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
1979年11月，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舒衡哲教授在北京王府倉胡同對張申府進行了60小時的採訪，從紛紜複雜的中共黨史中發掘出了一個「出土文物」。張申府表示：「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實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舒衡哲後來講：「越聽張申府講故事，越核對他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文獻和回憶，就越覺得這位傑出的哲學家竟然在現代史上被忽略了這一點是多麼不可思議。對我來講，張申府的一生，是一部關於記憶和失憶的寓言。這個寓言如果我不去找它的話，它也會來找我。」張申府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作為中共旅法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始人，作為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作為一二·九運動的領袖，是一個早年轟轟烈烈、晚年默默無聞的人，是一個一度輝煌、半生暗淡的人。縱觀張申府的一生，他特立獨行，極度自信，固執己見，為了捍衛真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他一生都在講真話，始終不渝地做一個與真理同行的人。
「我一生都喜歡新的思想，總之是新的東西我都愛!」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同年秋天，張申府被聘到北京大學預科學院教授邏輯。作為一個24歲的年輕人，張申府自視甚高，對如何救國救民有許多新思想新理念。他搞了一個學術組織，成為論壇的主要健將，很快鋒芒畢露，引起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的注意。張申府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公開鼓吹一種新的中國文化。1919年5月，《新青年》雜誌發表了張申府的一篇文章《危險思想》，其中寫道：「死亡、痛苦、絕望、貧病、命運，固然都是可畏的，但是思想能思想它，思想的能力更偉大。地獄的洞裡，思想可以走進去巡察，毫無恐懼。將來能生存的人，是去思去想的。」張申府相信，只有像他這樣敢於思考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救世者。1919年7月13日，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雜誌上，發表了張申府的文章《自由與秩序》，其中講：「吾們的心，吾們的精神，不但要偉大，自由更要緊。一切心理的束縛，思想的羅網，都須儘先解除。必先有了內部的自由，才有外面的自由可言。」張申府在北大預科學習期間，從這一科跳到另一科，由數學跳到哲學，由邏輯跳到辯證唯物論，不斷接受新思想，想把孔子、羅素、馬克思、愛因斯坦的思想熔於一爐。他說：「我一生都喜歡新的思想，總之是新的東西我都愛。我碰到新的東西時，我就忘記早些時候曾經吸引我的事物。」1914年開始，張申府開始閱讀羅素的著作，成為羅素思想的熱情崇拜者。從1916年至1919年，張申府幾乎讀盡了羅素所有的著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14個月中，張申府翻譯、撰寫了10篇關於羅素的論文。1920年11月9日，張申府給羅素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過了幾個星期，羅素來到上海訪問，張申府見到了羅素，又在北京聽了他的幾次演講。他對羅素的演講給予了高度評價：「我覺得他的演講就像玉泉山的水，爽人宜人，清冽乾脆。」1983年2月，張申府為羅素文集寫了一篇序言《我對羅素的敬仰和了解》，最後一次表達了對羅素「高山仰止、景行行之」的崇敬之情。張申府曾經自豪地講：「在中國，一些西方最重要的新的理論與人物最先由我介紹。現在流行的好些名字和著作，是由我最先翻譯和解釋的。對於羅素受中國學界的注意，就更明顯了。這是我對中國的一個主要貢獻，也是我感覺最光榮的。上述的工作，像我在廣大民眾中撒播的種子。」同張申府同時進入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梁漱溟先生講：「張申府先生對西方的認識比我多得多。他親眼看過和讀過西方的東西，他的是第一手知識。」
「贊成我多的，我就幹，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我可以在黨外幫助幹!」
1921年7月，張申府在巴黎為《新青年》雜誌寫了一篇文章《說實話》，在一大召開前夕發表，其中講道：「吾以為很有組織一個『實話黨』的必要。這個黨要從心理上，從形成這種心理的人間關係上，毀掉不說實話的因緣。」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沒有叫「實話黨」，但張申府終生都在始終不渝地講實話，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決不屈從於任何權威。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共產黨內部立即大起風波，大多數黨員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反對直接加入國民黨。陳獨秀生氣地說：「這不叫國共合作，這是國共混合。」對此，布哈林在《真理報》上進行了嚴厲批評，陳獨秀只好屈從。因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只能無條件地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孫中山屢次向共產國際的代表說：「共產黨既然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1925年1月，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會議圍繞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張申府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理由是：馬克思在領導1848年德國革命時講過，共產黨原則上應當保持它的獨立性，不應當依附其他政黨；列寧領導俄國革命，首先主張俄國無產階級政黨不應當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應當有獨立的主張。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在理論上就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意見。當時蔡和森說他幼稚可笑，張申府怒不可遏，一氣之下表示要退黨。他走出會場，周恩來在大堂過道截住他，跟他說贊同他的觀點，但請求他不要脫黨，他不為所動。後來，張申府來到北京，李大釗、趙世炎都勸他不要脫黨，他還是不為所動。他說：「贊成我多的我就幹，贊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我可以在黨外幫助幹。」1980年4月28日，張申府回憶這段歷史後說：「我想我是一個寧折不彎的人。周恩來就不同，他是彎而不折。」陸定一在粉碎「四人幫」從監獄裡放出來之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談到，周恩來一直到遵義會議後才成為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此後他才明白了共產國際的錯誤。陳獨秀在談到辭去黨的總書記的原因時講：「共產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無論是周恩來，還是陳獨秀，在對待共產國際的問題上都沒有張申府覺悟得早，更沒有張申府那種義無反顧地反對共產國際決定的勇氣。
「誰叫我們是知識分子呢？知識分子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
張申府曾經是一個推動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風雲人物，他秉承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遺訓，在「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的時節，曾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大有「捨我其誰」的英雄氣概。1920年，陳獨秀、李大釗多次找在北大任教授的張申府討論在中國創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10月，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張國燾、張申府成為中共最早的3名黨員。1921年初，張申府到達巴黎，組建了中共旅法共產主義小組。他來歐洲時，陳獨秀已經讓他全權負責招收黨員。如果覺得某個人適合，他就寫信給陳獨秀介紹情況。周恩來入黨，就是憑張申府的一封信而已。1924年，張申府回國後，積極參加黨的活動，很快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上與黨內一些人政見不合，於1925年脫黨。當時，他已經看透了中共政策的弱點，認為在1927年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之前，中共的策略已經失敗。他想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尋找第三條拯救中國的出路，真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張申府講過：「我們知識分子為什麼這樣不能自已，一次又一次地捲入政治呢？可能是受1927年的失敗所懲罰吧。革命在這一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敗，但我們很快又積聚力量作出反擊。誰叫我們是知識分子呢？知識分子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中國讀書人歷來的責任。1927年我們雖然失敗，但我們知識分子仍然要尋找出路，我們不能夠什麼也不做。」1935年在一二·九運動中，張申府作為主要領導人，他與妻子劉清揚一同被捕入獄，被關了5個多月。他後來回憶被捕後遭遇時說：「那些日子對我來說真是艱苦。我今天仍然記得獄警兇惡地喊叫著我的名字：『張崧年!張崧年!』我對我的名字憎厭起來，釋放之後我就不再用這個名字，我只用張申府，一直到今天。」1936年5月7日，張申府才由馮玉祥將軍保釋而出獄。出獄後，他被開除了在清華大學已經做了5年的教授職位，理由是他在抗日救國活動中表現得太突出。清華大學政治系的兩名教授反對學校與張申府續約，說他是搞政治的，不是教哲學的，沒有履行好教學責任。張申府後來講過：「我坐過一次牢，失去過教授職位，但是我沒有後悔我的行為。如果我不是中國人的話，如果我不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孔子後人的話，如果我不是我的好朋友熟悉的張申府的話，我便會擺脫塵世事務。這樣，我或許會成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先生講：「如果張申府能夠研究學問，那麼在學術上的建樹恐怕會超過他的弟弟——著名哲學家張岱年。」
「沒有人可以破壞我的決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難之地。」
1936年夏天，張申府離開清華大學之後，全身心地投入組織救國會。到1937年，他是救國會在華北的重要領袖之一，也是當時「新啟蒙運動」的主要設計師和旗手，這個運動可以說是「五四」精神在抗戰中的再生。1938年5月25日，張申府在他新編的刊物《戰時文化》發刊詞中講：「文化可以是、而且應該是抗戰的有力武器。我們每個人都要超越現在，超越自我，為一個較高的理想而行動。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戰時哲學，一個具體的哲學、具體的教育政策，能促進科學的文化、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氣質。這是今天最迫切的任務。」1939年4月10日，張申府在《戰時文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新啟蒙運動和新生活運動》，與蔣介石倡導的對戰時領袖忠誠、順從的思想唱對臺戲，反對他搞個人獨裁。張申府1923年在莫斯科第一次見蔣介石時，便不喜歡他，於是用批判性的戰時哲學與他直接對陣。1942年5月7日，張申府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科學與民主》，其中講：「科學和民主都是客觀的東西，沒有客觀的精神，不但科學不能成立，民主也必不能實行。現在提倡科學，不應只注意其結果，尤其要注意其方法、其精神。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應該實行民主，實在已十分迫切。民主是實踐上的事，只有在實踐中學習乃最方便。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自在切實保障人民的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愛國、救國的自由。因此，要實行民主，爭取這種種自由，便是今日的最當務之急。」張申府高揚「五四」精神的大旗，向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衝鋒陷陣，使他的批判性哲學在抗戰時期大放光彩。尤其是他敢於在陪都重慶毫無顧忌地批評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他說：「中國現在屈辱到這個地步，危急成這樣局面，一個人如果對外不能禦敵，不能捍衛國土，沒有豐功偉績，對內能獨裁嗎？」張申府講：「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是羅素的信徒。沒有人可以破壞我的決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難之地。」
「我的忠誠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於是麻煩就發生了。」
1957年4月27日，張申府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發揚五四精神，放!》，大聲呼籲思想解放、百家爭鳴。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以章伯鈞、羅隆基為首極力提倡解放思想和放鬆政治的人，指責為最惡劣的右派。章伯鈞是張申府的老朋友，1957年的一天，在街上碰到張申府，邀請他加入了農工民主黨。1957年6月14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以毫不含糊的語言勸導知識分子做出補救行動，徹底摒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社論講：「一切維護社會主義的人，一切愛國主義者，一切願意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朋友們，必須同右派野心分子劃清界限。」同一天的《光明日報》在第二版刊登一則消息，報導農工民主黨開批鬥大會的情況，標題是《許多人批判章伯鈞的錯誤思想》，小標題則是《張申府持有異議認為章伯鈞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當社論示意知識分子應大力批判章羅同盟以自保時，張申府竟然沒有遵從。張申府在批鬥會上講：「章伯鈞的立場不夠百分之百堅定，但也夠百分之九十五堅定。關於章伯鈞所說的組織『政治設計院』的意見，還是值得考慮的。」1957年7月15日，章伯鈞和羅隆基兩人都作出自我辱罵的批判，張申府沒有參加這些出賣自己以取得救贖的行動，他把這些行動儘量拖延，最後他還是落得一個右派的下場。但張申府覺得心安理得，因為他說的是心裡話。不作違心之論，是他從「五四」時期開始待人接物的信條。1980年1月21日，張申府回憶說：「那時自由的春風好像在政治大地上吹蕩著，我參加了討論，因為我真正相信『五四』的精神、解放的精神最後在中國結出果子了，但我錯了，正是這令我遇到麻煩。當1957年6月每人都攻擊章伯鈞的時候，我替他說好話。我說他的政治改革的建議不是全部錯的，我甚至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站得穩。我又落水了，我被打為右派。」章伯鈞的愛人李健生曾經說過：「這就是張申府的性格。他對朋友是，無論你怎樣落難倒黴，他從不捨棄你。我永遠不會忘記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們在北海公園碰到了。我們已習慣人們避開我們，一見到我們便跑到對面的馬路。但張申府沒有這樣，他向著我們走來，跟伯鈞熱烈地握手，問候我們的健康。你永遠不能感覺到在那寒冷的日子裡，這態度使人覺得多麼溫暖。」對此，張申府講：「我太老實，太忠於朋友，我沒有想到自己。我的忠誠是不由我控制的，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於是麻煩就發生了。」「我自從18歲參加革命起，就忠實於我的信仰，機會主義者的壓力是不能使我改變的。」
「要責人，先責己；見責於人，要先自責。
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呼籲和平》的文章，其中講：「如果雙方都完全標明只為和平而戰，也許會師出更有名，也許會打得更起勁。如此，作戰的雙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這豈不更可證明：呼籲和平，要求恢復和平，有百是而無一非？可是當真雙方都要和平，那就應該立即停下來，而不該再打。」這篇文章受到了共產黨的嚴厲批判，《觀察》雜誌兩個月後也被國民政府查封，弄得張申府裡外不是人。同年11月15日，中國民主同盟開除了他的盟籍。同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刊登頭條報導《痛斥叛徒張申府等賣身投靠》，張申府從「人民公敵」上升為「賣國賊」。10天後，《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離婚啟事，標題是《張申府背叛民主為虎作倀，劉清揚嚴予指責》。張申府的政治地位從此一落千丈。新中國成立後，張申府一度沒有工作。後來章士釗對毛澤東講：「張申府也算是我們黨的老人了，他的工作應該安排一下。」毛澤東講：「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怎麼敢安排他呢。」原來張申府在北大當教授時，曾經幫助李大釗做一些圖書館的工作。毛澤東當時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有時候借書卡片登記錯了，張申府就讓他去重新登記。解放後，毛澤東講到此事時說：「張申府的老闆面色很難看。」後來，在周恩來的關懷和協調下，北京市市長彭真為張申府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一份工作。1936年彭真在北京做愛國學生時，認識了張申府，並對他產生了敬意。他勸張申府不要回到北大教書，那樣他的名譽會再次受到打擊。北京圖書館是一個低調的機構，在那裡張申府可以得到一個安身之所。張申府能夠終日與書為伴、擁書而坐，這正是他所喜歡的人生境界。晚年的張申府視榮辱為身外之物，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深得中國哲學的真諦。面對清苦的日子，張申府總是能夠淡然處之。有時候生活實在不能維持，就拿一些舊書報來賣錢。而每次買廢報紙的師傅拿走報紙後，他經常想起一些捨不得賣的，就追出去把報紙買回來。有一次他的女兒說要買塊手錶，他拿不出錢，又不願意讓女兒失望，就把自己的手錶給了女兒。1982年7月，他寫了《我的世界觀——漫談如何為人、怎樣對人？》一文，其中講：「由知己進而更知人。知如何對人，更知代人設想。要責人，先責己。見責於人，要先自責。」這位老人試圖總結自己的一生，同時告誡同時代的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對張申府這個淡出歷史的人，卻始終沒有忘記。1962年，周恩來在廣州一次會議上講：「我感謝張申府和劉清揚，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1985年7月10日，胡耀邦派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統戰部的同志給張申府送了一籃荔枝，以表揚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1986年7月2日，張申府以93歲高齡逝世，《人民日報》在公告中對他作了最後的定論：「著名愛國人士、我黨的老朋友。」
摘自：《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 作者：王貴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