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市場寬鬆與財政緊縮呈顯為十七世紀以降日本幕藩經濟的更迭起伏曲線。前者以擴大消費為主導，後者以增收節支為指標。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幕藩體制下，兩者均具有維持社會穩定的正當性意義。但是，當二者間的平衡感被其中一方的極致走向打破時，這兩大正當性便構成了事實與價值上的悖論。作為這一悖論的典型體現，天保改革試圖改變過度經濟開放和商業壟斷所造成的四民失序、商富國貧和奢靡腐敗等一系列做法，原不失幕藩語境下的正當性。然而，當通過增加財政收入或減少財政支出的政策去不擇手段地抑制社會總需求增長等做法步入絕境時，幕藩內部所固有的另一面正當性便開始了可以理解的反彈。由於體制框架的難以突破使兩種正當性均無法跳脫此消彼長和相互否定的怪圈，於是能夠破解重農抑商矛盾的明治維新的適時登場，以及為這一登場而曲盡艱辛的幕末努力，庶幾使上述悖論在體制更迭後的新框架中得到了解決。
關 鍵 詞：天保改革/水野忠邦/幕藩體制/儉約令/正當性悖論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東亞史上的『落差—穩定』結構與區域走向分析」(批准號15ZDB063)結項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韓東育，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長期以來，人們多熟知明治近代在東亞地區的率先登場和一路高歌，卻不太關注日本在發生如此巨變前的無可奈何與走投無路。從這個意義上講，幕府末年的「天保改革」反而成為明治更生的最後一個推手。這場由幕府執導的藩政改革劇目發生在江戶後期，其直接導火線為「天保饑饉」下的大鹽平八郎造反(1837)。他號召農民殺死「沒有心肝的官吏和生活豪奢的富商，這些人都是在窮人餓飯的情況下自己發財的」。但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講，這場藩政改革乃根源於財政窘迫、農業荒怠、諸藩內爭、外船逼至以及公武暗鬥等動搖幕府統治基礎的內憂外患事件，並且「這種驚慌的原因，來自內部的甚於外部」。①幕府為維護體制，從「大御所」(指退任將軍)德川家齊死去後的天保十二年(1841)起，在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的主持下，進行了旨在重建幕藩財政經濟以恢復幕府權威的重大改革。改革發布了以物價下調為目的的「株仲間」(工商業者行會組織)和「問屋」(批發商)解散令、對大坂町人的「御用金」(御用商人向幕府及諸藩臨時繳納的賦金)課賦令，並次第展開以幕領農村的刷新為中心的「御料所」(諸大名直領地)改革和以確保年貢增收和流通水路為目的的「印旛沼」開拓等行動。天保十四年，水野內閣下達的將江戶、大坂周邊私領土地編入幕領的「上知令」，因關涉到諸藩大名的切身利益而失效，水野下臺，改革失敗。
一個如此速興速滅的改革運動，自然成為當時輿論和嗣後物議的焦點。讚賞者有之，謾罵者有之，謂功過各半者有之，謂三七開分者亦有之，致使改革本身成為德川三百年史上最難以公斷的非常政治事件。明治、大正學者雖對改革本身頗多批判，卻不乏對改革者的玉碎精神和悲慘結局持有某種讚賞和同情之理解。②而散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相關研究，有的結論相對客觀，既認為水野忠邦的整肅措施有些過分，也不否認天保改革前的「大御所時代」乃「惡政時代」的不爭事實。③有的研究為過度強調日本近代化在東亞地區的領先地位，大多喜歡對天保改革作負面闡釋，仿佛不著力貶抑幕藩政治的腐朽落後，便無法反襯明治維新的正確和卓越。田中彰給出的邏輯顯示，就藩政改革派的主觀意願而言，改革本身不過是幕藩領主一貫立場的體現——以幕藩體制的再編成和強化為目標，來維持「本百姓」(指江戶時代有田地屋舍、能負擔幕府年貢和徭役的編戶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其體制的極限一般體現為抑商政策和對農民商品生產活動的褫奪政策。但是，天保期以來的結構性矛盾已經使這類政策變得無法貫徹。那些改革派只要還在如此意義上施行改革，就無法超越其歷史局限。升味準之輔認為，天保改革使市場陷入混亂，在市場的進貨量反而減少的情況下，幕府採取公定物價等直接幹預手段，雖然讓物價的上漲漸漸平抑下來，卻並未使供需關係得到好轉；而「上知令」的推出及其失敗，不但讓水野忠邦陷於孤立致使改革本身隨即夭折，還表明幕府在德川領國內也失去了治理和調整「知行地」的能力。有學者更習慣於從明治維新的角度來回視水野忠邦的政治行為。在三谷博看來，天保改革中的海防策已隨著水野忠邦的罷免而徹底被放棄；改革的挫折自然成為薩摩和長州等西南雄藩成功案例的反例，從而不斷地用來說明其與維新成敗間的相互關係。④然而，如果只對天保改革以道德抑或利害的標尺去衡量，並且事件本身又果真像褒貶者所理解的那樣線性而單純，大概就過低估計了改革本身的複雜性及其所內藏的歷史暗示。
一、天保改革的出臺背景、內容與評價
經濟繁榮無疑是任一政府都積極追求的興盛指標，但繁榮起來的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是否一定會反哺其賴以生長的制度母體，卻常常是個未知數。十七世紀以來，確立於農業基礎上的德川封建體制，其經濟繁榮與否的最明顯標誌居然不是農業，而是在「士農工商」差等序列中一直被視為農業副產品和補充成分的工商業及其對「四民」序列的翻轉程度。原本，江戶幕府創建者德川家康的統治原則是如何使「百姓之財不可有餘，亦不可不足」，認為這才是「治事之道」。⑤儘管該說法在後來的演繹中訛變為「所收年貢稅額要做到讓百姓死不了也活不成」等家康治民逸話，⑥但在某種程度上卻道出了幕府政治的統治術數。然而，至遲到元祿時期(1688-1704)，都市裡新興的工商業者已普遍活躍起來，並直接帶來了被後世稱作「元祿文化」的市井華靡和繁榮。其中，有一夜暴富的經營者，更有奢侈度遠凌大名之上的商人。由於商業文化從來都具有使其他價值癱瘓的顛覆力量，且此風流行之快「速於置郵而傳命」，於是便使一向滿足於自給自足之低水平循環的家康式幕藩經濟和財政結構無法不發生被動式變化。
在早期幕府的財政來源中，除直轄地的租稅收入外，尚有來自礦山的金銀收入和壟斷貿易所得，總體上日子還算過得去。不久，由於佐渡礦山金銀產出量的銳減，加之鎖國政策所造成的貿易利額赤字越發明顯，特別是重建被「明歷大火」燒毀的江戶城耗損了大量費用，於是萬般無奈之餘，幕府只好嘗試把手伸向民間，並把這當成了域內斂財的唯一出路。元祿八年(1695)，五代將軍綱吉(1646-1709)根據荻原重秀的建議，通過超經濟強制的政治權力發布了金銀貨幣改鑄令，大量發行劣質金銀貨幣的目的在於將貨幣差額充作幕府的收入。有學者指出：「這種貨幣改惡行為，是延至幕府末期的被統治者所頻繁利用的財政彌合手段的第一次嘗試。這對於德川封建制的解體過程而言，具有歷史意義」。⑦該手段的出臺，雖然一時緩解了幕府的財政緊張，但貨幣價格的低下帶來了物價的上漲。這不但給普通百姓造成了嚴重損失，也使下層武士變得更加困窘。其後，試圖改變這種現狀的正德期大佬新井白石(1657-1725)，雖終止了元祿期放任的經濟政策，但由他所改鑄的優質貨幣，與市場的流通實態相乖悖，反而招致了經濟的停滯和混亂。
事實上，後來幕府通過激進的享保改革和田沼改革所捲入的，就根本而言，仍是圍繞「利」而展開的「商富」和「國益」之爭；而特別需要關注的，則是享保改革期實施的政策和人們相關反應中所潛藏的意義。
「與民爭利」的超經濟強制性質，使學理深邃的法律條文的制訂和出臺變得十分迫切。因應各個階層的各類「法度」的形成，標誌著幕府所謂「依法治國」的基礎已初具雛形。這種局面一經形成，就使與之相反的規定很難出臺，即便出臺也難以實施。武士階層是幕府統治的政治基礎，然而在奢靡風氣的誘惑下，享樂和面子把他們引入了負債纍纍的經濟困境。於是，武士與商人間的糾紛和案件訴訟便不斷因金錢借貸問題而頻頻爆發。許多債臺高築的武士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開始對債權人抵帳、賴帳，直至將欠款一筆勾銷。武士的無賴行為幾乎是全國性的，它給商界帶來的損失也是空前的。據享保十三年(1728)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見錄》記載，從七八十年前(慶安、承應、明歷期)起至二十年前(寶永期)，僅僅向京都商人借款不還而導致對方破產的大名，就遍布尾張、紀伊、加賀、仙臺、島津、細川、淺野、鍋島、黑田、鳥取、毛利、南部、井伊、酒井、奧平、森、戶田、立花等十八藩之地，⑧說明幕藩支配階層與工商界的利益爭執不可謂小。為了接受上述教訓，債權階層的大坂商人們開始組織起來，由原來單純的貸付者變成了各地大名「大坂米藏」的「藏元」(又名「倉元」，負責米市場的出納管理設施)，進而獲取了米交易的主動權。町人的「藏元」最早出現在寬文期，至元祿期已普遍存在。這樣，大名融資的特權被逐漸褫奪，主財源藏米的管理權和操作權也已被鴻池、住友等大坂巨商所把持。然而，武士畢竟是幕府存在的根基，它的衰微代表了政治的不穩。由於訴訟案中債務糾葛激增，加之武士賴帳現象已相當普遍，於是幕府便在享保四年發布了一條新法令，這就是「相對濟令」。法令規定，今後凡關乎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借貸訴訟，政府部門一概不予受理，而由借貸當事人自己商定解決。由於商人早已形成了自我保護的能力，因此，該令出臺伊始，就立即招致他們的激烈反對。在輿論一致的反對聲中，「相對濟令」不得不草草收場，無果而終。⑨由此看來，在法律日趨綿密的當時，「當事人自己商定解決」這種「私」行為，已不再具有公信力，而町人本身也已經成為左右政府決策的重要力量。
田沼意次(1719-1788)在繼承享保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打破常規，公布了幾乎讓城鄉商人大喜過望的開發令。首先，在市場經濟方面，田沼通過政府政策，靈活地安排和掌握地區生產，並將這些生產與都市的發展需要相結合，以此實現流通渠道的圓潤暢通。田沼通過工商界自發形成的「株仲間」和「會所」(交易所)，掌握了城鄉商人，並試圖通過他們的積極活動打通和編織流通網絡。其次，在貿易範圍上，田沼主張依照工商業所蓄積的財力，積極推進海外貿易，這種幾乎危及幕府鎖國體制基本國策的大膽方案是從未有過的。最後，在人才的徵用方面，田沼不取身份和等級制標準，而是唯才是舉，對那些具有優秀才能卻未必出身武士的人才進行全新的評價和選拔。⑩後來，田沼改革因故中止，表面原因似乎來自饑饉和騷亂，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自然經濟對貨幣經濟的抵抗和立足於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幕藩體制的掣肘。代之而起的松平定信(1758-1829)「寬政改革」，自然成為這種二元經濟體制下無法避免的政治反應。
與田沼的開發政策相比，松平採行的手段是維護傳統體制和經濟緊縮。就經濟政策而言，松平一方面通過「舊裡歸農令」等政策致力於農村的復興，另一方面頒布「棄捐令」(幕府為救助旗本和御家人的生活困難而出臺的借款銷帳令)，對日趨窮困的將軍家臣團實行緊急救援。該令規定，要減輕旗本(一萬石以下可直接謁見將軍的武士)、御家人(旗本以外侍奉將軍的幕臣)從「札差」(行高利貸之中介商人)借得的多額欠款的返還義務。這一暫時的救濟措施卻給札差帶來了總額達百萬兩以上的損失。結果，武家金融業因此而停頓，事態反而不可收拾。為此，幕府在貸付給札差二萬兩的同時，又不得不出資萬兩新設貸金會所，以為札差的金融機關。而為了將軍家臣團的生計，還不得不通過「貸官所」，用大量的幕府公款借貸給旗本等地位高貴者。(11)然而，借貸給旗本們的資金是不可能返還的，最終只能轉嫁到旗本轄地的農民和商人身上。這種由政府一方通過輸血的方式來維持將軍家臣團生計的做法，雖可奏效一時，但代價是慘重的，因為它逆向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瘋長，也導致農業經濟長期不振甚至停滯。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松平頒布的「舊裡歸農令」。該令規定：為了確保農村的勞動力，農民不得到別國(藩國)尤其是江戶打工賺錢。施政的結果，幕府的年貢收入由寬政初年的130萬石臺，增長到末年的150萬石臺。表面看上去，農村好像一時間得到了安定。但農村日漸發達的商品經濟，卻帶來了土地買賣現象的蔓延和失控。
作為應對饑饉之措施，土地買賣自寬永二十年(1643)起一直被禁止。禁令雖然在日後繼續實行，但觸禁而受罰者卻鳳毛麟角，更多的是人們用土地作為償債時的抵押物而行事實上的買賣，這已無異於對禁令的廢止。荻生徂徠認為：「百姓田地紛紛出金購置者，合商賣之理也。夫不可賣雲者，甚牽強也。牽強之法一俟得立，則或以讓渡為名，或以為借金之抵押，種種偽飾，率由此起。奉行長官雖知其中詐偽，卻以未壞法令名目而默許之。其終也無異於教民作偽也審矣。」(12)就是說，在貨幣經濟的籠罩下，沒有更多剩餘產品可供交易的農民，為獲取必要的生活資金，只能出賣其唯一所有的土地。惟此，屢遭禁忌的結果，只能迫使人們在改換名目上做文章。禁令在事實上本來已成空殼，但要一味存在下去，勢必使農民蒙受更大損失。這種狀況並沒有因為享保六年四月幕府禁止買賣令的再度強化而有所收斂，相反卻激起了農民規模不小的暴動。享保八年八月，該禁令由幕府正式撤回。這等於官方已容忍了地主與商業高利貸資本結合的事實。(13)
農業倫理是支撐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江戶政治的道德基礎。正惟如此，松平在推行「舊裡歸農令」的同時，開始努力強化傳統倫理規範。寬政(1789-1801)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松平定信對大學頭林信敬發布如下旨意：朱子學乃慶長以來代代「信用」之「正學」，其「學風維持」乃林家世代之使命。然近世多有倡「種種新奇之說」以破「風俗」者，其門人之內亦多有「非學術純正之物」，甚者有圖謀「聖堂取締」之狂徒。宜責令柴野彥助(慄山)和岡田清助(寒泉)，與門人共商討，「相禁異學」，以樹「正學講究」之人才為用心——這便是所謂「寬政異學之禁」的「示諭」要點。就是說，在「聖堂」等儒教學問場地，要禁絕朱子學以外的所有講義。荻生徂徠的學術及弟子太宰春臺的理論，亦被作為禁絕對象而橫遭排斥。(14)而且，享保改革和田沼改革時被徂徠再傳弟子海保青陵猛烈批判過的儒教道德，(15)亦在松平定信的導向下被廣泛復闢。在篤信朱子學精神主義的松平定信看來，不要說風俗的頹廢，就連武士的貧乏和商人的富有，歸根結底都是因為道德出了問題。所以他天真地以為，只要明確和加強儒家的政治倫理，武士、農民和商人間立場的相違和緊張關係的消除是可能的。他之所以命全國的奉行和代官在「町」和「村」中選拔和表彰有「孝行」和「忠義」之行者，也都基於上述判斷。在記載善行的《孝行錄》中，可以看到年少者如何稼穡勞作、慘澹經營，子孫們如何伺候年邁多病的父母，以及「奉公人」如何為毫無血緣關係的主人拼命工作和竭盡忠誠等事例。(16)然而，對所謂「根本」的儒家倫理的提倡，「反向證明了當時的都市和農村幾乎整個陷入沒落和解體的危機之中」。(17)
當松平定信辭掉「老中」一職後，幕府權力轉移到推行經濟寬鬆政策的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手中。在家齊成為「大御所」後直到死前，這種局面依然如故。經「文化」(1804-1818)、「文政」(1818-1830)近五十年的經營，幕府出現了所謂「家齊治世」。這個時代的重要標誌是政治開放、享樂和營利風潮的進一步升級。在這樣寬鬆的氛圍中，商人的活動日趨活躍，「株仲間」及其職能部門「問屋」亦迅速普及。同時，迎來了以大多數市民為對象的庶民文化和町人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以「化政時代」為核心的江戶後期文化，襯託著江戶的繁榮和興盛，充滿誘惑的都市生活瀰漫著都市人的激情與活力，史學界因之稱其為「化政文化」。然而，這種氣象的出現相當程度上乃源於對松平改革下的精神束縛以及扭曲人性的反自然主義的背反。由於人們的社會生活被反覆多次地籠罩在人為的安排和秩序中而變得了無生氣，於是，人，尤其是町人包括部分文化人階層被壓抑的本能和真性情，在發散著諷刺意味的文藝作品和愛欲強烈的世俗生活中，得到了逆反式的宣洩。不過，這種繁榮的景象與鑄幣業的混亂和債務者旗本、御家人等武士階層的赤貧相併存。它直接導致了身份制度的崩潰，也使幕藩體制開始露出下世的光景。當天保大饑饉引起了「大鹽平八郎之亂」時，當鴉片戰爭中清朝的敗北和西洋有軍事支持的商船不斷前來「叩關」時，幕府倏忽間意識到了自身所面臨的危篤。家齊剛剛死去(天保十二年)，幕府大政就落入十二代將軍德川家慶(1793-1853)和「老中」水野忠邦的手裡，以財政經濟的重建和恢復幕府權威為目的的緊縮式改革，就這樣再度拉開了帷幕。
水野忠邦發出「儉約令」及相關處罰條例，用以禁止生活奢侈、消費失度和穿戴華麗者。有統計顯示，「幕府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貶值，早已對拿固定薪水的人的經濟地位，造成損害。1819年到1837年有過19次貶值，其總數是巨大的，其利潤足佔幕府年支出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而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嚴重的。武士的生活已經困難，這時又加上物價飛漲，大多數武士都是低薪，他們不得不『自動』減薪以緩解領地的財政困難」。(18)它對應了這樣的生活實況：「近年，衣食住諸事，奢侈過度，亟當質素節儉。其所建新居規模、宅邸格局、破損修復等，均當如此。與身份不匹之華美暨面積闊綽之家屋，實屬無用，修復自不待言，縱新建房舍，亦當銘記合乎身份否」，「町中勿論，諸國所在街區亦各有規制。然自去歲(天保十三年)以來，雖屢申法令，猶有弛怠難禁者……甚者有外表質素、而內裡豪華之居，可謂奢侈、僭上之至也。茲以今歲六月為限，凡先代所建舍邸，須從速改造。至若別墅及面積闊綽不合身份者，當去其奢華，損其有餘，否則盡行拆毀」。(19)實際上，「儉約令」所禁者遠不止以上奢華事項。在文藝界，除神道講釋、心學、軍事講談、昔噺(昔話，指說書等傳統曲藝)這「四業」外，其餘一律取締；(20)在學術和意識形態領域，除儒書、佛書、神書、醫書、歌書、忠孝、貞節及兒女勸善者外，蠻書(除曆書、醫書、天文學的蘭學著述外)、異教、妄說等，亦一律取締；(21)而在風俗領域，其所行法規似尤其嚴厲。除「好色本」和「人情本」遭到禁止外，(22)對所謂「有礙風俗」的淨琉璃、三味線、女師匠、髮結床(美髮店)、歌舞伎、遊女、女藝者、草紙春畫等，(23)也一律實行嚴厲打擊和取締。至於更細微處，儉約令還規定歌舞伎演員走在大街上必須以編笠遮面，(24)禁止出售高價茶點和高價菜餚，(25)甚至連參加葬禮法事的人數也做出了嚴格規定——至多4-5人。(26)在決定幕政基礎的經濟領域，為了抑制商賣活動、安定農業生產和應付饑饉，與松平定信一樣，水野忠邦發布了「廻國」、「勸農」、「歸農」、「歸鄉」等人員遣返令，嚴禁農民外出謀生，對流入江戶打工的貧民(出稼者)採取強制返鄉措施。(27)水野忠邦將物價上漲歸因於「株仲間」對商品流通的獨佔遂使自由競爭無法進行，因此他下令解散這一組織，繼而認可那些程度未及「株仲間」的商人和農村成長起來的在鄉商人與新興商人的自由貿易活動。在此基礎上，幕府又強行下調各種商品的價格，(28)使當時盛行的能夠促進商貿發展的西南雄藩「藩營專賣制」遭到禁止。與此同時，幕府開始向「三都」——京都、江戶、大坂的商人苛取高額的「御用金」。
水野忠邦的改革措施無疑帶來了許多事與願違的後果。然而，關於天保改革的當否問題，一直言人人殊，向無定讞。起初曾嫌惡水野忠邦而後為水野人格所動且投身於改革激流的羽倉簡堂(外記)，在送給水野的祭文中這樣寫道：「公精忠純一，敢為不顧。痛禁奢靡，大開言路。士盈於朝，貨溢於庫。毆誅邦蟊，刷清內蠹。憲綱一振，臣庶皆度。凡其作為，君子攸慕，小人攸惡。」(29)勝海舟亦謂：「(水野越前守閣老)雖欲承享保寬政之遺志，然以奢侈遊墮之俗太久，人人復各懷私意，怨其不便，視改革如王安石之新法而眾口鑠金，終至逼其下野。又聞，人怨閣老者，實因大城十裡四方上地(即上知)之事也。眾人紛紛，豈能解其真意?所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者是也。(閣老)當時之所為，頗過苛酷，其猛烈如迅雷不及掩耳者，總期一掃數十年寬宥苟且之積弊也。惜乎未克久位，竟至半途而廢，殊可嘆也!」(30)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始終追隨水野且被輿論惡評為「水野三羽鳥」之一的後藤三右衛門，竟通過對另一隻「惡鳥」鳥居忠耀的內部告發，傾吐了他對水野改革的否定意見：鳥居為求媚于越公，「自御府內(江戶)之青樓、戲場始，並茶屋、船宿、割烹業、男女髮屋、俳優、妓女、轎夫、木匠諸工種及御府外之各類生計者，俱施以苛酷之政令並次第摧毀之，致使其難以餬口」，「至於町人河岸附近之家居，一併取締，地租、房費等諸般物價，皆任意下調，致令奔競於生計之人民，頻生惱恨。不寧唯是，問屋(批發)、株式(股份)諸行業亦紛紛潰散，商賈之用屢遭侵害。尤復頻用間諜，些許小過即搜查刑罰，生產者被迫失業，而傾家蕩產、妻離子散者，其數難計」，其「同僚者勿論，至於宰相閣老之身份者，亦難免於貶黜」。他甚至不乏詛咒色彩地預言：「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又，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福禍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又，利人者天必福之，賊人者天必禍之；又，天道好還之戒語，皆所謂陰德必有陽報之理也」，且「越之範蠡，漢之張良，其疏忽，尚有走獸盡、良狗烹之教訓，況其亦為大夫韓信之所憂耶!所謂盛者必衰之理難遁因果之流轉也亦速也」。(31)對此，日本評論家兼歷史學者德富蘇峰(德富豬一郎)曾給出以下總結：「天保改革，是政治家的努力與社會趨勢的交互爭鬥。其結果，以政治家的失敗而告終。關於失敗的理由，說法雖雜陳不一，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在於改革之核心人物水野忠邦沒有發揮好政治設施的優長；而沒能發揮出該優長的更重要原因，則在於其用人有誤。可是，假設水野是寬政改革的成功者松平定信，改革就一定會成功嗎?這恐怕是一個永遠都難以求得正解的問題」，(32)表明德富蘇峰似乎並未超出當事人的相關評議。如果說改革期間或改革失敗之初人們對水野其人其事有如此認識，或可差強人意，經歷過明治維新的劇烈社會變革和大正休整期的日本，依然瀰漫著如此觀點和相關假設，則於古於今，似乎均顯得匪夷所思。
二、複雜的改革事態及其正當性悖論
從元祿的寬鬆到正德的緊縮，從享保的寬鬆到寬政的再度緊縮，從化政的寬鬆到天保的重複緊縮，兩條明顯對立的主線一直起伏貫穿於幕府中後期政策變化之始終，即：
在這組兩兩相對的改革鏈條中，每一個寬鬆階段都要承續前幾個階段的寬鬆政策，而每一次緊縮又少有例外地不對儉約政治呼朋引類。它給人的直觀印象是，在有的階段，寬鬆是正確的，而在另一個階段，緊縮是正確的。由於每個不同階段政策的實施，幾乎都建立於對前一階段的否定基礎上，因此，通過每期撥亂反正的過程，人們還可以推導出如下認識，即：如果說寬鬆是正確的，那麼緊縮便是錯誤的；如果緊縮是正確的，那麼寬鬆就有了深刻反思的必要。問題是，無論寬鬆還是緊縮，都是同一政治體制內部的政策調整行為，因此，每個時期出臺的不同政策，既能集中反映出該階段的正當性訴求，也會物極必反地累積起對其正當性的否定因素。而且如實而言，天保改革之所以會以上述局面激烈登場也草草收場，還因為水野忠邦遭遇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危局，其中有空間性的也有時間性的，有一國域內的也有萬邦國際的。這意味著，在討論天保改革之前，水野面臨的幕府困局及幕政語境下改革具有的正當性問題，須引起研究者的特殊關注。所謂「沒有發揮好政治設施的優長」和「用人有誤」等似是而非的看法，顯然不足以解釋天保改革中政治家的清正理想、政治智慧、傾心投入和無人以失敗為樂事等常識性問題。
如前所述，當時仍是東亞第一強國的清朝尚無法抵禦的西方列強，日本亦自然難以招架。(33)林子平(1738-1793)對沙俄的警覺、(34)德川齊昭(1800-1860)對海外情報的全面收集與防範，(35)意味著「異國船」以各種名義的頻頻來擾，早已給幕府帶去了恐慌，而於今為烈。(36)「攘夷」迫在眉睫，要求開府以來一直代表日本行使外交權力的德川幕府，只有凝聚域內的人力、物力、財力，並在此基礎上強基固本，才庶幾可以在遲早到來的列強威逼下求得獨立和生存。然而，當執政者反觀日本自身時，則情況不但不容樂觀，甚至還危篤不堪。先是，「四民」序位的本末顛倒，使幕府賴以確立的「旗本」和「百姓」(農民)等身份制基礎已發生根本性動搖。在工商界唯利是圖價值和奢靡豪華風氣的引誘下，士農或離開土地，或耽於享樂，城裡紙醉金迷和歌舞昇平的背後，是農事廢棄、大名文弱以及隨之而來的幕府根基垮塌。與此相關，隨著幕政的整體不振，質疑德川政權還有沒有能力在新的世界大勢面前繼續擔當國家大任的輿論開始由微而顯，而請出蟄居久矣的皇室來挽救頹勢的所謂「尊王」鼓動亦逐漸由想法變成行動。有過天皇身邊工作體驗的水野忠邦，之所以與德川齊昭既合作又戒備，西南強藩不斷示人以「自立」的舉動讓水野如坐針氈，已為人們動態地詮釋了幕府面臨的不妙實況。
這意味著，水野的改革綱領也只能措置於如何有效地挽救幾成朽木的旗本、幾乎廢棄的農業和幾近解體的幕政等內部事項上來。就是說，幕藩政治的空前危機無疑為天保語境下的改革賦予了可以理解的正當性。水野通過長期觀察發現，荼毒了世道人心的痼疾，是幾番寬鬆政策所帶來的足以敗壞世風的享樂、奢靡和頹廢，以及為這一系列墮落行為提供行業支持和物質條件的商業市場。這一由市場所導致的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等事實，進一步為水野「儉約令」及系列取締政策的出臺賦予了道德上的正義性，為他所採取的「畢其功於一役」的霹靂手段提供了儒家理念上的價值支撐。它暗示，水野若想順利地推行其幕府振興策，他本人還需要以一個具有「公忠」人格的道德者的面貌出現才行。(37)
水野的猛藥投注方式是立體性和全方位的。然而，他被任命為「改革掛」(改革主持者)，無疑與德川家慶對他的信任和支持密不可分。實際上，家慶對於其父德川家齊晚年一任世道奢靡和自我放縱的生活狀態早已心生不滿，他本人雖已在天保七年承繼將軍大位，但苦於父親的「大御所」地位和實際影響力，也只好忍看世風日下而不敢作為。與此同時，已是「本丸老中」的水野忠邦，於天保八年被家慶拔擢為「御勝手掛」(類財政大臣)，並在天保十年被加贈了一萬石俸祿。這兩位在內憂外患壓力下迅速走到一起的君臣，儘管當時尚無力量主導實際政治，但關於如何改變現狀的思考和準備卻早已瞭然於胸。這樣才能理解，何以天保十二年閏正月三十日「大御所」剛剛死去，天保改革便馬上出臺了幾乎是不假思索的一攬子整改方案。人們看到，為整頓吏治以恢復純良的政風，水野竟毫不遲疑地先把家齊時代(亦稱「化政時代」)放任縱容的貪腐大佬們一個個拉將出來，並釘在恥辱柱上。臭名昭著的「三權臣」即林肥後守、水野美濃守和美濃部筑前守，是家齊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惡棍式人物。其中，水野美濃守還是前將軍家齊寵妃的侄子。作為旗本中的最高級官員，此人不惟不思進取，反而憑裙帶關係長期奢靡無度，作威作福，使人敢怒而不敢言。正惟如此，水野的果斷處置不但贏得了世人的一片叫好聲，人們似乎還從中嗅出了某種失落久矣的清廉氣息。(38)不寧唯是，一直怙恃前將軍恩寵而貪腐至極的中野石翁及將軍後宮(大奧)中長期桀犬吠堯的「女中」(女傭)們，也一併遭到處罰，令人心為之一振。石翁原為中野播磨守，該名是他出家隱居時的法號。史載，此人曾是大御所經常諮詢和依賴的人物，他的府邸也是權貴大佬們日夜廝守和麇集的場所。有如此顯赫的地位，其家業之大、斂財之手段，自然無人能敵，亦幾乎無人盡知。據載，舉凡淺草、本所、深川筋、龜井戶、押上、麻布、目黑、大塚、巢鴨、日暮裡、谷中、根津、吉原等江戶之地，幾乎都有他的美宅別館。至於紅粉翠黛、楚姬趙妾，則更是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雖野外山林亦不異於驛路都會。而且有些精緻的奢靡細節，還幾乎讓人無法相信。作為「美食家」，石翁在餐飲上的講究，總能做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至於其他生活用品，亦復如此。如此種種，已被周圍人驚呼為巨奢。有人感嘆說，即便是因奢靡而招致過鎌倉滅門之禍的北條高時及其「九獻九種」，都會在這些品目面前望洋興嘆，頻發小巫大巫之慨!然而最可惡者，乃在於中野石翁竟敢以出家隱居為名，仍行花天酒地之實。所幸天道公明，天保十二年辛丑四月十六日，水野忠邦下令一舉滅卻了如此賊臣和姦徒，並沒收其贓物，上起元老下逮小役，被遣散或轉崗退役者多達幾千人。百姓感慨道：多虧有了水野，否則若聽任這幫「混蛋」(原文為「馬鹿」)橫行下去，則「改革世變」真不知從何談起。(39)
在疾視和手刃那些大貪巨腐的同時，水野對農民給予了不小的同情甚至關愛。他和他的同僚見農民背井離鄉，被商人和高利貸者榨取和盤剝，既哀其「不幸」，也怨其「愚昧」。(40)他們了解農民離開土地的原因(收入微薄、水災旱魃、借貸負債)，青壯年進城打工也導致了留守老弱無力耕稼、萬頃良田廢為「荒地」、農家結構面臨解體、幕府經濟難乎為繼的惡果。為此，水野在積極勸農歸裡、努力耕作的同時，也出臺了許多「寬大仁慈」的扶貧政策，諸如將原來要求借貸農民必須在第十一個年頭納賦還貸(糧食費、種子費、農具費)的規定推遲到第二十五個年頭等。(41)
然而，以往的「教訓」顯示，對士與農的整頓和恢復情況如何，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改革者能否對那些把士農引入「歧途」的娛樂界和風俗業實施嚴厲打擊。這就直接導致了一條條市井風俗取締令和一組組有礙風化職業者的次第消失。改革者很清楚，下級武士和各級官吏品行墮落的重要原因是享樂引誘和欲望耽溺使然。那些「奉公人」及其他公務人員猥相成趣、狎妓成風且屢禁不止，風俗窩點吉原、岡場所、遊女屋、料理茶屋、水茶屋之類的遊樂設施及酌取女、茶汲女、隱賣女等人員倘不被解決和消滅，大概所有的道德提倡都是徒勞的。天保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發布的取締令，針對的就是這一問題。(42)與此同時，憨實的農民因不斷在東海道、中山道、日光道中、奧州路、甲州路這「五海道」驛站與歇腳處接受風俗服務並陶醉於狂言、相撲、淨琉璃、歌舞妓的結果，竟使農事廢而浮浪生，正路絕而古風息，水野所擔心的農家離散、不復稼穡的情景，儼然已成現實。天保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天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以及天保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公布的「取締令」和「御觸書」，也顯然是針對這一類情況而發的。(43)
當如此取締措施仍然收效有限，並且水野一班人認為真正吸吮士農膏血、敗壞社會風氣和解構幕藩經濟的最大背後推手其實是富甲天下的壟斷商人時，其對商界整肅的力度便無法不超出想像。事實上，在發生近代化變革以前，這是近世日本政要汲取歷代緊縮政策執行不嚴的教訓而發動的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規模的整飭運動。這意味著，水野的手段只能體現為對以往緊縮政策的總動員而別無選擇。一個公開的秘密是，進入德川中期以來，日本社會經濟生活的真正操盤者是商界。對他們來說，風俗營業不過只是其利潤攫取方式之一而已，而能夠支撐其市井產業的最根本經濟來源，則是官商勾結下的偷稅漏稅和市場獨攬下的利益壟斷。由於商貿經濟的長期發展已經使許多武士退化為寄生階層，而他們的城市生活又對工商界的財富構成了十足的依賴，因此，隨著工商業者所開拓的商品流通渠道不斷擴張，德川幕府開始不得不承認町人們長期以來編織而成的商貿網絡機構，即幕府和諸藩所允準的工商業者同業組織——「株仲間」。正是通過這種類似於「行會」的組織機構，幕府和諸藩可以從中獲得從業者不敢不繳納的「冥加金」這一與後世「政治獻金」相逼肖的利益份額，並逐漸演化為固定上繳的所得稅。當然，這同時也就等於官方默許了經營者對市場的壟斷權或曰獨佔權。當時，作為「株仲間」之職能體現的「問屋」——批發商組織，江戶已有十組，而大坂則多達二十四組。然而，行業壟斷所造成的物價飛漲不但使士、農和幕藩幾乎難以支撐，「株仲間」及其代表「菱垣」、「樽」等「廻船問屋」竟然還遲納或者不能足額繳納「冥加金」，這促使水野痛下決心，於天保十二年十二月一舉解散了包括「菱垣」和「樽」在內的江戶「元十組問屋」及其他中介組織，當然，也只好於翌年二月部分「御免」了「株仲間」的「冥加金」。水野敢如此出手，是因為在他看來，取締全部「問屋」、各種「組合」和大小「株札」，不但可以緩解物價上漲，還可以通過對壟斷勢力的摧毀，取消中間盤剝層，把商業貿易的自主權重新交還給民間，讓那些「微商」從此可在供求兩端之間從事直通式貿易。(44)
然而殊不知，這一過大的舉動也同時斷送了長期以來形成的雖有不軌卻還算井然的商貿秩序。它不但給曾經的營業者造成了極大困擾，使幕藩失去了「冥加金」的貼補，也使個體商販因失去組織而變得茫然若失，無所適從。至於武士的處境，似乎更加悲慘。他們向工商業人士借錢揮霍進而墮為債務人的窘況，曾逼使幕府出臺有失武家體面的「棄捐令」。1789年，老中松平定信通過寬政改革法令，規定五年前「旗本」和「御家人」從「札差」那裡所借債務不再償還，而五年來所欠也只能減息還付。1843年，水野忠邦再度出此法令，札差所出的貸款從此受到嚴厲限制，無此貸款或貸款減額使不會生產而只會消費的武士苦不堪言。在這種情況下，走投無路的水野在開拓「印旛沼」以確保水路流通和年貢額度的同時，竟出臺了一個旨在擴大稅源的更大膽的法令——「上知令」，把斂財對象對準諸藩大名等自家人。天保十四年七月、八月和閏九月，水野次第宣布將江戶、大坂城周邊約10裡方圓(一說周圍5裡方圓)的「飛地」劃為江戶幕府直轄領地，並將替換之封土轉至別處。因與土地統合有關，故該法令也被稱作「上地令」。(45)這裡所凸顯出來的問題，是江戶「十組問屋」被解散和「冥加金」大量減免後幕府直轄領地「御料所」已無力承受幕政開支等重大難題。而且按照水野的說法，「御料所」這些「公領地」歷來瘠地多而肥地少，諸大名的「私領地」卻瘠地少而肥地多。按照幕府的規定，百石領地即須繳租三十五石。然而，長期以來被私領擴張吞噬的那些原本與私領區域不相毗鄰、散在他處且面積可觀的所謂「飛地」，並沒有被納入租稅上繳的對象中來。不僅江戶、大坂的私領周邊，即便各大名、旗本私領的周邊，亦大量存在著免稅飛地。然而，水野此舉必將廣泛傷及幕藩體制內部的豪門權貴，並招致他們的反彈，如陽奉陰違的土井利位等不一。(46)
天保改革無疑以失敗而告終。首先，為解救旗本等人的窘困生活而再度出臺的「棄捐令」，使經濟領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蕩；嚴厲而遠離人情的生活、風俗管制，使世人的不滿情緒亦日益高漲。其次，幕府為控制商品流通而出臺的「株仲間解散令」，反而使商品流通日趨惡化，1851年又不得不恢復之。最後，由於觸動了大名和旗本的私人利益，「上知令」招致激烈反對。事情走到這一步，已不啻宣告改革本身和水野的政治生命將同時完結。如此局面，一般被視為封建制行至末路的重要標誌。(47)
可是，當我們梳理了天保改革的整個過程和前因後果後發現，上述評價其實多半是倒著看出來的結論。由於評價者拿後來的標準逆向審視這段歷史，於是，評價者的不在場，就決定了同樣不在現場者在接受上述評價時批判能力的缺位甚至喪失。或許，通過「正當性悖論」的維度重新認識這場改革內藏的自我纏鬥機制，庶幾可接近歷史的本來面目。
第一個正當性悖論存在於幕藩體制本身。對以農業立國的日本而言，士農工商「四民」在封建體制內部的排序，是符合各階層在國家事務當中的社會分工或曰本末屬性的，所謂「農以固其本，士以強其基，工以足其用，商以融其資」是也。這意味著，「四民」體制之所以得到長期維持，只是因為士農工商在幕藩社會中均不可或缺，所以，關鍵不在於「四民」體制出現了什麼問題，而在於如何才能保證「四民」之間的次序不悖、比例穩定和彼此平衡。瀧本誠一在解讀《本佐錄》時稱，後世學者把「百姓之財不可有餘，亦不可不足」這一德川創業以來的政策誤讀為誅求是認，而且該見解還訛變為讓後世至為恐懼說法的學術淵源。(48)然而，就事實本身而言，這應該是德川家康說出的一句符合體制要求的大實話。這樣才能理解，為什麼當事情的發展有違這一要求時幕府便不得不反覆進行所謂緊縮式改革，也才能理解工商階層何以不可避免地要被動重複其盛衰曲線。正是在「均平」的經濟價值論和「平衡」的政治學原理之博弈中，任何有違這一制度原則的貧富不均和導致如此局面的驕奢貪腐與享樂糜爛現象，首先就不為大眾所認可。這也有助於理解，何以當水野拿巨貪大賈開刀時，會贏得大多數人的普遍讚譽甚至歌功頌德。換言之，天保改革所以能迅速出臺和所向披靡的正當性，亦剛好措置於幕藩經濟社會的結構需求，其中有經濟的也有心理的。然而，雖說「重農抑商」是全部農業社會的共有特點，但工商業在繁榮社會經濟和提高生活質量上所能發揮的作用，卻是士、農階層力不能及的。工商業界經過長期摸索和實踐而創造出來的有利於商貿發展和民生繁榮的行業組織和一整套規程，事實上也便利了大眾的生產生活和致富意願。這就給「抑商」政策的「正當性」帶來了一個難以迴避的悖論。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滲透，幕藩體制中士和農的成分早已不再單純。人們嚮往美好生活的願望並不違背人情的固有天性，而且他們的生活也早已對工商界構成了十足的依賴，當介乎士農與工商之間的新階層逐漸擴大並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中間力量時，政府對工商業簡單粗暴且不乏超經濟強制色彩的過度打壓行為，不僅會引起工商業者的反彈，同時也引發佔人員成分相當比例的中間層的反對。即便水野想通過解散「株仲間」和「問屋」等手段給「小農」和「微商」提供直買直賣的條件，可這種幾乎停留在以物易物階段的原始買賣，他們反而不會做了。本來旨在維護幕府根本利益的「上知令」，卻並沒有喚起習慣於利益角逐的諸藩大名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類的命運連帶感和同心同德。這樣才能解釋，「株仲間解散令」為什麼在十年後得以恢復，而「上知令」的出臺何以會構成水野下臺的直接觸媒。
然而，這種一統即死、一放就亂的政策效果，從根本上講，已反映出幕藩的僵硬不知變通和吸納吞吐能力的有限甚至極限等體制弊端。原本，商貿市場帶來的經濟繁榮並不是壞事，可是，當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的勞動力只能依靠滿足人們原欲的糜爛行當來維持生計時，特別當這些不僅吞噬了農家有限資金並且足以腐蝕官民靈魂的行當又不為儒家倫理道德所允許時，那些酌取女、茶汲女、隱賣女、歌舞妓之各色人等，便隨時被視為社會上的多餘存在而橫遭取締，並瞬間變成無業游民和隱蔽的腐蝕力量。當「無商不奸」和「為富不仁」的儒家經濟原理給支配層帶去對奢靡現象必須從根本上剷除等相應暗示時，那些曾經為社會經濟生活帶來過活力的工商業階層也就難逃被鎮壓的命運。這意味著，如果保護士農的緊縮政策和鼓勵商貿的寬鬆政策在幕藩體制下同時具有其正當性，那麼，一到某個節點就要重演一出這兩種政策的對決鬧劇，只能證明以上正當性悖論存在並發生於幕藩體制的內在裝置中。除非出現一個更具有吞吐力和包容力的新的社會安頓結構，否則改革者便無法在固化的框架內去做出框架本身所不允許的令全社會滿意的政績。從這個意義上說，水野忠邦的正當性是制度本身所帶來的，而他的非正當性也來源於該制度本身。
在天保改革的過程中，水野其實曾面對一個或許會打破幕政惡循環的可能出口，但囿於體制，這種可能性最終也只能被水野處理成第二個正當性悖論——對閉關政策的繼續堅守。1633年以來德川幕府對外施行的「鎖國令」，是日本政要根據明末「海禁」政策而採取的對應舉措，也是幕府的政治封閉意識、外貿壟斷意志和人身依附需求的綜合體現。儘管如此，長崎、對馬、松前、薩摩等地仍保留了幾個對外交流的據點，發揮了幕府允許範圍內的互通有無功能。(49)在基本保障國內生產生活之一般需求的意義上，幕藩體制下的政策法規似未嘗失去能繼續維持其有效性的正當性前提，四民的分工尚屬有序，學者們也仍然可以運用古老的知識體系來解釋當下發生的問題，並給出安頓人心的理由和根據。然而，作為長崎口岸貿易對象的中國與荷蘭，固與日本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交流關係，但交流所引發的貿易和思想摩擦與制度摩擦亦所在多有。為安全起見，中、荷商人即便上岸，要麼被限定在「唐人屋敷」(中國人聚居點)中以便其看管，要麼被集中在「オランダ坂」(荷蘭坡)和「出島」(為荷蘭人特造的人工島)上受到監視。幕府的做法顯然既想掌握貿易主動權，(50)也要嚴防可動搖其官方意識形態的外來觀念，通過某些強硬措施來保障其所謂「國家安全」。(51)由於這並不能徹底禁絕外力的滲透，因此，對葡萄牙和西班牙(南蠻)等天主教勢力取而代之的荷蘭，雖然在公開場合避忌「切支丹」在日本引發的「南蠻」教訓，但在對日貿易的同時，(52)也往往以所謂「蘭學」之學術交流而隱蔽地裹進了各類西方價值，其實物即便在「御三家」之一的水戶藩中亦不乏所見。(53)這意味著，天保改革中所發生的事件更多體現的是江戶政要的擔心和焦慮。因為他們堅持認為，長期以來特別是鴉片戰爭後裹挾著商貿、思想、政治、軍事等混合成分的外來勢力，將會給日本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然而，這卻是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文政年間(1818-1830)，俄羅斯、英吉利、美利堅諸國的商船紛至沓來。不滿足於鎖國狀態下與世隔絕的許多日本人偷偷與外商做起了「密貿易」(不法商貿)，西方各類先進文化的湧入也引發了日本知識界強烈的對外憧憬。在這種情況下，由「滲透」與「外通」兩股力量所導致的「內外勾連」局面，竟一度促成了文政七年(1824)「高橋意見書」的出臺——廣置炮臺以御異國船舶。原本，高橋作左衛門是當時幕府中擁有較豐富蘭學和域外知識的幕僚之一。他對日本周圍環境和世界大勢亦不乏清醒認識，即：(1)當下有俄國、英國和美國這三股外來勢力正朝日本壓來；(2)所謂外國勢力，並不單指外國的漁船和商船，更有外國本身；(3)日本內地之人心已不安於鎖國舊態，與外商做「密貿易」者已層出不窮，其終也難以防範；(4)職是之故，除開國外已別無良策。(54)有如此見識卻主張武力御外，高橋的做法已典型地詮釋了幕府意志與天下大勢之間的時代錯位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難堪。他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意見書」雖大得幕府芳心，且催生了文政八年二月的「異國船打拂令」(外船驅逐令)，(55)但高橋的外在建議與內心傾向所導致的人格分裂，最終只能給他帶來可以逆料的災難——因捲入向德國醫學家希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提供日本及周邊區域的輿地圖籍案件而囚死獄中。
經此事件後，幕府對洋人的防範日趨嚴格，對與洋人接觸或思想上傾向於西洋者，亦警覺尤甚。後來的天保政策還進一步顯示，以往尚屬單純的經貿問題，開始被意識形態化；而意識形態控制也開始朝政治懲治方向急轉直下。天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國商船「莫理遜號」來到離江戶灣約三十海裡的浦賀港。同船來航者還有日後為海軍提督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擔任翻譯的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人。考慮到日本民眾的感情因素，船上並未配備任何武器，卻帶來了渾天儀、望遠鏡、晴雨計、美國貨幣、學術出版物、歷史書籍以及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肖像等。船上的醫生還攜帶不少藥品和完整的醫療器械，稱可以免費為日本患者提供治療云云。然而，同船齎來的其他大宗商品表明，掩藏於送還日本漂流民之名目背後的，卻是如何既能躲開與長崎荷蘭商人的貿易摩擦，又能在江戶謀求一新的通商口岸等真實目的。但是，等待「莫理遜」號的卻是圍堵炮擊和無端驅逐。(56)「莫理遜」號撤走後，荷蘭商館曾將擬好的「風聞書」通過長崎奉行轉呈幕府。但此時已進入天保九年，且記錄者還誤將美國商船訛作英船。後來，「風聞書」所記內容被走漏，再加上轉述者復將「莫理遜」船名誤解作與清朝和英國均過從甚密且不甚好惹的實力派人物「莫理遜」，這才有蘭學者和洋學者高野長英與渡邊華山等撰文著書，開始猛烈抨擊幕府的「外船打拂令」。他們認為，幕府的驅趕行為不惟「不義」，且與國際商貿通則大相悖謬，故強烈要求幕府立即取締顢頇無知的強硬外交政策。由於時任「勝手掛」的水野越前守(忠邦)是上述「打拂令」的積極捍衛者，水野內閣於是認定高野長英的《夢物語》和渡邊華山的《鴃舌小說》與《慎機論》等，俱屬妖言惑眾，謗議幕政，遂將長英下獄，折磨致死；華山雖一時逃逸，但也於天保十二年被捕後自盡。(57)
無論是「莫理遜」號商船還是莫理遜其人，這一對外驅逐事件在蘭學、洋學者和當時的知識界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甚至連尊奉朱子學的林家門人亦忍無可忍。著名儒者松崎慊堂(1771-1844)即堅決反對「弭謗」，為華山鳴冤叫屈。(58)後來，水野內閣對外來洋船雖漸取緩和之策，於天保十三年七月廢止「異國船打拂令」，(59)但直到開國臨近時，「打拂令」的執行者似乎仍不乏其人，諸如「生麥事件」(1862)(60)等不一。他們顯然不承認「黑船」來航後美國與幕府籤訂的開港協定，並且薩摩藩士還曾與水戶藩士一道殺死了與美國籤署通商條約的幕府大佬井伊直弼。
三井物產的創立者和第一任總裁益田孝(1848-1938)在追憶江戶經濟實況時指出，德川時代其實存在「二重鎖國」，即幕府整體的對外鎖國和三百諸藩的相互鎖國。(61)「二重鎖國論」意味著，無論幕藩語境下的財政改革有著怎樣的正當性意義，在新的國際大勢面前，其僵硬的體制、苛酷的鉗制與只靠多穿衣服來適應外在氣候的想法和做法，都無法實現自我救治的悲願，遑論國勢更生。由於此番正當性悖論已給日本社會造成了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態的普遍窒息，倘無國內事務的更猛烈突圍和世界大勢的強有力介入，日本將有可能徹底喪失其再生功能和自我保護能力。事實證明，除了窮於應對外，氣脈微弱的幕藩政治已經喪失這一功能和能力。
三、內部突圍與外部催迫的偕動
寬鬆與緊縮政策的頻繁交替和出爾反爾，給幕藩政治的公信力和權威帶來了嚴重損傷。「今日是而明日非」的是非不定狀態和由此而引發的理論混亂，早已讓江戶民眾無所適從。不寧唯是，那些一朝放任即奢靡頹廢、板起面孔則萬物肅殺的兩極奔突老套以及忽左忽右但總是有理的偽飾說辭，還給日本上下造成了聽覺、視覺上的厭倦和疲勞。這意味著，不要說有的改革政策本來有誤，即便是正當的，似乎也很難再取信於民。幕政框架的無可奈何和舊瓶新酒的循環無端，激釀起人們對能給社會以真正安頓的全新思想話語、全新政治理論和全新經濟體制的渴求暗流，也不可阻遏地激發了社會各階層對幕藩體制的質疑、批判乃至於脫昧行動。
這種情況之所以首先發生在思想、政治層面，當緣於學界和政界在對待內外事務態度上的先行變化。德富蘇峰指出，幕府當時存在兩大對立的學術思想派別：一個是漢學者流的保守思想派別，疾視泰西新說，目蘭學為敵人；另一個則是在海外日新大勢刺激下從鎖國夢中逐漸驚醒的進步者流，諸如蘭學、洋學等學派。(62)後來被幕末明治期政治家和軍事家勝海舟譽為「開啟日本兵制改革之先河」的著名蘭學者和兵學家高島秋帆(1798-1866)，目睹鴉片戰爭中清朝敗陣於英國火炮之現實，乃發憤研發，為增強幕府軍力殫精竭慮。然而，素憎西洋之學的酷吏閣僚鳥居忠耀卻妄稱清朝並非敗於英國火炮，其戰爭失利只能歸因於昇平既久和武備廢弛。他還進一步強調說，西洋諸國之俗，與禮義之國迥異。英人只謀厚利，好勇鬥狠，英國之炮術，又安及「和漢之智略」?且蘭學者流，素喜獵奇。若習染既久，則不惟火炮，恐行軍布陣之法以至平日教習風俗，亦將悉遵西法，弊害實不可謂少。況火炮一經發明，諸藩武士將競相傳習，實為幕府之大不利也!
針對鳥居的說辭，金令山人指出，「和漢之智略」雲者，不過「空論」而已。紙上空言不及實戰結果，驗之清軍之敗績也尤然。且鐵炮火器，傳於外國，儒道、佛道，亦傳於外國。若以實用言之，則同為外物，又何必厚此薄彼，畫牢自限?苟利國家，當取捨隨便是也!當幕府官員非難高島以荷蘭語指揮隊伍進退時，金令山人乃再度反駁說：若嫌忌異國言語，則唐土文字，豈非異國言語!且今日日本語中，舉凡天竺、琉球、朝鮮、荷蘭、南蠻、蝦夷諸語均雜糅其間，僅以原生日本語彙與國人交流，又安可達意?故雖為異國言語，習染既久，則自成本國語矣。愚以為，唐音也好，蘭語也罷，倘便於軍士指揮，又孰往而非和語!(63)這裡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金令山人在反駁異議時頻頻使用的「苟利國家，取捨隨便」的問題對待方法和實務主義態度。這種方法和態度其實已為日本學界和政界衝破幕府牢限並與世界接軌提供了一種哲學，這種哲學既反映出日本混合文化的需求特質和靈活度，也構成了日本的幸運。正是在這個契合輿情的哲學面前，也是在日趨緊張的內部紛爭中，鳥居忠耀縱百般羅致罪名甚至利用威權將高島無罪囚禁，最終卻很難對其量刑。史載，佩裡來航後，高島秋帆曾一度被指定為「講武所炮術師範」。(64)
不寧唯是，發生在天保改革前後的對內失控現象還體現在對外經貿領域。那些敢於衝破幕府禁令、繞過官方指定據點並首次把日本與俄、美等海外市場連接起來的民間商人，於是乎登場。其中，一位國內巨商和海上船王仿佛身穿隱身服，幕領藩屬，履若平地，萬裡波濤，任其馳騁。當幕府發現他的國內「私網點」和海外「密貿易」而將其「緝拿歸案」時，由此人所編織的國內和國際貿易網絡及迫使幕府不得不順應內外大勢的新局面已然形成。他就是被明治政府譽為「海外貿易先覺者」的錢屋五兵衛(1773-1852)。(65)五兵衛家族世代經營通貨兌換業務，俗稱「錢屋」；而海運業又為其拓展海內外貿易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據統計，其最盛時，曾在全國三十四處設有代理店，可承載千石以上重量的商船亦有二十餘艘。(66)松前、函館既入彀中後，五兵衛又想到了鄂霍次克海和樺太(薩哈林地區)，也想到了海參崴和黑龍江近海沿岸。在與俄國人悄然進行「密貿易」的同時，他又與英國、法國和美國等國商人開始直接通商。
在幕府嚴格限定對外貿易口岸和貿易對象國的背景下，五兵衛敢冒國家大禁而與海外數國進行「密貿易」的行動，證明了幕府「二重鎖國」體制下的政策隙漏。天保四年，他親乘「太平丸」完成了第一次由日本主動上門的日美貿易。此時的五兵衛顯然十分感慨，他告訴美國人，日本自230年前德川將軍開府以來，幕府自握商權，不許國民自由貿易。近代英、俄兩國商船，來乞互市，幕府不準。倘私自與外國人通商，將恐以破「密貿易」之大禁罪名而橫遭處罰。他還說，我既已犯幕府之法禁，若不幸東窗事發，便只能以一死相對；想來，日美兩國想實現國際貿易，談何容易，二十年後或有可能亦未可知。於是，他將隨員「他三郎」(後更名為「弗雷德爾斯頓」)留下，自己則與其他隨員歸國。弘化二年(1845)和三年，當美國使節前來浦賀請求互市時，「他三郎」已變成美方之隨員和通譯。(67)日本方面雖仍拒開埠，但作為佩裡來航的前奏，五兵衛的這一安排顯然非普通商人和謀略所能及。然而嘉永五年(1852)十一月二十一日(西曆12月31日)，五兵衛被誣陷致死，距嘉永六年六月三日(西曆7月8日)佩裡來航，僅剩下半年多。(68)天保改革失敗後的嘉永年間，幕府雖然在那些直接妨害大眾生活的政策上有所收斂(諸如對「株仲間解散令」的取消)，但取締民間私自對外經商的鎖國禁令和財政緊縮政策不但未見鬆動，反而越發嚴厲。有學者指出，五兵衛的真正死因實來自幕府對這位漏網巨商「密貿易」的察覺和旋即而來的整肅與追究。(69)
佩裡來航後的日本巨變，使後人在追憶五兵衛時總是十分感慨。有學者嘆道：「五兵衛死後不到數年，我邦的鎖國孤立制度便在世界大勢面前轟然倒塌。如果說，王政維新、開國通商等重大國是賴以確立的原動力緣於佩裡的到來，那麼，佩裡到來的原因，則始於五兵衛的海上通商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我邦國是得以切實確立的淵源上，五兵衛之力可謂大有與焉。而且，作為五兵衛商貿重點的開國通商和海上進取，不但已成為我國百代之國是，亦已轉化為我國民之指針。若五兵衛地下有知且能目睹其死後時局之巨變，當面露莞爾，含笑九泉矣!」(70)後來的日本人顯然十分感謝佩裡的行動，他們不僅在橫須賀建立了佩裡公園，還在美國黑船登陸的地方樹立了一座紀念碑，上面刻有日本首相、大勳位侯爵伊藤博文手書的十六個大字——「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同時，他們也未嘗忘記錢屋五兵衛在開國事業中的冒死努力，除了明治政府將他譽為「海外貿易先覺者」外，當年被勒令停工的「河北瀉新開工程」也於昭和二十八年(1953)最終完成。(71)
「莫理遜號」事件發酵十六年，直到「黑船」壓來才使日本結束「鎖國」。這一事實意味著，開國後的日本人無論怎樣去讚美《神奈川條約》(1854年，又稱《日美親善條約》)，都無法抹去這個國家初入近代時的「剖腹產」印痕。這就使霍爾的問題變得重要：「該如何全面地評價這個國家的狀況呢?像有些史學家說的，日本和外界隔離太久，技術上落後、經濟上衰退、刻板地執行過時的政治制度而顯得病態嗎?如果1854年不是美國的佩裡敲開了日本的大門，使這個國家不情願地接受西方挑戰，那會是什麼情況?日本能否繼續走它自己的路，甚至於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來?或是逐漸地緩緩衰亡或者是陷於內戰?」他承認「這些問題是沒有最後答案的」，「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設想1800年以後日本能完全自主地前進而不理會外部世界」。(72)如果說天保改革中的政策部分地解決了大鹽平八郎起義的經濟要求，並讓民眾在整肅貪腐奢靡行動中體驗到了快意和滿足，那麼這類政策就等於回應了社會本身的某些正當性訴求，也證明了以下判斷的可信性，即「雖說導致幕府敗局的轉折點在天保中期」，「並且舊有統治機構也在繼續執政的能力上開始被問鼎，但領主權力應對這一狀況的可能性基礎，並沒有完全喪失。其中，仍保留著所謂明君、學者協作下的『仁政』施展餘地」。(73)
儘管如此，其矯枉過正的肅殺手段和將一切事務統統政治化的老套做法，除了讓人們的生活陷入沉寂和蕭條外，並沒有實現提振社會經濟進而強化幕府權威的當初預期。幕府此刻最需要做的，或許不是揮霍產能的奢靡式消費，也不是讓產能枯竭而不再消費。前者使過剩的商業資本無法用於擴大再生產，後者則乾脆消滅了商業資本的發生渠道和來源。這意味著，放任也好，緊縮也罷，這種左右跳蕩的行為似乎都缺乏穩健的頂層設計，即如何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再通過擴大市場和增加收入的政策，從根本上消除財政危機並解決社會各階層的安頓問題。正因為缺乏這一設計，因此，無論是寬鬆所帶來的放任，還是緊縮所導致的蕭條，施政者都無法不給人造成只能在有限範圍內憑直覺來調整自身行為的疲於應對印象。就是說，幕府上層在調適這部越發複雜的社會機器的過程中，已嚴重缺乏縝密而非粗放、應時而非保守、整體而非局部的理論思考。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的「分工」、「儉約」、「非生產性勞動」理論，其實已說破了許多日本幕藩經濟社會的理論盲點，儘管斯密對商人也保持足夠的戒心，認為一旦有壟斷形成，自由市場的正常發育就會受到重大影響。這意味著，政府部門順應規律的適時調控，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措施。(74)
「儉約」本身所具有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存在於任何社會形態中，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而在於水野在通過行政命令強制下調物價以增加幕府收入的同時，違背了儉約與資本增殖之間的關係。不僅如此，其取締「株仲間」、「問屋」這些在今天看來等於消滅全部資本積累途徑的措施，不但有違「士農」與「工商」已經逐漸接近並開始相互依賴的事實，還使增加幕府收入的想法只能變得南轅北轍，甚至為了幕府的最高利益，最終不得不對幕府核心支持力量的諸藩大名下手(上知令)。由於天保改革不啻斷絕了天下的財路，因此，失去民間資本支持的許多社會行業——主要是「非生產性勞動」職業者的開支負擔，便不得不壓向並無能力解決他們生計的幕府，這成為幕府必須解散或消滅那些「即使是最低級的，亦有若干價值」(斯密語)的社會從業人員及其職業的一大原因。這些手段除了能獲得道德上的一時讚美外，其摧毀既有社會分工行為所帶來的真正苦澀，恐怕也只有幕府自己才最為清楚。換言之，商業壟斷固然可怕，但失去自由市場前提的政治壟斷則尤其可怕。
然而，這並不表明日本知識界沒有觀察到並試圖破解幕府困境者。其實，無論是傳統學術還是蘭學、洋學，學者們幾乎同時注意到了擴大市場、增加就業以強化社會吞吐能力的重要性，並且還幾乎殊途同歸地找到了試圖使幕府重振雄風的出路。並非蘭學者出身的海保青陵(1755-1817)，竟也從日本的實學一脈中尋出了改造幕藩國家的途徑和方法。他認為，貧窮不是政治。他大力提倡富民政策，強烈呼籲「藩營專賣制」，並熱切地期待日本「統一市場」的形成。他首肯法家的「人情好利」說，認為法家因「人情」而治之的富國戰略對日本的當下實際具有重大的借鑑意義。值得注意的，還有如何對待德川意識形態的朱子學問題。這已被他聚焦在對「仁」和「智」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上。他認為，「桑弘羊之計策，驚人之智也。」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這個「智」不但能使自身巨富，還能使國家資產大規模的增殖(《稽古談》卷之一)。他甚至呼籲：「智者，為富國而宜置娼妓!」(75)雖言之剴切，飢不擇食，卻也忠心可鑑。然而，儘管面對的問題大體相當，但海保青陵的思想在幕府的處境卻無法與亞當·斯密在英國和歐洲世界的影響力相比肩。《國富論》「出版以後，不但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直接產生了重大的促進作用，而且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恐怕也沒有其他一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著作，曾產生那麼廣泛的影響」。(76)相比之下，海保青陵甚至本多利明，除了漂泊遊歷、「終身浪人」並「忍教授之饑寒」外，至多也只能影響一些商人和民眾，其作用遠未得到應有的發揮。(77)至於蘭學者涉川六藏為保自身地位而反誣蘭學為「邪教」並建議取締蘭學等做法，更是匪夷所思。(78)這意味著，將如此內外趨勢做出相反解讀並拼命防範之的幕藩體制，顯然已構成天保改革最難突破的「正當性悖論」。
值得注意的，還有以下或許只有在幕藩體制中才可能發生的現象。天保改革整肅貪腐、取締奢靡和沒收官員不法資財等正義行動，曾引起眾庶百姓的傾情謳歌。然而謳歌者旋即發現，那些整肅所得除了悉入幕府財政外，並沒有給他們的生計帶去任何實際的好處；而幕府取締正常商業行為的政策，卻反而讓他們感受到了自身生活的不便和困擾。因此，當萬眾一心的反腐狂飆刮過後，當幕府的改革不過是出於政治私心的本質日益暴露後，民眾的失望開始轉化為不合作與不配合。於是，伊始對貪腐現象的萬民追討，就變成了官弁安排下的暗中刺探和授意告密，致使這場改革的參與者後藤三右衛門亦不免長嘆：「今頻遣告密之徒，竟至角落無遺，使人人危苦不堪」；(79)對於那些牴觸「上知令」並被幕府視為「反對黨」的諸藩大名，鳥居忠耀則派出大量偵探明察暗訪，羅織罪名，試圖一網打盡。然而更可怕的是，當改革迫於上下壓力逐漸露出失敗的光景時，不要說「反對黨」們乘勢反擊，那些當年曾誓言為幕府大業不惜玉碎的改革者們，為了自保，竟也迅速反目，並開始彼此構陷和自相殘殺。
當我們追憶改革失敗的原因時，大概誰也不會想到，水野的垮臺竟肇端於家慶將軍平素喜愛的「一道小菜」。天保十四年四月，水野為表達對將軍的忠誠，將三世(一說八世)將軍以來幾成廢典的日光社(供奉德川家康靈位處)參拜大禮重新啟動，其巨額開支，在儉約之風甚囂塵上的當時，其實是有微詞的(德川齊昭即明確反對之)。參拜期間，家慶突然想起一道美味叫「嫩薑芽」(初春萌芽的薑菜)。然而當地農民說，自幕府下達「儉約令」後，這種菜已禁止種植，伏乞將軍忍耐。家慶聞之，面露不快道：怎麼連這個也被禁止?隨從者中，本來就有不少對改革表示不滿的人，但一直以來都以為水野事事請示將軍，將軍也事事為他撐腰，遂敢怒不敢言。今日見此場景，「奸人輩」始知水野在將軍那裡亦有欺瞞，遂乘勢離間，並暗中聯合反對「上知令」的紀州大名和將軍後宮「大奧」，開始發難。(80)關於「嫩薑」等蔬菜禁絕令，水野曾於天保十三年四月八日和五月八日頒布過兩次。既為幕府的公開政令，將軍又如何不知?然而，知而佯裝不知，表明將軍已經意識到水野改革特別是「上知令」的下達開始危及幕藩內部的危險性。水野迫於壓力，開始考慮可否在「上知令」問題上對「御三家」之一的紀州藩實行「例外」，以緩解改革所造成的內部緊張。
然而，曾利用「上知令」排除了大量異己當然也因此替水野蒙受詬病的鳥居忠耀，因聞訊後已立曉自己遭遇在即的替罪羊處境，反而極力捍衛「上知令」的重大意義，並慫恿水野頂住壓力，反對紀州例外說，稱倘與幕府關係最親近的「御三家」享此特權，那與公然宣誓「天下為私」又有何區別?這種佯為力挺而實屬推責、佯表忠心而實為自保的老辣手段，無疑把水野忠邦推向了絕境。這時，隱蔽頗深的「上知令」反對勢力乘機集體發作，而將軍也樂得順水推舟，水野於是乎下野，鳥居當然亦無法倖免。史載，鳥居忠耀少時浪蕩，恆出沒於秦樓楚館，及陟身高位且為水野之股肱心腹後，乃正襟嚴毅，儼若君子然。水野下臺後，時人梁川星巖曾題詩嘆惋道：「欲挽紛奢歸一儉，十年相業鬢成霜。可憐管蔡流言日，無復撫箏桓野王。」(81)水野忠邦所享有的身後令名，應該是屬實的。但即便他有再大的能力和再強烈的許國精神，在充滿正當性悖論的時代背景下，大概也只能與幕藩體制同歸於盡而別無選擇。
注釋：
①約翰·惠特尼·霍爾：《日本：從史前到現代》，鄧懿、周一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80、178頁。
②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東京：民友社，1935年，第302-303頁。
③藤田覚：《天保の改革》，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水野忠邦：政治改革にかけた金権老中》，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94年；《近世の三大改革》，東京：山川出版社，2002年。
④田中彰：《幕末の藩政改革》，東京：塙書，1965年，第240頁；升味準之輔：《日本政治史》第1冊《緒論：幕藩體制》，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3頁；三谷博など：《19世紀日本の歷史：明治維新を考える》，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2000年，第81頁。
⑤本多正：《本佐録》，瀧本誠一：《日本経済叢書》一，東京：日本経済叢書刊行會，1914年，第19頁。
⑥無名氏：《昇平夜話附録》，瀧本誠一：《続日本経済叢書》二，東京：日本経済叢書刊行會，1923年，第238頁。
⑦丸山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年，第122頁。
⑧三井高：《町人考見録》，日本思想大59《近世町人思想》，東京：巖波書店，1975年。
⑨松本四郎等：《元祿·享保期の政治と社會》，東京：有斐閣，1980年；辻達也：《說：<政談>の社會的背景》，日本思想大36《荻生徂徠》，東京：巖波書店，1973年。
⑩大石慎三郎：《田沼意次の時代》，東京：巖波書店，1991年。
(11)松平定：《宇下人》，東京：巖波書店，1969年。
(12)荻生徂徠：《政談》之四，日本思想大36《荻生徂徠》，第436頁。
(13)辻達也：《說：<政談>の社會的背景》，日本思想大36《荻生徂徠》，第756頁。
(14)小島康敬：《徂徠學と反徂徠》第10章，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年。
(15)平石昭：《海保青陵の思想像》，《思想》第677號，1980年。
(16)松平定：《宇下人》。
(17)大口勇次郎等：《日本の近世》，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8年，第161-162頁。
(18)約翰·惠特尼·霍爾：《日本：從史前到現代》，第178頁。
(19)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四，東京：巖波書店，1993年，第397-411頁；第五，東京：巖波書店，1994年，第231頁。
(20)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232、234、235頁。
(21)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297、299頁。
(22)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299、301頁。
(23)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224、227、229-230、298頁。
(24)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223頁。
(25)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四，第397、398、400頁。
(26)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228頁。
(27)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二，東京：巖波書店，1992年，第328-330、333-335、340-341、344-345頁。
(28)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一，東京：巖波書店，1992年，第20頁。
(29)羽倉一郎：《簡堂遺文》，東京：吉川弘文館，1933年。
(30)全集刊行會：《全集》第二《開國起原》下，東京：改造社，1928年，第208頁。
(31)全集刊行會：《全集》第二《開國起原》下，第182-186頁。
(32)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頁。
(33)副島種臣指出：「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天保三年[當為天保十三年——引者注])八月二十九日，英清兩國訂定南京約章，開支那門戶。自是，列國漸傾意注目於日本。」大隈重信撰：《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上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18頁。
(34)長田権次郎(偶得)：《林子平》，長田権次郎：《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東京：裳華房，1903年，第867-871頁。
(35)烈公硃批：《天保辰亥子醜》之一《伊祗利須風說》，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水戶藩內外關係文獻釋解》，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德川博物館，2015年，第122-125頁。
(36)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95-196頁。
(37)德富豬一郎亦指出：「他(水野)並非只看到風紀頹廢才進行政治刷新的政治家，也決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的改革家，而是為了幕府而行動的改革者。」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44-145頁。
(38)福(地)源一郎(版權頁上「地」字誤寫作「池」)：《水野閣老》，東京：一二三館，1895年。
(39)喜多村香城：《五月雨草紙》，慄本鋤雲輯：《匏菴十種》，東京：報知社，1892年，第247-249頁。
(40)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二，第378-379頁。
(41)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二，第328、370頁。
(42)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272-273頁。
(43)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323-325、274-275頁。
(44)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6-8頁。
(45)石井良助等：《幕末御書集成》第五，第308-310頁。
(46)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363-369頁。
(47)岡田章雄等：《日本の歷史》9《ゆらぐ封建制》第8章《水野忠邦の幕政改革》，東京：読売新聞社，1959年。
(48)瀧本誠一：《日本経済叢書》一《本佐録》題，第2頁。
(49)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
(50)如從「勘合貿易」向「信牌貿易」的轉變。參見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年，第155-160頁；宮崎道生：《新井白石の研》，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第192-193頁。
(51)日本與西方的文化接觸肇始於「切支丹」(天主教)的傳入。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傳來的這一套「南蠻」價值體系與日本固有的治國思想格格不入，並引發了日本的騷動，於是才有日本取締並鎮壓國內信眾的「踩踏耶穌像」(踏絵)等事件。參見佐藤昌介：《說：洋學の思想的特質と封建批·防》，日本思想大64《洋學》上，東京：巖波書店，1976年，第609頁。
(52)大槻玄沢《蘭學階梯》卷上《通商》稱：「和蘭人通我邦，乃古所未見……在同州長崎賜商館，貿易交通，則始於寬永十八年辛巳之年(1641)。」參見日本思想大64《洋學》上，第331頁。
(53)2014年夏，筆者在參加水戶德川博物館舊藏資料調查工作中發現，「彰考館」內存有一個天主教遺物箱，內容琳琅滿目，均與天主教彌撒有關，諸如神父所用司祭祭服、襟垂帶、腕帛、萩時繪聖餅櫃、天主教義本等不一。此外，還有《吉利支丹物語》、《吉利支丹始末》、《耶穌徵伐記》、《契利斯都記序》、《吉利斯丹目錄略圖》等圖籍。其中，《目錄略圖》中包括本尊佛龕(基督磔柱像)、基督教服、子安觀音像(隱性教徒禮拜所用聖母像)、蠻書等。目錄完成於寬政十二年(1800)六月二十九日，且留有「立原甚五郎識」之落款。這些物什在德川幕府嚴禁天主教的情況下竟能一直由水戶德川家保存至今，表明即便在「御三家」內部，也未能成為西方宗教的絕對禁區。這也是明治三年(1870)秋英國外交官薩道義(Sir Ernest Mason Satow)見到這些遺物後十分驚嘆的原因。參見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水戶藩內外關係文獻釋解》，第4、112頁。
(54)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7《文政天保時代》，東京：民友社，1928年，第375-376頁。
(55)《異國並漂著等之部》，高柳眞三等：《御書天保集成》下，東京：巖波書店，1941年，第858-859頁。
(56)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7《文政天保時代》，第377-399、448-453頁。
(57)桃李園主人述、川上恆茂畫：近世立志傳《渡邊崋山》，第四の齣、第五の齣、第六の齣、第八の齣，大阪：積善館本店，1908年，第24-57頁。
(58)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104-112頁。
(59)箭內健次：《通航一覽続輯》第五《付祿》之三《防部三》，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會社，1973年，第24頁。
(60)ロバ/ト·フォ/チュン(Robert Fortune)：《幕末日本》第十五章《英國公使館襲擊と生麥事件》，東京：講談社，2005年，第248-251頁。
(61)益田孝：《外國貿易》，大隈重信撰：《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下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152-1153頁。
(62)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257頁。
(63)全集刊行會：《全集》第六《陸軍歷史》上，東京：改造社，1928年，第1-22頁。
(64)佐藤昌介：《洋學史の研》，東京：中央公社，1980年。
(65)若林喜三郎：《新版·錢屋五兵衛》第4章<錢五の活躍とその本質>，金沢：北國出版社，1982年；國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長田権次郎：《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25-1029頁。
(66)高瀨保：《錢屋五兵衛考》，日本歷史學會：《日本歷史》通252號，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第44-66頁。
(67)國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長田権次郎：《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05-1024頁。
(68)國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長田権次郎：《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07-1014、1041-1064頁。
(69)若林喜三郎：《新版·錢屋五兵衛衛》第5章<錢五の沒落とその史的背景>；鏑木勢岐：《錢屋五衛門の研》，東京：錢屋彰顯會，1957年。
(70)國府犀東：《錢屋五兵衛》，長田権次郎：《德川三百年史》第五門，第1063頁。
(71)若林喜三郎：《新版·錢屋五兵衛》むすび<錢五財閥崩壞後の展望>。關於與錢屋五兵衛相關的紀念物，至少有石川縣河北郡內灘町的「錢屋五兵衛句碑」和北海道禮文郡禮文町的「錢屋五兵衛貿易の地」紀念碑。
(72)約翰·惠特尼·霍爾：《日本：從史前到現代》，第178頁。
(73)塚谷晃弘：《說：江後期における経世家の二つの型一本多利明と海保青陵の場合一》，日本思想大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東京：巖波書店，1970年，第422頁。
(74)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19、312-319頁。
(75)海保青陵：《経済話(抄)》，日本思想大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第406頁；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第6章《海保青陵與「日本近世新法家」的完成》，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76)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改訂譯本序言」。
(77)塚谷晃弘：《說：江後期における経世家の二つの型一本多利明と海保青陵の場合一》，日本思想大44《本多利明·海保青陵》，第448、488頁。
(78)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308-315頁。
(79)全集刊行會：《全集》第二《開國起原》下，第181頁。
(80)慄本鋤雲：《嫩薑僵權》，慄本鋤雲輯：《匏菴十種》，第170-171頁。
(81)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28《天保改革篇》，第371-381、302-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