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袁長燕，1948年出生。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77級。出版利用外資專著1本、譯書6本，發表譯文、短文200餘篇。上海翻譯家協會會員，上海市閔行區作家協會會員。原題
盤點「籤名書」
作者：袁長燕
春節期間，我把書櫥頂層的「籤名書」整理了一番。翻看著或龍飛鳳舞或工工整整的各式籤名，追憶起「贈書-受書」的實時場景，不由得心潮澎湃，激情難抑。盤點林林總總的「籤名書」，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大板塊：第一板塊是恩師們的名譯，飽含著老師對學生的深切關懷，體現出前賢於後學的全力提掖。耄耋之年的孫法理教授系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是中國著名翻譯家、國學大師吳宓的弟子，著作等身，在大學裡傳授英語講讀、文學翻譯、戲劇、莎士比亞等課。我收受過他兩本鴻篇。第一本是2008年5月1日，我在參加西南師範學院（現西南大學）外文系77、78級進校30周年紀念會活動時，孫先生贈送我當年剛出版的新書《朗寧回憶錄——從義和團到人民共和國》。它講述了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朗寧（Chester Ronning）先生的傳奇人生及與中國的不解之緣。他同加拿大總理皮爾遜、特魯多，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鄧小平、董必武、黃華、喬冠華等以及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陳立夫都有交往和密切的接觸。該書中文版首發式在重慶舉行。隨送的照片上，有加拿大駐重慶領事、傳主的女兒女婿和外孫、譯者，以及美國普立茲獎委員會主席在場，孫先生在照片背面寫有詳細說明，令人倍感珍惜。第二本逸品的贈與過程雖時近5年，卻記憶猶新。那是2016年4月，參加完母校成立100周年的活動後，班上十來位同窗相約去孫先生府上探望他。那年他虛歲90，精神矍鑠，見久別的弟子登門，欣喜異常。在寒暄中，我們得知恩師動了白內障手術，但依舊藉助放大鏡筆耕不輟，頓生敬意。聽完各人的匯報，孫先生感慨萬分：「我的教書生涯中，你們這批學生（77級）是我最舒心、最滿意的。現在你們幹得很好。不管是翻譯還是寫作，你們都超越了當年所學文學和語言的範圍，進入到政治、法律、經濟、醫學等領域，這是歷屆學生未曾有過的現象。希望你們再接再厲，更進一籌。」說完，他站起身，從書櫥裡取出他的譯作，送每人一本，「童叟無欺」。我得到的，是譯林出版社「經典譯林叢書」中美國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熱愛生命》《海狼》合訂本。他給大伙兒籤名時，謙遜地冠以「老友」的稱呼還稱「哂讀」，此說折煞門生，吾等感銘斯切。在依依惜別的話語聲中，我們祝福恩師好好保重身體，期頤之年重逢。我保存的另兩本傑作，是基礎課兼班主任的劉文哲老師送的。劉老師1993年晉升為教授，曾任四川外文學會副會長、重慶市翻譯學會會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大學裡設班主任，看似黑色幽默，其實不然。假如不是劉老師事必躬親、巨細靡遺的奔波和指點，許多事務性雜事會佔用我們這些「大齡新生」大量寶貴的時間。那兩本書，一本是他翻譯著名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苦行記》，另一本是他譯校的《不顧一切》，是我畢業後去重慶公幹間隙返校，劉老師當面相贈的。惜乎當時我還沒出書，無以回贈。劉老師英年早逝，我虧欠的那份人情，此生再難償還。嗚呼！第二板塊是著名作家、翻譯家、編輯們的佳作，凝聚著智者深邃的思索，呈露了人間煙火的千姿百態。先講講譯界大咖、我加入上海翻譯家協會時兩位介紹人之一的草嬰先生贈送我兩本經典譯書的故事吧。那是1995年年中，在市譯協會上，我與草嬰先生聊起，我將於8月份作為閔行區經貿代表團的翻譯兼業務主管，隨時任市長徐匡迪率領的上海市代表團，參加紀念上海與舊金山結為友好城市15周年的「上海周」活動。草嬰先生問我能不能給他在舊金山的女兒盛姍姍帶點東西，我滿口答應。7月10日，我如約來到草嬰先生嶽陽路的府上。草嬰先生和師母盛天民熱情讓座、泡茶。閒談幾句後，他們拿出一口頗有年頭、油漆斑駁的小木箱，裡面放著一些女性用的小物件。兩老解釋說，那些都是姍姍小時候用過的東西，帶給她，以撫慰她的思鄉之愁。夫婦倆對愛女的殷殷關切之情溢於言表。臨別前，草嬰先生從書櫥裡取出《安娜·卡列尼娜》精裝版、《復活》最新版各一本，在扉頁上題字「長燕同志留念」，籤名蓋章饋贈。我捧書在手，連連稱謝，收下值得終身珍藏的神品，更牢記草嬰先生對譯界後輩的諄諄囑託。在閔行區文聯、《四季雜誌》編輯部、閔行區作協舉辦的「見證——改革開放40周年文學作品徵文」活動中，拙文《相依相伴四十載》僥倖獲得二等獎。在頒獎會上，主辦方慮事周詳，有意安排我坐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國家一級作家，時任閔行區作家協會會長彭瑞高先生旁邊，方便我就近請教。彭先生在同我個別交談時問道：「你經常在《人文梅隴雜誌》上發稿嗎？」（當期恰好我倆皆有短文）。我回答說：「不算經常。有過幾篇吧。」 作為徵文終審評委之一，他就我的即興發言，推心置腹、語重心長地講了個人的看法：「你從翻譯轉向寫作，有一個漸變和適應的過程。不要急於求成，慢慢來。一是從小事、身邊的事、熟悉的事寫起，二是務必真實，儘可能提高立意，三是契合時代的節拍。假以時日，你一定會越寫越好的。」言畢，他拿起會場上他的新作《昨夜布穀》，在首頁上簽名贈我。對他的指點和饋送，我再三致謝。
上世紀80年代末，作家張士敏跟著名勞動模範楊懷遠的侵害名譽權官司在上海灘鬧得沸沸揚揚，眾說紛紜。我與張本屬參商，各循其軌，同案件更沒關聯，想不到一面之緣，竟收到他兩本籤名書。那是1995年4月，他受朋友之託，經人介紹找我了解外商直接投資的有關事宜。當時拙作《外商投資申辦手續指南》正處於校印階段，同年6月出版。我詳細解釋了他意欲了解行業涉及的法律、政策和具體操辦程序，他非常滿意。不久，他託人送來那場官司提及的作品《榮譽的十字架》。1年多後，我突然收到他寄來的作品《人蛇皇后》，隨附便條一張，但未見面。我回寄拙作。此後兩人失聯，聽說他旅居紐約法拉盛。
周克希是著名法語文學翻譯家，上海譯文出版社編審。他精於法國文學翻譯，其譯筆準確傳神，清新雅致，舉重若輕，為讀者、評論家所推崇。代表性譯作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三劍客》以及普魯斯特系列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第一部、第二部等。那年上海翻譯家協會假座長寧區圖書館，請周老師作法語文學翻譯講座，聽者甚眾。在互動階段，我起身提問：「周老師，我也是譯協會員。在翻譯中，碰到『回譯』（即中文譯成外文後，又在另一場合譯回中文）原文的難題，請問您如何解決？」我的提問絕非空穴來風。我在翻譯The Art of The Advantage:36 Strategies to Seize The Competitive Edge（中文書名《決勝商界三十六計》）一書時，碰到作者援引毛主席《論遊擊戰》中的一段話，中文原文在上海遍尋無著後，便求助大學同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李春放研究員。他到國家圖書館特藏閱覽室查到了那本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初版的朱德和毛澤東合著的小冊子，抄錄下那段原文，幫我解了難題。該書其他的「回譯」，即把原版書裡英文的中文人名、地名、句子等再原封不動回譯過來時，讓不喑歷史的我還是栽了跟鬥。書中 Liu Xun、Yao Li、Ye、 HeNuobi 那幾個人名、地名，我絞盡腦汁，查遍了能夠找到的史地書，依然一無所獲，於是只好音譯成「劉迅」、「姚利」、「葉（城）」和「忽努比」。交稿時，我把那幾處的譯法專門向責編作了交代，提請她注意。責編告訴我，該社有個文史組，碰到類似「疑難雜症」，就請組裡幾位「老法師」會診。成書後，我看到那幾個詞被改成「劉勳」、「要離」、「鄴（城）」和「賀若弼」，方才恍然大悟。真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周老師沉思一下，回答說：「這個棘手問題，恐怕是翻譯工作者難以迴避的，我也碰到過。我想，可以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竭盡全力查找資料，包括書面的或從網絡搜索；二是請教同行或專業人士，請他們提供線索，自己再去搜尋；三是設法跟原著的出版社，最好是跟作者取得聯繫，請他（她）提供出處。實在因為原作滅失或毀損，那譯者必須根據原作類似書籍的風格，儘自己最大的努力，譯出最接近的文字。總之，要窮盡心力，儘量不給讀者留下遺憾。」說完那些話，周老師取過講臺上自己的譯作《小王子》，籤名於扉頁，讓助手送達我的座位。我起立遙向作揖，以示謝意。2016年年底，閔行區作協邀請剛退休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文藝出版社編審修曉林來會，就其新作《文學的生命——我和我的作家朋友》，與部分區作協會員座談寫作體會，同時贈送每人一本書，且在扉頁上簽收受人姓名，鈐上私章。他以「真誠、細緻、專業」的職業操守，八方組稿，精心編輯，結識了神州大地上諸多著名和非著名的作家，為華夏文學園地留下了多部流傳於世的佳作。在他那本洋洋55萬字，記錄著91位作家的新書裡，我意外地發現了一位熟人的名字，他，就是提高我寫作水平的「引路者」——宋海年老師。我同宋老師的交往，始於2009年末。他在任《閔行報》副刊編輯時，採用了拙文《錯譯的反思》，系講述我的處女譯作《包玉剛傳》中，把香港的King’s Road錯譯成「國王大道」（應為「英皇道」）的經過。該小文後來收入《閔行文學史》（散文卷）和上海翻譯家協會成立30周年徵文集《譯路同行》。此後，他經常約我，暢談自己的創作體會，並在評論我拙文時，肯定我的長處，點出我的不足，指引我的前路。他還「搬動」有30多年小小說寫作經驗和成果的好友梁剛，請他就小小說的選題、構思、落筆、投稿等諸多要素，對我進行具體而細緻的輔導。在梁老師的點撥下，我這隻「菜鳥」有幸在全球華人網絡文學平臺「榕書」（原名「榕樹下」）上，發表了5篇小小說。拱手拜謝兩位老師。遺憾的是，雖然相識10年有餘，我手頭卻沒保有宋老師的籤名書。第三板塊是同學們的作品，無論是著述，抑或是譯作，折射的是濃濃的同窗情，展示的是學業的成就感。《新民晚報》資深編輯、作家、畫家戴逸如先生在該報開闢了「牛博士對馬妞」的專欄，每周發表一篇「散文＋漫畫」的專作，文字言簡意賅、妙趣橫生，畫面線條流暢、意蘊深邃，博得讀者贊聲連連。我算是「追隨者」之一。始料未及的是，我竟然同他「攀上了」同學關係。那是1995年8月，拙文《中世紀旅舍小憩》在他任編輯的版面上發表後，我意外收到他的便條，問我是不是在大吉路小學讀過書。我很詫異，心想，他怎麼會知道的？他又來信解釋，是同級的大隊長趙全國告訴他的。趙是江西回滬知青，經常在晚報上發表短文。確認了那一層關係後，逸如兄寄來上乘之作《天·人·書》（由104歲老人朱屺瞻題字）。儘管如此，對我的自發稿，他與其他人來稿一視同仁，嚴格把關，精心編輯，能用就留，不行則舍，絕無一絲一毫的私弊，從不因同學關係而網開一面。我倆那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隔空交往，一直持續到2004年，即進小學差1年就滿50年時，才得以當面相見。那年暑假，我在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行將畢業的外甥女，託我幫她在任何報社找一個實習的機會，我立即想到逸如兄。接到我電話後，他約我某日去報社面談。說實話，若非事先約定，而是在馬路上邂逅，我肯定認不出他了。他問了我外甥女一些問題，爽快地介紹她與《校園內外》專版編輯相識並在那裡實習。多賴逸如兄引薦，外甥女在專版上發表了5篇短文，順利完成了實習任務，收穫頗豐。此後，我又收到逸如兄第二本佳構《左思右想》。退休後，我倆各過各的日子，漸次斷了通問。出乎意外，拙文《樂當「啄木鳥」》在晚報2014年9月28日「星期天夜光杯」專版上刊出後，當天晚上，逸如兄就打來電話，祝賀我文章發表，希望我再接再厲，多多撰寫。此舉說明他時刻關注著「發小」的寫作動向，那份濃濃的情意令我難以忘懷。大學同學中，送書給我最多的，非謝顯寧老弟莫屬。上學前，他是農家子弟，在家鄉務農為生。他不甘心虛度時光，在無書可讀的年代，竟然在繁忙的農耕之餘，硬生生把幾萬字的《英漢小字典》一字不漏背下來了，進校後被同學們譽為walking dictionary（行走的詞典）。他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如饑似渴地吸收知識，並付諸於行動。畢業後，他與同好們趁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翻譯了許多作品。起先，他的譯作偏向於國外的暢銷書，如他送給我的《大拍賣》《三角諜戰》之類。漸漸的，他意識到必須讓自己的業務水平更上一層樓。在朋友的指引下，他參與了《現代社會與人名著譯叢》的翻譯。這就有了我手中的《論人的天性》（曾榮獲1988年全國優秀圖書評選「金鑰匙」獎），以及羅素的《婚姻與道德》（1988年第1版，2021年再版）。顯寧性格豪爽，落落大方，樂於助人。雖然我是班上第一個在校期間發表譯文的，但是譯書，我比他晚了整整10年。獲悉我的處女譯作The First Sea Lord(中文書名《包玉剛傳》)譯畢，但還沒找到出版社時，他馬上伸出援手，與自己熟悉的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戴正越編輯聯繫，極力向他推薦我的譯作。在他牽線下，我同戴編輯掛上了鉤，多次信函往返，商量該書的出版。經過一番運作，拙譯於1992年9月面世。尤其感人的是，顯寧會慷慨到把作品悉數贈友，自己片紙不留。那天我在朋友圈裡看到他求援，問誰手中還握有他《論人的天性》一書，他有急用。我立馬快遞給他，一是讓他過一把「禮品回收商」的癮，二來算是對他當年成人之美的報答。第四板塊的籤名書很難歸併，姑且稱為「雜類」吧。究其原因，有些書不是作者相贈的，另一些的到手過程有點奇特。思來想去，不如按時間順序，擷取幾則獲取籤名書時發生的趣事，博讀者一樂。2000年下半年，我在區圖書館借到《特別諜案》一書。那是一部並非虛構的長篇小說，它描寫在共和國誕生前的兩年多裡，中共「呂出情報小組」以「神秘電波」刺破大西北陰霾的天空，力剜胡宗南心臟，重鎖馬步芳咽喉！然而，無名功臣們在建國後不期然蒙受長達半個世紀、難以想像的不白之冤，令人扼腕嘆息。我幾乎是噙著熱淚，一口氣讀完該書的。掩卷之餘，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一定要向那些在最危險的環境裡，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甘心「潛伏」的無名英雄們表達我最真誠的敬意，並獲得他們籤名的書。說幹就幹。通過版權頁上出版社的電話，我找到了責任編輯，並在他幫助下，與作者冷夢女士聯繫上了。我同她交流了自己的想法，拜託她代我去看望、問候健在的主人公，請他們給我寄一本籤名書。她給了我其中一位徐學章的地址，我寫了封信給他。心誠則靈。當年年底，由倖存的呂出、徐學章兩位老人籤名、鈐章的書，寄達了寒舍。他們在內頁裡親筆寫下「樹根攔，巖石阻，溪水依然潺潺流」這樣振聾發聵的警言。另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在他們贈送的那本書第126頁第5行，原書「劉堪的29軍被彭德懷裝進了瓦子街的口袋中」那句話，被人用黑鋼筆劃了一條橫槓。仔細察看，墨色的濃淡、筆跡的粗細，同前面籤名的鋼筆如出一轍，推斷是兩位老人之一划掉的。我分析，應該是他們覺得那句話與事實不符或有所誇大，畢竟在第一線搞情報麼。該章節中王冠洲被俘後的回憶，以及他於1995年底同呂、徐兩位老英雄會面後的照片，均收錄在書裡，足以佐證。向堅持實事求是、可敬可佩的老英雄們致敬！日曆翻到了2003年。也是在區圖書館，我借到《20世紀大揭秘》一書，編著者名楊政。無巧不成書。第二天晚上，我偶然調到重慶電視臺，看到正在播放重慶師範大學楊政老師講解世界形勢的節目。他在節目中提及自己曾是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77級學生。楊政？同名同姓？我同級不同系的校友？急性子的我按捺不住好奇心，當即給重慶電視臺寫信，請他們幫我聯繫楊政，並附了我的電話。幾天後，我接到來自重慶的陌生號碼電話，一聽，正是楊政本人。我的猜測全部得到證實。他也覺得好生奇怪，簡直不可思議。他同我雖然素不相識，但他認識外文系我的幾位同班同學。聊了一會後，他向我要了地址，說把那本書寄給我。收到書後，我見他稱呼我為「學兄」。這固然是他的謙辭，卻符合事實，畢竟我這個老三屆高中畢業生，相對於他確實是大哥了。我回寄拙譯《包玉剛傳》，一段奇緣由此畫上了句號。20世紀80年代，張毅是臺灣「新電影運動」中的新銳導演，所導演的《玉卿嫂》《我這樣過了一生》《我的愛》等片屢獲大獎；楊惠姍則是當時人稱「魔鬼身材、天使臉蛋」的華美巨星，拍過124部電影，連續3年榮獲金馬、亞太影后獎。照道理，我的工作與他們的事業，本是兩條平行線，互不相交。後來的熟識，起因是相會於人生事業頂峰的這對伉儷，毅然決然嘗試從零開始，胸懷傳承中國琉璃的大願，創辦琉璃工房，站穩中國現代琉璃藝術開拓者的位置，引發了我的敬佩。他倆創辦的上海琉璃工房琉璃藝術品有限公司是1996年11月7日，在閔行區七寶鎮華中路登記註冊的。他們指定公司劉會計辦理的事務涉及方方面面，有不少事項（如燒制關乎消防，工藝品觸及文化管理，等等）需要相關部門的特別審批。在申辦手續時，恰逢我在區便民服務中心外資窗口值班。我看好他們弘揚中華文化的信念和行動，除在本職工作範圍內盡力支持外，偶爾應約陪劉會計到同一大樓內個別部門聯絡、解釋，讓企業儘快投產。十來年間，我有幾次在該公司的年會上欣賞到各車間、各科室編排的表演，接受楊、張伉儷禮節性敬酒，交往無深。一直到2004年春節前的公司聚會上，他們兩位走到特邀嘉賓席桌，笑眯眯地對我說，知道你愛讀書，給你備了一份「特殊的禮品」。哇！原來是出版人兼作家符芝瑛在兩岸數地考察、訪談後撰寫的《今生相隨——楊惠姍、張毅與琉璃工房》一書，上面有張先生流暢、瀟灑「中國琉璃的事，一輩子不改變」的題詞。我接過書，連聲道謝，祝願他們的事業興旺發達。其後，我委託劉會計轉交拙譯《職場溝通藝術》，以示回謝。2005年，有一本書紅遍中國，截至當年4月已經第6次印刷，印數達102萬冊。它就是著名的國際投資銀行家和公司戰略家，作家、編輯、學者、科學家、私人投資者和慈善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博士（Robert Lawrence Kuhn）撰寫的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當年的上海書展開幕前，報紙上預先公告了庫恩博士「庫恩看中國」主題演講暨籤售活動的時間、地點。如此重要的活動，我當然不願錯失良機。在會場上，我仔細聆聽了庫恩博士講述自己寫作該書的過程和體會，以及他對中國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讚譽。拿著剛買的書，在排隊等候他籤名的當口，我突發奇想，決定來次「創新」。我在小紙條上寫下自己名字的漢語拼音，輪到我時，我用英語輕聲對他說：「Dr. Kuhn, I quite appreciate your great speech. Please write my name on the book. Thank you.」(「庫克博士，我非常欣賞您的演講。請您在書上籤我全名。謝謝。」)，隨手遞上小紙條。他似乎怔了一下，但迅即反應過來，提筆在書上寫下To: Mr. Yuan Changyan, Best Wishes, Robert Lawrence Kuhn (贈: 袁長燕先生，最美好的祝福，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我「得寸進尺」，又請他在主題演講入場券背後他的簡歷那一面籤名，他照辦了。道謝後，我捧書離場時，聽見兩名小青年在嘀咕：「老爺子這招夠絕，好像他是庫恩博士老朋友似的。」聞聽此言，我暗自竊笑：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誰讓你們想不到的！ 倘若問我對籤名書的「收集」（運氣使然，絕非刻意）還有什麼遺憾，那就是，葉永烈老師那本擦肩而過的《歷史的註腳》籤名書。十幾年前，我在區圖書館借到葉老師的大作《歷史的註腳》（第1版），在閱讀時，發現書中有上海提籃橋監獄和青海省監獄分別出口勞保手套和五金工具的描寫。當時我已搞了十幾年招商引資、審批外資企業的工作，出訪過許多國家，出版過《外商投資申辦手續指南》的專著，對法律政策瞭然於胸，知道那種說法是違反中國法律和有關國際公約的。我就上述情況寫了封信，通過上海市作家協會轉交他，建議他去諮詢市外經貿委和市司法局。一個多月後的一天中午，辦公室電話鈴聲響起，我拎起話筒，聽到裡面講：「我是葉永烈，找袁長燕」，我回答：「葉老師，我就是。」他說：「我已問過你信裡提到的兩家主管機關，你的說法是對的。如果那本書再版，我會把那幾段話去掉的。」我「受寵若驚」地說：「謝謝葉老師看得起我。如果再版，請一定記得送我一本籤名的書啊。我的地址信上有。」他答應了。興許是「貴人多忘事」，他太忙了，無暇他顧。時至今日，我沒收到那本書。感到欣慰的是，2014年再版的《歷史的註腳》，那幾段話確實不見了。葉老師不愧是言而有信的大丈夫。如今，斯人已逝，再想得到籤名書，實屬奢望。唯有找尋他的大作，能讀盡讀，藉以紀念我們的通話，告慰他的在天之靈。與此同時，我還得制定一份讀書計劃，把所有的籤名書再細讀一遍，既不負贈書人的一腔熱情，亦不枉受書漢的一片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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