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賈玲的《你好，李煥英》上映，一片好評，成為新年票房之王。
很遺憾在日本的我十分想貢獻票房而不能。我先是到網上去看了《你好，李煥英》的小品，再通過網友們各種劇透了解了這部影片大概的情節，最後在youtube上觀看了非常不清晰的槍版。正常情況下，我相當在意一部影片的清晰程度，但是對於這部影片，實在太感興趣就不計較其放映質量了，因為它演出了我內心一直想要表達的東西。
我非常愛我的母親。但是很不幸，我們的母女緣分太淺。所以賈玲的片子一出來，我就特別有感觸，「子欲養而親不在」就是這麼絕望而痛苦。
網上有一些評論說賈玲的片子是拿母親炒作為了博眼球，我只能說這樣的人心理太陰暗，也很可憐，他們恐怕是未曾有過被愛和愛人的感受。
賈玲因為這部片子獲得巨大成功，是她應該得到的。她展示了人類最常見，卻又最珍稀的品質——愛。這部片子對感受過愛的人來說，毋庸置疑是催淚彈。
還有的人說怎麼有人會想穿越時空拯救父母，這個設定太幼稚，有些可笑。什麼？沒有人？怎麼會沒有？！我就是這樣的人！
要是給我一個機會，我也要穿越回去拯救我媽。甚至不是回到她結婚前，而是回到更早，到她九歲的時候。因為在她九歲那一年，她的母親，也就是我從未謀面的外婆就去世了。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1966年），她的父親再婚，與後媽各自帶著自己的幾個孩子重組家庭，可想而知我媽過得如何。並且我外公並不屬於對小孩負責，愛孩子的人。
我想穿越到她九歲的時候，做她乾媽也好，鄰居的阿姨也好，糧油店的大娘也好，隨便什麼吧！只要能夠守護著她成長就好。我會像一個真正有用的長輩一樣，一步步地指導她的成長，改寫她的人生——以她的勤勞、聰明和堅強，明明可以擁有比後來好上十倍，一百倍的生活。
我也知道，那樣就沒有我了。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本來我就因了她才能來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她就沒有我。如果真能拯救她，消失了「我」又如何呢？只要可以拯救她，我不需要再有「我」的存在了。
很多母子/女關係沒有那麼好的人無法理解這種相互的犧牲精神，是因為他們曾經沒有遇到過這樣一位為他們殫精竭慮，付出所有的母親。
我的母親在活著的時候，大半生都在竭力為我創造最好的條件，即便困難重重也從未想過放棄。並且她從未想過要控制我，對於我每個階段作出的決定，她只是給出建議，卻從來不會限制我必須怎麼做——即便我的許多決定和她的價值觀都是相背離的。她給了一個母親能給到我的最大的尊重。
尊重，比僅僅是給你金錢，給你創造機會寶貴得多——我的母親，她給了我做自己，做一個個體的人的自由。
在我的記憶中，她只在一個問題上反反覆覆說了很多次讓我心煩。那就是催我生孩子。我是33歲生的孩子，算是相對較晚的。在我二十八九歲的時候，她就經常催我。後來有一次我非常生氣，我問她為什麼要催我，我並不喜歡孩子，我也不想這麼早要孩子。我問：「你是因為覺得我生孩子顯得比較正常還是怎麼的？你為什麼要讓我生孩子？」她回答說：「我覺得有個孩子你會沒有那麼孤獨，你看我們現在在一起多好。要是我沒有你這個孩子，我應該會感覺到很孤獨。」在這次談話之後，我內心徹底在催生這件事情上和她和解了。即便後來我也沒有選擇迅速生孩子，即便我的孩子出生的時候她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但是那一刻，我徹底理解了她。
2015年初母親被確診為宮頸癌IIB期，其實如果從發現一開始就得到最妥當的治療，帶癌生活十幾二十年也不是不可能。但我們身邊誰都沒有得癌的經歷，大家談癌色變，加上醫務系統各種繁雜手續的耽擱，母親還是在2016年4月永遠地離開了我。這裡我沒有任何埋怨醫務系統的意思，世間事陰差陽錯，也是各人的命數。
2015年11月，我把母親從國內接到了日本做抗癌治療，最開始去的是慶應大學附屬醫院，後來轉到日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因為當時慶應的醫生已經不建議治療了，建議我們回家保守療法，其實也就是慶應的醫生認為無法再治療了。日醫大那邊當時有一個很先進的療法，因為這個抗癌先進療法只能是全額自己負擔，不能用國民保險（國民保險是個人只需要承擔30%），所以主治醫生找我商議說初次手術費用是250萬日幣左右，問能不能接受，他說完後就停頓了，可能覺得費用略高需要給我時間思考，我一秒都不需要思考，馬上就定了下來。不要說250萬日幣了，就算是傾家蕩產我也會選擇做，只要能救我媽媽！那是這個世界上最愛我，我最愛的人啊！
那個時候是12月底，剛好趕上日本馬上過年（日本新年是1月1日，相當於我們的大年初一），所以手術約在開年後進行。沒想到也就是過去二十天左右，在手術前一天再次檢測的時候，醫生告知我，我母親當前的狀況已經不再適用於他之前推薦的手術方案了，因為可能會出現手術中大出血當場死亡的情況。他也不敢再接這個手術，建議我做另一個保守治療。
結果就是我陪在母親在日醫大做了一個保守治療手術，然後醫生建議我帶母親早日歸國，因為不確定存活期還有多久。
這些事情現在想起來都歷歷在目，我無法忘記其中任何一個細節。事實上那個時候我表面上看起來豁達勇敢，並沒有體現出悲悲戚戚的模樣。後來想起來，那應該是極度絕望中的自我解脫，我內心欺騙自己母親是不會棄我而去的。
想到在母親來日本治療時曾經有一次和我夜聊，當時她應該已經是疼痛感非常強了，不能躺著入睡，就靠在床頭半躺著。她問我：「如果我死了你怎麼辦？你怕我死在日本，死在你身邊嗎？」我當時的回答是：「不怕啊，有什麼怕的，你是我媽嘛，死了也不會害我。再說人活著也沒什麼意思，總有一天會死的。有一天我也會死的。」
我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麼要這麼回答，可能是因為內心惶恐，且脆弱。換到現在我一定會好好安慰她，給她打氣，讓她看到希望，說我會一直陪伴著她，鼓勵她努力抗癌，好好活下來。可能當時我害怕說一些溫情的話會讓自己禁不住失聲痛哭。不管是什麼原因，我選擇了看似最超脫且無謂的答案。
現在的我也許可以原諒當時的自己，那個時候我才剛剛跨入30歲的坎，人生閱歷尚淺導致我難以做出像現在這麼各方面更加成熟的決策。
但當時的我是無法原諒自己的，雖然我並沒有不作為，但是我做得不夠好。在好幾個重要節點，本可以有別的選項。
比如在日本手術後陪母親回到老家，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不知道是我在逃避還是她在逃避，還是雙方都在逃避，我們從來不談論後事。可能是中國人普遍對「死亡」這個話題的忌諱，讓我錯失了在母親在世的最後時日，與她更多深入交流的機會。
比如在母親病重晚期，我因要更新籤證回到日本，但辦完手續後沒有第一時間及時趕回國。而母親在我到家前一晚在醫院遺憾而去，沒能見上她唯一的女兒最後一面。
這些事情原本可以不這樣。
我痛不欲生，追悔莫及。
在母親因病醫治無效去世後的幾年，我都對自己抱有很強的怨恨之心。也是對自己的無法原諒，導致我在這之後陷入長達四年的重度抑鬱。
母親去世後的前幾年，我無心工作，無心玩樂，我「等生死，主相對，消彼此」！因為我不願意接受這個人，這個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已經在物理意義上永遠地，真正地離我而去了。
我是多麼地想她活過來。
媽媽，您知道嗎，我很想，很想你……
媽媽，如果有來生，請您一定，一定要做我的女兒！
我曾經說過，如果有機會，如果我願意，我會寫更多關於我母親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寫出來，因為牽扯到太多。但是有一天，我相信，我會慢慢地一點一點地寫出來，作為活著的女兒對逝去的母親的紀念。
日本當代攝影大師荒木經惟在有一次接受採訪時說：「當你經歷了最愛的妻子的死亡，父母的死亡，愛貓的死亡，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和物都離你而去的時候，你會覺得這世上再也沒有什麼是值得害怕的，也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失去的了。」（大意）
當我慢慢走出母親去世的陰影；當我也成為了另一個小女孩的母親；當我開始不膽怯地回望童年，反觀當下，展望未來；我才開始漸漸地，真正地強大起來。
我想把母親對我的愛傳承下去；我想讓母親看到我還是那個永不服輸的孩子；我想讓母親真正地為我驕傲——不管她是否還在人世，但在我與她專屬的時空中，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母親永遠為我留著一盞燈，等我回家。
母女一生，至深恩情。
山無陵，天地合，豈敢與君絕。
最後，用矽谷哲學家Paul Graham的一段話結束這篇追悼文：
「如果人生是短暫的，我們就應該明白這種短暫將會給我們帶來種種意外。那些你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常常在不經意之間就消逝了。你以為自己總是可以寫那本書，或者爬那座山，或者做其它的事，但後來的某一天突然你發現自己已經沒有機會了。
最悲傷的意外大概是天人永隔。當親近的人去世，你將永遠失去陪伴他們的機會。我母親死後，我真希望能多陪陪她。我以前一直忙於自己的生活，覺得母親似乎會一直在那裡。母親的生活很平靜，也很少打擾我，這讓我一直保有這種幻覺。但那真的只是一種幻覺。我想很多人都犯了和我一樣的錯誤。 」
如意說
能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如果你的母親還在世，如果你還愛她，請你一定要多花一些時間陪伴她，把她放入你人生最重要（沒有之一）的日程當中。不要像我一樣，抱憾終身。
感謝閱讀，我們下期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