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今天的文章前,先在這裡普及一個關於「柏林圍牆」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戰敗,被美英法蘇幾個大國佔領,東佔區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奉行高壓集權政策,叫做民主德國,也稱東德。
而西佔區則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大力發展經濟,自由開放,所以,叫做聯邦德國,也稱西德。
因為東德奉行強權政治路線,導致好多人民湧向西德,眼看著自己的公民全都跑到對面去了,1961年東德構築長達40公裡的柏林圍牆,東西德徹底隔離。
《竊聽風暴》的影片背景就發生在柏林圍牆倒塌的5年前,也就是1984年,東德被斯塔西(東德國家安全局)嚴密監控了起來,十萬在職人員,二十萬人的情報網絡,組成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影片的主角維斯勒就是斯塔西的一名特工。
《竊聽風暴》是導演弗洛裡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首次執導的一部電影,該電影囊括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以及眾多歐洲電影節獎項,豆瓣評分至今仍高達9.1分,因影片名字與香港片《竊聽風雲》相似,很容易誤解,但這是一部被人低估的優質影片,影片的直譯片名是《別人的生活》。
導演在取景時,特意選擇在柏林圍牆附近的一座變化不大的街道拍攝電影,視覺上蕭瑟灰暗的氣氛增加了電影視覺上的壓抑,同時反映出東德高壓集權的恐怖氣息。
影片內容上主要講述了特工維斯勒奉命監聽劇作家德萊曼和演員西蘭的生活,最終人性得到救贖的故事。接下來,我將分析維斯勒如何從冷酷嚴苛的特工,逐漸復甦人性的情感,以及維斯勒拯救劇作家的性命,完成人性的救贖,最後談談影片帶給我們的三點現實啟示和意義。
影片開場就是冷酷的斯塔西特工維斯勒審訊嫌疑人,先是進行普通審訊,盤問他某天的行程,之後,不讓嫌疑人睡覺,採用極端手法來強迫犯人認罪,最後這位嫌疑人受不了刑訊逼供招認了「罪行」。
維斯勒不僅是斯塔西的特工,他還有一個身份,在大學擔任老師,這段審訊被導演巧妙剪輯穿插在維斯勒給大學生的授課當中。
當一個學生關於這段審訊是否侵犯人權的問題,維斯勒給出了他的經驗回答,同時還在這位同學的名字後打了一個小叉號,意味著這位同學將來的前途渺茫。
維斯勒的行事沒有任何感情可言,單純的依靠強權和刑訊完成安全任務,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冰冷的就像一部機器。
而在維斯勒的家裡,我們更可以窺得機器冰冷的氣息,他住在一棟鋼鐵般灰色的高層公寓,看著一層層的銅牆鐵壁,給人一種局促不安的感覺。
家裡的陳設簡單,一個平視的搖鏡頭,只有簡單的沙發,桌椅,沒有過多的解釋,沒有溫情的書籍和鮮花,廚房裡也沒有油煙鍋灶,維斯勒的晚餐就是一盤米飯再擠點番茄醬,單調乏味。
這就是一個高壓集權國家所孕育出來的完美特工,工作上盡職盡責,審問監聽,無所不能,生活上,沒有伴侶,孤獨寂寞,家也只是短暫的容居之地,沒有任何樂趣可言,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電影都非常準確的刻畫出了一個優秀史塔西特工的真實面貌。
維斯勒監控德萊曼的行蹤時,意外發現了部長跟女演員西蘭的幽會,於是某天晚上,就在西蘭從部長車裡下來時,維斯勒觸發了門鈴,德萊曼發現了這一姦情。
但事情並沒有維斯勒想像中,德萊曼在家裡暴跳如雷。
疲倦的西蘭洗完澡蜷縮在床上,而德萊曼複雜失落的眼神,還是緊緊抱住了她。
德萊曼在妻子出軌後,選擇默默忍受原諒了她,這讓維斯勒有些驚訝,回家後,叫了妓女安撫,他讓對方多陪自己一會兒,但得到對方的否定。這時的他內心極度孤獨,而人性中的情感開始有了些許微妙的變化。
有天趁著德萊曼夫婦不在家,他偷偷潛入家裡找到一本書帶回家,躺在沙發上認真的閱讀。平時監聽劇作家的生活,他們之間的情感和善良感染了維斯勒,兩個熱烈的靈魂正在一步一步地喚醒一個麻木的靈魂。
之後,德萊曼的摯友傑斯卡因為受到高壓政策的逼迫選擇自殺,這讓德萊曼難以接受,他在鋼琴上彈奏傑斯卡生前送給他一本貝多芬的鋼琴曲《熱情鳴奏曲》,深沉低昂的旋律,德萊曼跟妻子說「真正聽懂這首曲子的人,還會是壞人嗎?」而在監聽器一端的維斯勒淚流滿面。
在晚上回家時,電梯裡遇到一個小男孩,小男孩說,爸爸告訴他斯塔西都是壞人,而維斯勒作為一個職業特工脫口而出,「所以,你的爸…足球叫什麼名字」。
出於職業習慣,他想問他爸爸的名字,但是他忍住了。這是內心深處的改變,機器屬性漸漸消失,光輝的人性開始復甦。
除了德萊曼夫婦的積極影響外,維斯勒對於腐敗體制的失望也促使他,脫離當初的立場,選擇喚醒自我,得到救贖。
對於這樣一個被黨和國家重點培育的對象,維斯勒內心依舊是向著社會主義的,他在餐廳吃飯時,領導叫維斯勒一起去參謀部區域吃飯,他說,「總得有個地方開始社會主義」,可見其心中對黨國有著甘於做先驅者的思想。
一次他抓到德萊曼的證據,已經寫好報告,準備向領導匯報時,他聽到領導得意洋洋地講如何逼迫藝術家服從政權,而採取的反人性手段,從他緊張的動作,不合時宜的眼神渙散,就感覺到內心的彷徨和不安,最終他侷促的緊攥在手裡的報告,沒有交出。
之後,維斯勒逐漸發現上層領導的醜陋行徑。領導安排維斯勒監聽劇作家只是為了自己的仕途而非黨國,甚至忘了曾經的初心和宣誓;文化部長最終也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慾,用身份和職權要挾演員西蘭,這樣的政治和領導體制,與他內心所信仰的黨國不相符,最終促成維斯勒跟德萊曼,從敵人到最終的保護者,他自己也在此過程中得到人性救贖,獲得自由和選擇的權利。
西蘭原本跟部長在約定的周四幽會,德萊曼知道西蘭出去找誰,他力勸西蘭不要出去,但是西蘭最終還是去了。
在監聽器一邊的維斯勒聽到後,完成交班,去到一個酒吧,喝了幾杯烈酒後,等來西蘭,並勇敢勸說,最終他打動了西蘭。這是一次勇敢的行動,他從第一次去影劇院就被西蘭吸引,現在從人性的角度考量,不希望她深陷泥潭,無法自拔。
可以說,在他冷血職業生涯的過程中,西蘭的出現在他心中引起了波瀾,同時,也是他回歸人性的開端。
就在德萊曼的摯友傑斯卡自殺後,德萊曼聯繫朋友想攥寫一篇關於抨擊東德的文章,德瑞曼和朋友一起驗證自己家中是否被監視,他們假裝談論將朋友放到汽車後備箱裡偷渡,事實上後備箱是空的。
監聽器一邊的維斯勒感覺情形不對,迅速撥通了邊境電話,但是就在接通的那一刻,他猶豫了,嘴裡嘟囔了一句,&34;
這是他對德萊曼的幫助,他撥通了電話但沒有舉報,雖然德萊曼並不知道自己被監聽,但是他確實喚醒了一個麻木特工的人性,也驗證了他不再是那個冷酷無情的特工,人性已經回歸。
後來,那篇抨擊東德的自殺文章,在東德引起巨大反響,維斯勒的領導被高層訓斥,命令他迅速找到作者,而現在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一款可攜式新型打字機。
就在毫無進展之際,部長因為沒有等來西蘭的約會,便找人跟蹤西蘭發現她買禁藥的事情,西蘭被捕。審訊後,發現德萊曼有可疑行徑,隨即去往家中搜捕。
但搜查的結果並無可疑之處,領導對維斯勒的懷疑已經到了頂點,叫訓練有素,審訊經驗豐富的維斯勒來審訊西蘭,因為之前西蘭和維斯勒見過,所以,維斯勒審訊時一再謹慎確認對方沒認出自己,小心翼翼地完成這次審訊,西蘭最終還是屈從了,供出了打字機的具體位置。
維斯勒立馬離開了斯塔西監獄,趕赴德萊曼的家中搶先一步取走打字機,這讓自信滿滿的領導帶隊而來,卻撲了一空,而這一次也救了德萊曼的性命。
但是西蘭回來後,看見斯塔西的人搜捕家中,極度悔恨不安湧上心頭,跑出家門在馬路上被飛馳的卡車撞死。
影片結尾,給了我們一個溫情的結局,幾年後,柏林圍牆倒塌,德萊曼知道當年救他的是一個監聽者,現在的他做著挨家挨戶送報紙的工作,德萊曼只是遠遠的望了望他。
兩年後,德萊曼的新書《獻給好人的鳴奏曲》出版,海報正是維斯勒的頭像。
維斯勒以一種沒有打擾的方式挽救了德萊曼的生命,而德萊曼也以同樣的溫情表達了謝意。維斯勒救了德萊曼的生命,而德萊曼卻在不知不覺中拯救了維斯勒的靈魂,維斯勒也從冰冷的國家機器變成有感情有溫度的人,完成一次自我的救贖,所謂救贖,就是找到自我,直到最終獲得自由,並有一己選擇自由的權利。
體制下的維斯勒受到德萊曼夫婦溫情和愛的影響,機器的屬性漸漸褪化,慢慢產生人的情感,從冰冷嚴酷的特工到犧牲仕途拯救性命的感情人類,是善良和愛復甦了維斯勒,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幾點現實啟示。
1.突破體制的束縛,多讀經典書籍
影片裡,維斯勒作為國家的機器,決絕的執行著一系列的命令,而德萊曼用藝術喚醒了維斯勒的人性,從吸引他去德萊曼家拿書,到後來真正聽進去這首《熱情鳴奏曲》的鋼琴曲,維斯勒通過書籍和音樂從深入已久的麻木中甦醒。
現實中,我們身邊的好多人都是在體制下生存,時間越久就會越麻木,不知道生命的魅力,整天做著一眼可以望到頭的工作,遊走在朋友圈,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平臺,而這種膚淺的快樂,正在一步一步的惡性吞噬你的人生。
不妨,可以在空閒時間多讀讀書,聽聽經典音樂,感受藝術的浸染,你會發現我們就像井底之蛙,沉迷於眼前的自足,不懂得人生的曼妙風景,讀書可以喚醒我們對於生命的渴望,開拓自己的視野,內心也會更加富足豐盈。
2.自身應多反省,具備反思意識
維斯勒最終得到人性救贖,除了德萊曼夫婦對他的積極影響外,還有維斯勒對自己的反思,這樣的一個腐敗的黨國體制值得他這樣付出嗎?最後他做出了犧牲自己的仕途,也要挽救良心的不安,這種深刻的反思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工作中自身技能的提升,人際關係的處理等等,你是否有反思過產生問題的根源和本質,自己那裡做得好,那裡做的不好,有認真考慮過嗎?
每天必要的反思是對自己的負責,人生路上總會有犯錯的時候,不怕犯錯就怕錯了後自己還不知道,這就很可怕,所以反思自己,提煉總結,吸取教訓,避免下次錯誤的發生,是很有必要的。
3.對於背叛,屈從,我們不必評判
西蘭招供丈夫後選擇自殺,她代表了東德高壓政權下的一群人,他們在體制裡選擇背叛和屈從,但又悔恨懊惱,這是大多數人的常態——想生存,卻走投無路。
看評論,好多人指責西蘭的不堅定,出賣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們歌頌少數人,因為那是鐵骨錚錚的形象,但現實中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像西蘭這樣,脆弱敏感的普通人,人性在強權面前並沒有想像的那般堅強。我們不必評判指責他人,這是人類共性的脆弱。
導演東諾士馬克用了很多當初東德的機關大樓實地拍攝, 但是監獄博物館的館長卻拒絕了他拍攝的請求。館長說,因為東諾士馬克的劇本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維斯勒那樣「良心發現」的秘密特工,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這部影片是虛構出來的,歷史上有這樣一個時期,但是沒有這樣一個故事,在當時高壓集權的統治下,人性回歸無比艱難,但是我們不能放棄黑暗中的希望,即使沒有光亮,我們在心中也要燃起一束微光,照亮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