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琭璐
嚴歌苓的最新作品《床畔》（原名《護士萬紅》）即將面市，這部作品從起筆到付梓花了20 年時間。5 月11 日，她將帶著自己的新作在北京大學與著名作家劉震雲進行一場文學對話。
小說起筆於1994 年，嚴歌苓的父親建議她以兩個人的主觀視角來寫：一是女護士的視角，一是被傳統醫學判決為植物人的張連長的視角，兩個視角都是第一人稱。寫作這部作品時，嚴歌苓偶然與導演張藝謀談起這個故事，張藝謀與嚴歌苓的觀點一致：「不應該把植物人作為其中敘事視角之一，關鍵不在於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著，關鍵在於萬紅以信念去證實他活著。」
嚴歌苓帶著這部小說的手稿從美國到非洲，從非洲到亞洲，又從亞洲到歐洲。在臺北居住的三年中，她再次開始寫作《護士萬紅》，寫得也很艱澀，最後還是放棄了。嚴歌苓說：「2009 年，我們全家搬到德國柏林，我一直想把這部作品重寫……直到去年，我才把這部小說的所有手稿再次翻出來，各種稿紙堆了一桌子，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構思，重新寫作了目前這部《床畔》。」
影視終究會反哺文學
繼《金陵十三釵》之後，時隔3 年，張藝謀歸來，選的還是嚴歌苓作品。嚴歌苓同華語電影圈已經打了20 年交道，可是她卻越來越「糾結」於編劇和小說家的雙重身份。但是每隔幾年，總會有一部署著「編劇嚴歌苓」的電影或者電視劇上映，「原創劇本我還會寫，但是讓我再改就不要了。」在嚴歌苓看來，長篇小說有很多重意義，「不管哪重意義點燃（導演）他的創作欲望，拍出來的電影好看，我當然沒什麼意見。」而劇本從一開始的主體思路與現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細節上有改變。
電影《歸來》上映後，兄長嚴歌平主動給嚴歌苓打了電話，告訴她有兩個網站對電影《歸來》有批評的文章。
「面對批評怕什麼？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電話，嚴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斷將筆下的人物賦予生命，在紛雜世界中不羈地呈現。
在國外旅居近20年的嚴歌苓，一直在海外華人電影圈遊弋。《少女小漁》和《天浴》，一個新移民的故事和一個知青的故事，兩部作品在海外反響頗大。直到新世紀之後，嚴歌苓的名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影視圈，《梅蘭芳》《金陵十三釵》乃至如今的《歸來》，她的作品已經是許多國內導演眼中的「富礦」。
嚴歌苓認為，影視終究會反哺文學，「電影一旦上映，讀者群馬上就擴大了，影視觀眾會變成我的小說讀者，這未嘗不是個推廣純文學的路子。」
「歌苓寫小說很用功。」嚴歌平說，她寫《陸犯焉識》，花了很多精力去體驗生活，跟勞教幹部開座談會，多次去西寧農場實地採訪，找到了當年以西北監獄農場為原型、以時代背景為主線的《夾皮溝紀事》的天津作者楊顯惠，找很多關係了解這種故事；她寫《媽閣是座城》，就到澳門去賭博；她寫《小姨多鶴》，3 次去日本尋找貼切的「多鶴」，她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是退著走出去的，這個形態讓她想到小姨多鶴，「我寫這個人的倔強和溫柔和她的暴戾，是我去日本三次後找到的。」
2004年，嚴歌苓隨丈夫勞倫斯遠赴非洲尼日。在那裡，嚴歌苓過上了作家加非洲農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覺、原始的生活狀態刺激了她的想像力，非洲男人的懶惰與女性的柔韌給了她創作的靈感。在非洲期間，她寫出了充滿中國鄉土氣息的《第九個寡婦》，獲中華讀書報「2006年度優秀長篇小說獎」，被認為是「2006年中國文壇最重要的收穫之一」。曾有人稱嚴歌苓為「現代的張愛玲」。但她認為，自己與張愛玲的相似點除了生於上海、是剖析心靈的女作家、做事講究做到最好外，並無其他相似。張愛玲的寫作局限於上海，而她的腳步遍及亞歐非。嚴歌苓年輕時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親晚年在此地定居，現在北京是她在國內搜集素材的中轉站，不斷給予她藝術創作的靈感和動力。
讀書的人可以成為作家
「她在他身邊的停頓結束，慢慢沿著走廊往講臺方向走去。因為走得很慢，雙手又捧著書，頭髮還是那樣隨意地綰在後腦勺，露出細長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線條水落石出。」嚴歌苓在《老師好美》中用一個17 歲少年的眼睛寫出這樣一位高中語文老師。故事中，這個名為邵天一的少年，將從最後一排桌椅走到講臺的丁佳心老師，用她的眼睛「攝製成電影慢鏡頭」。與此同時，他的同班同學劉暢也在注視著她。這場「隱秘而炙熱的禁忌之戀」，結局是一個少年終結了另一個少年的生命。
嚴歌苓說，7 年前她從好友姜文那裡聽說了這則網絡新聞，看了覺得「非常震撼」。為了這個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個高中裡當「臥底」，「看他們上課，跟孩子們聊天、交朋友，網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進入他們的語言體系」。
她花了很長時間「學習他們的語言」，一個孩子讓她進入他的網絡，「雖然都是中國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漸地，嚴歌苓的心裡就有了一種聲音，「一個高中生的聲音」，寫作的時候，這個聲音就一直在那兒。
嚴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這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她發現，高中的學習重壓是如此之大，讓學生的感情發生了「畸變」。「巨大的壓力之下，學生需要母愛，但母親愛的和他們需要的是不一樣的，他們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師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溫柔，是溝通、懂得、同情。」她說。
她說自己真正想討論的是，在現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異化」，「感情裂變出的畸形的東西」。
嚴歌苓認為，如果文學能把小說家感覺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來，把他自己的思考再放進去，我覺得那就足夠了，因為文學這樣一種形式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她相信「文學是苦悶的產物。文學如果不是批判社會的，不是作為社會一個觀察家來代表民間表述一些苦悶、一些痛苦，文學是不存在的」。
這位出版了20 部長篇小說、20 餘部中短篇小說的作家說，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驚心動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節，淡化它的細節，淡化它的戲劇性」，否則人們會覺得「這個作家怎麼編出這麼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來」。
從寂寞中汲取能量
嚴歌苓每天花五六個小時寫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來一杯咖啡，跟丈夫勞倫斯聊一聊，然後就去寫作，一直寫到下午三四點，去接女兒放學回來。
她曾經多年堅持用鉛筆在稿紙上寫作，只有《陸犯焉識》和《老師好美》是用電腦寫作。她的書桌上只有電腦，而她也不會把時間花在網絡上幹擾自己。
「我把寫作當上班。我認真、敬業，生活環境安靜單純，沒有噪音。」她說，「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歡寂寞，寂寞和孤獨是兩回事。」她露出微笑。
「人家問你圖什麼呀？我說我只圖所有的功課。假如說這個東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這輩子一定要寫的故事，我把它武裝到牙齒，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寫到最好，我想這可能就叫一個職業作家。」她說。
嚴歌苓的絕大多數作品被拍成影視作品，她也成為炙手可熱的金牌編劇，但她並不認同這個定位。「我是一個作家，編劇只是我的副業。」對於嚴歌苓來說，寫作是「癮」，已經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飯睡覺一樣，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
嚴歌苓鮮有休息日。「周末還要寫作呢，不寫就不快樂了。學習這個東西，只要肯吃苦，沒什麼難的。」嚴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極」，飽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創造力，刻苦學習才能得到知識和學位，深入生活才能寫出生動真實的作品，正是這種剛柔並濟的性格讓她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人作家之一。「因為華人在海外比較孤獨，所以海外華僑華人會更愛祖籍國、更有使命感，而且因為距離的關係還可以換個角度看歷史。」嚴歌苓這樣看待海外華人寫作的優勢。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嚴歌苓在魯迅文學院的同學，她對莫言拿獎「一點兒也不吃驚，只為他感到自豪」。有評論稱，嚴歌苓是華人作家中最有可能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人選，她卻對這個獎「完全不在意」。她說：「西方人能夠關注到中國的意識形態，通過文學懂得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這才是諾貝爾獎最大的勝利。」
嚴歌苓常居德國柏林，她在那裡的工作習慣是：每天早上9 點到下午4 點關手機、寫作。這意味著，在比柏林早6 或7 小時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點一直到晚上十點十一點，你很難打通嚴歌苓的電話。若等她空閒下來和你聊天，那感覺大約像在電臺做「午夜熱線」。她輕細而飽滿的聲音，字字珠璣，讓你不由得感嘆她思維縝密，而電話背景音不時傳來的犬吠聲、女兒的笑聲，又不禁讓你釋然，或許每個人身上都駐紮著許多個標籤，嚴歌苓亦同樣。
村上春樹說，人生需要各種燃料才能好好燃燒一場，包括傷害和遺憾。嚴歌苓總說感謝，哪怕有過讓自己刻骨亦銘心的經歷。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愛情，認真生活，哪怕風霜撲面，依然敞開胸懷迎接未來。
「我想我會是你能見到的最勤奮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辣吃苦帶來的苦中作樂才是一種極致的快樂。是勤奮讓我贏得了讀者和業界的尊重。」嚴歌苓這樣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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