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權力更廣大的是良心——讀埃裡克.方納《自由之路》
1838年9月4日，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美國黑人第一次嘗到了自由的滋味。
這是埃裡克.方納《自由之路》歷史敘事的開始，如同電影的開場鏡頭，如同張開風帆的呼吸，這一幕直抵讀者靈魂柔軟的腹地，——當「自由的滋味」定格在一個日子，當小人物的境遇定格在歷史的大框架中，那種難以言喻的狂喜，載著歷史的凝重，讀之有點令人淚目的衝動。
自由的滋味，自由的珍貴，不自由的人，未曾經歷過不自由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自由之路》，是一本關於逃奴的書，它圍繞19世紀上半葉廢奴主義者的活動與奴隸的自身反抗，講述了逃奴和紐約城「地下鐵路」的歷史。
「地下鐵路」是指幫助逃奴的廢奴組織和個人形成的網絡，當時紐約主要的廢奴組織是警戒會和反奴隸制協會。
「地下鐵路」為幫助逃奴付出了很多，也承擔了很大風險。有人因為被控幫助奴隸出逃而陷入獄中，也有人因為幫助逃奴被法院判處高額罰金，因無力償還而被賣為奴隸。
當時的《全國反奴隸制標準報》記者麥金在給朋友的信中曾說，他相信會有那麼一天，奴隸制壽終正寢時，那些令人崇敬的英勇作為，那些高尚的自我犧牲，那些堅韌不拔的受苦殉道，後世來者會為之歌，為之哭……誠如他所言，這些故事令每一個讀到的人為之動容。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說：好的歷史學家，既是「講故事」的高手，也能象社會調查記者那樣，窮盡多元視角。埃裡克.方納這部作品，再次證明他無愧於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之稱號。揭開這部秘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大時代的傷口，更能看到諸多小人物穿越歷史夜空的人性光輝和勇氣擔當。
《自由之路》是一個時代的豐功簿，裡程碑，足以喚起每一個美國人的自豪之情。然而書寫歷史並不僅僅為了銘記，歷史留給後人更多的是沉思。
是誰解放了奴隸？歷史似乎把這面錦旗交到了林肯手裡。但事實上林肯並不是廢奴主義者，1861年3月4日，他在就職演說中還重申了憲法中規定的歸還逃奴義務，廢奴主義者道格拉斯甚至認為，在逃奴問題上，林肯的道德水準和奴隸主無異。
誠然是林肯發動了內戰，但內戰開始的目標並不是廢除奴隸制，而是恢復聯邦統一。內戰開始後，很多奴隸奔向聯邦軍隊尋求庇護，卻被林肯政府返還或關進了監獄。內戰開始三個月後返還的逃奴，比布坎南總統整個任期返還的還多，華盛頓的監獄也塞滿了逃奴。
林肯最終發布《解放宣言》，宣布叛亂邦聯州土地上的奴隸全部獲得自由，其實也是一項戰略措施。這樣的宣言，九十年前英據期間，北美殖民地上，鄧莫爾伯爵就發布過。當然，林肯此舉仍然意義非凡，它不僅意味著他個人奴隸制立場的轉變，它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內戰性質。
是誰解放了奴隸？很多歷史學家把美國人與奴隸制鬥爭的歷史，描繪成富有人道精神的白人拯救黑人的徵程。但在埃裡克.方納看來，不是黑人自己向著自由奔跑，這一天不會那麼快來到。他說，是這些軍營中的黑奴把奴隸制未來的問題推到了政府面前。
而今捧讀《自由之路》，相比是誰解放了奴隸，更引人注意的問題似乎是：是什麼解放了奴隸。
反觀「地下鐵路」不難看出，如果沒有警戒會的努力，不會有那麼多奴隸成功逃出；沒有那麼多奴隸成功逃出，就不會有更多的奴隸想逃的心受到鼓勵；不是警戒會把他們的悲慘境遇公之於眾，也不會喚起整個社會那麼多人對奴隸境遇的同情。為了防止奴隸被拐賣，為了幫助逃奴逃脫奴隸主的追捕，警戒會成員常常登上船隻尋找逃奴，碼頭黑人只要發現逃奴也會立即傳報信息，幫他們取得聯繫。
若沒有反奴隸制協會的努力和堅持，奴隸們也許也能得到自由，卻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因為他們可能免不了被移民的命運，而不是在美國實現平等，尤其是與白人間種族上的平等。在那個奴隸不被當作人、而是被當作牲口可以隨意買賣、處置和鞭打欺凌的時代，反奴隸制協會首先身體力行給了黑人真正的、事實上的平等，他們接納黑人入會，他們與黑人一起出席活動，一起演講，一起在刊物上發表文章。
是什麼解放了奴隸？毋庸置疑，是愛，他們用愛喚醒了奴隸，也用愛喚醒了國家的良知。
而今在美國，從當初觀念上理想的訴求，到重建時期獲得法律上的保障，平等早已在事實上得到了實現，——2008，歐巴馬成為美國總統，就是個有力的證明，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任黑人總統。他的當選，是廢除奴隸製成功的一枚勳章，也是他對黑人與白人同樣傑出、同樣優秀的有力證明。他的當選也反過來證明，種族平等的觀念，在這個國度的確已經深入人心。
奴隸是怎樣被解放的呢？——知識是「由奴役通往自由的路徑」。這是本文開頭，也是埃裡克.方納這本書敘事開始時，提到的那個「19世紀最有名的美國黑人」的感悟，這個黑人名叫弗雷德理克.貝利，當初為了追求自由，他偷偷學會了讀寫。他後來加入了廢奴組織，寫了回憶錄，用他的經歷，將奴隸悲慘的非人遭遇公知。知識，文字，也正是廢奴組織改變世界的工具。
這本書的第184頁，有這樣的描述：這次事件甚至沒能在公共輿論中激起一點兒小水花，《全國反奴隸制標準報》說，這讓人對「這座偉大城市的民情」十分失望。
這段話的背景，是一個逃奴被引渡，也就是說，在法律的允下公然被奴隸主抓走，而輿論對此表現得相當冷漠。
託爾斯泰說：「人們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饑荒，不是火災，也不止是那些作惡者，而在於他們各自為生。」沒有一滴雨會認為自己造成了洪災，但當冷漠成為一種普遍的民情，每個人都是惡勢力的幫兇。
廢奴主義者所做的，就是要改變這「民情」，如同魯迅先生當時說的：醫治靈魂。他們創辦刊物，舉辦集會，發表演講，從「令人失望的民情」，到廢奴運動的成功，媒體發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這對我們今天，這個自媒體蓬勃發展、冷漠之風正成為一種「民情」的今天，如何發揮文字的力量和媒體的功能，值得每個人借鑑和反省。
「有奴隸制的地方，就有逃跑的奴隸。」埃裡克.方納說。有逃奴的地方，就有追捕逃奴的故事，就有逃奴案。在法律人眼裡，《自由之路》更象一本案例集，同樣的案情，在不同的法官手裡，在同樣的法律——《逃奴條例》下，做出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處理，有人因此名垂千古，有人因之臭名昭著。
法的精神背後是人的精神，即便是「惡法亦法」的時代，好的執法者依然能夠在判決中閃現人性的光輝，並倡揚一種進步的時代精神。法律人為什麼要讀歷史，為什麼要讀《自由之路》？我想答案就在這裡：歷史留下的不僅僅是故事，比故事更多的是沉思，是啟迪。
比權力更廣大的是良心，——打開奴隸制枷鎖的是權力，而鑄成這把鑰匙的，是良心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