢搭工夫,那你得有這個理由吧,現在的確剛才馬未都爺說,很多電影拍的…
馬未都:太水。
姜文:還不如電視劇呢。
竇文濤:我就覺得有個概念很有意思,就是他說的這個「主觀的真實」。
你比如說他可以講究到很多細節上,比如那個時候日本鬼子的軍裝是個什麼色,或者他一條腰帶必須是什麼,這他都特別斤斤計較,但是呢,實際上又有很多是魔幻的色彩。
姜文:創作這個事,本身就離不開主觀。否則要託爾斯泰幹嘛?要馬爺幹嘛?要王朔幹嘛?要博爾赫斯幹嘛?就是要通過他的腦子、他的眼睛看的世界。你有幸拿這本書看,我也過一回博爾赫斯的癮,他說馬爾克斯這麼看事的,這是有意思的,這叫創作。
要不然你就旅遊,旅遊就瞎看就完了唄。我也看看南美,你也看看南美,看啥樣算啥樣吧,但是經過他的表述,或者經過達利、經過梵谷的畫,他告訴你天是這種顏色的,那鍾是能這樣,時間是流下來的,這可是有了不起的東西了。
所以沒有主觀是不行的,不會主觀就不叫創作,那麼主觀到什麼程度,主觀從哪兒來,這是很有意思的。
竇文濤:從哪兒來?
姜文:你必須有大量的對生活本身,所謂「客觀的認識」吧,博爾赫斯也是看了很多東西,看到連中國的這個《紅樓夢》他都明白,所以他有他的話語權,他有他可以變形的這種權利。
孟廣美:那我想請問一下你,除了這個主觀的意識,跟客觀的認知之外,你會不會覺得,其實你也對某些東西,有一些特定的迷戀呢?
姜文:你說的對,因為每個人肯定有偏好的一面。
孟廣美:比如你兩部電影裡面,都把這個大清那個亡國這件事情,賴在自己頭上,所以你對於把大清滅了的這個角色,這個人,你是有迷戀的吧?
姜文:沒有那倒不是。我是想說其實很多事是偶然的,因為給我的,我看了一些東西讓我發現,偶然性真的是比我們想像的要多。
當然這偶然性,是藏在必然性裡邊的,你大勢所趨到這兒,最後駱駝上一根草,你不定是哪根草了。
所以我是說如果你非得說,我要把這個大清賴自己頭上,應該不是這樣的,而只是我想談到某種偶然性,另外我演的那角色,其實我從來沒喜歡過他們,我覺得他們都是一幫吹牛,然後自己把自己玩砸了的主,像這藍青峰也是,一直要自己下一盤大棋,結果不知道自己那子放哪兒。
我覺得那個馬走日也是這樣的,但是他們自己不覺得自己玩砸了,但藍青峰這一次,比馬走日好點,他開車送李天然去北海的時候,可能意識到自己要玩砸了。
這是我拍這個電影,我覺得比以前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每個人無論對自己成長和自己的失敗,都帶有某種自覺性。
5
等他懂的那天再回想,
老薑真對得起我
竇文濤:你比如說今天的觀眾,咱就拿年輕觀眾來說,你電影裡那一點點的講究,對他們來說有什麼所謂呢?
姜文:我其實是一個非常正能量,一個樂觀的人。我覺得他今天不懂,他有一天會懂的,等他懂的那一天回來想,老薑真對得起我。
竇文濤:老薑對得起歷史。
姜文:我對得起他小時候無知的時候。儘管他們無知到,都不陪孟廣美去看《一步之遙》,沒關係,有一天你會明白的,我對得起那時候就夠了。
馬未都:他不懂沒有關係,我發現很難在中國人身上,找到有人有這種態度,叫什麼呢,我做事不是為不懂的人做的,我是為懂的人做的。
你來一萬個人都不懂,沒關係,有一個懂的就夠了,那9999個是陪襯。
姜文:他們有可能將來還會懂。
馬未都:那你太樂觀了。大部分人會有這種態度,不僅僅是拍電影,拍電視劇,就是很多人都會說「這有誰懂」,差不多就過去了。
但其實,總有人懂。而且一個電影中,它所包含的內容太廣泛了,你哪兒知道他懂哪一塊,哪兒塊總有人懂。
竇文濤:那我還不同了,我覺得很多時候,較這個真也不是為了人懂,是為了過自己這一關。要不然就是睡不著覺,就有點不痛快。
孟廣美:我在90年代末的時候,不小心混進一個好萊塢的劇組,所以你問我他為什麼那樣子,我告訴你那個時候呢,我們拍的有一個場景,也是一個北京的胡同,它硬在美國搭了一個北京的那種場景,它不是只有屋頂,它還有房子街道各種,你知道他們那時候,在準備那個街道的時候,製片組要求要在地上,先把西瓜砸爛,雞蛋打碎,然後放一些魚的屍體在那邊,就是你要製造那個氣味。
觀眾其實感受不到那個氣味,但是演員,還有即便是群眾演員,去到那個當下,他會不會融進那個環境,其實這個東西氣味很重要。
竇文濤:對觀眾來說,這是負責任。
馬未都:他剛才講那個事很有意思,我看這電影有一感受,因為我是北京人,我在這兒長大,好多景是營造一個環境真實,碎倆雞蛋弄一個臭西瓜,也都是造成環境真實,這樣的演員容易進戲。
姜文:是。
馬未都:這是一個叫環境真實,它這個戲中,我想這麼多電影觀眾去看,沒有多少人能到我這份上來看這個電影,叫什麼,它叫「客觀真實」,先說四九城,先說協和醫院,先說鐘樓,協和醫院那通道現在還在呢。
竇文濤:這個主觀和客觀的疊加,讓我想起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西方人研究中國古畫,你看這個中國畫,它也不像畢卡索或者什麼,弄的完全不像了。它也像,你看一棵松樹它也像,可是呢你在真實生活裡,找不到任何一個松樹,跟它一模一樣的,就是說這個畫家,他是看過了千百棵松樹,才畫出這樣一棵。
姜文:這就是那普遍意義上的典型性,如果沒有普遍性的認識,出不來典型性。
竇文濤:所以實際上你還是,腦子裡有很多很多的細節存著。
姜文:當然了,我得比他們更多的客觀的認識,都認識到吐了,我才能找到主觀的表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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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只會突然老去,
不會真正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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