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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7年到1949年，我在江南大學讀了兩年。這是一所新學校，不太知名。可是真奇怪，恐怕對我這一生的影響至關重要，我有太多東西是從這個學校學的。我不能不感謝這個學校和我的老師！這兩年中間，我修過哪些課？必修課，有中國通史、西洋通史。中國通史是錢穆先生教的。錢先生不是一開始就來的，大概晚到個把月吧，因為他從雲南回來，有個過程。開始是王庸先生講。王庸先生既是歷史地理學家，又是圖書館學家，曾經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工作過，是一位很好的學者。
西洋通史，當時不叫世界史，這門課是謝兆熊先生講。謝先生是江西人，中央大學畢業以後，他去英國留學，回來教西洋通史。中國近代史不是專聘教授，是兼任教授。老師是郭廷以。郭先生是近代史專家，尤其是太平天國史專家。他是河南人，近視眼，戴副金絲眼鏡，西裝革履。
這是我的主幹課。還有商周史。教商周史的先生叫束世澂。束世澂是安徽人，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可是這位先生還給我們講甲骨文，還懂中醫，在南京家裡邊行醫。他長得瘦瘦的，看起來年紀很大，其實也就五十多歲，可非常風雅。另外一門課秦漢史，也是錢穆先生講。我在江南大學的歷史課程，大概就是這樣。
另外還有三門課。大一國文，老師是唐至中先生。唐至中先生是唐君毅先生的妹妹。還有一門英文課。江南大學不是教會學校，可是師資力量比較強，非常重視英文。英文有三科，英文分解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課文，教課文的有一個洋人；有一個中國人，叫沈制平。沈制平是無錫輔仁中學的英語教師，西服革履，可是一口無錫話。另外，還有英語語法課，老師是姚志英，他是上海一個著名的中學老師。和他搭檔的叫張雲谷先生，是上海第一位外語教授，就到江南大學來，當外語系主任。他聯繫了姚志英，他們倆是合作者。姚先生講語法，用英語講。第三門是英文作文，老師是沈制平。
這是除了歷史主幹課以外，中文和外文兩樣工具。搞文科的話，沒有這兩樣工具，那就不會有什麼名堂。
這些課以外，我還選修唐君毅先生的哲學概論。唐先生講哲學概論，講倫理學（ethics）。我還選了牟宗三先生講的邏輯學，當時不叫邏輯學，叫理則學。現在大陸出版牟先生的書，還叫理則學。邏輯，logic，為什麼翻譯成邏輯呢？logic 這個詞，不太好翻，孫中山先生譯成「理則學」。「邏輯」是誰翻譯的？是章士釗先生譯的。結果這兩個詞，現在通用是音譯，叫「邏輯學」。邏輯學到底是什麼學問？就像讀《金剛經》一樣，「般若波羅蜜多」，什麼意思？不知道「般若波羅蜜多」，就完了。這是一個宏觀的思維，是哲學。
我還選了馮振先生講的文字學。這對我很有用。我小學的功夫，就是這時打的基礎。中國傳統學問，你光學語文不行，沒有小學功夫，文字、音韻、訓詁功夫不行。我過去講「兩把刀」，「兩把刀」都從那時開始。什麼「刀」呢？邏輯一把刀，很抽象，很概括，應該有這把刀。另外，小學基本功，這是硬功夫，是一把刀，小學實際上跟外語有相通之處。
中國文學史，馮振先生講過，朱東潤先生也講過。章太炎在蘇州講學的時候，那裡培養出來不少很淵博的學問家。朱先生還講《文心雕龍》，我也去聽。中國文學史我沒有學。外國文學史，我自己知道水平太低，也沒有學。張雲谷先生講的英語，是英式英語，我也沒敢去聽。中文系的老師還有李笠先生，他講文學。李先生的女兒跟我們是同學。他很淵博，也研究歷史。因為與他女兒是同學，我們常到他家去。李先生是浙江瑞安人，他自學成才，寫過一本《史記訂補》，後來日本一位學者還引用過他的書。
此外，我還選了六門課。一門是政治學，老師是錢清廉先生。錢先生好像也是中央大學畢業的，留學英國，崑山人。他講政治學，其實就是參考一本書，美國學者迦納（J. W. Garner）的《政治科學與政府》。錢先生講政治學，其實就是西方政治制度史。通過這個，我懂得了西方的政治體制，它為什麼是這樣。總統制、總理制、議會制，等等。像英國的制度不同於法國，法國又不同於美國，為什麼？對一個年輕人來講，讀西方歷史，這門課是很有用的。
經濟學老師是胡立猷先生。胡先生胖胖的，他是美國留學回來的。他講課有個特點：黑板上寫提綱都是英文，講話基本上是中文，個別的詞講英文。用的課本是什麼？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這裡面是個大雜燴，包括心理學派什麼都有。這是我在學馬克思主義以前學過的經濟學。所以改革開放以後，關於股票、股份公司等，我還能懂一點。
現在看起來，我那時真是很瘋狂，選修了那麼多課。我不求高分，只求六七十分通過。我還選了微積分課，老師是孫湘。她是一位女老師，教科書也是英文的。這讓我感到很苦惱，本來我的數學就不太行，可是也得聽。我竟然兩個學期都及格，第一學期70多分，第二個學期60多分。如果沒學過數學，其實很難理解邏輯。後來我學點數理邏輯，就跟這個有關。
在史地系，我還學了一門地理學概論，老師是王文元先生。王先生是安徽人，是法國巴黎第幾大學畢業的一個博士，具體哪所學校我忘了。他是史地系主任，錢穆先生是文學院院長。史地系，必須要學地理學，首先是地理學，其次是製圖學，學地理不會製圖不行。我選擇的這兩門課，我知道學地理對數學有利。
我為什麼敢這樣？是孟子的話給我以啟發：「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就是「博」與「約」的關係。你就是要先廣博，為了將來解決「約」的問題，先把知識面拓寬，再來解決「精」的問題。可是，我心裡想，某種程度上說，簡直就是一搏，一手雜牌，什麼都不是，必須有個重點。這時候，我還談不上什麼長板與短板問題，「板」還沒有形成，「桶」還沒有。我現在學了這麼多，重點不知道在哪裡。其實，要是別人，不可能這麼做。我在江南大學，主要是把視野拓展了，我覺得這對我的一生都很重要。
年輕時的劉家和
錢賓四師
在江南大學，我永遠不能忘記老師對我的教誨。錢先生講課，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可是在近視眼鏡後邊，我看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從講臺這邊走到講臺那邊，一邊走一邊講，你聽他的課，只要能夠入神，就是一種享受。他把歷史的過程講給大家聽，聽了就忘不了。其實，這個大綱書上基本都有了，他有時候講點故事。
我聽錢先生課，聽入神以後，不記筆記。錢先生看到以後，那時候他是大教授了，不像何茲全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錢先生剛到北京的時候，是小老師、大學生。錢先生教我們的時候，我們等於是錢先生在大陸最後的一批學生了。你敢不記筆記？錢先生就叫他的助教，一位女老師，姓黃，讓她來收我的筆記。
我很尷尬，沒有筆記。怎麼辦？我就趕快把《國史大綱》找來抄，加上他課堂上講的。我就做起來給他。他一看就知道，上面批了：「筆記要聽我所講的。」他讓黃老師來叫我，說要找我談話。錢先生說：「劉家和，你為什麼不記筆記？」我說：「錢先生，我在聽講，專心聽講。」他說：「你不記筆記，能記得我講的嗎？」我說：「您可以考。」因為還沒到考試階段，沒準備，是臨時的。他就真考，我還真記得。錢先生接著問我：「你現在記得，將來還能記得嗎？」這下我沒話了。我說：「我以後記筆記。」
改革開放以後，我曾去臺灣，到素書樓去。錢先生的半身塑像在那裡，我作為他的學生，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我每鞠一次，我心裡說一句話：「錢先生，您講的話我還記得。」第二次鞠躬時我又說：「錢先生，您講的我還記得。」第三次鞠躬時我還說：「錢先生，您講的我還記得。」這件事，臺灣電視臺記者還採訪過我一次。我把這故事講給何茲全先生聽，他笑得一塌糊塗，記得，真記得！我中國史的大綱能夠拉出來，沒有錢先生是不可能的。我從錢先生那兒學到，學歷史要先掌握大的，知道一個大的綱領。你必須先通，才能做到專。錢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要想成為真正的學者，還是孟子的話，「由博返約」，必須先博。
錢先生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他對中華文化寄予深情。顧頡剛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到北京講學，是顧頡剛提出來的。他們兩位和而不同，他與顧先生不太一樣。我非常崇敬顧先生，他很了不起，但是我與他做學問的方法有所不同。錢先生的另外一位學生，也是我的前輩楊向奎先生，在這點上，他既是顧先生的學生，也是錢先生的學生。楊先生跟我講，他更靠近錢先生。楊先生對我來說是長輩，我們之間做各種交流，我們在這點上差不多。
錢先生研究中國史，講究考證，但是，我覺得也有疏漏之處。我有時候給錢先生提問題，我就拿《老子》《莊子》問錢先生。錢先生覺得很奇怪，你這個小毛孩，還能問老子、莊子。有一次，他說：「我問你一個問題。」我說：「你說吧。」他說：「你知道先有老子還是先有莊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先有老子，後有莊子。」他說：「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是讀《老子》知道的。《老子》五千言，沒有一處提到莊子啊？莊子呢，《莊子》裡邊提到老子，有一處。」其實，《莊子》我讀得很有限，但是我讀過。我說，《莊子》中提老聃，對不對？這差點兒沒把錢先生鼻子氣歪了。
接著，錢先生問我：「你讀過我的《先秦諸子系年》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什麼？你連書名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就覺得我又可氣，又可笑。他說：「你到圖書館借去，看完了再來見我。」我借來一看，哎喲！他那麼一個考證方法，而且辯論得那麼多！我就覺得，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借來看了以後，就跟錢先生講了。他說：「你有什麼收穫？」我就跟他講，研究先秦諸子原來還得考證，還得注意清人啊！他說：「你現在才知道這個。我剛開始給你們上課的時候，跟你們講，要看兩本書，一本是梁任公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本是我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同樣的名字，有沒有看過？沒有看，看去。」我看了梁任公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知道清代學者做的考證，我就知道了。我跟錢先生講：「看了。」 他說：「你看怎麼樣？」我說：「我要搞考證了。搞先秦，還得搞清代，還得搞清儒。」他說：「對了。」
現在我手裡還有一本書，我是在南京舊書攤買的，就是呂思勉先生的《經史解題》。我中學時看先秦諸子，大學一二年級也看，不斷在看。這兩本書就給我一個印象，原來搞先秦諸子，還要搞清代經學，搞中國古代經學，必須有清代學問做基礎。這個對我一生影響很大。所以，如果沒有錢先生，我就沒有通達的想法。我也不知道研究先秦史、中國古代史，這個「根」一定是在先秦，漢代學問不可小看。
順便說一句，我的前輩趙光賢先生，他教中國史，當時我是世界史的講師還是副教授。趙先生說我太傳統，他對我一個批評是：「佞鄭。」迷信鄭玄，迷信漢儒！其實這是錢先生告訴我的。錢先生指導我一條路，當然這條路具體怎麼走，還得靠自己摸索。
劉家和著《古代中國與世界》
唐君毅師
在江南大學，唐君毅先生給我們講哲學概論。我跟唐先生怎麼認識的？這裡面有個故事。我去報考江南大學時，碰到一位同學，叫李賜，當時他在南京圖書館當職員，掙的錢不多，他也要去報考江南大學。他是四川成都人，認得唐先生。我們倆到江南大學報到以後，把行李卸了，往小箕山走，到梅園，想到黿頭渚去玩。走到半路，一輛黃包車過來了。李賜一看，車裡是唐先生。唐先生認識李賜，他就給人力車夫付了錢，就和我們一起走到小箕山，租了一條船過去，都是唐先生付錢。到了黿頭渚，唐先生請我們吃中飯，要了一條湖魚。唐先生不知道我吃素。他說：「劉家和，你怎麼不吃？」我說：「唐先生，我吃素。」他說：「太遺憾了！」他也沒有細問，趕快又點了素菜，讓我吃。
這是我第一次遇見唐先生。唐先生那麼有名，對學生那麼親。可是， 我跟他一起說話的時候，他講的很多詞我根本都沒聽過，聽不懂。我心裡害怕，以後怎麼跟唐先生學？可是到課堂上，他講哲學概論，一上來就給你吃個「定心丸」。他說：「哲學有用嗎？沒有用。亞里斯多德說，哲學沒有用，沒有具體的用途。哲學是什麼意思？愛智慧，philosophy。學哲學會有很多困難。有人說學哲學就像在黑屋子裡捉黑貓似的，你們會困惑的。但是，你們學過以後，對你們思考會有很大改變，甚至人的氣質都會改變。」 他還說：「你們真的想學好哲學，我告訴你們一條規律，你們不要用常識來思考，要用邏輯來思考。」當時我還不知道邏輯是什麼意思，但是，這句話對我的震撼極大。
唐先生的哲學概論是怎麼講的？它不是哲學史。它是講本體論，或者宇宙論、認識論，有唯物論，對唯心論有批判。像康德哲學，從知識論來講，有可知論、不可知論，然後，就講人生哲學，還講倫理學。這樣，我就知道了哲學的大體結構。他講古希臘哲學時，我開始覺得，這跟幾何學思想都很相近。唐先生講康德哲學時，我慢慢也能懂得一點是怎樣思維的。再說，先驗的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懂。我到他家去問，後來就懂了，為什麼先驗範疇這麼重要。講黑格爾辯證法時，唐先生講得眉飛色舞。我就是在唐先生的啟發下，對黑格爾哲學產生了極其強烈的終生的興趣。
唐先生對學生極好，這裡我講一個故事。1948年3月15日，學校組織一次學術講演，唐先生作為教務長，就坐在前面指揮。那時，江南春雨綿綿，所以講演安排在公益中學簡陋的校舍裡。這個禮堂前面是主席臺，主席臺右邊有一個門，從這個門出去以後，很快就可以到院子裡。我們學生在禮堂一排排坐著。後面還有一個門，可以從那邊走。講著講著，忽然一片倒塌的聲音，就從後邊響起來，頓時就亂了。講臺上的先生們，因為離前面的門比較近，當然很快就出去了。他們出去了，可是學生們一下子擁擠起來了。唐先生不走，他穿著大褂在那裡指揮，勸同學們要鎮定，有秩序地走，他指揮同學們走。我在人流裡，走到講臺底下的時候，我看他滿頭大汗。這時候，倒塌聲停止了。後邊來了一個工人，過來幫助唐先生。 通過這個事情，我就知道唐先生的人格。他的哲學，實際上他是研究西方哲學，可是那時候他做的卻是王船山。
從那以後起，我心裡想，唐先生對學生真的很好，他的人格和為人值得我們學習。還有唐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也是一樣。他們把學生是當作絕對平等的人。他講唯心主義的時候，當時還很「新潮」，我們有時候會提一些幼稚的問題，反駁唯心主義。我們經常去唐先生家吃午飯，提問題。他在工作時，你不能問，只有到吃午飯時候，才可以提問。他妹妹也是我們老師，我們去他家吃飯，都給我做兩樣素菜，家裡有保姆做飯。這時候，大家都是平等的。有時你提幼稚的問題，他就笑一笑，絕對尊重你的人格。
我的那位同學李賜，他是九十五歲去世的，去世已經五年了。當時，他因為經濟困難，唐先生資助他上學。唐先生的字寫得很潦草，很難辨認，我絕對認不得，唐先生只管思考了。李賜在他講課的時候，就幫他抄稿子。唐先生已經資助他生活費了，請他抄稿子，別人可能以為這是義務的，可是唐先生照樣付抄稿費給他。有一次，我和李賜在唐先生家吃飯，我問唐先生，我當時真的比較幼稚，我當著李賜的面說：「唐先生，您待李賜不薄，您還給他抄稿費，還說謝謝他，是不是過了？」唐先生說：「劉家和，你以為我是資本家，在僱傭李賜嗎？他是作為我的學生、朋友幫忙的，我當然要謝他了！」
唐先生的這句話，對我的教育太大了！我這一生，對唐先生的那種臨危不懼、視學生的生命重於自己生命，資助了還給報酬、說謝謝這樣的為人，永遠是值得我學習的。君毅先生在我心裡就是道德榜樣，到現在不能夠變！我這一輩子，我對自己的學生，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就對不起我的老師！君毅先生把我帶進終身對西方哲學的興趣、對哲學史的興趣，因為它是概念，是形上學的。反過來，以後我看哲學史，研究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哲學，都與唐先生講的哲學有關。這是唐先生始料不及的。他不會想到，我會對馬克思主義著迷得很！
唐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梁漱溟先生的弟子。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唐先生家吃飯，聽到一個故事：梁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演，那時聽講演是要買門票的，大概幾塊大洋。唐先生聽了兩次以後，就沒去。梁先生把唐先生找去，對唐先生說：「我的講演，你怎麼不來聽了，是不是沒錢了？我給你錢，利息外表。為什麼？不能破規矩。但是，你沒有錢，我作為老師，我可以幫你。」結果，唐先生給梁先生磕了兩個頭，說：「先生，我不是沒有錢，我是不想聽了。」唐至中先生把這個故事說出來，她說：「哥哥，是不是當時真是這樣？」我和李賜聽著，在他家吃飯。唐先生直笑，說：「是啊！」
我忽然明白，原來真正的老師，應該說像梁先生這樣還是學術大家，作為一個老師，你得尊重學生的選擇，尊重學生的人格，應該允許人家跟你不同。這不是尊重你們的人權嗎，不是尊重你們的人格嗎？韓愈的《師說》講得好極了：「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師生之間應當互相學習，互相交流。唐先生不僅使我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還對我今後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牟宗三師
唐君毅先生不是講，學哲學，不能用常識來思考，要用邏輯來思考。邏輯在哪裡？不知道。那麼，牟宗三先生就講邏輯。
牟先生是唐先生的好朋友。剛聽牟先生講課時，也感覺很難懂。他是山東棲霞人，有山東口音，唐先生有四川口音。我都能聽懂。牟先生講邏輯學，他叫理則學，就是根據孫中山翻譯的。為什麼叫理則學？牟先生說，抽象以外還有現象。我的記性還可以，我記得牟先生講的東西，居然牟先生的講義出版以後，還有他的講義中沒有的東西。他說抽象以外還有現象，講義裡沒有，可是我親耳聽過，他在別的文章裡有。牟先生告訴大家，邏輯笨人學得快，自以為聰明的人學不進去。這也是辯證法。
牟先生講邏輯學時，當時邏輯學已經修訂過，西方邏輯學已經開始傳入中國，從數理邏輯講起，不講古典邏輯。牟先生說，我講邏輯，要從古典邏輯講起。為什麼？數理邏輯對自然科學用處極大，可是對人文科學來說，古典邏輯非常重要。所以，他從邏輯概念講起，概念要從定義講起。什麼是定義，什麼是分類，然後怎麼判斷概念的類，判斷也有各種形式。當然他前面還講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這個聽起來很抽象，可是我知道學數學的方法，就是不要苟且，每句話都要很好聽，頭腦中不要想別的，不懂立刻就要問。這樣前邊聽清楚了，後面就跟學數學一樣，進行推理，這就是邏輯學。牟先生講邏輯學，也引起我終身的興趣。以後我覺得，什麼東西如果不能用邏輯來思考，我就感覺不夠。我才知道，邏輯對於西方哲學和數學來講，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對邏輯的興趣也源於對幾何學的興趣。我一下子摸到了邏輯學跟幾何學的方法，如果說那是「一把刀」，你要研究小學、經學這些，必須要有小學作基礎，要有這把「刀」，真正要能形成思維的習慣，必須有哲學的思考，你必須要有邏輯的能力。
我跟牟先生不像唐先生這麼親。牟先生可能給人感覺不是太隨和，我跟錢先生往來很多，相當多了。我去問他問題，他有時候問我，他覺得我這個學生還是不錯的。
唐先生和牟先生都是新儒家，我不是新儒家。他們都很愛中國文化，跟錢先生一樣。可是，他們要把儒家現代化，牟先生在這方面做了更多努力，唐先生也是，我不是。對於他們的學術觀點，我曾表示過一些不同的看法，像對唐先生，我也有不同的見解，但我不能忘記他們對我的教誨。
（本文選自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的《麗澤憶往：劉家和口述史》，刊發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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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劉家和 ｜ 回憶江南大學和我的老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