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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腳成都，打撈成都人的鄉愁
在上世紀，李谷一的《鄉戀》、朱逢博的《那就是我》一時風靡大江南北。音樂界有「南朱北李」之說。歌唱家朱逢博紅得發紫的時候，她的父親朱培壽先生住在成都桂花巷42號，悄無聲息。
朱培壽先生，字鶴軒，是前朝水利專家，供職於國民政府黃河委員會。2019年櫻花季節，兒子從武漢採擷來關於他的生平，豐滿了對他的認識：「1935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40年代前往大後方（註：四川）進行水利建設。1949年後歷任山東農學院水利系副主任、教授，華東水利學院教授，武漢水利學院教授。1958年定為『右派』，並調甘肅省水利廳。」
和他在蘭州會面，就在平涼路省水利廳那間一樓小房間。記得是大西北隆冬，我帶著兒子一塊兒去的。那時，成都冉淑君阿姨剛和他登記結婚。冉阿姨心疼地說，你看，他棉衣袖口都掉「油渣」了!
1980年，初識朱老伯伉儷是在成都。一日，姻伯母的外孫袁丁從水碾河騎自行車來通知說，歌唱家朱逢博父母請大家到文殊院吃素席。開吃前，姻伯母介紹矮個子那位：大朱伯伯；這位，小朱伯伯——朱培德高瘦。輪到冉阿姨，她紅著臉說，他好笑人喲，70多歲了，說我們結婚吧！這才明白，今天是在宣示一對耄耋老人將攜手共度。晃眼一看，朱歌唱家和繼母冉阿姨還有點掛像呢！成都是個洄水沱，原來他們的淵源深。朱老伯和冉阿姨的丈夫是抗戰時期「川中治水「的同事，老早就認識冉阿姨。而關鍵人物—-朱培德先生和我姻伯母是工商聯舊友；一桌飯局五位前輩，三個「右派」分子：大、小朱伯伯,我的姻伯母。一股惺惺相惜的溫情串流在席間。其時，我和朱老伯戶口、糧食關係在蘭州，姻伯母希望流浪在西北的我們互相照應。
一次周末，去平涼路水利廳宿舍。冉阿姨開門時，朱老伯手拿紅燈牌收音機聽京戲。我向來對戲無感，記得小時候在戲園子聽「四進士」，我睡著了。便問：朱伯伯，逢博大姐的歌聲那麼優美，不聽她的，聽戲劇？沒曾想，戳到痛點，惹禍了！桌子對面的朱老伯食指打鉤，不停敲木桌「數落」：她，同濟大學建築系，天資多好啊!「上海閔行」是她的畢業設計！馬上就要工作，一次晚會就變了人生……呃——，當然了，市委領導找她談話了,她也沒法拒絕。可是，「嘭—嘭」，桌子拍驚天動地，朱老伯提高嗓門，可是我，在洮河勞改，我的全部精力、財力都供她上大學……
一如大海呼嘯之後的風平浪靜，以後再見朱老伯恍然一幽默大師。大概是1982年，冉阿姨分得桂花巷返遷房，二老終於有了歸巢。兩年後，我也調回成都。朱老伯聽說我們在浣花北路1號電力部成都勘測設計院有一蝸居，執意邀姻伯姻母同來看望，我們在設計院裡漫無目的地轉圈，最後，都立在辦公大樓前聽他問這問那。我先生介紹，設計院計算中心正在對中國240米第一高壩進行設計優化，他猛的一個加油的動作（球賽場上常見的哈），興奮地說「我要去現場看看」，和我先生擊掌相約：「史兄一言為定！」並留影為憑。那以後，桂花巷42號我們常去報告工程進展，聽朱老伯講故事。
桂花巷42號是一幢7層民宅。一式一樣的粗砂抹面水泥牆，統一的紅漆門窗。入戶門上方開著一頁可作90度翻動的小窗；小窗下釘了個藍色金屬門牌。單元門極容易搞混。幾次去，要在樓底下喊：「冉三嬢，哪邊？哪層啊？」42號男主人朱培壽老先生成了我們的忘年交。
1991年末，送掛曆。桂花巷42號家門大開，冉阿姨手捂嘴，哧哧笑個不停：你看他，大清早起來，悄悄咪咪爬上方桌，把我的彩照相框掛牆上了。「天吔！那麼老的照片，他哪兒翻出來的嘛？好久翻印的嘛？還上了彩！」
老伯手在一旁握木把釘錘兒，大男孩一樣衝著冉阿姨淘氣的壞笑，得意地問我：漂亮吧？嗯，端莊！我應聲附和。他對我翹大拇指。大姐！你看，你看這邊，烤火爐子！出窗煙筒！誰幹的？我！朱鶴軒，可以吧？他真像個蠻有成就感的快樂青年。其時，他耳疾越來越嚴重，你說「東」他說「松」，自知聽錯後，自嘲道： 「散了！又散了!」朱老伯不諱言耳聾：「我看放炮不聽音，只見炮仗『散』了！」
幾十年挨整，塊壘不謂不多，可他在自嘲和稱頌之間與不快相洽。195年「劃」右派，1966年戴反動學術權威帽子。他不訴苦只調侃，調侃中排遣遺憾。「美國胡佛大壩多偉大啊！」水工建築是最了不起的建築；歌唱家的掌聲和獻花，只是一時熱鬧，好建築能造福人類！和女兒的疏離，他始終痛。
他擺龍門陣，總是眯縫著笑眼，雙手攥拳，兩拳在胸前轉來轉去，仿佛年輕人使勁擺弄一付老式馬達的搖把。
朱老伯的客廳有一紅土漆五鬥櫃，玻璃格內一排擺放整齊的泛黃的書；一摞剪報堆碼在進門對面的方桌上，自己則坐在藤圈椅裡，來回翻閱。
朱老伯的國家賠償，來得很晚。是在1992年，我把補發工資的紅頭文件送朱老伯寓所時，幾乎到補發的最後時限。朱老伯來信：「大姐，我高興的向你報告，事情解決了。」「我有理、膽壯，多虧了你！」有意思的是，他隨信附剪報一則：《西德仍向納粹受害者支付賠償》——《美聯社波恩一月三十一日電》在希特勒納粹德國垮臺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西德政府仍在繼續向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們支付賠償費。……有一些受害者則因為未能在一九六九年即西德政府規定的最後期限之前提出要求給予賠償的申請，而一直沒有得到賠償。」 （由此可猜測這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的報紙，朱老伯一直保留，意味深長）。
次年，朱老伯罹患惱痴；2003年老伯離世。
朱伯伯遺囑：「妻1970年病逝,，我獨自生活，所生子女並無一人願盡贍養之責，他們都有豐厚收入，都是雙職工家庭,但不願有個老人……使我極度痛心。1980年來四川訪友，幸遇冉淑君女士……雙方自願共組家庭……我們靠我一人的退休金生活，共有薄產存款四千元，家具估值四千，我的書約值二千元，另現金約二千元，總值一萬二千元。我妻冉淑君年邁體衰，她是我唯一掛念的人。」
讀來，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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