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與瘟疫,來回顧抗生素的發展史

大亂之後必有大疫，重症大疫出良醫。

歷史上每經過一次戰亂或者嚴重的自然災害，一般都要持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戰爭與瘟疫，這兩個視生命如螻蟻的惡魔，在人類文明史的長河中，糾纏不清。

在《道德經》的記載中，有這樣一句話引人深思：「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兇年。」古代頻繁的戰爭，加上衛生條件的落後，很容易發生瘟疫，而戰爭帶來的人口密集和血流成河，又加快了瘟疫的傳播速度。

從古至今，人類遭遇過無數的瘟疫，其中有些非常嚴重，對人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非典、流感、痢疾、鼠疫、天花、霍亂等。由於部分強致病性因素的存在，細菌、病毒便可引起可怕的傳染病。

在中國最早的史料記載中，《周禮·天官·冢宰》有這樣一句話：「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癘疾意思為疫病、流行性傳染病，即麻風病。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記載「五疫之至，皆向易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氣。」在對瘟疫的了解上，古人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認知，指出了流行季節和傳染趨勢。

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中記載道：（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瘟疫之猖獗，可見一斑。

曾經名士輩出的三國時期，也沒能倖免於瘟疫橫行。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史料曾經記載，在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之間的的七十餘年裡，疫病流行約有17次。疫情導致民不聊生，即使作為上流社會的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劉楨、陳琳、應瑒竟然也一時俱逝。

在歷朝歷代的發展史中，瘟疫都扮演了令人敬畏而又重要的惡魔角色。

曹植在《說疫氣》有云：疫者，鬼神所作。面對瘟疫，束手無策的先祖們往往只能向神靈來祈求得到幫助，於是便漸漸有了瘟疫的神話傳說。

其中，虐鬼，死後化身為疫鬼，會經常出現在水流附近， 盤踞在有人居住的地方，驚嚇天真無知的幼兒，並傳染瘟疫，給當時的人們帶來恐怖的災難。

《論衡》記載：「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魁艦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 因此，從漢朝以來，一般會在年初之時，宮廷可命方相氏舉行肆儺儀式來驅逐疫鬼，希望保來年平安。

傳說虐鬼的父親顓頊是個給孩子護短的人，虐鬼在人間傳播瘟疫，搞的民不聊生。顓頊不但不責罰於他，還幫他掩蓋罪惡行為。顓頊派大神重與大神黎前去隔斷了天地通道，從此斷絕了人神往來，讓民間疾苦的消息再也無法傳達到天庭。

在中國的傳統節日臘八節中，臘八粥便和虐鬼相關，梁宗懍在《荊楚歲時記》中說：「冬至日，量日影，作赤豆粥，以禳疫。」赤便是火焰的顏色，屬於陽性，故用作來除陰迎陽。

古時候的人們非常迷信，害怕鬼神，認為自己中風得病、身體不好都是由於疫鬼在作怪。這鬼天不怕地不怕，卻獨怕赤（紅）豆，於是便有了有「赤豆打鬼」的說法。所以，臘八粥在熬製時以豆居多，特別是紅豆之類的，去疫吉祥之意。

歷史的車輪滾動至20世紀初，在品嘗到兩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帝國的軍事野心便開始蓬勃發展，各國間的政治關係和霸權爭鬥變得更加微妙。

世界經濟危機的出現，新舊殖民的矛盾激化、各帝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秩序劃分不對等的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發爆發。海盜民族的歐洲各豪強帝國，在面對蛋糕分配問題上，利益至上的理念被展現的淋漓盡致，似乎暴力便能解決一切問題。

這場戰爭是歐洲歷史上破壞性最強的戰爭之一。約有6500萬人參戰，1000多萬人喪生，2000萬人受傷，造成的人口損失不亞於任何一場大瘟疫流行。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的原因之一，各國的兵力大多消耗殆盡，流感又造成人員短缺。

在西班牙大流感事件中，總共出現了三個階段; 1918年春季, 1918年秋季, 1919年冬季至1920年年春季. 受此影響，約6個月內奪去2千5百萬到4千萬人死亡（當時世界人口約17億人）比持續了52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還要多；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2.5%-5%，和一般流感的0.1%相比較為致命，感染率高達5%。

短暫的和平過後，歐洲帝國中的德意志和義大利民族，似乎並不安分，而處在亞洲的日本軍國主義也對我國的領土虎視眈眈。

1939年9月1日，德國對波蘭發動了閃電突襲戰，波蘭軍隊節節敗退，大片土領土相繼淪陷。英、法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戰爭在客觀因素上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軍事中的槍炮、飛機、航母、原子彈等，然而戰爭給人民帶來的依舊是傷痛，在外傷救治方面，抗生素的領頭羊——青黴素，在二戰中發揮的巨大的醫學作用。

在抗生素問世之前，戰爭中的士兵受傷後，只能進行簡單的消毒和包紮，然而細菌便從這傷口，進入人體，高燒，寒戰，嚴重者可出現膿毒血症，甚至死亡。所以戰場上的傷員一旦出現，身體便種下了死亡的種子，在無藥可救的情況下，只能任其發展至死亡。

1928年夏季的某一天，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在實驗室中，無意間發現了一個金黃色葡萄球菌培養皿，在與外界空氣長期接觸的條件下，竟然長出了一團綠色黴菌，黴菌周圍的葡萄球菌都被殺死了，他突然敏銳的覺察到這個黴菌的某種分泌物能夠抑制葡萄球菌生長。弗萊明進一步提純黴菌，做了大量實驗，並鑑定為青黴菌。

由於弗萊明並不懂生化技術，以及認知問題，他並沒有把青黴素完全提取出來。於是他將青黴菌菌株逐代進行培養，並於1939年將菌種提供給了英國病理學家弗洛裡（Howard Walter Florey）和生物化學家錢恩。

弗洛裡和錢恩在1940年用青黴素重做了這個實驗，一系列臨床數據證明了青黴素對鏈球菌、白喉桿菌等多種細菌感染的神奇療效：殺死致病細菌，又不損傷人體細胞。

因為在於青黴素中的有效成分青黴烷能使病菌細胞壁的合成出現致命的障礙，進而出現病菌溶解死亡，而人和動物體內的細胞卻沒有細胞壁。

在戰爭中，青黴素的出現可以說挽救了無數士兵的性命。美國政府在面對弗羅裡的求助時，敏銳的發現的青黴素的醫用價值，立即組織研究團隊攻克關鍵技術難題，直到1943年下半年，青黴素才開始大規模生產。

1944年，我國生產出了第一批國產青黴素，開創了我國抗生素醫用的歷史。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青黴素年產量已佔世界青黴素年總產量的60%，居世界第一。

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道：「青黴素是二戰中最偉大的發明。」他的價值不僅體現在醫學和金錢上，更多的是對傷痛的消除和生命的挽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無價之寶，而青黴素當之無愧的便是這抗生素中的代言人。

1945年，弗萊明、弗洛裡和錢恩這三位偉大的科學家因「發現青黴素及其臨床價值」而共同榮獲了當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項。

戰爭的殘酷讓人民渴求和平的希望，槍聲的背後永遠是傷痛。如果說古來瘟疫不可避免，那麼和平的美好生活則由世界人民共同維護。醫學技術只想服務於普通病人，而不是去和戰場上的死神賽跑。

青黴素作為抗生素的代表藥物，發展至今可分類為：青黴素V類、青黴素G類、耐酶青黴素、抗假單胞菌青黴素、氨苄西林類、美西林及其酯匹西林類。每一次醫學技術的革新，都是對人類幸福生活的保障。

避免過度醫療和抗生素的濫用，在與細菌和病毒的鬥爭中，人類還將有很長的路要走，而這條路會是進化史上的荊棘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