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1918年那個科學並不發達的時代來說，西班牙大流感可以說就像一場全世界的噩夢，感染人數高達5億，是當時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你們知道嗎?其實西班牙大流感並不是起源於西班牙，這都是它替美國背的這個黑鍋，那麼下面我們就來一起看看西班牙大流感騙局到底是怎麼回事吧！
據字面記載來說，當時最早的一個病例就是美國軍營中發生的，最初醫生將其作為感冒治療，沒有進行任何的預防措施，因此一下子就傳遍了軍營，第二批時大約有500名士兵感染，之後便開始流傳到各地，之後隨著軍隊、碼頭工人等，在全世界流傳開來，但西班牙流感這時還不是非常嚴重，致死率也在2%以下，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繼續。
當然也有人說當時的各國為了穩定軍心和民心，從而阻止人們談論疫情，特別是身處一戰的歐洲各國，比如英國、奧地利、法國等，當然美國也不例外，因此各國對於疫情的消息幾乎都是封鎖的，沒人承認自己是疫情的源頭，但當時西班牙則是中立國，因此他的言論都是自由的，西班牙國內就將這種病稱之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
而實際上西班牙感染的人數也是越來越多，一度達到了800萬人，因此報紙就進行了大肆的報導，甚至連西班牙國王也被傳染，因此各國就剛好將這個黑鍋推給了西班牙，特別是英美法更是抓住了這個機會，使得之後就直接將這種病毒稱之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人據理力爭了一百年，也無法改變這個現實，簡直就是一場西班牙大流感騙局。
其實關於西班牙流感的源頭，除了美國堪薩斯軍營之外，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源自東亞，甚至是中國，當時中國向歐洲輸出了大量勞工，進行戰壕的挖掘，因此歐洲人就曾懷疑可能是這些人將病毒帶了過來。
再加上當時亞洲的病死率，除了印度最高，1700萬以外，其他的致死率相對歐洲來說低很多，那麼西班牙流感中國死了多少人呢，有人甚至認為只有幾千人而已，所以歐洲人都認為是亞洲人已經有了抗體，但實際上當時臺灣也有2萬5千人死亡，因此說法並不準確，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只能說那時科學不發達，無法找出源頭，因此才會將疫情的責任汙名化，在每個國家間推來推去。
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橫掃世界，今天我們對這場流感的認識遠遠比20年前詳盡，更別提半世紀或一個世紀前。但是離全面掌握還遠著呢。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的病理學家陶貝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與其同事裡德（Ann Reid）對9段當年流感病毒的RNA「碎片」進行分析，2005年其研究成果發表在美國《科學》雜誌上。陶貝伯格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指出，仍有很多疑難之處尚未解決，找不到答案。1918年10月，奧地利繪畫巨子席勒（Egon Schiele）因流感而病逝，就在三天前，他懷有六個月身孕的妻子愛迪斯也因這場流感已先於他過世。在這生命的最後幾天，儘管席勒病情危重，悲傷不已，這位畫家仍掙扎著創作了一幅作品，描繪了一個三口人的家庭，而這就是即將被流感捲走的席勒自己一家。
席勒當時28歲，正好處在非常易受1918年大流感侵襲的年齡段。所以席勒這幅未竟之作《家庭》（The Family）常被人稱之為這場流感之殘酷的悽美見證。
在這場大流感中20到40歲的青壯之士死亡率最高。大批掙錢養家的青壯年和社區的棟梁被大流感奪走了生命，留下無數的老人和孤兒無依無靠。總體而言，在這場流感中男性比女性更易染上流感而死亡，除非是妊娠女性。當時大批懷孕女性或一命嗚呼或不幸流產。科學家不清楚為什么正值盛年的人在這場流感死亡率最高，因為通常是老年人為流感高危群體。一項可能的線索是，老人在遭遇1918年大流感之前的死亡率確實低於他們在過去十年所經歷的多次季節性流感。
有一種叫做人體「抗原原罪」（original antigenic sin，OAS）的理論或許可以解釋上述兩種觀察現象。這個理論稱，人體免疫系統遭遇首次流感病毒後產生的免疫反應對防禦這種初遇病毒最為有效。但流感病毒又極不穩定，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變異（包括甲型流行病毒表面的兩大類核蛋白抗原，簡記為H和N）以對付寄主的免疫系統。
流感的致死率在世界各地差別很大，有時因為經歷過疫情較為緩和的流感，人體產生抗體，對流感具有一定的抵抗力。
部分實證依據顯示，1918死亡的年輕人感染的第一波流感病毒亞型是H3N8，但1918年大流感是由流感病毒亞型H1N1造成，這說明當時年輕人面臨的是另一種差異很大的病毒而難以抵抗。按此推理， 1830年全世界也爆發過一次大流感，那次的流感病毒是H1或N1亞型抗原，1918年時的老年人曾經歷過那次流感，因此在1918年大流感中對H1N1病毒有一定抵抗力。
全球性大爆發的流感有時候被稱為民主瘟疫（所謂不分貴賤，人人皆會受傳染），但是1918年大流感遠非如此。例如，如果是生活在亞洲某些地區，致死率是歐洲一些地區的30倍。
總體上看，亞洲和非洲的流感死亡率最高，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的最低，但各個洲以內的情況也有很大差異。在丹麥，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0.4%，而在匈牙利，死亡率大約是丹麥的三倍。城市往往比農村的損失更慘重，但城市與城市之間也有差異。
人們當時已隱約感到這不均等的現象，但統計學家花了幾十年才提供了確鑿的數據。完成之後，他們意識到死亡率之懸殊應該是來自於群體人口的差異，特別是社會經濟因素的差異。
例如，在美國的康乃狄克州，最晚的一批移民是義大利人，死亡人數最多，而在曾是巴西首都的裡約熱內盧，市郊不斷建起的棚戶區是重災區。
巴黎出了個難解的現象，部分高級富人區所記錄的死亡率最高。最後統計學家弄明白原來死於流感的不是豪宅的業主，而是他們過度勞累的女僕，她們夜晚是睡在屋頂下冰冷的閣樓單間裡。
在世界範圍內，貧困人口、移民和少數民族更易受感染，不是因為如優生學家所謂他們體質差人一等，而更可能是因為他們飲食不好，居住擁擠，本身已患有其它疾病，以及很難獲得醫療等。
上述情況至今沒有大幅好轉。一項對英國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研究表明，在最貧困的五分之一人口中，死亡率是富人中的三倍。感染西班牙大流感的患者大部分得以康復，但是在倒地不起的貧困人口中，流感來勢迅猛，發作速度很快——感染人數至少是其它流感疫情中的25倍。
患者感染後開始呼吸困難，面色發紺，變成紅紫——醫學上稱之為「淡紫色發紺」——死時全身發青。在幾乎所有病例中，死因不是流感病毒，而是並發的肺炎鏈球菌，這種病菌侵入被流感病毒感染的肺部，引發的症狀屬於肺炎，這一老年人的「特殊朋友」。因為免疫系統過度反應，產生細胞激素風暴，健康的年輕人染上流感而死亡的比例最高。有關西班牙流感上述情況世人所知較多。但流感會殃及整個人體，這一點少為人知。脫髮齒松，引起頭暈失眠，聽力下降，嗅覺減退，視力下降。甚至出現精神病後遺症，特別是「憂鬱症」，或按現在的說法，叫做病毒感染後抑鬱症。不斷有實證表明，流感大流行和尋常的季節性流感會導致死亡高發，隨即出現大批患者死於其它病因，特別是心臟病和中風，這些是流感引起的並發炎症。流感不僅僅是呼吸道疾病，1918年如此，現在也一樣。以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錯誤地認為，有些"人種"或等級比另外一些種族或等級優秀，他們將此觀點與巴斯德（Louis Pasteur，19世紀法國微生物學家，微生物學奠基人之一）和其他科學家等人稱傳染病可以預防的科學見解，混為一談，提出了一種有毒的看法：得了傳染病的人只能怪責自己。
大流感的真實情況是，雖然貧困人口和移民中的死亡率更高，但沒有任何人對流感可以免疫。換句話說，當瘟疫來臨，對個別患者進行隔離或者對他們講個人的責任都毫無意義。流行傳染病是要全民總動員來解決的問題。
自上世紀20年代起，對流感的認知轉變體現在公共衛生政策的變革中。很多國家成立或重組衛生部，建立更先進的疾病監視系統，接受社會化醫護的理念，即全民衛生保健，免費醫療。
很多流感患者並發肺炎，肺部受病菌侵襲，使他們的肺內充滿炎性滲出物。
此前一直有這方面的措施，不過全民醫療衛生系統不是一蹴而就，但大流感似乎起到敦促政府的作用。英國這個方向的努力於1948年獲得成果，建立起英國國民保健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而俄羅斯在1920年已建立中央統籌、完全的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體系並投入運行。起初只惠及城鎮人口（1969年完成農村人口全覆蓋），但仍然是很大的進步，背後的推動人物是列寧。
大流感改變了公共衛生的概念，政府採用公共政策應對疾病。
如我在《死亡騎士》中所述，也有理由認為，「失去的一代」應該是指在風華正茂時候死於1918年大流感的數百萬青年，或大流感遺下的孤兒，或那些沒來到世上便在娘胎裡吃盡苦頭的生命。他們才是實至名歸的「失去的一代」。
1918年大流感的特點和當時的科學水平意味著我們無從確定這三類失落一代者的數子，但我們可以肯定，每一類在人數上都比爵士時代的藝術家多，也比死於一戰的35000餘名英國軍官多（僅南非據估計就有50萬名「流感造成的孤兒」）。
1918年大流感的特點和當時的科學水平意味著我們無從確定這三類失落一代者的數子，但我們可以肯定，每一類在人數上都比爵士時代的藝術家多，也比死於一戰的35000餘名英國軍官多（僅南非據估計就有50萬名「流感造成的孤兒」）。
那些在大流感中母親懷孕受到感染但能僥倖出生的人，流感創傷會伴隨一生。研究表明，他們上大學的可能性較低，獲得的薪資也較少，比起同代人中未受感染者，他們進監獄的機率則較高。大流感甚至在一些最偏遠的地區肆虐——這些十字架紀念碑是紀念客死於挪威一個偏遠定居地的礦工。
來源：騰訊視頻、探索志、 Science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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