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祥是近年在內地發展最成功的香港導演之一,而他的作品攫取到青年階層的喜愛,又令他一眾在合拍的香港導演中異軍突起。
《少年的你》再次從青春片類型出發,周冬雨演高中生陳念,是要透過高考從底層打拼上去改善生活,卻意外遇到小混混劉北山。兩人的生命截然不同,假使要說他們都是淪落人,但起碼陳念有更好的機會改善生活。
特別要指出的這個劇情,正是這種很深刻的現實意義,賦予了《少年的你》不一樣的價值觀。
《少年的你》裡描繪出校園欺凌、青春戀愛物語和高考這三個場景。
越過三重縱深,你會抵達一個現實。那個現實是本片採用的議題,僅僅為炮製一出情節劇的服務。當中尤其以校園欺凌議題包裝得最為成功,令審查之手不得不設下種種閱讀上的關卡。
其實也有人覺得說到底該片只是一部「你和我終究是是兩個世界的人」的愛情悲劇。
似有還無的愛情故事已經令人察覺到無形的審查之手,未成年少男少女的生命經驗,本來是極好的題材。看過堪稱完美的青春片,如讓·維果的《操行零分》和沃爾克·施隆多夫的《青年特爾勒斯》。
青春的思想和早熟的身體,往往抱持對體制的質疑、碰撞,更甚是從少年質疑到屈服,從旁觀到從眾的過程,反映體制深入骨髓的權力無遠弗屆。
《少年的你》無意如此,但整部電影本身,便體現出體制對創作的幹預。因此弔詭地,電影內容是假借類型拍通俗主題,電影本身卻某程度呼應了青春片的題旨。
那麼問題來了,何以《少年的你》大受歡迎?
通俗電影向來有強大的訴諸宣洩情感的特色。全片每一個場口,除了定場鏡頭之外,其餘時間都以角色的特寫鏡頭為主,加上景深,人物之間的對話、情緒反應變得更加集中,觀眾接收的信息愈加清楚。人物隨情節起伏的情緒,便成了《少年的你》裡的世界。
無疑這類反覆運用特寫甚至大特寫的手法,對主演來說頗為吃力,而相信正是周冬雨和易烊千璽通過了考驗,令電影更有效地煽動情緒,尤以易烊千璽的表現令人深刻。
另一方面是電影的剪接,令《少年的你》情節與其採用的議題有機接合。
曾國祥的「導技」,恰如其分是比《七月與安生》好得多,雖然距離國內某些名導尚遠,但說故事要說到哪個點上,他倒有足夠自覺。
電影的敘事一始一末,都是成年後的陳念在回憶往事,中段發生的所有故事轉為全知視角,取巧地展現了「現實」這一含義:
陳念目睹同學輕生、家境現況、警政處理校園欺凌的角色、高考生涯、江湖日子,以及發展到小北和陳念兩人一前一後相濡以沫。
每件事情都順從著現實的邏輯順序剪接,組成出來的現實仿佛便是當前少男少女的生活群像。
即使運用閃回的鏡頭效果,也安排了具體物件引發情節。儘量隱藏剪接和導演的作者意識,配合強調演員表演的特寫鏡頭,便可了解《少年的你》是一部編入了偶像色彩和經典通俗言情主題的作品。
雖然電影上映後,不少人發現情節與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的作品雷同,但是陳念與小北這一組主角對比,關於兩個活於不同世界的男女,由相知到宿命般分離,其實更加趨近《天若有情》中吳倩蓮和劉德華的苦命情侶的形象。
然而,近年來華語電影業表現出另一種更弔詭的現象。
即使一部以校園欺凌議題作包裝,核心無意抵牴觸議題最能挑撥社會之處的故事,但上映過程仍然一波三折。
《少年的你》本來入圍2019年柏林影展新生代單元,原定2月11日在柏林舉辦世界首映,但在2月2日臨時退出。來到6月24日,電影在全國上映前三日,又突然抽起,與其疑惑是不是電影情節涉嫌抄襲,不如說在電影市場愈來愈多元,題材日益滲透到類型拼貼的當下,某些部門對電影從來不曾放下戒備。
假如問什麼是寫實主義,美國媒體學者約翰·菲斯克在《電視文化》指,寫實往往被視為一種反映:
「或者是世界的一扇透明的窗口,或者一面反映我們身後現實的鏡。」
而中國電影的審查制度,則極力把電影的寫實性抹去或作出相應的操作抵消。或者認識到,電影向來予人一種觀看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特質;而約翰在同一著作指出,這是電影與電視之間一種微妙的差異。在中國除了要考慮電影賺不賺錢,也得考慮審查的可能。
每一部電影都會受審查,後期補錄對白、片尾作出解說、刪去特定角色戲份、甚至是禁止在外國影展放映。林林種種的審查之手,不啻作為禁制而存在,更可能隨時間演變,成為介入的再創作,作為國家政策而存在的一種手段。
陳念問小北,你能保護我嗎?以及那句某程度軟弱無力的煽情對白——你保護世界,我保護你。
一旦提升到審視《少年的你》及一眾中國電影的處境,便別有深意。關於保護,我們未曾保護到任何一部電影,這是今天中國影視業的常態。
無論是素來遊走灰色地帶的名導們,還是只拍一部情節電影的曾國祥,皆指向創作與審查的生態已經相互糾纏,無法分別清楚創作人最原初的動機或手法。
最顯著的例子,是婁燁去年《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經過臨時抽片,大幅度刪剪後,觀眾永遠無法得知導演最初拍攝出一部怎樣的電影。
這就好比初心變了,味道也就變了。
當然,我不是導演本人!
再回到電影本身。
《少年的你》的一頭一尾(恰好呼應陳念和小北一前一後地走著)都附上與電影極不協調的標語字卡,陳述國內近年來針對校園欺凌,已有萬全之策。
最特別的處理,是安排男主角易烊千璽現身說法。
作為一部以類型拼貼、言情核心的電影,起用易烊千璽無疑考慮到他背後的飯圈文化的動員能力,能夠為電影帶來莫大宣傳效益。即使飯圈向來是一把兩刃劍,操作不當隨時連電影團隊也會受炮轟。
不過暫時看來,無論評論界還是飯圈都對易烊千璽的表現讚譽有加,認為他的演出帶有一份介乎成熟與稚嫩之間的氣質。
他從偶像過渡到演員大概無虞。
事實證明,曾國祥打了一手好牌。
但《少年的你》成功不是意外,也不只靠易烊千璽。
也正因為如此,找易烊千璽本人在片末解釋國家政策,同樣是針對他作為當紅偶像的動員能力,為國家背書——能不大呼無癮嗎?能不大呼「精神分裂」嗎?
如果說我才剛剛為他在《少年的你》的演出觸動,為他的角色那段無愛的背景動容,那麼小北變回易烊千璽,而作出的背書,便是根本上抹殺了角色的存在,連帶整部電影的存在。同樣的少年,戲裡戲外所作的,就像一個人看恐怖片擔驚受怕挨到結局,竟然發現自己看了一部「沒有鬼的鬼片」。
所以說,談論這些電影,自然而然便了解,你不可能只談作品本身。
你必須要明白,電影外部的幹預,已經帶有直接摧毀電影的能力。無論是什麼類型的電影,只要不跟隨主旋律走,審查隨之而來。
按照英格蘭伯明罕學派的觀點,文化傳播包含編碼及解碼過程,普及文化裡人怎樣接收、閱讀任何一種文化商品,向來牽涉權力關係。
解碼過程,觀眾有能力生產論述,即意義是「生產」而非「接受」,其中三種最常見的是霸權符碼、協調符碼及反抗符碼,伯明罕學派並不假定觀眾只能照單全收。
然而,面對擁有絕對優勢的政經資源,審查機制無孔不入,我們應該怎樣考慮審查機制後發先至,早於編碼的過程強化霸權符碼,抵消觀眾生產協調論述和反抗論述的可能?
除了官方沒有刻意打壓的飯圈的閱讀方式外,我們怎樣在無力感愈來愈重的當下,接受文化而不被體制主導?
最近幾年來出現了不少諸如此類的作品。
有嘗試消除兩岸限界的類型拼貼作《過春天》、有刺探國情而隨審查無法再進一步的女性電影《嘉年華》、逃避大社會而鑽進魔幻個體的《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後一個夜晚》、伸張正義卻最後成為表揚政府的《我不是藥神》等等,我再三陷入官方命定的結局而大呼無癮,明白類型拼貼作為一道逃生門的創作考慮,而我們似乎難以撼動審查機制分毫。
這就是為什麼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令人如此深刻,即使成品尚未成熟,卻是真真正正的「少年行」,電影被保護了下來,導演卻不。
以死明志,歌以詠志大概出自於此。
《少年的你》的女主角陳念,是一筆沒被提到的留守兒童問題。
她不期然令我想起榮光榮的紀錄片《孩子不懼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一部紀錄貴州畢節的留守兒童集體自殺事件的作品。
受制於地方政府巨大壓力下,說它是一部虛構的紀錄片也未為不可。榮光榮沒能探進真相,像那些想就任何議題或包裝、或探討的導演一樣,鑽探了一點點便是極限。屈服接受審查的再編碼,也許對孩子和少年來說,面對魔鬼,他們不怕裝死逃避,魔鬼比死亡來得更可怕。
重溫《少年的你》,確實反思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