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天之內看完了兩部《七號房的禮物》，一是2013年的韓國原版，另一個是2019年的土耳其翻拍版。說實話，兩部電影其實各有千秋，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喜歡土耳其版。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我看翻拍版在先，先入為主導致的？無論是與不是，我先簡單地聊一聊我的觀感。
無疑，《七號房的禮物》是個煽情、感人的故事，在這裡，煽情並不是一個貶義詞。看土耳其版的時候，我幾乎從電影一開始就哭了，也許是我淚點比較低吧，於是我便這麼邊看邊哭到了結尾。之後看原版便哭得少了，一方面是因為韓國版加入了許多喜劇元素，另一方面也許是刺激閾值提高了。
當我們談論翻拍和改編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大家一定忘不了被類似於《深夜食堂》《求婚大作戰》等內地翻拍的電視劇支配的恐懼。就拿《求婚大作戰》來說，在日本有著深厚群眾基礎的棒球運動能這麼簡單粗暴地移植到中國嗎？顯然不能。翻拍的要義正是在於本土化。而我認為土耳其版《七號房的禮物》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首先在死去女孩父親的身份上兩部電影就有很大的不同。韓國版的父親是警察局長，而土耳其版是則是軍隊中校，兩個父親都是相當有權勢的人。然而無論是標榜民主的韓國還是相對集權的土耳其，權勢都能主宰一切，權勢能夠讓一個無辜的人含冤入獄，而弱者（尤其是像主角這樣的有智力缺陷的人）求告無門。在這一點上民主社會和集權社會其實沒有區別。對比兩版的主要角色，我們會發現除了父親獄友有很大不同外，還有就是每個版本獨有的角色，在韓國版中是為父親辯護的律師（戲份雖然不多但是對劇情有推動作用），土耳其版則是憲兵隊的隊長和祖母，這些角色都是為了使故事豐富、合理而存在的。所以說，翻拍不是照抄，改編不是瞎編。
而我認為土耳其改編版最大的亮點在於電影中的宗教元素。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伊斯蘭教雖不是國教但卻是主要宗教佔其人口的83%。在很多篤信宗教的人眼裡，無神論者是不可信的，他們會想，如果沒有上帝/真主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你的道德標準從何而來？韓國版中，父親告訴女兒，「這裡是監獄他們都是壞人」，而土耳其版中當女兒問父親的獄友「生了什麼病」而被告知生的是「騙人之後把他們的東西拿走」的病後，父親說，這是罪，這是罪。土耳其的翻拍把原版的父親被執行死刑改成了happy ending，而這種移花接木的救人方法在韓國社會顯然是行不通的，正是在土耳其才有合理性。幫助這對父女團聚的關鍵人物——約瑟夫·阿加，父親的獄友之一，他獨來獨往沉默寡言，平時總是盯著牆上的一塊斑點，電影中至少有兩三處鏡頭先是從遠處向前推聚焦在斑點上，然後利用相同物體轉場到曠野中樹的畫面，而後我們才知道，這個斑點的形狀酷似他埋葬女兒的那棵樹。使他做出轉變的不僅僅是因為他被這對父女深厚的感情和悲慘的命運打動，更是因為另一位獄友哈菲茲的直接啟發。他常常因為想到死後也不能同女兒在天堂相見而萬念俱灰，然而哈菲茲告訴他，盯著一塊斑點永遠不能釋懷，唯有行動起來請求真主寬恕才可以。在最後的閃回中，阿加被執行死刑的那一組鏡頭拍出了宗教的肅穆聖潔，鏡頭先是仰拍阿加被套上絞繩，接著第二個鏡頭以他踢倒凳子的動作開始向上搖，落幅則是黑暗夜空中的一束光，再接著是觀刑者的反應鏡頭，最後則是從絞刑架高處的俯拍鏡頭，仿佛真主居高臨下注視著這一切的發生。宗教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元素，而是土耳其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翻拍唯有合理才能共情，土耳其版做到了。
我一直在想，電影裡的故事永遠不是最殘酷的也不是最溫暖的，藝術來源於生活，現實才是最極端的。在看七號房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能夠感受到一些不真實或者套路的成分，然而，故事雖是虛構可電影傳達的感情不是。現實裡這樣的父女深情以及來自他人的溫情也有很多，電影所揭露的社會不公更是一直存在著。所以我覺得煽情不是一個貶義詞，電影打動了我，更啟發了我，讓我得以反思我和身邊人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