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 Figure 的第 151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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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事變，來自成都的說唱組合，成立於2015年10月，組合成員有王梓鑫、李毅傑、羅錦輝、譚鈞文。天府事變用說唱形式表達愛國主題，成為說唱圈獨特的存在。2016年周子瑜事件中創作《紅色力量》成為帝吧出徵的戰歌，此後又製作了《This is China》、《南海，南海》、《No THAAD》等一系列旗幟鮮明地高昂愛國主義精神的歌曲，《厲害了我的國》的流傳更是讓「小粉紅」的標籤在他們身上根深蒂固，也讓他們成為最受主流媒體熱捧，被外媒報導最多的中國大陸說唱組合。
2017年末的冬天，我在《人物》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天府事變：意外走紅》的特稿。讚嘆作者筆力勁道的同時，也在問自己：如果給我一個機會拍攝這群同齡人，我會做成什麼樣？
當時我正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讀研一，其中一門課程布置了拍攝紀錄片的期末作業。我立刻決定將之前的拍攝構想付諸實施。輾轉聯繫到了天府事變，我向隊長王梓鑫表達了我的想法後，樂隊爽快地答應了。他們說隔幾天會在中國政法大學參加新年晚會的演出，我和我的同學兼搭檔魏明全可以跟隨拍攝。
彼時，飛速躥紅的某嘻哈歌手還沒出事，嘻哈圈標榜的主流態度仍是「為了真實，為了地下，為了自由，為了hip-hop」。但這幾個95後rapper，年末的通告卻是去中國政法大學為領導們演唱《厲害了我的國》。
我們拍攝了他們許許多多的生活場景，但最後還是用演出這條線串起了全片的結構，片名也定為《天府事變：地上行走》，依然在強調他們的特殊性。
拍完片子，我再次通讀《天府事變：意外走紅》一文，發現紀錄片和特稿之間有很多互相照應的段落：有時文字難以承載影像的巨大信息量，有時影像又無法提煉文字的深長意味。
時逢參加「天府事變」邀約的一個火鍋局，我和文章的作者謝夢遙在飯桌上意外結識，謝老師還把我們的作品推薦給《人物》雜誌的前出版人和主編、網絡視頻媒體Figure的創始人張悅。張悅老師告訴我，Figure正在籌備一個青年導演扶植計劃，可以為年輕人的作品提供更多展現的機會。於是有了這支片子在Figure平臺上發布的契機。
《天府事變：意外走紅》一文連接了這支紀錄片從誕生到播出的全過程，把它作為對本片的鏡像補充，再合適不過。在徵得作者和雜誌方同意後，我們把全文附錄如下。
公敵
夢想的力量有多大？
MC法老簡直是個幽靈般的存在。他眼窩深陷，鮮少表情，沉默寡言，永遠戴著一頂帽簷壓得很低的棒球帽。他那古怪的名字就不必說了——就連他創立的廠牌都叫做「活死人」。他的說唱很硬核，每個詞句仿佛鉛彈般有力地從他嘴裡快速迸射。在地下圈子，他頗有名氣，每次亮相能引發全場沸騰。隔段時間，就有女孩給他微博私信表示想和他上床。總之，法老是那種看起來就很酷的rapper。
因為交了幾個朋友，法老的酷，似乎有所減損——至少一些圈內人是這麼認為的。
為法老引來非議的新朋友，是一個名為「天府事變」的成都的四人說唱團體。他們在國內的知名度相對有限，但也許是登上外媒最多的中國rapper。最初是因為2016年初發布的那首名為《紅色力量》的歌，抨擊了臺獨勢力。在隨後的「帝吧出徵」事件中（以李毅吧為主力的網友組織起來去facebook大量發布反制言論），這首歌在境外快速傳播。
在法老受邀參與了天府事變的歌曲 This is my generation 之後，他的死對頭——說唱會館把這事編排進了歌裡，其中一首《法小》唱道，「你和天府事變唱的紅歌瓜得震撼」。就連被法老視為說唱前輩的C-block團長大傻，也毫不客氣地告訴他：「這是你做的最錯的一個決定。」事實上，籌備 This is my generation 時，天府事變曾發微博私信邀請多位知名rapper參與，大多都拒絕了。大傻也收到了私信，他壓根沒有回覆。
如果公開問及rapper們對天府事變的看法，你很難得到直接而詳盡的回答。PG One對《人物》的表態或許代表了一種普遍的情緒。「好！」他鼓起掌來，臉上帶著戲謔，「不敢說不好，背景太硬了。」然後，他收起笑容，一字一句地說：「我永遠不會做這種說唱。」
「我說實話，大部分的說唱歌手，都不希望跟政府走，好像被招安的一樣。」嘻哈文化推廣平臺「嘻哈融合體」的負責人ComeLee告訴《人物》。但無論如何，天府事變提供了一種難以複製的崛起路徑，在「嘻哈融合體」舉辦的2017年中國嘻哈頒獎禮上，他們獲得「最具國際影響歌曲獎」。
《紅色力量》是個開始，天府事變接下來發表了一系列對抗西方意識形態並有著強烈民族身份認同的歌。No Thaad 表達了對薩德的敵對。《當代法西斯》唱出了對日本極右勢力的唾棄，並重申了釣魚島的主權。在《顏色革命》中，他們指責美國「迫害阿拉伯世界」，並放話，「聽清楚了，離開我們的國土，滾回北美，先把你國的槍枝屠殺問題解決好，不然就準備好每天撥打911吧。」還有一首名為 Cariema 的歌，看起來與一貫的主題沒什麼關係，他們描述著名為Cariema的「無比邪惡的九頭蛇」，其實他們在玩文字遊戲，歌名倒過來就是美國。這些歌的大部分段落是英文。
這種憤懣以及鮮明立場，與快手、微博上常常湧現的憤青情緒沒什麼本質不同，但作為rapper，天府事變卻是一個全新的存在。rapper普遍給人一種離經叛道的感覺，以獨立姿態抗拒主流的裹挾，但相對整個群體而言，天府事變的敘事方式實現了另一種背叛。他們顯然不是那種傳統的根正苗紅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形象，但在意識形態上卻無比貼近。這引發了大量外媒的好奇，一些報導明顯帶有冷嘲熱諷的態度。《紐約時報》稱他們是一種秘密武器，《衛報》調侃他們是被僱傭的匪幫。
天府事變意識到自己成了某種「公敵」，他們不會假裝什麼都沒發生。作品《全球通緝》，標題即是某種自我宣言，歌詞順帶掃射了幾個群體，「日雜和美分，公知和果粉（指蘋果手機的粉絲），在我看來都是神經應該送去吃藥。」
其實外媒採訪，套路他們都懂。先問些不痛不癢的，然後不動聲色地切入話題，「給你挖幾個坑讓你跳嘛。」最常見的兩個問題是，你們是不是黨員，政府是不是給了你們錢來做音樂。
「我們是真的沒有那麼複雜。第一，我們不是共產黨員。第二，我們也不是體制內的什麼文工團的。我們就是一個獨立的音樂組合。」天府事變的隊長王梓鑫說。他1993年出生，大學畢業兩年來都在全職做音樂，其他團員與他年齡相仿。就連他們自己也承認，天府事變在中國確實是一個很奇怪的說唱組合。其他音樂人的主頁下不會有這樣的粉絲留言（或許那根本不是一個粉絲）：「說唱信黨，永遠忠誠。」
最近，日本媒體TBS跟隨了天府事變與另外幾位rapper在livehouse的拼盤演出，並在現場隨機請觀眾聊聊這個在國外引發爭議的組合。TBS可能找錯了對象，因為那些觀眾來這裡只是為了躁動而非發表政治見解的——他們根本不會認真聽天府事變到底唱了什麼，更何況他們歌裡夾帶太多複雜英文。
王梓鑫
在這個時候，王梓鑫請了一位在場的朋友，去接受採訪，扮演那個反對的角色，說了一些對作品的負面看法。整件事情至此有了一點荒謬意味。他們討厭外媒找麻煩，但當外媒沒有找到民間的批判附和時，他們主動幫其解決了那個問題。
「你即便不這個樣子去做，他其實也會找其他人。」王梓鑫對《人物》說，帶著某種孩子氣的狡黠。「有一個說我們反話的，還讓這個報導顯得更真實一點。」另一位成員李毅傑補充道，「只要這個是可控的就行。」
帶著勝利者的姿態，王梓鑫微笑著回憶了這段故事，最後他總結說，「這就是外媒的……」當他還在斟酌著措辭，李毅傑迅速地補上：「德性。」
TBS的採訪結束後大家一起吃飯，在友好的氣氛中，王梓鑫向那位明顯持右翼立場的記者請教了他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他並不是一個渾身長著刺的人，相反，在現實的相處中他對意見相左的人也抱有開放態度，並會抓住機會滿足他近乎童稚般的好奇心。
當得知《人物》記者常年在香港生活時，他的問題又來了，「你會為香港的那些年輕人擔憂嗎？香港現在年輕人，百分之多少是反華反黨的？
「在香港是不是很多人覺得王晶是投機分子啊？」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若有所思：「我覺得他本來也應該是個投機分子。」
過了一會兒，他又問：「黃秋生他不是一個左派嗎？為什麼他被打成右派了呢？」記者試圖拿回提問的主動權，王梓鑫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那杜汶澤呢？」他睜大眼睛問。
非典型
遠遠就瞅見，王梓鑫蹲在自家樓下，用手在地上無聊地劃圈圈。這是7月的一個下午，他把採訪定在成都的家裡。「你來了。」他懶洋洋地抬眼看了看《人物》記者。「咱們上樓聊吧。」他穿著一身正常尺碼的T恤短褲，眉目清秀，看起來就像個中學生。
從很多角度看，王梓鑫不是那種典型的rapper。他留著小平頭，聲音很奶嫩（有網友給他作品留言：這首歌就毀在那個小男生的嗓音，尷尬癌都犯了）。他握手的方式不是黑人那種。他微信的名字是「小王」，大概沒有其他rapper會用這種名字，這感覺像是機關辦公室裡領導對年輕人的稱呼。在後來的一次見面中，rapper「小王」堅持不打車，與《人物》記者蹬著共享自行車，在暴曬的北京街頭滿頭大汗地找餐館——這實在太不rapper了。
和他的爺爺奶奶打完招呼，王梓鑫走進了他的錄音棚。錄音棚設在天台，外面擺滿盆栽的花草。但一旦進入錄音棚，就換了個世界，裡面到處是面容可怖的殭屍玩偶。他說他有收集這類手辦的興趣。
天府事變的很多作品，正是在這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裡出爐的。這天他們要繼續錄新歌《厲害了我的國》，詞是他們自己寫的，如你所料，中國夢、長江黃河、神舟飛船等都在歌裡。作為隊長，王梓鑫是天府事變的微博管理者，隨著聲名漸起，他也成了團隊的經紀人和發言人，但他首先的身份是一名製作人，負責beats、後期混音。在《厲害了我的國》這首歌中，他請來一位戲曲老師加入了川劇唱段。那是一段大氣磅礴又非常契合的採樣。
說唱講究圈子，rapper彼此幫攜，所以你認識哪位地下知名rapper，也將為自己獲得更多的演出機會和影響力提升，但一直以來，天府事變與整個地下說唱圈接觸甚少。王梓鑫瞧不上那些模仿美國匪幫說唱的rapper。「跟那些人說不到一堆。不能說是他們壞，感覺幼稚了一點。」他說，「不僅僅是錢和女人，你得有其他的東西，我覺得他們就知道這些追求。」rapper彼此看低是常態，但王梓鑫的鄙夷裡帶有一種道德優越感。
他稱吸食大麻是說唱圈內的「政治正確」，這話說出來就得罪一批人了，確實，不管是否真的沾過這種東西，rapper樂於把它寫進歌裡。王梓鑫尤為憎恨。最近，在他的倡議下，天府事變創作了首禁毒歌曲，勸喻人們遠離毒品，還把炮火射向同行：「我現在已經不能判斷，販毒危害大還是濫用這些涉毒說唱音樂危害大」，「那些瘋癲的rapper將他們的精神排洩物打包灌輸給他們的粉絲」……曲風採用的是trap，除了表現出天府事變的風格多樣性，也是一個反諷，因為trap音樂裡的常見主題就是毒品與享樂。
莫安琪參與了這首歌。這位深圳女rapper在天府事變的 This is my generation 那首歌有過客串，但王梓鑫做出請她加入的決定前，還是很直接地問了一個問題：「你平時抽不抽大麻？」
如果換別人問起不算熟絡的女孩這麼一個問題，一定是唐突的，但王梓鑫認為沒什麼，「她不會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在她的印象裡面，就是那種五道槓少年。」
莫安琪說她「很乾淨」，她還說了一個讓王梓鑫更加放心的事實，她父親就是緝毒辦的。
去年6月，天府事變受邀參加為一位白血病人籌款的拼盤義演，算是與地下圈子有了第一次的正面接觸（說唱會館聽說天府事變的加入後，取消了同場演出）。演出所在的成都保利大廈被坊間戲稱為「魔方大廈」，樓層間藏著多家livehouse、迪廳和文身店。這是王梓鑫首次走進「魔方大廈」，他對類似場所毫無好感。
那是一場失敗的演出。他們缺少控場的經驗，前兩首歌就沒把觀眾情緒調動起來，以至於壓軸的《紅色力量》雖然曲風很躁，臺下還是沒什麼反應。
到了現場如何與其他rapper相處，他們還真提前想過：「誰跟我們打招呼，我們就跟誰打招呼。」但反過來，他們不會主動上前。這個習慣他們沿用至今。「我們算是最特殊的，他們不是特殊的，那肯定是要他們跟我們打招呼，不然我們很可能就吃閉門羹。」李毅傑說。
的確，天府事變正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他們附帶著一個政治色彩濃鬱的標籤，這讓他們無法被歸類到地下歌手的任何一類，沒有一個明確可供參考的行事模板。這一度讓幾個年輕人產生一種矯枉過正的心態。他們專門開了一個會討論訂立內部規則。
大麻絕對不能碰，一碰就開除出團隊，這點毫無異議。髒話呢，就不管了吧，畢竟是rapper，「還是要有自己情緒在裡邊」。至於睡粉，倒是從未討論過，前提似乎就不成立，所以直接跳過吧。成員羅錦輝說：「你像王梓鑫，他看著一點都不是那種範兒。」
李毅傑
四人中，李毅傑最接近地下圈子，大學期間他曾有4個月兼職做酒吧的控場MC。他藝名叫Pissy（你沒聽錯，確實是他的名字），這很「地下」，聽起來像句髒話。他的英語有種黑人腔，因為他聽了太多遍的2Pac。也正是因為他與法老在網上的互動，他們接納了彼此。但對言行舉止最為緊張的，反而是李毅傑。他為團隊提議了最多的細節規定並記載於手機備忘錄：錄製節目不能遲到、不能隨地丟菸頭、不能擅闖紅燈……
不是說說而已，他們確實在執行，成員譚鈞文就因遲到與丟菸頭被罰了好幾次，一次200元。《人物》記者隨訪中，路上遇到紅燈時，他們真的乖乖等在路口，即便那一刻近處並無車輛。
「我們做的東西是正能量的，那如果在我們生活中被人捕捉到了不好的東西，對我們整個團隊的方向是不符合的。」李毅傑承認，標準來自於「小學老師講的那些制度」。
但也不要把他們想像成不懂人情世故的呆子。最近一個音樂節，有個現場工作人員跟他們搭話，似乎不了解他們。「你們要是覺得累了，就可以到我們那邊去玩。」他說，指了指頭上的帽子。那上面是大麻葉子，他們一看就懂。「我們不可能當時就跳出來站在那兒批評他對吧，我們也就最多就笑一下。」
正面力量
四川傳媒學院本科生羅錦輝是在2012年認識大專生王梓鑫的，兩人都是該校新生，參加了同一個藝術社。羅錦輝在面試那個社團的時候唱了一段英文，王梓鑫被徵服了，「這人好屌啊！」他本身英文非常糟糕。兩人很快成立了一個名為Freon的組合，分別負責中文和英文rap。
對於羅錦輝來說，王梓鑫與他的第一次見面就奠定了說教者的形象，這個形象後來一直沒有變過。「對我上來就是一通說教，說我們一定要做正直的人，不要做那些陰暗的東西。我們如果說要做音樂，就要給年輕人做個榜樣。」
但王梓鑫又有著憤世嫉俗的一面。他建議與羅錦輝合作的第一首歌，就去罵學校裡玩滑板的那群傢伙，「發到貼吧上面去，就罵他們裝逼嘛。」他覺得他們不過是在跟風。他高三準備藝考時留過一陣髒辮，大學前就剪掉了，照片也都刪了，「所以說我也傻逼過呀。就是你傻逼過以後，你才會覺得那些人傻逼。」
羅錦輝拒絕了。「跟風沒有錯。」他說，「你可能是覺得他們在那兒跟風，在那兒耍帥，你也不至於就去罵人家吧。」
羅錦輝
Freon二人組做過很多情歌，發在網上，點擊量的上漲基本靠自己點。他們在大學期間始終籍籍無名，爭取過對外的演出機會，但僅有的兩次演出都是在校內迎新晚會。《快樂男聲》海選時Freon也報名了，但首輪就被淘汰。他們自費發過一張專輯，30元一張，賣了兩三千塊錢，大部分是親戚朋友買去了。
曾有過一個階段，羅錦輝想要放棄音樂了，他感覺看不到希望。王梓鑫給他打電話一通鼓勵。「我對王梓鑫有那種盲目的信任。他看上去有點呆萌呆萌的，但是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被選召的孩子。」羅錦輝後來說，「他是那種內心充滿了希望的人，永遠不會放棄的。」他們是最好的朋友，王梓鑫家裡有個專門留給羅錦輝住的房間。
到了2015年下半年，王梓鑫想將兩人組合Freon變成更大的說唱團體。通過朋友介紹朋友，有十幾個人入夥，匯集到成都一起吃了頓飯。王梓鑫寫的第一首歌叫《天府事變》，這個有著叛逆意味的名字並不是要向體制宣戰，而是意在改變說唱圈的劣質文化。
那首原本想讓新老成員共同亮相的歌沒有完成。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王梓鑫的理念和說教方式。有的rapper就是對街頭鬥爭抱有極大熱忱，出門都幻想著帶把槍，這倒不是說他真的會做什麼過火的事，在中國國情下你大體可以將其理解為對於美國匪幫說唱的某種角色扮演。但這與王梓鑫想做的正能量方向背道而馳。錄製期間大家話不投機，越聊越不順，有人感到自己被針對了。羅錦輝記得，有天王梓鑫給他打電話，說想把其中一個rapper踢掉。最終他還是心軟了。
雖然沒有人被開除，大部分理念不合的人自覺淡出了。除了Freon二人組以外，只剩下了李毅傑、譚鈞文。四人中有三人來自軍人家庭，這純粹是個巧合。後來，其中一名退出的rapper寫了首歌diss王梓鑫：「鑫哥說，加入天府事變，首先要正確站隊，一要避免黃賭毒，不能引誘未成年人犯罪。我們肩負輿論正確導向的責任，現在問題來了，你是哪個相關部門的負責人?」歌裡還有「祝你得骨髓癌」等一波惡毒詛咒。王梓鑫從未回擊。
天府事變宣告成立。李毅傑英語專業八級，他將整個團隊的英文水平又提了一大截。雙語說唱本來就是Freon一直在做的事情，現在，他們更加得心應手。在2015年底，他們推出了一張《成都是春，重慶是夏》的純英文抒情專輯，主題關於家鄉。
直到這裡，這仍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沒錯，他們英文部分唱得很溜，他們想帶來正能量，但他們和那些分道揚鑣的rapper一樣，均是籍籍無名，沒有人關心他們的音樂。
那首改變他們命運的歌曲，是連同著一種在網絡上瀰漫的憤懣情緒共同到來的。2016年1月，黃安舉報臺灣藝人周子瑜揮舞青天白日旗涉嫌臺獨——後來證明那是一個烏龍，兩岸網友發生罵戰，雙方均有極端言論出現。王梓鑫注意到事態發展，正如許多捲入罵戰的人一樣，他的焦點也發生了轉移，不再是青天白日旗是否等同於臺獨，而是某些臺灣網友對大陸突破底線的侮辱言論。他被激怒了。
他給李毅傑打了電話，讓他寫英文歌詞。一天之內，《紅色力量》完成了創作和錄製，並在微博發布。歌中有一些匪幫說唱裡常見的兇狠詞句，把炮火射向了臺獨者和蔡英文。與深思熟慮無關，這是一場純粹自發也不計後果的創作，更貼近憤怒年輕人的內心。時機恰到好處，《紅色力量》得到網友的瘋狂轉發。
歌詞是英文的，外國人能聽懂。路透社最先來採訪了。更多的國際媒體在跟進。
但隨之而來的，也有麻煩。那首歌在轉發過萬時被刪掉了。王梓鑫重新上傳，又很快被刪。一個陌生的北京來電打入他的手機。他被約出來了解情況。他很意外，沒想到自己這麼輕而易舉就被找到。見面的時候，他點了一杯苦蕎茶。
他解釋了自己的想法，還介紹了家庭背景。誤會解除了。「這件事情之後，我們的歌幾乎沒被刪過了。」王梓鑫說。
變化
進入2016年的天府事變，創作上的轉向非常明顯，曾經甜膩的情歌被更多熱血的愛國歌曲取代。他們說，那些均是源自內心深處的表達。但也不可否認，《紅色力量》創造的奇蹟般的傳播度，可能給他們帶來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你肯定習慣性地會去想還有沒有什麼主題是沒有涉及到的，你會一個一個去想一下，這些可不可以再說一下呢？」李毅傑說。
他們有了粉絲。他們的粉絲很特殊，更多是同一譜系裡的政治控，而非嘻哈音樂迷。就像力的相互作用，粉絲為他們吸引而來，他們也被粉絲推著走。每當有涉及中國的國際爭端出現，粉絲就紛紛給他們留言。「你怎麼不唱下這個，你怎麼不唱下那個。我們或多或少也會被粉絲影響到。」李毅傑承認。
王梓鑫並非半路才關注政治時事。據他自己說，早在2012年起，他就經常在網絡上和自由派公知打嘴仗（他稱曾被人肉搜索過，還遭遇過死亡威脅）。成員們都說受到這位隊長的影響。「像王梓鑫這種熱血青年，他一下就給你帶走了。」譚鈞文說。他承認以前沒有太多關注時政，但起碼前後的價值觀沒有矛盾。羅錦輝以前聽說城管打人，會本著樸素的情感內心暗罵畜生，但現在他會看到城管的苦楚與管制的必要。他感到自己考慮問題更全面了。
譚鈞文
「我很容易影響我身邊的一些人，跟著我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王梓鑫說。他像是團隊的大腦，涉時事歌曲主題幾乎都是由他先提出。英語最好的李毅傑則是忠實的執行者，詞多是他完成。「Pissy就是我讓他幹嘛，他就幹嘛。」王梓鑫說。
某種程度上，改變他們最大的，並不是《紅色力量》，而是稍晚幾個月面世的This is china。那首歌的MV被共青團的官微轉載，還登上了新聞聯播。它令一支地下組合獲得官方的正式認可，真正走到了地上。
實際上，這並非精心策劃而更像是意外。歌是先寫出來的。在成都的一次朋友聚會中，有人剛好聽了這首歌，把它推薦給共青團中央的宣傳部門。後者向天府事變取得授權，並製作了MV。
最近幾年來，在嚴肅莊重的政治口號、通稿之外，官方的宣傳方式有時會展現出更輕鬆、更貼近年輕人的姿態。「復興路上工作室」曾製作過一系列解讀政策的動畫視頻，其中包括一首關於「十三五」計劃的英文歌。說唱也有嘗試，2016年新華社發布過名為《四個全面》的說唱動畫，反覆喊出，「小康是目標，改革是動力，法治是保障，黨建是關鍵」。當然裡面也有更好玩的歌詞，比如「一個那是點，兩個那是線，三個那是面，四個是全面」。
但天府事變帶來了不同。他們的面目更清晰，更具個人特色。相比具體信息未被披露的「復興路上工作室」，他們並不神秘。
This is china 不止於讚頌，也提及了中國存在的汙染、腐敗、食品安全等現實問題。「我對天發誓，那首歌團中央沒讓我們改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詞，直接發了。」王梓鑫說。但官方MV字幕中也有不易察覺的微調，比如英文歌詞談到中國霧霾問題時，說的是「similar to 1950s London and LA」，中文翻譯為「這不比20世紀50年代的倫敦和洛杉磯好多了嗎」。
也正是這次合作，讓王梓鑫認識了團中央宣傳部工作人員吳德祖。吳德祖本身也是個網絡紅人，微博擁有60萬粉絲——遠遠超過天府事變4個人的總和。王梓鑫很喜歡他，覺得他和刻板印象裡的官員完全不同。他是個裝著義肢的殘疾人，但自信又充滿魅力，「北大文學系的，畢業論文就寫的搖滾」。王梓鑫經常和吳德祖在微博互動，他知道他們的能力範圍，當看到「社會底層被欺負的一些事情」，他直接向團中央舉報。
不過隨著走紅，對於音樂之路怎麼走，天府事變內部有過爭議。他們想過標籤化帶來的問題。王梓鑫自認為是熱血青年，他喜歡把內心想法一股腦都說出來。好處顯而易見，「人家想到愛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你」，但壞處是，標籤會加深偏見，造成分化。他們考慮過，是不是可以「不動聲色地去表達價值觀」。
在王梓鑫提議創作《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這首說唱時，最大的反對意見來自於羅錦輝，他覺得rapper就這樣唱出來很尷尬。王梓鑫很堅定地要做這首歌，「毛主席是我永遠追隨的人」。一直以來，他喜歡聽紅歌，去年他手機播放量排第二的是《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他在「唱吧」自己錄了首《十送紅軍》，不是說唱，是原版。
經過一番辯論後，羅錦輝被說服了。
相比其他歌曲，這首歌的紅歌意味太明顯了。天府事變付出了代價。「很多人一直抓著這首歌不放，但我從來沒有後悔寫過這首。」王梓鑫說。
基本而言，羅錦輝是天府事變中性格相對敦厚低調的那一個，但他（反而不是更具地下氣質的李毅傑）並不總是順應王梓鑫的意見（「羅錦輝是我們裡面的右派」）。他覺得《顏色革命》那首歌，「有一點被害妄想症」。因為覺得難以把握該主題，他沒有加入到那首歌的創作中。但他也向《人物》為隊友們辯護，那只是特定時期的鬱結所激發的，因為當時外媒的敵意和網絡的攻擊令幾個年輕人感到困擾。
即便在採訪中，羅錦輝與王梓鑫也存在一些微妙的角力。比如談到最近炙手可熱的Gai和海爾兄弟，王梓鑫認為「他們沒有做任何對於社會有推動的事情」。羅錦輝打斷了他，「你也不能要求他們去做，」他把臉轉向隊長，「他們只是音樂人，你沒有必要要求他們有多大的社會責任感。」
走紅以來，王梓鑫的交際圈也發生著變化。用他的話說，他進入了「愛國大V」的圈子，經常參加飯局，在座的往往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與他父母同齡。他很少與父母聊對時局的看法，覺得父母「被洗腦了」，思想太陳舊，但那些人不一樣。他與同在成都的周小平成了朋友，還受邀參加了後者今年年初的婚禮。他驚訝於周小平的影響力，去年他受官方邀請去南海軍營參觀，軍艦上的一名小戰士告訴他，海上生活無聊，最喜歡看的是周小平的書，「帶來了很多前進的力量」。
在一次台州舉辦的「愛國大V」飯局上，天府事變專門被邀請過去，成了在場最年輕的幾個人。他們政治觀點接近，在網上與公知的輿論戰爭也往往處於場面上的弱勢，但在這樣的飯局裡，這些來自天南地北的人能夠彼此理解。酒過三巡，他們先唱起了《國際歌》，然後就有人起鬨了，「天府事變唱一個」。
王梓鑫想，「要唱說唱，他們也跟著唱不來，我要唱一首大家都喜歡的歌」。
「太陽最紅，毛主席……」他起了個頭，所有人跟著一起唱起來。
羅錦輝後來對《人物》回憶說，那一刻他覺得有點彆扭。「我不是體制內的人嘛，然後我就在這樣一個氛圍內去唱這個歌……」
不過，他還是加入了合唱，「因為當時大家都在唱。」
表達
那個叫壽君超的選手顯得很特別，他是唯一參賽的rapper。
這是2010年《中國達人秀》的現場。除了說唱，壽君超還來了一段freestyle，雖然那幾段圍繞評委的調侃顯然是經過事前確認的，並非真正的即興。評委高曉松對壽君超說：「hiphop這種音樂在中國，你成為不了明星。不是因為你有什麼問題，是因為hiphop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一定要自由地表達自己看到的想說的，但是好像這環境不太能讓你自由地說出你想說出的。」
說唱的本質是表達，如果你對流行歌曲裡常常出現的重要主題比如青春與愛情不感興趣，就不要寫。歌詞容量巨大，你可以寫下任何你想寫的話。股票、電腦或汽油。香港的困局，嶗山的求仙術，或者你為什麼憎恨你的母親。你可以咀嚼你的失敗，也可以誇耀你的成就——所謂的吹牛歌最好寫，大概那是最接近生理本能的表達。如果你真的很愛吃麥當勞，你大可以寫一首歌。以上都是真實的歌曲。說唱的世界最自由。
壽君超的歌裡有一些抱怨——那甚至算不上批判：「這就是一個用金錢堆砌的時代，這就是我們80後幸運的無奈。」「這現實就是如此，有相愛的時候，大多都說著發誓，但離開你可能只因為別人開著賓士。」節目播出時，這些話被剪掉了。
壽君超已經泯然眾人。現在看來，那些被消失的歌詞沒什麼大不了的。到了2017年，時代似乎不一樣了。《中國有嘻哈》風生水起，rapper也可以成為舞臺上的超級偶像。在那檔節目，rapper在歌中更多在談論自己—這當然也可以很有意義，但至少節目呈現如此，只有極少的人對談論他人與更大世界表現出興趣。
「反正遊戲規則就在這裡，幾個底線你不能觸碰，政府、階層不要碰，髒話沒有。」三強選手艾福傑尼在節目錄製時告訴《人物》，「而且現在可能是，你沒有前兩個，髒話可以有。」
說唱似乎很容易撞上禁區。2015年8月文化部下架了上百首網絡歌曲，其中大部分是說唱。即便如此，對於地下rapper來說，很難有什麼自我審查，下架令對於他們的教育意義有限。一貫以來，法老就是那個我行我素的代表。他與壽君超都住在上海，但不是一個時代的人了。他有種邪惡的幽默感，有句歌詞是，「我不捧臭腳不是劉愷威」。他也會變得很兇狠，曾在歌中寫，「我只想把所有垃圾rapper都吊死然後丟在海邊」。
但他也會做一些「不一樣」的歌曲。《親密愛人》中他沒有刻意追求押韻，以一位國民黨老兵的口吻讀出在不同年代寫給失散愛人的幾封信，娓娓道出戰爭帶來的傷痛與分離。這首歌取材於真實的故事。「那是我媽的語文老師，我從小就是他帶大的。他現在97歲了，沒有結婚。」法老說，「我寫歌是想能為這個世界去做一點什麼的，不應該只是娛樂。」
另外幾首歌就有些危險意味了，在多個音樂平臺已經無法找到。
那麼為什麼法老和天府事變會成為朋友？
「因為我真的很愛國。」法老說，「但是我為什麼會去罵？是因為我打心裡是愛這個國家的。」
最初，天府事變邀請法老合作 This is my generation 這首歌時，他主動提及他曾寫過內容敏感的歌。「沒有關係。」王梓鑫說。由於這首歌是共青團要推送的展現年輕人精神面貌的作品，他把法老的名字報上去，通過了。
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他們沒法達成一致。天府事變與法老真的聊過。「你不能揪著一個國家的痛處不放。」最後他們只能這麼說。但他們就是越來越熟，法老去成都演出，請天府事變做嘉賓。他們還一起合作了《當代法西斯》，大罵日本右翼。
參與錄製 This is my generation 時，法老的歌詞也遭遇了刪改。比如，有一句詞是寫徐志摩的——他們都是海寧人，王梓鑫讓他改成魯迅，「徐志摩他的黑點太多了，怕有影響。」雖然不喜歡魯迅，法老還是照做了，他也理解，「他也只是奉命讓我改。」
對於作品修改，王梓鑫已經習以為常了。雖然共青團並未刪改過 This is China ，但那首歌的完整版從未公開演唱過。上北京電視臺跨年演唱會的時候，導演讓他們改了很多遍，涉及負面的內容都刪掉了。
《厲害了我的國》是一個最新的例子。最終版本中，川劇採樣被刪掉了，詞也變得完全不押韻。他承認那是他人的改動。這首歌從9月開始，成為央視一檔欄目的主題曲。
「我之前覺得他們是很迂腐的那種愛國青年。後來接觸了發現，其實他們也是普通人。」法老說，他將天府事變的某些創作理解為一種妥協。
他們並非通行無阻。王梓鑫在知乎寫過：「愛國也沒大家想的那麼簡單。」他們最近剛遭遇了一場挫敗。天府事變本來要參加騰訊《演講家》，但在遞交講稿後，對方覺得太敏感而取消了邀請。問題並不出在導向，而是有些話題本不宜談論。
把天府事變描繪為一個只懂唱讚歌的團體並不客觀。他們自己也強調，說唱裡應該允許批判。王梓鑫說，他正和政府相關部門商量，做了一張名叫《自省錄》的專輯。這只是計劃，整件事情絕非容易，「比如說你談環保，你得去找環保部談；你談貪腐，你得去跟軍紀委談。很麻煩，但是值得你去做。」但與他眼裡的那些只會到處開炮不考慮後果的rapper不同，他認為自己是有方法的。他說，新專輯等到10月的那場大會結束後才啟動。
與法老有了交集後，天府事變的成員們修正了一些既往對地下rapper的誤解。「有的人可能是在嘲諷，可能只是做著玩，他不一定真正是把自己想成一個匪幫的人。他們生活中可能也就是大學剛畢業的挺好玩的一個人。」李毅傑說，「多多接觸，通過我們的力量去影響他們，也可以讓他們變得更好。」
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改變了法老。他對《人物》說，他越來越對外媒的某些說法產生懷疑，可能未來再也不會寫涉敏感題材的歌曲了。
矛盾
一度，王梓鑫極其痛恨別人稱天府事變為「紅歌軍團」，但現在，他能夠坦然接受了。同時，他對外媒的敵意與日俱增。那些來訪者似乎從未真正想從內心了解他們，而是把他們當成一種證據。李毅傑接受BBC的採訪後，那個記者轉臉就在推特上罵了他。這讓他感到又委屈又失望。《時代周刊》採訪時，最後一個問題又回到了套路：「你是不是黨員？」王梓鑫回答不是。幾天後，那位記者又打來電話，說要補充一個提問：「那你是不是團員？」他承認了。果然，這層關係被寫進報導裡。
他們接受媒體的審視，反之，他們也審視媒體。一檔英國電視節目直接奔到成都要求採訪，王梓鑫避而不見，原因是他用「China」作關鍵字搜索了那個節目的過往報導，發現「出來的全是黑中國的」。另一次，有位記者通過微信聯繫他，上來第一個問題就很尖銳，王梓鑫感到反感，他禮貌地中止了那個訪問。
與外媒打過一些交道後，他們會自然地產生一種「鬥智鬥勇的感覺」。王梓鑫直白地對《人物》承認，為了不想讓對方抓字眼放大，有些時候「幾乎全部說的空話」。比如日媒TBS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愛國主義宣傳，他說，「還不夠，要向日本、韓國學習。」他繼而舉例，女子偶像團體AKB48曾助陣拍攝日本徵兵廣告。
故事到了這裡，邏輯是自洽的。王梓鑫討厭公知，因為他覺得他們為反對而反對，就像他討厭校園裡的那些滑板青年，他覺得他們為叛逆而叛逆。他否認他的意識形態塑造與軍人出身的父母有關，強調兩代人的差異。他需要肯定，而不是排擠，誰給予他擁抱，他就還以善意，這一點與大多數人沒什麼不同。看到申奧成功、神舟上天、科技創業在衣食住行層面的深刻變革，他由衷感到驕傲。作為rapper，天府事變處在一個安全、政治正確的位置，英語說唱絕非刻意，如果能做一些積極的事情，為什麼不呢？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但這個王梓鑫向《人物》講述的故事，會不會是「鬥智鬥勇」的一部分？
其實，只要氣氛鬆弛下來，他們會吐露一些內心想法。一個夜晚與《人物》記者吃飯，王梓鑫聊到了腳上的文身。他的形象是個積極陽光的rapper，對於一些保守人士來說文身會破壞這感覺，他沒有表現出任何後悔。他坦然地說，那是獻給母親和奶奶。
然後，記者提起了黨員的經典問題。
「在大學的時候，你知道要多優秀才能入黨嗎？你要經常去學生會做一些事情。」他停頓下來，嘆了口氣，「我是最討厭學生會那些人的。」接下來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吐槽大會。他和羅錦輝相視而笑，搶著回憶那些學生幹部如何搞官僚主義，包括那位會長在講話時要求他的下屬拿個小本兒記筆記。「黨內一些好的風氣他學不了，比如說好的紀律性，好的效率，他只是學那些官僚。」羅錦輝總結。
在外媒上，他們似乎面目一致，但事實上，每個人都是那麼不同。「最右的是羅錦輝，他可能只是不敢說出來。但是你可以通過他的一些言論發現他跟隊長的思想可能差距是最大的。」李毅傑說。
羅錦輝說，他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被網絡的「公知粉」稱為「小粉紅」。但這一年多來，他對兩個群體的對立也有了新的看法，雙方都存在把對方妖魔化的趨勢。「公知粉嘴裡所描述的那種小粉紅，好像愛國已經愛得腦子都沒了。然後小粉紅口中的公知粉，就是就巴不得中國趕緊滅亡。」帶著一貫的溫和神情，羅錦輝說，「他罵的那個對象可能壓根兒就不存在。」
他說的這個問題，王梓鑫多多少少也有。關於《紅色力量》那首歌，他說激發他創作的最直接原因是，對方陣營有人侮辱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在談到動物權益之爭時，他憤憤不平地指出，有愛狗人士竟用「支那」指稱國人。他很容易揪住那些最極端的聲音。
有時，王梓鑫會說些令人目瞪口呆的話，「我們的敵人是《時代周刊》、BBC、CNN那些人。」「給外媒打工的那些中國人都他媽不是東西。」他其實不會用翻牆軟體，也沒想過要學，許多信源準確性存疑。
但另一個王梓鑫，總能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天府事變經歷過一次改名，那是2016年上《天天向上》，節目覺得「事變」二字太敏感，改而使用「天府音樂」這個不痛不癢的名字。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才把名字改回。王梓鑫講述著，把這段故事引到他們的南海軍旅參觀，「天府事變」就貼在門上，有少將來視察，看到那幾個字什麼也沒說，還邀請他們為軍隊寫歌。本意是講述一個令人沮喪的改名風波，他最後的落點是，體制內還是有很多開明人士的。
在10月中旬發布的新歌《信》裡，天府事變談到了國家存在的問題。但一段副歌過後，所有的問題都有了妥善的解決方式。就像童話故事裡的光明結尾，歌裡唱，「祖國仍是我們的驕傲。」
這種樂觀，是王梓鑫與生俱來的，也是他的這種特質，挽救了那個看不到前途的在大學期間差點就解散的Freon組合。現在，天府事變不再為演出而擔憂，行程表排得滿滿的，還不斷接到廣告商的邀請。
前不久，騰訊在成都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動漫嘉年華，邀請天府事變出席。當王梓鑫獲知二次元圈內的一位網紅歌手並沒有像他一樣獲得貴賓室的待遇時，他發出由衷的驚嘆。
坐在高舉燈牌的人群中間，王梓鑫顯得意興闌珊，偶爾瞥一眼臺上表演，大部分時間在玩手機。「我對這些一點也不感興趣。」不過，在穿著短裙的女團上場時，他抬起頭，迅速抓拍了幾張照片。
他還是更喜歡聊政治。在那個歡樂的現場，他提到所謂保守派與開明派的分野，最初用了「鬥爭」這個詞。但很快，他表示自己用詞不當。想了一會兒該如何措辭，他還是放棄了，對《人物》記者說：「你想一個吧，我想不出來。沒有那麼嚴重。」
更多地，他在表達對這個國家的積極看法。「我相信習主席的改革這個樣子下去，只要我們的黨內有越來越多的這種領導出現，它就會越來越好。在外界的人他是感覺不到的，但是你經常跟他們接觸的話，你會感覺得到。」
他拍拍記者的肩膀，「相信我，這個國家會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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