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一農
一、前言
《紅樓夢》第四回提及賈雨村在就任應天府時，曾讀到門子所遞過來的一張「護官符」，其上描寫金陵當地望族薛家的俗諺為「豐年好大雪（甲戌本夾批：隱「薛」字），珍珠如土金如鐵（甲戌本側批：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府帑銀行商，共八房分）」，並形容薛蟠曰：
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龍，今年方十有五歲，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終日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識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部銷算舊帳目，再計新支。
此處所謂在戶部掛虛名可「支領錢糧」一事，非指薛蟠有薪可領，而是稱其每年可向戶部借支銀兩以進行獲允承辦之貿易，但前提是他得先銷算舊帳。此應即所謂「生息銀兩」的制度，指皇帝在內帑或戶部的庫銀中撥出一定的專門款項，交由北京總管內務府或盛京內務府，再分撥給相關衙門或商人進行營運，並責成他們用以滋生利息。[1]
查清代商人以其可否先支領帑金來承擔政府的經濟任務，大致分成官商和民商兩大類。[2]由於《清實錄》、《宮中檔奏摺》以及《軍機處檔摺件》等文獻，均未見「皇商」二字，知此詞似非官方的正式用語，而有自褒自誇或抬舉他人之意。如萬曆間有富人張嶷（音「逆」）妄言呂宋產金，上書請求往採獲允，出海時福建海澄令宋之蘭將張嶷上銬並命人隨行，嶷曰：「我皇商也，何辱我。」之蘭笑曰：「若得金歸乃皇商耳，姑縶（音「執」）之。」[3]又，康熙朝官員在與朝鮮論及兩國貿易時，也特將「蒙皇恩借公帑買辦米石、貿易物件」之中國商人託稱為「皇商」。[4]康熙八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在敬陳採辦楠木一事的奏疏中亦云：
故明初年專官採辦，事克有濟。及至末年，信用木商領銀採辦，一經入手，任意花銷，且於採木地方動以「皇商」為名索取人夫，種種擾害，不一而足，以致裡民驚逃，而銀歸之烏有。[5]
指稱獲得伐木專屬權的商人為勒取人夫，對外常自稱是「皇商」。
亦即，《紅樓夢》中薛蟠所擔任的「皇商」應只是「官商」的俗稱。雖然先前已有許多社會經濟史家曾致力於清前期官商的研究，[6]但由於此範疇仍有一些重要課題有待釐清（如內務府商人的運作方式以及民人官商所扮演的角色等），筆者稍後將另文詳論。
至於與紅學關係密切的李煦與曹寅兩家，在真實世界中亦擔任既官既商的「官商」，他們於雍正朝先後被抄沒的史事，也與此類差使息息相關。本文因此嘗試追索《紅樓夢》中薛家的「皇商」角色，希望能夠知道此與李、曹兩家的生平事跡以及小說情境的鋪陳究竟有無呼應，並將努力掌握與薛家相關之物質文化的內涵，讓其不再成為一種閱讀障礙，而能將小說的敘事從黑白的平面文字轉化成帶有瑰麗色彩且深具立體感的影像。而近年來大量清宮檔案與清代文獻的出版或數位化，應可提供我們不少站在前人肩膀上遠眺的有利條件。
二、出自薛家的宮花、牛黃以及檣木
《紅樓夢》中的薛家既為替皇室採買的「皇商」，故理應擁有一些常人接觸不到的貴重物品，此在小說中即屢可體現。如第七回薛姨媽對周瑞之妻說：
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著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兒罷。
由於薛姨媽稱寶釵「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故有些紅迷認為這些宮花應是為寶釵選「才人、贊善」時用的（第四回），但因她落選，遂拿來送人。這種使用「新鮮樣法」的宮花應相當珍貴，故鳳姐又轉送了一對兩朵給秦可卿。
依照乾隆元年宮中核定的物料價格，裝飾花類有云：
宴花每枝舊例銀叄分伍釐，今核定銀貳分柒釐；雜色絹花每枝舊例銀壹分，今核定銀玖釐；梔子花每枝舊例銀壹分，今核定銀玖釐；時鮮花每把舊例銀壹分貳釐，今核定銀壹分；紅紙頂花每朵舊例銀捌釐，今核定銀伍釐；像生宮花每對舊例銀陸錢，今核定銀伍錢肆分。[7]
我們可發現宮花的成本遠超過時鮮花卉或雜色絹花、紅紙頂花等人造花，而所謂的「像生」應就是仿真之意。[8]又，阮元的繼妻為孔子第七十三代長孫女，當她年幼時，曾隨祖母在曲阜跪迎出巡的乾隆帝，「蒙駐輿詢年齒，且攜手賜宮花一朵」，[9]亦知宮花的難得。
再者，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後賈珍欲尋好板替她治棺，可巧薛蟠來弔問，因便說道：
我們木店裡有一副叫做什麼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系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裡，也沒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來罷了。
並形容這副木板「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該「檣」字應非樹名，因在中國古代各種本草類的書籍從未見此！而此字通常是與「桅」或「帆」連用（如「桅檣」、「檣桅」、「帆檣」、「檣帆」等），指用來做船桅杆之木（譬如楠木），[10]其特色是「木堅、質重、色比漆」。[11]有婺源人潘啟權於道光年間遭逢颶風，為避免海難，遂將船上的帆檣砍斷，該「檣木」值數十金，[12]而小說中薛蟠為凸顯己家那副檣木的貴重，遂誇稱「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
此外，第八十四回敘及鳳姐的女兒生病，「臉皮趣青，眉梢鼻翅微有動意」，判斷應是得了「搐（音「抽」）風」，亦即手足痙攣。大夫因此向賈母稱：「妞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才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曰：「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而查「中國基本古籍庫」醫學類的文本當中，共出現「牛黃」4,100條，其中有32條具體指名要「真牛黃」，這些多屬幼科重症的用藥，亦知真品牛黃並不易得。
小說中接著描述巧姐兒（即妞兒）先吃了帖發散風痰藥，「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才略放了一點兒心。稍後，只見王夫人的小丫頭拿著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於是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再用可精確量度藥材重量的戥子，[13]按方秤了牛黃等物。
古代醫方屢可見「四神散」之名，《中醫方劑大辭典》中即出現多達25種的同名方劑，其藥物組成各不相同，但無一是將牛黃、真珠、冰片、硃砂四味共同配伍使用的，且未見有能治小兒驚風的。[14]疑「四神散」不過指該方包含四種珍貴藥材而已，此很可能與嘉慶《問心堂溫病條辨》中的安宮牛黃丸同源，而非作者自擬方劑，該方與紫雪丹、至寶丹（見於《紅樓夢》第九十一回，是王夫人送來給寶釵救命的）合稱「中醫溫病三寶」，據傳曾於2002年令被西醫判定為腦死的香港鳳凰衛視女主播劉海若挽回一命。[15]
安宮牛黃丸用牛黃一兩、鬱金一兩、犀角一兩、黃連一兩、硃砂一兩、梅片二錢五分、射香二錢五分、真珠五錢……，專治「飛屍卒厥，五癇中惡，大人、小兒痙厥之因於熱者」，[16]其中「飛屍卒厥」指突然昏死，「五癇」則是古代對各種癇證的統稱，「中惡」為急驚風類證。安宮牛黃丸的用藥即包含巧姐兒所服四神散裡的牛黃、真珠、硃砂三味，而冰片別名「龍腦香」，[17]「味辛苦，性溫無毒……又主小兒驚癎、大人痰迷」，[18]此乃龍腦香樹之樹脂凝結而成的結晶，以其白瑩如冰而得名，而狀若梅花瓣者尤佳，謂之「梅片」，該樹出南洋，形似積年杉木（所謂「洋外老杉木浸成」；圖1）。[19]
此處之牛黃指黃牛或水牛的膽囊結石，中醫認為可主「驚癎寒熱……療小兒百病諸癎熱」，[20]清初之時價高達同重白銀的八十倍，[21]遠比人參珍稀，至光緒間也還貴到「銀一兩換一分」。[22]另以明末贛州的貨物稅為例，藥材類亦以牛黃每斤銀一兩最高，而香類最高檔的沉速香，每百斤也才只抽稅銀一兩。[23]又，山西平遙縣每年貢物清單中的藥材，包括「藁本三十五斤、酸棗仁四兩三錢、麝香四兩三錢、牛黃二錢八分、連翹五十斤、五靈脂八斤、豬苓五斤、熖硝十斤、鬱李仁四兩三錢」，[24]從牛黃之量不到三錢且計及至分，亦可見此藥極其難得。無怪乎，賈環還問鳳姐：「你這裡聽的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這位與寶玉同父異母的弟弟先前竟不曾見過。
圖1： 《問心堂溫病條辨》中的安宮牛黃丸方。
由於《問心堂溫病條辨》書中在配製安宮牛黃丸方時，其君藥所使用的一兩牛黃，約值八十至一百兩銀，又從該方各種藥材的用量判斷，應是一次就合藥百餘丸，每丸重一錢（每日服一至三丸，視體質與病情而異，小兒減半），推估一丸的成本約值銀一兩多，[25]此近乎乾隆十八年新訂給予八旗養育兵的一兩五錢月餉！[26]益知《紅樓夢》中賈府用藥的貴氣。而北京同仁堂80年代生產的此藥，也因遵用古方，並以天然藥材配製，故目前每丸在拍賣市場上的價錢，常被炒到兩萬人民幣左右。
安宮牛黃丸在製作時，要先將藥材硏細，再「煉老蜜為丸」，通常還需以金箔為衣，並護以可密封的蠟。惟小說中或僅將牛黃、真珠、冰片、硃砂等最主要的四種藥材磨成粉末狀，配製出所謂的「四神散」，其量應不多，因其包裝牛黃時只用「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
又，嘉慶十八年刊刻的《問心堂溫病條辨》雖晚於曹雪芹的生活時代，然因此書乃吳瑭 (1758-1836) 檢校明季吳有性的《溫疫論》，並遍考晉、唐以來諸賢議論所編輯而成，且牛黃、冰片等配方的藥效亦與巧姐兒的病情相合，知小說中的四神散應確有所本，不太象是任意編造的，這也凸顯出作者曹雪芹醫藥知識之豐富。而安宮牛黃丸的前身或即四神散，為方便使用與存放，遂和以煉製的蜜糖做成藥丸。
類似案例亦可見於第二十八回寶玉欲為黛玉配的「暖香丸」，該原本被視為文學虛構的配方，實乃源出《仁齋直指》的「秘傳大補元圓」或《景嶽全書》的「秘傳大補天丸」，只不過小說中為增添戲劇張力，遂在主藥之前另行加入「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龜大（何首烏）」和「千年松根（茯苓脂）」等強調珍稀性的修飾語。而我們在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中，更可發現共六十六回涉及疾病與醫藥，求醫者有五十餘人，出現中醫術語一百六十多條、中藥一百二十幾種，共提及一百一十多種各科疾病。此一情形或有些家族淵源，查雪芹之祖曹寅的《楝亭書目》中就列有七十一種醫書，而曹寅的嶽父李月桂亦曾兩度重修楊繼洲原著的《針灸大成》。[27]
三、賈家與薛家的人參知識
《紅樓夢》中多處提及以人參入藥，如第七十七回記大夫替鳳姐開了丸藥方子治病，需用上等人參二兩來配「調經養榮丸」，王夫人處因只找出「幾枝簪挺粗細的」以及「一大包須末」，她焦躁道：「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在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撂。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起來得多少換買來還不中使呢。」鳳姐也稱自己「只有些參膏，[28]蘆須雖有幾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至於賈母處所尋出手指頭粗細的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連三十換也不能得這樣的了」，亦因年代太陳，「已成了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了」。
王夫人所謂「用起來得多少換買來還不中使」的「換」，乃人參界的行話，如「三十換」即指人參的價格相當於三十倍等重的白銀。[29]現存七種收錄有第七十七回的脂本中，僅列藏本獨作「八十換」。[30]此兩種參價或有助於我們大致推斷一些脂本的抄錄或寫作時間。
查清代民間可買賣之官參乃以四等參最好，而乾隆二十八年的參價，高者三十二換，次亦值二十五換，至三、四十年則達四、五十換，乾隆末年已到七、八十換。趙翼於嘉慶元年寫《人參詩》時，更稱「白金三百兩易一兩，尚不得佳者」。嘉慶十五年的四等參值二百四十換，道光初更達四百換。從清代持續飆升的參價，我們可以發現在《紅樓夢》的寫作期間，上好人參值三十換尚稱合理，但若列藏本抄寫於乾隆後半葉，則抄手有可能因人參的時價高漲，為符合原書中的語境，遂逕自改抄成「八十換」，另從參價亦可推估該本的抄寫不晚於嘉慶元年。再者，由於康熙末年內務府交辦所屬售賣人參之價格，頭等參不過五換，[31]即使市價較高，也不至於接近三十換，亦即，《紅樓夢》絕無可能如某些紅迷所宣稱，乃成書於康熙年間。
至於「參膏」應就是《景嶽全書》提及的人參膏，其製法為：
用人參十兩細切，以活水二十盞浸透，入銀、石器內桑柴火緩緩煎取十盞濾汁，再以水十盞煎渣，取汁五盞，併入前汁，合煎成膏，磁瓶收貯，隨證作湯使調服。[32]
該參膏通常是用較便宜的次參、碎參或參須熬製而成，方便隨時衝服，其藥性亦較平和。
王夫人因一時找不著合適的，正欲派人去買，在坐的寶釵笑道：
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須、枝，摻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說了，叫哥哥去託個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說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不妨咱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33]
先前包含紅研所本在內的大部分《紅樓夢》校注本，多將「蘆泡須枝」之意略過不談，少數則稱此指泡製過的人參，[34]或謂「蘆泡」是位於人參主根上端的蘆頭（圖2），[35]並含混稱因其「形似泡」。[36]
圖2： 人參各部位的名稱。
其實，透過大數據我們可發現古代文獻中罕見「蘆泡」一詞，僅《紅樓夢》曾出現過一次，此應指的是人參的蘆頭、泡丁、參須和參枝（指參須上端較粗的部位）等部位。當時參行多動手腳將一枝全的參身截做兩三段，再鑲嵌上其它蘆頭、參須和參枝加以改造，寶釵遂要其兄薛蟠託個夥計去參行找真正原枝的好參。
查乾隆中期江蘇一帶的參行，每於到貨時先將人參分作三等：
揀堅結紅大、熟多糙少者，名統貨；其色次紅癟皺、糙多熟少者，名抝色；又次色浮白微紅、質薄肉少者，加入條參者，名曰泡丁。[37]
黃叔燦初刊於嘉慶十三年的《參譜》中，嘗稱「泡者輕也，謂其無肉，外皮而樸（農按：指粗糙如木皮）」，[38]嘉慶《直語補證》中亦謂「凡物虛大謂之泡」，[39]知「泡」字乃用來形容人參主根或支根的內虛鬆軟（即所謂「質薄肉少」，是生長不完全或蟲蛀所致）。又，道光《說文通訓定聲》稱「以丁入物亦曰丁」。[40]據此，「泡丁」應指在參皮之下以人工塞入條參，而由於此詞出現在《參譜》中凡21次，然卻罕見於詩文別集和筆記小說，知其應屬相當專門的人參術語。
《參譜》一書或曾描述製造「泡丁」的過程：
其參出土早，質薄體松，刨夫漁利，乘其鮮時插以鉛條、鐵珠、柳木、牛筯、玉竹等物，或以條參實於中，謂之「塞肚」。其參中有鉛者，謂之「插鉛」；舍鉛外而雜插者，皆曰「塞肚」也。[41]
該在質薄體松的參根內塞入物件之舉，稱作「塞肚」，其中插以鉛條者被特別命名為「插鉛」，但若是用條參者，應即前謂的「泡丁」。方以智於崇禎末年嘗稱「近以泡參膠接小參，殊自難辨」，就點出當時已出現用塞肚膠接之法製造假人參的情形。[42]然而，文獻中也有將「插鉛」者稱作「帶鉛泡丁」，如嘉慶十五年諭旨就指出盛京、吉林、寧古塔一帶所辦解的官參，除堪用參以及泡丁外，竟然還攙雜有不少秧參（指以秧苗人工栽培出的人參）與帶鉛泡丁，旋命將其交原解官照數更換補解。[43]
前述之「條參」或為「參條」的異名，《本草從新》釋之曰：「乃橫生蘆頭上者，其力甚薄，止可用以調理常病及生津止渴。」[44]又，黃叔燦的《參譜》在描述參的種類時，有云：「頂太參，取有頭尾六七釐至分外者，短而熟，自成小參之形，始稱其名。今則不然，以壯短條參，亦雜入而冒其名矣！」[45]知長在蘆頭上的條參（圖2），因藥效差且價錢廉，故常被拿來魚目混珠或製造泡丁。
傳統醫書中的許多藥方，在使用人參時常強調要先除去蘆頭（所謂「去蘆」），否則將造成嘔吐，並直指「參條、參須不過得參之餘氣，危險之證斷難倚仗」。[46]這些部位的藥效高低，亦顯示在其售價上，如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各類人參在南方每斤值銀為：四等人參1,440兩，五等人參1,120兩，渣末440兩，泡丁400兩，蘆須（蘆頭或參須）120兩，[47]其中「渣末」乃運參之箱㡳所留下的零星雜末，間亦包含一些參枝，[48]其與泡丁及蘆須均為買賣人參時不同等級的品名。由於泡丁在市場上擁有公開價格，知其應非蓄意造假騙人，而只是將人參堪用的部位重新包裝成另一品項而已。
又，第十二回賈瑞病重需人參來配「獨參湯」，此方乃用人參二兩、棗十枚，加水煎服；或用參一兩，加熟附（熟附子為毛茛科植物烏頭的旁生塊根）三分，煨生薑三片；亦有用人參一兩，姜棗同煎。[49]雖王夫人要鳳姐儘量幫忙，但因賈瑞曾調戲鳳姐，故蒙府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舒序本、列藏本均記稱她只將「渣末泡須」湊了幾錢命人送去，[50]該詞應指渣末、泡丁以及蘆須這三種較差的人參等級。
惟甲辰本、程甲本及程乙本將「渣末泡須」略作「渣末」，由於程甲本擺印時似僅見到現存各脂本中的甲辰本或其同源之本，且「泡須」二字之連用，幾乎不曾見於《紅樓夢》以外的文本（此乃筆者耙梳大數據後的結果），故疑甲辰本的當事人很可能是因不知「泡須」之意而逕自加以刪削。此一狀況恰可用來再度駁斥某些紅學家所提出之「程前脂後」說（主張程高本出現於脂本之前），因蒙府本等這許多不同的脂本，在抄寫時不應會無聊到皆額外增添罕用的「泡須」二字。[51]
雖然近百年來少有紅迷正確理解「蘆泡須枝」和「渣末泡須」乃用來描述渣末、泡丁、蘆頭、參須、參枝諸不同等級之人參品項，但《紅樓夢》中包含收藏效期、計價行話與造假方法等在內的深厚人參知識，若對曾兩度獲內務府交辦賣參的曹寅或李煦家而言，[52]則應屬相當自然。事實上，李煦家於雍正元年之所以激怒皇帝而被抄沒，即是因替王修德等內務府商人具奏採參一事。[53]
四、寶釵為何必須參加閱選？
綜前所述，從周瑞之妻送給姑娘們的精緻宮花，到賈家需要的上等人參、珍貴牛黃以及高級檣木，都是出自薛家。小說第五十回亦記薛蟠的堂妹薛寶琴「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母四山五嶽都走遍了。他父親是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著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第五十二回寶琴又自敘「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知薛家應是以擔任「皇商」為主要的行當，其擁有的物質條件因此要較《紅樓夢》中其它幾大家族都要來得優越。
也無怪第五十七回薛姨媽求娶邢岫煙做姪媳婦時，賈母開玩笑說道：「我愛管個閒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回稱：「縱抬了十萬銀子來，只怕不希罕。」口氣真是財大氣粗。而第八十回夏金桂與丈夫薛蟠吵架時，亦說：「誰還不知道你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
由於熟悉八旗事務的曹雪芹乃以清朝為其創作《紅樓夢》的時代背景，[54]而當時的官商既有山西巨賈範毓馪等民人，也更多的是曹寅、李煦等內務府漢軍（或稱作上三旗包衣旗鼓人），[55]鑑於有清一代宮中女子的閱選依規矩是被限縮在旗人群體，故父兄為官商且赴京待選的寶釵（見第四回），應是出身旗籍的官商家庭。
小說在描述薛寶釵備選時有云：
近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凡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
才人乃指宮中女官，而贊善原為唐代官名，在太子宮中掌侍從、講授，清代亦於詹事府設有左、右贊善各二人。這段文字應反映的是八旗女子特有之閱選制度，故甲戌本側批在前引文旁註曰：「一段稱功頌德，千古小說中所無。」
寶釵這段待選的敘事，源出明代自太祖以來所建立的制度，當時為防止女寵外戚之禍，乃從民間選取良家女子入宮，讓妃嬪的出身不再偏重豪門望族，而改重儒門單族。至於女官的遴選亦然，常由皇帝簡派太監為欽差，至南方訪求品行端莊、粗通文墨之女子，聘以銀幣且免除其家之徭役。亦即，明初女官大多出自良家且屬自願，任職期間給與俸祿，數年後可歸家婚嫁。[56]
入清以後，宮中女子則多居限於八旗，其中選秀女通常是每三年一次，初要求外八旗年十三歲以上女子皆須參加，目的是「備內廷主位，或為皇子、皇孫拴婚，或為親、郡王及親、郡王之子指婚」。而內務府則每年引選一次，對象是其所屬上三旗佐領和內管領下的女子，當中家庭地位較低下者，多充宮女或女官，至於文職六品以上、武職五品以上官員之女，則是做為秀女挑選。雍正七年六月還曾限定挑選宮女的範圍，以避免官宦世家女子服侍答應、常在等低階妃嬪的尷尬，諭曰：
嗣後凡挑選使令女子，在皇后、妃、嬪、貴人宮內者，官員世家之女尚可挑入，如遇貴人以下挑選女子，不可挑入官員世家之女，若系拜唐阿、校尉、護軍及披甲、閒散人等之女，均可挑入。[57]
而一在旗女子若未經閱看或已記名（指初選通過者）卻私相聘嫁者，當事人以及相關人等均會受到嚴厲懲處。[58]
由於小說中安排寶釵家只有其祖父歷官至七品的紫微舍人（中書舍人的別稱），[59]知釵父非「文職六品以上、武職五品以上官員」，薛姨媽也因此不像賈母、邢夫人、王夫人以及尤氏等人是獲有誥命的命婦。[60]此故，依照我們對清初社會運作方式的理解，寶釵應無資格參與秀女的挑選，她只能被選為女官或宮女，且最後亦未能入選。
清承明制，順治十五年十一月禮部等衙門曾議定宮闈的女官名數與品級，當時在乾清宮、慈寧宮、尚宮局、尚儀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寢局、尚績局以及宮正司等處，共設約45名女官，其中位階較低的六品女史即有19名。[61]但女官之中並無小說內所提及擔任「公主、郡主入學陪侍」的贊善，此官原本是設立來教育並輔佐太子的，作者很可能在此表達出他對男性本位社會的某種反彈，遂安排皇女身旁亦有相應之官職。[62]前引寶釵待選的敘事，應是將清代八旗獨有的閱選制度加以美化，高調點出八旗女子可以成為秀女和女官的狀況，但將內務府包衣女子大多僅能被選為宮女的事實略去。
曹雪芹的大姑（曹寅長女）就是在前述制度之下於康熙四十五年被指婚給平郡王納爾蘇，成為有清以來頭一位被冊封為嫡福晉的包衣女子，其二姑（曹寅次女）也於四十八年嫁給某王之子（時任侍衛，稍後襲替王爵）。[63]又，李煦的家裡人（即奴才）郭氏嘗被選入宮（從以其身分推判，初應非秀女），後因得到寵幸而受封為「內常在」，康熙帝曾於六十一年三月欽賜其母房屋三十三間，以便住京，其父郭茂由於曾深受李煦信賴，故當李煦被抄時即有疑他先前暗將部分財產藏於郭家。[64]也就是說，在曹雪芹家族及其親友當中，不乏參加閱選的事例。
至於賈家的迎春、探春和惜春等女子為何未被提及待選，則或因乾隆七年八月有諭旨稱：
嗣後挑選秀女，遇有皇太后、皇后之姊妹、親弟兄之女、親姊妹之女記名者，著戶部奏聞，撤去記名。至妃嬪等姊妹、親弟兄之女、親姊妹之女，有記名者，著內務府告知首領太監奏聞，永著為例。[65]
此旨除為避免后妃過於集中少數家族外，主要或希冀皇族間的輩分不致產生混亂，因秀女的選拔一是為了充填皇帝的後宮，另一則是指婚給近支宗室或其子孫。[66]
查清初時姊妹同侍一帝之例，有順治朝的孝惠章皇后與淑惠妃（蒙古科爾沁貝勒綽爾濟之女），康熙朝的孝懿仁皇后與愨惠皇貴妃（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之幼弟佟國維女），孝昭仁皇后與溫僖貴妃（康熙輔政大臣遏必隆女），孝誠仁皇后與平妃（康熙輔政大臣索尼之長子噶布喇女），這些原多具有政治籠絡的作用，且均發生在康熙二十幾年之前。雍正朝的後宮則無姊妹檔，乾隆朝雖可見怡嬪柏氏與壽貴人同父，但她倆皆非經由選秀女的方式成為妃嬪的。
柏氏原本是江南民籍女子，入宮的途徑及時間皆不詳。乾隆六年二月由貴人詔封為嬪，同年十一月正式行冊封禮，七年十二月怡嬪與父親柏士彩等家人奉旨入旗，成為內務府正黃旗通源佐領下人，此一旗籍的轉變極其罕見，應出自皇帝對她超乎尋常的恩寵，尤其她並不曾生兒育女。乾隆十年，怡嬪之妹應依例以內務府上三旗女子的身分通過閱選入宮，成為「愉妃位下學規矩女子」（此完全符合前引雍正和乾隆朝的相關諭旨），二十九年被從宮女封為那常在，惟其姊怡嬪已卒於二十二年，五十九年十月那常在更被晉封為壽貴人。[67]
當時對妃嬪之姊妹參加閱選的考量，或令曹雪芹在小說中未提及迎春等人曾否參加挑選秀女之事，因若依規矩，貴妃賈元春的妹妹們雖亦能備挑，但通常不會入選。同樣地，在小說中被賦予十分優越條件的寶釵，竟然還落選女官或宮女。情理上，作者很可以安排薛家是因不願她辛苦當差而特意加以打點，但曹雪芹或因不想敷演這些部分，遂特意將之留白。
五、小結
《紅樓夢》中薛蟠襲替的「皇商」，應就是可先支領帑金來經營獲官方授權之商業活動的官商，其中由內務府招募並加以管理者，就是所謂的內務府商人，他們除了少部分民人外，多是籍隸內務府各佐領或管領下的漢軍，每年由內務府向皇帝奏報其清償本利的情況，如有拖欠者常被罰以家產抵償，甚至受到更嚴厲的懲處。[68]我們從出身皇商家庭且又參加閱選的寶釵身上，即可清楚反映出薛家就是內務府籍的官商，此與真實世界中曹寅與李煦兩家的身分相同，作者或因此在小說的故事鋪陳中，得以做出較生動的敘事。
由於曹寅和李煦家所負責的江寧和蘇州織造，亦是承辦皇室用品採買及督造的重要機構，故小說中嘗以精緻宮花、高級檣木、上等人參、珍貴牛黃及四神散等特殊品項，凸顯當時上層社會或官商群體所擁有的高端物質文化。惟先前紅學界因少有人擁有相關背景知識，又欠缺足夠研究工具與能力，以致對這些物件的珍稀性以及相應的專業術語，始終無法深刻掌握。
本文即透過e考據之法以較精準且具策略的問題意識，首度具體釐清了前述品項的一些內涵（如宮花的價格、「檣木」為何、「蘆泡須枝」及「渣末泡須」的意義，更發現四神散應與知名的安宮牛黃丸同源等）。此一新的研究結果伴同筆者先前對《紅樓夢》中一些特殊物件（如暖香丸、戥子、溫都裡納、汪恰洋菸、依弗哪、金心綠閃緞大坐褥、秋板貂鼠昭君套、鳧靨裘、秋香色立蟒、黑狐皮等）的深入探討，[69]讓我們得以持續厚實對作者知識經驗的了解。而從各早期版本描寫前述品項時的文字異同，也提供了推判各本先後順序的重要論據。
同時，經由對這些特殊品物的掌握，小說中的一些敘事，開始有機會從單調的平面轉化成浮雕般生動的立體影像 (Stereoscopic Images)，並讓我們得以窺見淡刷在文本之下的幾抹水印 (watermark)，作者似乎有意無意地藉此呈顯出其獨特的生命歷程。亦即，此一物質文化史的新研究取徑與作法，應有條件令我們閱讀《紅樓夢》等古典文獻的深度與感受進到前所未見的層次。[70]
注釋
[1]韋慶遠，《康熙時期對「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對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頁60-69。
[2]如嘉慶間寶蘇局設官商、民商各一人，該採辦洋銅之民商每百觔給價銀十五兩三錢，但官商則每百觔給價銀十二兩，單價明顯低於民商。雖謂「因從前官商情願報効，自請減價，是以與民商銅價不同」，其實，兩者最主要的差別是官商擁有官方長期的買賣人執照，並可先支領帑金後依預先約定之量交貨（所謂「先帑後銅」），而民商則只能先交貨後請款（所謂「先銅後帑」），且官方不保證收購量。參見宋如林等修，石韞玉纂，《蘇州府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道光四年刊本），卷17，頁19-20；松浦章著，李小林譯，《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頁135-183。
[3]廖大聞等修，金鼎壽纂，《桐城續修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景印道光七年刊本），卷12，頁21。
[4]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肅宗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1958），卷32上，頁24。
[5]黃廷桂纂修，張晉生編纂，《四川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6上，頁26-28。
[6]如見阮明道，《清代前期官商研究》，《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4期，頁49-55。
[7]邁柱等纂，《九卿議定物料價值（乾隆朝）》（香港：蝠池書院，《清代各部院則例》景印乾隆元年刊本），卷3，頁31。
[8]如《水滸傳》第五回在描寫桃花山上大王的裝扮時，稱其「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而清代北京亦有「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的風俗。參見陳康祺，《郎潛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間刊本），卷12，頁5。
[9]張鑑，《雷塘庵主弟子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間刊本），卷7，頁9-10。
[10]陳耀文，《天中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6，頁86。
[11]彭兆蓀，《小謨觴館詩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嘉慶二十二年刊本），詩續集，卷1，頁23。
[12]潘蔭東，《樵叟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民國十八年鉛印本），卷2，頁2。
[13]黃一農，《<紅樓夢>中的戥子與計量單位「星」》，《自然科學史研究》，2017年第2期，頁231-243。
[14]李曉華，《<紅樓夢>作者自擬方劑考論》，《社會科學動態》，2017年第3期，頁100-104。
[15]趙一帆，《北京同仁堂安宮牛黃丸古今談》，《首都醫藥》，2014年7月（上），頁37-38。
[16]吳瑭，《問心堂溫病條辨》（《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慶十八年刊本），卷1，頁24-25。
[17]繆希雍，《先醒齋廣筆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頁30。
[18]李中梓，《鐫補雷公炮製藥性解》（《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代刊本），卷5，頁14。
[19]唐慎微，《證類本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3，頁35-36。
[20]唐慎微，《證類本草》，卷16，頁13。
[21]陳鼎，《留溪外傳》（臺南：莊嚴文化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康熙三十七年刊本），卷14，頁13。
[22]此見翁同龢於光緒七年日記中所載他以牛黃治舌疾一事。參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代稿本），辛巳年，頁91。
[23]李本仁修，謝詔纂，《贛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順治十七年重刻天啟元年刊本），卷13，頁8。
[24]王綬修，康乃心纂，《重修平遙縣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四十六年刊本），卷3，頁13。
[25]雖然我們很難獲得乾隆前期各種藥材的價格，但或仍可從清代零星的資料略窺一二，如順治朝的黃連每觔參兩貳錢、康熙十年的犀角每觔價銀五兩，光緖朝進口藥材的稅率是上等冰片每觔壹兩叄錢、犀角每百觔貳兩。參見金鉷修，錢元昌、陸綸纂，《廣西通志》（南京：鳳凰出版社，《中國地方志集成》景印雍正十一年刊本），卷25，頁2；杞廬主人等，《時務通考》（《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二十三年石印本），卷6，頁1；陳受培修，張燾纂，《宣城縣誌》（北京：中國書店，《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景印嘉慶十三年刊本），卷24，頁10。
[26]方華玲，《清代八旗養育兵制探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頁115-121。
[27]此段參見黃一農，《〈紅樓夢〉中最珍貴的藥方「暖香丸」新探》，《中國科技史雜誌》，2018年第1期，頁1-10。
[28]蒙府本和戚序本誤作「參羔」。
[29]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170-180。
[30]馮其庸主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冊5，頁4526。
[31]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161-162。
[32]張景嶽，《景嶽全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3，頁60。
[33]庚辰本、戚序本、甲辰本、列藏本、程甲本以及程乙本均作「蘆泡須枝」，惟夢稿本誤作「蘆泡須丁」。
[34]曹雪芹，《紅樓夢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98），中冊，頁1177。
[35]蘆指「參之根」，蘆頭就是人參主根（參身）以上的地下莖部位。參見黃叔燦，《參譜》（板橋：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景印清代鈔本，嘉慶十三年初刊），頁13。
[36]先前學界對《紅樓夢》中關涉人參敘事的理解，有許多與筆者相異於之處，詳見原所賢、暴連英，《文苑杏林話中醫》（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頁193-196；侯會，《紅樓夢貴族生活揭秘》（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頁195-205。
[37]唐秉鈞，《人參考》（《百部叢書集成》景印光緒間刊本，乾隆四十三年成書），頁3。
[38]黃叔燦，《參譜》，頁12。
[39]梁同書，《頻羅庵遺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慶二十二年序刊本），卷14，頁3。
[40]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續修四庫全書》景印道光二十八年刊本），卷18，頁40。
[41]黃叔燦，《參譜》，頁3。
[42]方以智，《物理小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頁5。
[43]《清仁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清代各朝實錄均同此本），卷226，頁39。
[44]吳儀洛，《本草從新》（《續修四庫全書》景印乾隆二十二年序刊本），卷1，頁2。
[45]黃叔燦，《參譜》，頁11。
[46]滕弘，《神農本經會通》（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萬曆四十四年刊本），卷1，頁37；吳儀洛，《本草從新》，卷1，頁2-3。
[47]醫方中常在使用黃連、當歸、前胡、防風或羌活等根莖類藥材時，提醒要「去蘆須」，知蘆須在描述人參時不應是「帶蘆、須的整參」。參見李澍田，《清代東北參務》（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116；朱橚等，《普濟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03，頁30、卷207，頁38、卷225，頁29、卷292，頁19、卷382，頁24。
[48]因《人參考》在描述渣末時有云：「間有落存大段於內，若到蘇城，一經市商之手，大者、好者俱已揀去矣！」參見唐秉鈞，《人參考》，頁6。
[49]薛巳，《薛氏醫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頁53、卷59，頁10、卷71，頁54。
[50]夢稿本誤作「渣沫泡須」。
[51]其它以文本異同批判「程前脂後」說的案例，亦可參見黃一農、任曉輝，《從服飾敘述試探〈紅樓夢〉的版本問題》，《紅樓夢研究輯刊》，第12輯(2016)，頁138-168。
[52]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頁155-162。
[53]關孝廉等，《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頁4-5。
[54]如第四回在介紹李紈的身世時有云：「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罷了。」其中「女四書」一名起自王相於明天啟四年編輯並箋注的《閨閣女四書集注》，包括東漢·班昭的《女誡》、明·仁孝文皇后的《內訓》、唐·宋若昭的《女論語》以及王相母劉氏的《女範捷錄》，清楚點出故事的時代背景就是以明代為前朝的清代。又，五十三回提到慧娘在屏上所繡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也間接以明代為前朝。
[55]範毓馪家族是清前期崛起的八家晉商之一，先前學界多誤以這些晉商均入旗，筆者將另文對官商進行詳論。
[56]王雲，《明代女官制度探析》，《齊魯學刊》，1997年第1期，頁101-107。
[57]鄂爾泰、張廷玉等編纂，《國朝宮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頁23。
[58]此段參見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21-247；王佩環，《清代后妃宮廷生活》（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25-45。
[59]古人將北極附近的天空劃分為紫微、太微和天市三垣，紫微乃「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唐開元元年曾將中書舍人改稱紫微舍人，指其在天子旁「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五年復名為中書舍人。參見王溥，《唐會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5，頁1；《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卷11，頁290。
[60]賈元春在第十八回返抵大觀園省親時，先見榮、寧二府的幾位親近女眷後，便問及：「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薛家雖為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一，但因發跡自「皇商」，且其家少有人步入仕途，故薛姨媽只被歸於「無職」之外眷。至於清代獲賜誥命的規矩，可參見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頁157-160。
[61]《清世祖實錄》，卷121，頁939-940。
[62]《漢語大詞典》就引據非史料的《紅樓夢》，而誤稱清代的贊善亦指宮中女官。
[63]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頁130、155。
[64]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頁306-307。
[65]《清高宗實錄》，卷172，頁192。
[66]嘉慶五年雖曾下旨：「嗣後自嬪以上，其親姊妹著加恩不必備挑。」但未久又恢復先前規矩，惟嘉慶帝的後宮並無姊妹檔。此段參見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頁227-228。
[67]趙玉敏，《乾隆帝後宮中的漢女妃嬪》，《蘭臺世界》，2011年10月（下），頁24-25。
[68]吳奇衍，《簡論清前期內務府皇商的興起：清代內務府皇商經濟專題研究之一》，收入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下冊，頁772-783。
[69]黃一農，《〈紅樓夢〉中最珍貴的藥方「暖香丸」新探》；黃一農，《〈紅樓夢〉中的戥子與計量單位「星」》；黃一農，《「溫都裡納」、「汪恰洋菸」與「依弗哪」新考》，《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4期，頁33-46；黃一農、任曉輝，《從服飾敘述試探〈紅樓夢〉的版本問題》。
[70]先前有關物質文化史研究的視野與深度，可略見於鄧雲鄉，《紅樓風俗譚》（北京：中華書局，1987）；詹丹，《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重慶：重慶出版社，2006）；陳珏編，《超越文本：物質文化研究新視野》（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孫機，《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14）；莫麗芸，《紅樓夢裡的衣食住行》（合肥：黃山書社，2015）；揚之水，《物色：金瓶梅讀「物」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
本文受「曹雪芹的歷史世界 (106-2420-H-007-018-MY4)」計劃之支持。
【黃一農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兼「中研院」院士】
（本文原刊《中國文化》2018年秋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