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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Essay Masters
昨天我們閱讀了葛曉音先生《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範》一書中關於唐宋八大家名號確立的內容，今天我們在繼續閱讀《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範》的基礎上，再推薦《古典詩文述略》和《舒蕪說詩》兩本書給大家，分別從「古文運動」、韓愈文章的成就和韓愈詩歌的特點三個方面來走進這位古文運動的領袖。
古典詩文述略
Vol.1
公元九世紀初(即唐德宗貞元末年至唐穆宗長慶初年)，傑出的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高舉「復古」旗幟，猛烈地向崇尚駢四儷六的文風進攻，開始扭轉了自東漢以來數百年華靡浮豔的文壇積習。韓愈、柳宗元通過他們自己的創作實踐，使文章從排比對偶的束縛中，從典故辭藻的濃雲晦霧裡解放出來；他們反對用典麗華贍的脂粉色澤去塗飾文章，以掩蓋其空虛貧乏的內容。他們提倡以先秦和西漢的散文作品為範本，使文章儘量接近口語的語氣和句法，並用創作實踐大力改變了文風，從而受到當時較多的士人學子的歡迎。這樣一個巨大的轉變，近世文學史上稱之為「古文運動」(所謂「古文」，即指西漢以前流行的散文)。
「古文運動」所以在中唐興起，自非偶然。從遠處說，唐代的科舉制度使得出身於非貴族階層的知識分子有了分享統治權的機會，這些新爬上政治舞臺的人對那種只堪供貴族玩賞而無補於實際的形式主義的駢體文自然感到厭倦。從近處說，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分裂局面嚴重地威脅著唐王朝的統一政權，加上多少年來戰亂頻仍，宦官和權臣既相勾結又相傾軋，弊政叢生，剝削日重，人民災難無盡無休。曾經炫赫一時的大唐帝國，這時已岌岌可危。韓愈以孔孟「道統」的傳人自命，以「濟天下」為己任，希望用儒家的仁義道德這一套理論作為維繫搖搖欲墜的封建政權的繩索，並為唐王朝製造「中興」的幻想。他認為，只有用「六經」和《孟子》那樣的文章形式，才能更好地宣傳他那以儒家思想為依據的政治見解，才能發揮他的「濟天下」的「理想」。
只靠華麗辭藻來裝點門面的駢體文，是承擔不了這種任務的。於是他大力提倡寫「古文」，「挽狂瀾於既倒」，以求得文章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由於客觀形勢的需要，加上韓愈、柳宗元等人的主觀努力，散體文終於在文壇取得優勢，並產生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
韓愈、柳宗元用散體文來說理、敘事、抒情、寫景，都獲得卓越成就。韓的《張中丞傳後敘》、柳的《段太尉逸事狀》，都是繼承《史》《漢》的傳記文學作品。韓愈寫過大量筆鋒犀利、氣魄雄恣的說理短文，如《師說》《原毀》《諱辨》《雜說》等，實啟後世雜文小品之先河。像《雜說四》，篇幅雖短而氣勢酣暢，宛如縮長江大河於尺幅之中。它表面說的是馬，實際指的是封建社會出身寒微的知識分子與統治階級的矛盾關係。這篇文章本在說理，卻寫得很像敘事文，又像比興體的詩歌。而其句法的參差錯落，更極盡「散」之能事。柳宗元的寓言如《三戒》《蝂傳》《捕蛇者說》《種樹郭橐駝傳》，山水記如《永州八記》，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有顯著的特點和成就。
通過韓、柳的作品，我們充分看到散體文在文學領域中所發揮得更廣泛的作用。從發展過程看，駢體文是受漢賦影響而日益盛行的，而漢賦原是為封建貴族服務的，這就使得駢體文從一開始就有了脫離群眾、脫離生活的局限性。特別是在駢體文的四六句式已趨於定型、使用者的範圍又日見狹隘的情況下，它註定為多數人所拋棄的命運就無可避免了。而韓柳等人所大力倡導的「古文運動」，乃是跳過東漢到盛唐這一階段而遙繼先秦和西漢的傳統，因此他們把先秦的經、史、諸子以及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奉為圭臬，強調「復古」，藉以反對從東漢以來風靡數百年的駢體文，但從他們的創作實踐來看，所謂「復古」，主要是一面旗幟，一個口號，並非一味泥古不化。他們除了強調文字工具應為思想內容服務以外，其創新的成分還是很大的。
首先，儘管韓、柳在文章形式方面有模擬秦漢散文的斧鑿痕，他們的論點也不無陷於形式主義之處；但他們的作品比起秦漢散文來畢竟還是「師其意不師其辭」的成分佔多數。他們的語言並非死套秦漢散文的句式，而是同唐代當時的口語句式比較接近。
其次，他們對駢體文固然非常反對，但也還是有批判、有繼承的。比如，駢體文就擴大了文章的作用，在敘事說理之外，還同詩賦一般，能夠抒情狀物，刻畫自然景象，其功績亦自不可泯沒。而韓柳筆下的「古文」，也是可以抒情狀物的，並不僅用於寫史傳體的敘事文和論辯性的說理文。這顯然是向前發展而非向後倒退。再如，駢體文的特點如尚辭採、講節奏，以及在遣詞造句方面的高度技巧，在韓柳文中也都適當地加以吸收。因此我們對韓柳等人的「古文運動」，不宜只看他們上溯古先、遠紹秦漢、高舉「復古」旗幟的局限的一面，還應該看到他們揚棄駢體文的缺點而發展了整個散文的功績。事實上直到今天，保存在散文中的駢儷成分還是有一定比重的。而且這種駢儷成分原是我國散文傳統中的一大特色，即使在現代漢語中也還是明顯存在著的，根本不應該、也不可能把它的特徵和作用完全排斥或抹殺。
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範
Vol.2
韓愈的散文有三百多篇，內容豐富複雜。最著名的《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集中闡明了他對古聖賢之道的基本看法。所謂「聖人之道」，就是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等聖賢一脈相傳的道。韓愈確立了這一「道統」以後，又指出漢魏以後佛教和老莊思想流行，對聖人之道極為有害。最大的害處是佛老不要仁義，不要君臣父子。而儒家講道德仁義，要以救世的公心為出發點，分清君、臣、民的各自職責，設禮、樂、刑、政維持封建秩序，這種秩序應當建立在「以智役愚」的社會等級之上。這些理論後來雖然被封建階級當作維護自己統治的主要依據，但在當時，他主要是針對現實而發的。
一方面，藩鎮擁兵割據，父子世襲，無視君的絕對權威，不守為臣的本分，使韓愈深惡痛絕。另一方面，朝廷用人只看門第出身，上層貴族子弟享有種種特權，下層官僚或平民子弟遭到排擠，韓愈認為這是朝廷用賢的最大障礙。所以《原道》著重論證了根據賢愚劃分社會等級的必要性。
《原性》說人性分上中下三品，區分等級的標準是仁義禮智信。人的差別僅在於本性的賢愚、善惡，而不在地位的高低貴賤。《原人》說聖人主張對人不分遠近，一視同仁，仁就是「博愛」。當然這只是要求實現地主階級內部的平等博愛，對於人民的仁政，則是以民必須向君「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為前提的。要是不交，還得殺頭。不過話又說回來，韓愈在給皇帝的一些奏疏中，還是反映了當時百姓在旱災饑荒和賦稅逼迫下拋妻逐子、餓死道路的悲慘狀況，並請求朝廷不要向人民橫徵暴斂。所以韓愈提倡仁政的出發點，與絕大多數封建正統文人的主張一樣，首先保證封建君主剝削人民的根本權益，其次再考慮人民承受剝削的限度。《原道》《原性》中的思想，在後世被發展成維護中國封建秩序的基本原則，但在當時，是具有鞏固中央統治、反對分裂和苛政的進步意義的。
韓愈還寫了大量散文為那些才學兼備而仕途失意的文人鳴不平。他本人出身貧寒，又深知科舉考試的艱難，所以特別同情寒士而憎恨權貴。《舊唐書·韓愈傳》說他視權門豪士如同奴僕，見面瞪著眼睛毫不理睬。而家裡卻寄住著許多貧寒的士子。有時家人連早飯都吃不上，他卻怡然處之，毫不介意。正是出於如此鮮明的愛憎，他在文章中不遺餘力地抨擊朝廷執政者不識人才，不能任賢，批判官場中的醜惡和官僚制度的腐朽，諷刺各級官吏尸位素餐，指責上層社會士大夫中的種種不良風氣。
《原毀》指出士大夫之間相互忌妒、毀謗的惡習是推行聖人之道的主要障礙；《師說》批評士大夫不肯求師的不良風氣，提出無論地位高低、年輩長少，在道的面前應當人人平等，誰有道就尊誰為師；《送李願歸盤谷序》將權貴驕奢荒淫、作威作福的醜態和小人奔走權門、鑽營功名的尷尬相揭露得淋漓盡致。此外，《送孟東野序》《雜說》《諱辯》等也都是這類散文的名篇。
舒蕪說詩
Vol.3
韓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語言風格的散文化。我們都知道，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他成功地領導了文體的復古，其實也就是文體的革新。六朝的駢儷之文，把文章寫得像格律詩。韓愈的古文運動，就是要使文章像文章，不要像格律詩。可是，他在詩的方面，卻又努力把詩寫得不像詩，倒像文章。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韓詩語言風格的散文化。有所謂「韓愈以文為詩」，含有貶義，所指的也就是這個事實。
韓詩的散文化，有時表現在造句的平直淺白。例如：
「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嶽李大夫》）
這些都像信筆寫來的家書、日記。有時又表現在造句的簡括凝鍊。例如：
「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惝恍難為雙。」（《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苦寒》）
有些句子，在一句話裡概括了複雜曲折的意思，完全是「古文」式的簡括。有時又表現在語氣的紆徐委曲。例如：
「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癃罷。久欲辭謝去，休令眾睢睢。況又嬰疹疾，寧保軀不貲。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寄崔二十六立之》）
本來是一兩句說得盡的，卻充分伸展開來，說了這許多。為了助成語氣的紆徐委曲，有時還直接運用散文裡才常用的語助詞。例如：
「後日更老誰論哉。」（《李花贈張十一署》）
「次第知落矣。」（《落齒》）
「破屋數間而已矣。」（《寄盧仝》）
「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詠雪贈張籍》）
有時則又在本來完全不需要介詞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詞，使語氣顯得硬健。例如：
「歸來殞涕掩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心之紛亂」本來完全可以作「中心紛亂」或「愁心紛亂」之類。
韓詩的散文化，還表現在「古文」式的「章法」，講究虛實正反，轉折頓挫。例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一篇之中，有人有我，有今有昔，有哀有樂，有虛有實，有正有反。在表面的文章邏輯上，人所歌的昔日哀景，是虛寫回憶，是被否定了的陪襯之意；我所歌的眼前樂景，是實寫今夜，是結論性的主意。但在實際的情感的邏輯上，昔日的患難哀愁，才是真正要追溯的主意；眼前的反面的行樂，不過是故作寬解，反襯一筆，以加強主意。詩中的反與正，賓與主，在實質上和在表面上正好相反。
又如，《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開頭就說嶽神的威靈顯赫，詩人自己的虔誠拜奠，說到廟令殷勤相助，向嶽神卜問吉兇，一路說下來，真是神乎其神。然後，「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慾福難為功」兩句，忽然翻轉去，才出人意外，力挽千鈞。像這樣的虛實正反，轉折頓挫的章法，不僅上述長詩中經常運用，短篇的古體詩中同樣運用。前面說過的那些表現「無有」之美，「否定式」之美的短篇古體如《古意》《岣嶁山》等詩中，往往更集中地把這些「古文」章法之妙發揮盡致。
韓詩的散文化的語言風格，在詩歌形式上形成的美，就是反對稱反均衡反和諧反圓潤之美。五、七言律詩的格律，是中國舊體詩形式方面對稱均衡和諧圓潤之美的極致。唐代詩人從四傑和沈、宋起，把這種格律詩做得越來越成熟，杜甫尤其是集大成者。在律詩的勢力影響之下，古體詩也逐漸律詩化了。所謂「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大概就是指此而言。於是這又產生另一方面的危險，即那種古樸剛健參差拗折之美有日益消亡的危險。
杜甫已經努力把古樸剛健參差拗折之美引進律詩，特別是七律中來，使這種對稱均衡和諧圓潤的形式裡，巧妙地融入了反對稱反均衡反和諧反圓潤的成分。韓愈則針對著唐人古詩的律詩化趨勢，努力把古詩散文化，就是繼續杜甫的這種努力，韓愈為了力避對稱均衡，在長篇古體詩中，往往通首徹底散行，沒有一個駢偶對仗；有時又故意做得似對非對，可以對而不對。他為了避免和諧圓潤，遣詞用字力求生僻，愛用人所少用乃至人所不識的字；造句往往故意造成散文調，不是詩調，有時故意違反七言上四下三的句式，而做成上三下四的拗句。韓詩為了在音韻上避免和諧圓潤，往往越是長篇越不轉韻，韻腳越押越險。
例如《贈崔立之評事》《病中贈張十八》之類，使人讀之，有如攀登一線直上的險峰，喘不過氣來，偏又沒有一處可以停步換氣。而一些短篇古詩，一篇之中，偏偏多次轉韻，而且避免四句一轉，故意轉得參差錯落。例如《三星行》《汴泗交流贈張僕射》之類，使人讀之，好像走著一條十步九曲的小道，總不能瀟瀟灑灑地走，放開大步地走。
通常含貶義的所謂「韓愈以文為詩」，還包括「以議論為詩」的意思。韓詩中議論的成分確實不少，從藝術上看，未必都是不好的，其實往往倒是擴大了詩歌的領域。
例如《薦士》一篇，全是議論：前半概論中國詩歌史，高瞻遠矚，顯然深受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其一的影響。後半接連用了許多比喻，把賢士要有人提攜和進賢要抓緊時間的道理，從各方面說得透而又透。《詩經》的「六義」中原有「比」，那是「以彼物喻此物也」。韓愈在詩中很會運用那種「比」，例如《南山詩》中連用五十一個「或」，又連用十四個疊字，就是大規模地用種種形象來比喻南山。
又如《聽穎師彈琴》，以種種形象來比喻琴聲，也成了公認的名篇。但韓愈獨特的創造，尤在於用一連串的具體事物作比喻，來說明抽象的道理。這種手法，除上述《薦士》詩外，又如《送區弘南歸》《孟東野失子》等其他好多詩篇中都用過。這是遙承先秦諸子寓言的遺風，特別是近接漢、晉「連珠」的「必假喻以達其旨」「欲使歷歷如貫珠」的傳統。這樣的發議論，表現了詩人的胸襟和機智，形成高遠的美，明徹的美，歷史的宏觀和人生的探索的美，又豈是局限於「形象思維」所能達到的呢？
Eight Essay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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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曉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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