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憂母難之日」。佛家四大皆空，於母親的生養之恩也不空，《佛說孝子經》云：「親生之子，懷之十月，身為重病，臨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難言。」就連妖怪，也知道感恩母難。《西遊記》裡的黑熊怪開生日派對，廣邀妖魔鬼怪，請柬上卻一本正經寫著：「大王華誕，明日母難」。
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往往需要付出母親的生命，這就是「母難」。由於醫學的落後，文化的禁忌，古代中國醫生對於生產過程、產道解剖結構和生理幾乎一無所知；接生都是毫無醫學訓練的接生婆的事。而接生婆註定難登醫學的大雅之堂，更絲毫沒有話語權，她們無數接生的經驗中可能有益的部分在古老醫書中沒有記載；古代產科著作都是不從事接生的落魄文人醫生閉門造車的產物。
反倒是初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醫生記錄了那些可怕的接生場面。1901年，英國婦產科醫生波爾特到福州行醫，他看到接生婆為了給嬰兒「開路」，經常用長指甲代替手術刀，抓破孕婦的產道，造成各種人為創傷，是產褥感染的直接原因。美國女傳教士道濟也曾記載其親歷的中國舊式接生場景，孕婦難產腳先露，接生婆「醫者意也」，施展神級絕招，給露出的腳套上一隻小鞋，那意思要嬰兒自己「走」出來。自然「走」不出來，大人孩子雙雙殞命。其時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婦產科已經脫離外科而成為獨立學科，產科病房、麻醉術、產鉗、產後輸血、微生物和病理、產道解剖等各方面都獲得驚人進展。道濟沒想到中國接生還處於野蠻時代，她為中國母親的遭難大哭一場。八年後（1885年），她籌足了資金，帶著西醫新接生法，到北京建立「道濟醫院」，這是中國第一所為母親而建立的醫院。
十九世紀的產科學儘管有了巨大的進步，「母難」並沒有完全解決，主要是「產褥熱」。這是一個古老的醫學難題，同其他瘟疫一樣，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人類對於感染性疾病幾乎一籌莫展。
早在古希臘，希波克拉底的醫學格言中就有這樣的判斷，「孕婦患上子宮丹毒，則為死症」。所謂「子宮丹毒」就是產褥感染的一種，醫聖說，染上了，必然死亡。
由於古代接生都是在家裡，產褥熱表現得和瘟疫不一樣，是散發，似乎並不常見。到了17世紀，隨著城市擴張和大型醫院的出現，產褥熱變成了一種醫院瘟疫。1646年，法國巴黎最大和最貧窮的醫院「天父旅館醫院」的產科病房爆發了第一場產褥瘟疫。產婦在生孩子後幾小時就高熱，子宮壞死變硬，腹部膨脹，產婦痛苦異常，往往幾天就死去。
沒有人知道產褥熱的病因是什麼。有各種各樣的猜測，毒氣、乳汁代謝、孕婦壓力、營養、血液腐敗、不完善的下水道系統、邪氣等等。最正統最經典的就是「邪氣」理論（和吳有性的「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是完全一樣的理論），當時有一種做法，把發生產褥熱瘟疫的病房裡的床上用品全部焚燒，房間用火藥薰，牆壁重新粉刷，甚至重新置買病床。這樣確實能暫時「消滅」產褥熱，但是，並不徹底。不久，又會再發，產褥熱成為城市醫院揮之不去的幽靈。醫生們試用了強通便劑、大量放血、拔火罐（是的，西醫也拔火罐）、螞蝗吸血、子爵夫人灰（奎寧）等當時能想到的一切方法，都挽救不了產褥熱病人的生命。這些稀奇古怪的理論和療法很像中醫。
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女科》是十七世紀以前中醫婦科集大成的專著，十七世紀之後的中醫婦產科也沒有超過這本書。這本書分治法總論、調經門、雜證門、胎前門及產後門五大類。其中產後門有57種證候，差不多半數是產褥熱的不同表現，如：心痛、腹痛、脅脹痛、腰痛、頭痛、腳氣、遍身疼痛、中風、拘攣、不語、狂言譫語、顛狂、乍見鬼神、驚悸、恍惚、虛煩、渴、自汗、發熱、往來寒熱、瘧、蓐勞、腹脹、霍亂、嘔吐、咳嗽、喘、小便數等。這些產後併發症如「往來寒熱」，據中醫分析是因為：陰陽不和、敗血不散、血氣虛損、產勞傷臟腑、氣血虛弱、脾胃虧損等等等等。若把57種證候的原因全部列出來，不下百種之多。治療方法之多之講究更是「博大精深」，不待細說。這裡只引用「產後將調法」的一段，這恐怕是「坐月子」最專業的說法：「凡生產畢，飲熱童便一盞，不得便臥，且宜閉目而坐，須臾上床，宜仰臥不宜側臥，宜豎膝未可伸足，高倚床頭，濃鋪茵褥，遮圍四壁，使無孔隙，免致賊風。及以醋塗鼻，或用醋炭及燒漆器，更以手從心至臍下，使惡露不滯，如此三日，以防血暈血逆。不問腹痛不痛，有病無病，以童便和酒半盞，溫服五七服妙。酒雖行血，亦不可多，恐引血入四肢，且能昏暈。宜頻食白粥少許，一月之後，宜食羊肉、豬蹄少許，仍慎言語、七情、寒暑、梳頭、洗足，以百日為度。」正宗中醫坐月子要坐百日，不單不能梳頭洗腳（洗澡更免提），不能見風，不能動七情六慾，還要喝童子尿。古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禁忌，是因為痛感產後疾病的可怕，無知導致疑神疑鬼，把一切能想到的都怪上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經驗，都堅信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科學醫學產生之前，中外同理。
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產褥熱在匈牙利維也納產科醫院開始出現革命性的轉機。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產科醫院之一，一位年輕、禿頂、易激動的產科醫生塞麥爾維斯(Semmelweis,Ignaz Philipp,1818—1865)對產褥熱非常感興趣。醫院產房有兩個，一區由教授和醫學生接生，相當於VIP產房；二區由接生婆接生，相當於惠民病房。非常詭異的是，條件優越的一區產婦死亡率竟然是二區的3倍，死因正是產褥熱。如果說擁擠和空氣汙濁是產褥熱的原因，那麼，以貧民病人為主的二區應該更糟糕。當時的西醫已經把疾病建立在解剖和病理的堅實基礎上，塞麥爾維斯和其他醫生一樣，熱衷於屍體解剖，試圖從中找到真正的病因。無數次失敗後，發生一件意外的事，他的同事雅各布.科裡茲卡（Jakob Kolletschka）在屍體解剖時不慎被刀割破手指，隨後出現發熱、頭痛、腹痛，幾天後就死了。表現和產褥熱頗為類似。塞麥爾維斯靈光一閃，難道是醫生的手接觸了產褥熱屍體上的某種「毒」（那時還沒有細菌的概念），然後傳給了孕產婦，從而導致產褥熱？其時，科赫、巴斯德、李斯特等大師還沒有證明細菌傳播疾病，沒有醫生會覺得自己的手很髒，即使洗手也只是以肉眼乾淨為度。醫生做完解剖後（當時也不戴手套）往往直接給孕婦檢查或接生，他們接生的產婦死亡率高於不從事解剖的接生婆。塞麥爾維斯決定試一試，規定醫學生做完解剖後檢查產婦和接生前必須洗手，不是用肥皂，而是用具有消毒作用的氯化鈣水（一種漂白粉）洗手。這一洗，立竿見影的將死亡率從10%以上降到3%，效果驚人！幾千年來，殺人無數的恐怖的產褥熱，其真兇原來並不是什麼邪氣啊、中毒啊，自然也不是陰陽失調啊、氣血虧虛啊、敗血不散啊，而是接生者的手！
塞麥爾維斯對此真相感到深刻的內疚：「我必須承認，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殺死了多少年輕女性，我接觸屍體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產科醫生。」他的同行們卻感到受到極大的侮辱，醫生視為尊嚴的救命之手竟然成了殺人之手，這無法接受！幾乎所有的產科專家權威（這裡面甚至包括醫學史上的巨匠「細胞病理學之父」魏爾嘯）都嘲笑、攻擊、迫害塞麥爾維斯，認為他「可笑」、「匪夷所思」，醫院也解僱了他。他不得不到大學謀個低微的教職，再退回到故鄉小醫院當個小醫生。然而，塞麥爾維斯絲毫沒有屈服妥協，他以一人之力向所有的同行開炮！沒有人願意發表他的文章，他就到處寫公開信。他呼籲「害人之事可以休矣！」發誓「我將盡力確保制止貽害無窮的做法。凡是傳播關於產褥熱的荒謬言論者，我將堅決抵制，與之鬥爭到底！我堅信，制止這種頗似謀殺的做法，除了無情揭露對手外，別無他法。」他給當時一位著名產科教授寫信道：「我在上帝和全世界人民面前發誓，要是您首先站起來反對我的救人性命的發現，我就宣布您是一個殺手。產褥熱的歷史會對您行使公正，您將會成為醫學史上的尼祿。」塞麥爾維斯把他的劃時代的發現用詳實的數據和樸實的語言寫成了一本「科學史上最有說服力、最具革命性的作品之一」《產褥熱的病因、症狀及預防》。不久後，他被關到精神病院，僅半個月，便因飽受虐待（很可能被打致骨折），罹患敗血症而死，享年47歲。 僅僅20年後，巴斯德、李斯特等大師證明了細菌、疾病傳染和消毒的理論，並付之以卓越的實踐，塞麥爾維斯得到認可，他被尊為「母親的救星」，他的故鄉布達佩斯為他建立了紀念館。
塞麥爾維斯的功勞是「治未病」，即預防產褥熱的發生。他做到了，產褥熱在他之後確實大大減少了。但是，在已經發生產褥熱的病人中，死亡率並沒有下降，還是維持在5%-25%的高水平。因此，尋找能夠對付產褥熱病菌（已經明確是一種鏈球菌）的有效藥物成為那個時代醫學家們最迫切的追求。
英國夏洛特女王醫院產科醫生倫納德.科裡布魯克（Leonard Colebrrook）傾注了數十年的精力進行產褥熱的治療實驗。他首先想到的與中醫「以毒攻毒」思想相似，是砷化物，鏈球菌夠毒，砷化物也夠毒，超過100名產婦實驗的結果卻是徹底的失敗。「毒」攻不了「毒」，反而毒上加毒。其他的實驗如血清療法、輸血療法、金療法（曾經風靡於結核病治療）、酒精療法等，都歸於失敗。科裡布魯克已經在夏洛特女王醫院產科病房實行了最為徹底的消毒隔離措施，嚴格洗手、戴手套、儀器設備表面消毒，甚至連門把手都進行了特殊設計，不必用手開門。他做了能夠做的一切，把產褥熱的發病降到了最低，卻還是無法治療不幸中槍的病人。
與此同時，德國拜耳公司的一群化學家、藥物學家和醫學家們正在致力於尋找能夠對抗各種瘟疫的「魔彈」。以「萬能藥」對抗各種瘟疫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從古埃及到中世紀，從魔法師、鍊金術士到賣蛇油者，處處可見「萬能藥」的身影。與板藍根的境遇完全不一樣，當時的瘟疫沒有抗生素、疫苗和生命支持技術等強大對手，總是直接以冷冰冰的死亡秒殺人類醫學；「萬能藥」無可依傍。
「魔彈」的思想源於德國偉大的免疫學家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在他的學生時代，曾經著迷於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這時的細胞學家們不僅有了精良的顯微鏡，也有了現代化學帶來的各種染料。埃爾利希的思考始於染料，既然染料可以讓不同的細胞和病原體選擇性的著色，那麼，是不是可以從染料中發現藥物，只選擇性的攻擊病原體，而不攻擊人體細胞呢？他堅信這樣的「魔術子彈」是存在的，這種堅信使他在1908年發現了「六〇六」，胂凡鈉明。對幾百個新合成的有機砷化合物進行篩選，第606個被證明具有抗梅毒活性，這是人類第一個可以對抗微生物的化學藥物。606不僅是一個數字，更是一種信念，青蒿素正是在這種信念下被發現的。
沿著「魔彈」的思想，格哈德·多馬克（Gerhard Johannes Paul Domagk，
1895-1964）更進一步。他早年曾經服兵役，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戰地衛生員，他目睹了太多的創傷感染和因此導致的死亡（德國一戰期間死於傷口感染的人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他發誓「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作為一名醫生是多麼高尚的事，也知道了當一名醫生意味著什麼...我要反擊這種毀滅性的瘋狂現實。」他做到了！拜耳的化學家們合成一個又一個的染料化合物，而多馬克們就一個又一個的進行篩查、實驗，其間經歷了無數的失敗，終於在1932年，第一個具有廣泛抗菌作用的合成藥物「百浪多息」問世。多馬克因此獲得1939年的諾@bale@生理學或醫學獎，由於納粹政權的阻撓，直到1947年才正式受獎。
百浪多息的動物實驗非常完美，臨床上的個例也非常成功，但僅此還不足以說服已經具有臨床試驗思想的現代醫生。是的，具有臨床試驗思想的醫生就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醫生，而是現代醫生。前面所介紹的夏洛特女王醫院的科裡布魯克正是這種意義上的醫生。當他聽說百浪多息以後，他不敢立即用於病人，而是重複進行動物試驗。由於試驗菌株的差異，科裡布魯克沒有得到多馬克的完美結果，這使他更加謹慎，因此拒絕了一位患鏈球菌感染的倫敦醫生的試用百浪多息的請求。小白鼠試驗6個月後，在1936年的1月，科裡布魯克的一位同事由於玻璃割破皮膚感染上鏈球菌，瀕於死亡。他終於決定在人體一試，這是驚豔的一試！幾天後，必死的敗血症就痊癒了，醫學史上的一個奇蹟就此誕生！之後，科裡布魯克仍然小心翼翼的在產褥熱病人身上試用百浪多息，無一例外獲得成功。在1931-1935年間，科裡布魯克治療過500例產褥熱，死亡率高達25%；1936年使用百浪多息以後，治療64位病人，只死了3人，死亡率4.6%。
從埃爾利希到多馬克到科裡布魯克，都向世人展示了藥物療效的嚴格證據。中醫缺乏的就是「證據」二字，直到今天，中醫說療效，靠的基本還是講故事。
多馬克之後，甚至是同時，醫學繼續一日千裡地發展。百浪多息幾乎在問世的同時就開始變得一文不值。因為法國巴斯德研究院的天才化學家E·福爾諾(Ernest Fourneau，1872—1949)和他的團隊快速破解了百浪多息的奧秘，原來，真正起作用的是百浪多息分子上的一部分，叫做「純磺胺」；「純磺胺」在染料工業中早已大量使用，擺在所有的實驗室裡，無色，普通，非專利；這種毫不顯眼的化合物就是「魔彈」，它默默存在至少30年了。E·福爾諾們的工作開闢了更廣泛的天地，磺胺家族在世界範圍內開花結果。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迅速跟進，完全搞清楚了這種「魔彈」藥物在人體內的各種走向和機制（不是閉著眼睛瞎說的入某經某髒哦）。磺胺在廣大的傳染病領域（產褥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展神威，戰果纍纍。《紐約時報》評論其為「許多年來最具有激動人心價值的新藥」；《科學文摘》說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壯觀的醫學勝利之一」；《科尼爾周刊》說是「現代醫學的奇蹟」。然而，很快，差不多也是同時，磺胺也黯然失色了，因為更強大的「魔彈」青黴素和青黴素後的無數抗生素閃亮登場了。1928年，弗萊明發現青黴素（比百浪多息問世還早4年）；1943年，在錢恩和弗洛裡的努力下，找到了青黴素大量工業生產的方法，青黴素在二戰末期橫空出世，拯救了千萬人的生命，為迅速扭轉盟國戰局立下汗馬功勞。戰後青黴素即用於產褥熱，同樣根本扭轉了人類同產褥熱的戰爭結局，只要能得到青黴素，就沒有產婦會因此病而死亡。產褥熱被徹底攻克。
在今天，因產褥感染而導致的死亡幾乎降到了零。據1949-2014年的北京市孕產婦死亡率統計數據，1949年是685/10萬，2014年是7.19/10萬。全國的數據顯示，2014年孕產婦死亡率21.7/10萬（主要也是難產大出血導致的死亡，而不是產褥熱），較1990年的88.8/10萬下降了75.6%，提前1年實現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發達國家，一般在9/10萬以下）。而在古代，孕產死亡率據歷史學家估計，是1.5%，即1500/10萬。現代醫學使孕產死亡率下降了99%。
最後，又回到該感謝誰的古老問題。降服產褥熱，拯救無數母親的生命，我們該感謝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