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動物保護協會駐中國首席代表趙中華）
動物福利是指滿足動物的基本生理、心理、自然需要，科學合理地對待動物，減少不必要的痛苦。動物福利不是把動物的需求置於人類的需求之上，讓其享有與人類相近的福利。動物福利主張的是人與動物和諧共存，即在人類利用和動物需求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
動物福利水平可以從五個維度來衡量，即動物不受饑渴和營養不良的困擾、動物免受環境不適的痛苦、動物不受疾病和傷痛的折磨、動物免於恐懼和悲傷、動物有適當條件自由表達天性。
談到動物福利時，容易進入兩個誤區。一是將動物福利和動物權利混為一談。二是覺得動物福利與人的福利相衝突，即「人的福利還沒有實現，先不用考慮動物福利」。其實這都是對於動物福利基本理念的誤解。
動物福利和動物權利存在本質的區別。動物權利反對任何形式的動物利用，大多奉行素食主義，不穿戴皮質衣物和飾品，不使用任何含有動物原料的產品或利用動物實驗的化妝品等。而動物福利不反對合理地利用動物，但主張在利用的過程中減少動物不必要的痛苦。
動物福利與人的福利並不衝突。「福利」一詞在不同語境中指代的意思不同。人的福利通常用於指代基本需求之外的額外的好處和利益；而在動物福利的概念中，如前文所述，動物的福利是指滿足動物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非提供額外的享受。二者指代不同，因此並不衝突。保障動物的福利不僅不會影響人的福利，還會極大地促進人類福祉。
一些人以為動物福利是最近才從西方國家引進來的。其實動物福利的理念根植於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動物福利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論語述而》中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即不用多鉤漁具釣魚，不射殺夜宿的鳥。孔子還將對待動物的態度納入「仁」的教化之中，用以修煉、提高學生的道德操守，並從中檢驗學生的德行高尚與否、寬厚與否。孔子的做法，和現代社會通過動物福利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同理心和尊重生命的意識高度一致。
《孟子·公孫丑上》裡面所說的「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體現了對動物遭受屠殺之前的恐懼、以及被殺戮時的痛苦的「惻隱之心」。孟子描述的這種源於善良的「惻隱之心」，正是今天推動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展人道養殖、人道屠宰的動力。
在《莊子·秋水》中，莊子借海神之口勸誡人們要依照動物的天性來馴養動物，而不要採用「落馬首（在馬頭上套籠子），穿牛鼻（用繩子穿過牛鼻子）」等不人道的做法來控制動物。
唐代詩人白居易在《鳥》這首詩裡寫道：「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 這首詩充分反映了植根於中國民間的善待動物的文化。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善待生命與動物福利也再次被提出。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鑑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缺陷，提出綠色生活方式作為對治措施，他要求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他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是生態性質的。儒家對於動物、植物、土地、山脈、河流都有系統的生態性認識，提出了「仁，愛人以及物」、「德至禽獸」、「澤及草木」、「恩至於土」、「恩至於水」、「德及深泉」、仁為「天地生物之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等命題；大同社會也包含生態維度。這些都是生態文化建設的有益滋養 。
2017年10月，農業部副部長于康震在杭州召開的世界農場福利大會上發言時說：「促進動物福利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促進動物福利成為推動農業綠色發展的一項重要選擇，成為保障食品安全和健康消費的一項重要措施，更是現代社會人文關懷的一種重要體現方式 。」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原農業部首席獸醫官賈幼陵也多次提到：「中國已經到了需要在動物福利方面掌握話語權的時候了。我們可以在動物福利方面在國際上做出積極貢獻，體現文明大國的形象，同時也需要學習和研究動物福利，在一些貿易和外交話題上掌握主動。」
由此可見，「將動物福利看作是外國的專利、舶來品」，「認為動物福利是西方國家強加給中國的」，這類看法是對動物福利這個概念的誤讀。動物福利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善待動物的思想高度一致，與現今社會主流思想高度一致。倡導動物福利不僅不是崇洋媚外，而且還是對中國優良傳統的尊重和繼承。
2004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將動物福利指導原則納入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陸生動物衛生法典》中。該原則強調保障動物福利是獸醫的基本職責和任務，要求各成員國執行法典的動物福利標準。良好的動物福利，對促進我國畜牧生產的可持續發展，提高畜牧業整體生產水平，有效控制預防動物疫病，保障動物產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動物福利和人類的食品安全密切相關。例如，嚴重違背動物福利的非人道養殖場往往將大量動物圈養在擁擠、骯髒和狹小的空間，動物不僅遭受惡劣環境的折磨，而且極易患病和死亡。而農場主為了讓飼養在惡劣條件下的動物生存下去並迅速增重，也會給動物大量服用抗生素、抗菌藥及各種激素類藥物。這種低效率、非人道的養殖方式不僅讓動物承受了巨大痛苦，生產的肉、蛋、奶等動物源性食品也會因為獸藥殘留、細菌耐藥性等問題嚴重威脅消費者的健康。
而按照動物福利標準飼養動物，讓動物免於不必要的痛苦。把動物養得健康，動物生產的食品對消費者也就安全。動物福利所提倡的人道屠宰，不僅極大地減輕動物遭受屠宰時的痛苦，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動物在極端恐懼的應急狀態下分泌的腎上腺素等分泌物留存在肌肉中而對食用者的影響。
其次，動物福利和公眾健康密切相關。擁擠和惡劣的養殖環境會降低動物的免疫力，容易導致人畜共患病的病毒大規模增殖、重組變異和擴散，再加上不規範的運輸和屠宰等問題，會加速疾病的傳播。比如禽流感、口蹄疫、狂犬病等的爆發都與動物福利的缺失有關係。還有一些嚴重違反動物倫理的養殖方式，比如在食草動物的飼料中加入動物源性物質，甚至讓動物同類相食等做法，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後果。比如狂牛症的誘因就是在牛的飼料中摻入了廢棄的牛內臟和牛骨加工後的飼料成分。這個嚴重違背動物倫理所導致的慘痛教訓，不僅促使歐洲進一步重視動物福利，而且還把它和動物倫理結合起來。
第三，動物福利與環境保護也有關係。動物福利水平低下的養殖企業，往往不注重養殖環境的管理，不僅讓動物遭受極大的痛苦，而且也會在衛生、排汙等方面汙染周圍的環境，包括空氣、水體等。重視農場動物福利，保障良好的養殖環境，對動物、從業人員的健康和周圍環境的保護都有積極作用。
第四， 動物福利有利於出口貿易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動物源性產品生產國，產能過剩已經初見端倪。但從最近幾年的進出口情況來看，中國的動物源性產品出口量卻微乎其微，而且還在不斷萎縮。這與我國動物生產大國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動物福利標準的缺失，導致我國的養殖標準和國際不接軌。
中國完全可以從提高動物福利標準入手，擴大動物及其產品的出口，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不少國家在這方面已經有成功經驗。比如，畜牧業大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制定了較高的動物福利標準來為其產品出口保駕護航。最近的一個例子更是引人注目，因考慮到牛羊在長途海運過程中所經受的痛苦和可能在進口國遭受非人道屠宰，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取消了許多活畜出口訂單，改為人道屠宰後出口肉製品。此舉不但沒有使其出口受到影響，反而因其對動物福利的重視而使其產品更受歡迎。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福利養殖」和「散養」不是同一個概念，福利養殖不一定非得散養，而散養也不一定是福利養殖。如果把農場動物粗放在野外沒有很好的圈舍和飼喂，風吹雨淋，蚊蟲叮咬，飢一頓飽一頓，那談不上動物福利。集中飼養，如果規模和密度適當，圈舍乾淨舒適，飼餵合理，動物能夠表達基本的自然行為，那也是可以實現福利養殖的。福利養殖本質上是一種承認動物是有感知力的生命、關注動物基本需求的養殖理念，它不代表傳統的、甚至回歸原始的養殖方式，恰恰相反，現代農業養殖技術能夠更好地為動物提供良好的生長環境，有助於實現福利養殖。比如沒有土地和糧食資源優勢的丹麥，依靠其較高的動物福利標準和科技的輔佐一舉成為公認的「養豬王國」。其優質的豬肉產品不僅讓國民受益，而且還大量出口。目前丹麥的豬肉產品80% 供出口，佔了全球豬肉出口份額的30%，佔其國家出口額的7%。
為了讓自己的國民吃上「放心肉」，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運用動物福利條款限制或禁止從某些國家進口肉源性產品，設置「動物福利壁壘」，這是中國雖然是肉製品產量大國，但出口量極低的原因之一。動物福利標準的缺失，不僅使產品難以出口，而且還會動搖國內消費者的信心，經濟條件好的消費者不惜高價從國外購買肉源性食品，而國內的養殖業則時不時處於虧損狀態。提倡福利養殖可以減少動物的痛苦、保護消費者利益、同時還幫助畜牧業健康發展。
最後，動物福利關係到國家形象。動物福利是社會文明的重要象徵，如何對待動物是體現國民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一個國家的養殖業等相關行業一直忽視動物福利，對虐待動物的極端行為（如虐貓、毒狗等）也缺乏懲處的法律依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家形象。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對動物提供必要的保護，不僅可以促進相關行業良性發展，減少社會矛盾，也有助於打造良好的國家形象。
（作者 趙中華 世界動物保護協會駐中國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