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學時代最好的朋友，是個身高一米九的黑龍江大漢。在任何環境裡，他都是那個最引入注目、讓人眼睛一亮的人物：黑鐵塔般的壯碩外形，活潑而強悍的性格，大師級的吉他演奏水平，遊泳拿到國家二級運動員的證書. 和他在一起時，女孩子們的目光永遠只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我在他的光環裡就像透明的一樣。但我那時仍然一有機會就和他湊在一起，因為很難再找到像他那樣與我臭味相投的人了。
1.
我最初認識初曉是在軍校。那年夏天的一場風波，導致秋季入學的北大新生都被送到石家莊陸軍學院軍訓了一整年。當時文科院系的男生被整編成陸軍學院第二十四中隊，隊裡一群南腔北調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緊張而好奇地打量著軍營和彼此。那幾天，宿舍裡的人都在悄悄議論著對面九班那個來自哈爾濱的黑大個兒，說他一頓飯能吃八個發麵大饅頭，還悄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黑龍江大土豆」。他帶給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的舉止就像個沒文化的人，粗魯不堪，常讓人哭笑不得；可另一方面，當夜間的樓頂上傳來他的吉他聲，當他在演講會上即興朗誦他那首關於輪迴的後現代主義詩歌時，我們又都側目於他逼人的才華。後來才知道他出身於藝術世家，他的爸爸是作曲家，還擔任過央視春晚的音樂編導，他的母親是話劇演員，而他的吉他老師則是某年全國古典吉他大賽的冠軍。有一天我在樓道裡漫不經心地吹著口哨，吹的是電視劇《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主題曲。九班的門忽然開了，初曉的大腦袋伸了出來，問我：「Jean-Christophe？」這是我倆第一次說話，這才發現大家在高中時代都在追那部長篇小說，而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我們共同的英雄。這是我們友誼的開始，也是我「墮落」的開始：因為那時的我本是個追求進步的好學生，區隊長已經在考慮讓我代理十二班班長了，但自從誤交了初曉這個損友，我開始跟他一起曠課，甚至夜不歸宿，隊長也就打消了培養我當幹部的念頭。依初曉強悍的個性，我很難想像他能與五個室友長期共享一間十幾平米的狹小宿舍。果然，軍訓後剛回北大不久，他就開始在校外租房。幾年間，頤和園南邊的六郎莊和圓明園西面的畫家村都曾做過他的根據地。
當然我們沒少去禍禍他在畫家村裡的那個快樂的「豬圈」。我們幫他在農舍外搭了一圈籬笆，還幫他抬進去過一架舊鋼琴。「豬圈」裡不但充滿了琴聲和笑聲，後來還傳出了犬吠，那是他養過的一隻漂亮的昆明犬「阿黃」。
阿黃和我有過一些矛盾，一見我就充滿敵意地吼叫，這是因為我出賣了她的孩子們。原來，阿黃生過一窩毛色各異的小狗。可那正是初曉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時代，根本養不起一窩小狗。於是我們商量了一下，有一天趁初曉牽著阿黃出去散步，我把小狗們裝進紙箱用自行車推走了。阿黃回來以後再也找不到孩子們，從此就對我有了敵意。
那幾日我天天推著自行車在北大西門外的家屬院裡兜售小狗。最後連賣帶送，一共也沒賺到一百元，被大家一頓飯就吃完了。那會兒的我們飯量相當可怕。每回涮火鍋，初曉的定量是五斤羊肉片，老五、老七和我則是每人三斤，就連秀兒和阿蘭都得每人兩斤。可就是這麼吃，他們一個個都還是面黃肌瘦的，除了我一個人又白又胖。這大概是因為我家在北京，別人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時候，我能逃回家裡補充給養吧。
我沒有脫離父母和家庭的庇護，也就沒有完全參與到初曉們那些最艱苦的時刻裡。大家後來津津樂道的那些偷煤球、偷白菜的歷險記裡大都沒有我的身影。有一次老五在海澱圖書城偷一部《哲學史》的時候被發現，讓人家罰了二百塊錢。初曉決心為老五報仇，就也去偷那本書，結果也被抓住給罰了二百。還有一次他們倆去偷羊腿，讓秀兒那個清秀文靜的小女生在前面做掩護，但還是不慎敗露，被店主提著刀在他們後面窮追不捨。初曉和老五同六郎莊的農民打架的那晚我也沒在場——那是初曉在京期間諸多戰鬥中的一次經典戰例。此刻回想那些頭破血流的戰況，才發覺他們能活著讀完大學是件多麼不易的事情。
本科期間，我和初曉並不像軍校裡那樣形影不離。這除了因為他平時不住在宿舍，更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倆不在一個院系，很少有機會在一起上課。我沒能隨他一起去隔壁人大偷自行車，也很少參與到他的打鬥事件裡，但是我們仍然把心中最珍貴、最隱秘的感受留給彼此。在未名湖邊那些二月蘭盛開的春夜，當我盤坐在辦公樓禮堂後面的草坪上，修煉著某本剛從地攤上淘到的「武功秘籍」時，他會騎車衝來找我瞎扯淡，也不管我是否已經入靜就大叫我的外號，嚇得我差點走火入魔。
在那些四外無人的深夜裡，我們天南地北、三教九流無所不談，但我們話題的核心卻永遠涉及著一個遙不可及的世界。初曉當年講過一個故事：一個孩子從小就嚮往大海深處的一座美麗的島嶼，後來他經過一生的艱苦航行終於到達了海島，卻發現島上除了沙子什麼也沒有。而我那時的說法則比較簡單：所有的奮鬥者和行動者，無論尼採還是希特勒，骨子裡都是虛無主義者。我們在相識前就早已不約而同地悄悄以約翰·克利斯朵夫自居，但是他更像，無論從生命力的強大和音樂水準的高超上講，他都是一個標準的克裡斯朵夫，和他相比我不過是克裡斯朵夫的好友奧裡維。他一方面從哲學和音樂兩個途徑來追求他那形而上的彼岸世界，另一方面想通過社會革命來實現他的理想世界，而我則妄圖通過宗教神秘主義來接近那個目標。他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我偏向主觀唯心論。他在嚴格的音樂訓練和深刻的哲學思考之外，文學、戲劇、歷史無不涉獵，但透過這一切他真正關心的是他那彼岸的理想國。他說過男人的本質是理想，而女人的本質是純潔。對於理想世界的探討和追尋，貫穿了我們從十幾歲到四十幾歲的全部友誼。
我們畢業那年，有一盤著名的專輯剛剛發行，裡面收錄了《同桌的你》，還有首《睡在我上鋪的兄弟》，唱的是同窗好友在畢業後的漸行漸遠。我覺得與初曉疏遠是不可能的，但離別的時刻卻終於到來了：他留在了北大讀研，而我去了德國留學。後來，他在寄往德國的第一封信裡告訴我，在我走前的最後一晚，他趴在床上哭得撕心裂肺。
也許是那夜哭得太累，第二天早上他竟然起晚了。當他懷著絕望的心情趕到機場，我的飛機早已起飛了。於是，他把滿腔的悲憤都發洩到了路邊一個號稱「五元錢吃飽」的自助飯攤上. 吃到後來，攤主終於含淚央求他：「大哥，求求您放我一馬吧！」
3.
我在柏林的第一學期，給他寫過幾封信，他一直沒回。直到寒假快過完了，才忽然收到他的一封長信。信中除了描述他在我走前是怎麼哭的，還介紹了他新的思想歷程：在一個冬夜，他站在那間租住的半地下室裡，望著窗外寒冷的世界，心裡卻燃燒著一團烈火。他說他已經發現了這個世界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兩個字：行動。就像一位教主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裡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他終於在寒假期間走出了書齋，去社會的最底層實踐他那些關於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理想。
他在渤海灣的一艘漁船上當過幫工，經歷了漁民們在大自然裡面臨的種種兇險，也見識了他們在社會上受到的層層盤剝。他流浪到青島，在一個歌廳裡當過保安，體驗了歌女、黑社會和歌廳老闆之間的種種世態炎涼。
他經過秦皇島的時候，在一家小飯鋪裡遇到一對婆媳，二人正為了要不要吃一回餃子而拌嘴，因為一盤餃子的價錢對於她們來說過於奢侈。爭到後面娘倆竟相顧垂淚。他再也忍受不住此情此景，就買了一斤餃子端給她們，然後一轉身猛地衝了出去。走在街上，他為了掩飾自己泉湧般的淚水，擰開隨身的軍用水壺兜頭蓋臉地澆了下來. 他外表兇猛強勢，內心卻極其善良敏感，也極有正義感。
我在德國的第二個寒假到來時，三峽工程上馬的事已經板上釘釘，初曉緊急召喚我回國，好一同去告別那即將潛入水中的巫山神女。當我還未在北京降落時，據說等在機場裡的他已經激動得不能自已。我終於出現在了他恐怖的獰笑聲中，兩個人擁抱在一起，周圍那些素不相識的德國人和中國人都隨著我們傻笑。
初曉也不知從哪兒搞來了一個灌腸漏鬥，居然灌成了好幾根大香腸。於是兩個窮學生就背著自製香腸和方便麵登上了入川的火車。我們一路由重慶至成都，再過樂山. 終於到達了峨眉腳下，備好了餵猴子的零食，準備第二天一早登山。
悔不該頭一晚在山下小鎮上找樂子，我倆誤入了一家匪人所開的夜店，買單時發現帳單上出現了四杯我們從未點過的「洋酒」，每一杯都要三千元。面對那五六名打手，我們知道既沒有道理可講，更不能動手。一路上靠吃香腸方便麵省下的那點盤費，就都被峨眉山腳下的山大王劫了去。
終於沒有爬峨眉山，狼狽退回成都，吃飯都成了問題。多虧初曉隨身背著把木吉他，我還帶了只口琴，二人就在成都街頭賣唱，直到北京的親人緊急匯款過來. 我這一生總的來說是平靜安逸的，唯有和初曉在一起混的時候，總是險象環生。他忽然有些擔心我跑步的速度不夠快，怕我在下次遇險時不能及時逃脫，於是我倆就在成都的馬路邊賽跑，結果我把他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我倆又從成都退回重慶坐船，一路沿江而下，從三峽走馬觀花而過。在船上遇見江西某縣的某局長，一語不合就和他在餐桌上鬥起酒來。我酒量不行，又加上船上的飲食衛生似乎有點問題，直喝得上吐下瀉，到武漢下船後在客店裡躺了三天才爬起身來。
船過宜昌時，我倆應該是在彈Frente!的《bizarre love triangle》。成都賣唱的短暫經歷，給我們留下了幾首永久的保留曲目，日後每次重聚時都要唱一下。那次三峽之旅後不久，我從德國移民到了加拿大。一年後，初曉拿到了美國的入學通知書。我們又成了「鄰居」，雖然相隔幾千公裡，但至少不再遠隔重洋。然而大家聯繫不多，都在各自奔忙：我已經開始工作；而他在先後攻讀了兩個學位的同時仍然在繼續他的音樂教育，除了在音樂學院進修作曲，他還師從過兩位國際級的吉他大師。那幾年，我們平時不常通email，但當我真正遇到難題或者心裡特別憋屈的時候，還是會打國際長途讓他出主意。
他一共開車來加拿大看過我兩次。頭一次，我倆坐在蒙特婁市中心的一個街心花園裡談了一整夜，其中有半宿的時間他都在批評我安於現狀不思進取，他建議我放棄現在的工作，回國去搞音樂製作。
第二次，我倆爬皇家山的時候，他不止一遍地說起他想拍一部電影，一部關於輪迴的電影。他的電影之夢始終沒有實現，但是那些關於輪迴的主題和劇情後來被他寫成了一部音樂劇。其實當他來蒙城看我的時候，音樂劇裡的有些曲子已經有了雛型。
初曉完成博士論文以後開始全力創作他的第一步音樂劇《非此即彼》。這是一部中文作品，演出和演唱的全部陣容都要回國去物色。回國前，他在email裡興奮地告訴我：「給我一年的時間，我會給你世界上最好的音樂！」不到一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盤CD，裡面大多數歌都是《非此即彼》裡的插曲。
初曉歸國的第二年，離鄉多年的我終於也忍不住回了趟北京。北京已面目全非，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的工作室。我倆推杯換盞、神侃胡吹之餘，又一道重遊北大。漫步在燕園裡，他忽然想起當年賽跑輸給我的恥辱經歷來，就和我重新比了一次，結果再一次悲慘地輸給了我。
他的《非此即彼》終於在烏鎮國際戲劇節上演了，是那屆戲劇節裡唯一的一部音樂劇。沒想到這部充滿思辨氣息的思想劇，居然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好評，我還在鳳凰網上看到了鳳凰娛樂的記者對他的專訪。然而他自己卻遠遠沒有滿意，仍然在反覆地修改著。我見過劇本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被改得「面目全非」。
記不清我先後回國去看過他幾次，他終於得到一個機會來加拿大短期學術訪問。其時已經入冬，他落腳的地方在我的鄰省，我有些猶豫要不要在冰天雪地裡連續開車十幾個小時去看他，他就誘惑我說：他在Costco買了一整隻羊，正琢磨著我來了以後怎麼吃呢。還在微信上向我炫耀羊肉的照片。
我們那次相聚大約有四五天，我主要的收穫並不是涮羊肉和烤羊腿，而是一首優美的德文藝術歌曲——舒曼的《核桃樹》。我接受了他的推薦，把那首歌譯配成中文，然後在他的伴奏下試唱。就在我們錄那首歌的視頻時，他那條拉黑色的布拉多犬忽然溜溜達達地跑進了錄製現場，一條狗尾巴在鏡頭裡不停地擺來擺去。先是攝像師開始小聲偷笑，接著我的肩膀劇烈顫抖起來，最後是初曉再也忍不下去了，大家笑成了一團。
和他在國外的團聚是美好卻短暫的，大多數時間他仍然堅守在國內的工作室裡，遠離親朋好友，遠離社交。他越來越深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他不再像少年時代那樣急於改變世界，卻在精神與藝術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孤獨始終是他思考和創作的前提。他的個性是強悍的，他的藝術卻是內斂的。我一生從未見過一個人在能力與才華上與他相匹敵，但他卻不屑於追求世人眼裡的成功。他根本不看中世界的認同。如果我偶然在外人面前暴露了他的實力與才華，他會感到憤怒，對他來說這是對自己的出賣。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去年秋天。他在官廳水庫旁邊買了一個房子，每天除了讀書、練琴、寫劇本，就是去水庫裡遊幾個來回，生活十分規律。還學會了對著鏡子給自己剪頭。見我們來了，他高高興興地跑到水邊，搞來一條大魚燒給我們吃。由於那次相聚時間短暫，我倆沒來得及重溫我們的老歌，但他向我介紹了一首特別好聽的葡萄牙語的電影主題曲《Manhã De Carnaval》（《黎明的嘉年華會》），讓我回去以後好好練習。我們約好了下次見面時合作這首歌，把它添進我們的保留曲目。
然而疫情阻止了我們今年的重聚，大家在各自的地區先後開始了隔離。我在疫情初期寫《宅貓日誌》的時候，他幾乎每一篇都進行評論，使得今年春天成為我們近年來交流最頻繁的幾個月。
夏天的時候他發來了一個新寫的劇本，是一部寫易普生的舞臺劇。他在劇中借著易普生的口，詳盡介紹了他自己對易普生戲劇的獨到見解，並且繼續闡釋著他的形上學、理想國以及社會正義的理念。這是我倆探討了三十年的主題，我十分熟悉。但他除了在原有的方向上進一步深入以外，還從這個立場出發，對當代社會政治和文藝領域的許多現象進行了審視與剖析，例如納粹是不是理想主義，例如搖滾樂是不是真的憤世嫉俗. 這些剖析的角度十分新奇，大多數我還是頭一次聽他提起，讀起來興味盎然。這部戲可以看作他藝術思想的一個總結。他發來劇本的時候說：「『我只用真鈔票練.』 謝謝你！」（註：據說驗鈔員平時練習驗鈔的方法，不是去熟悉假鈔，而是熟悉真鈔。真鈔熟悉了，假鈔自然就能分辨了。）
我通讀了一遍以後，感到這個劇本的深度和廣度都不允許我輕率地評論，覺得應該再精讀一次，然後把感想系統地整理出來和他交流，否則對不起兄弟的辛苦以及信任。然而因為我的忙亂與疏懶，欠他的這個「劇評」始終沒有動筆，越拖就越發難以開始，雖然事情始終在心底壓著。
有些事是拖不起的。你想著明天再做，但萬一沒有明天呢？
中秋節剛過，忽然收到他家人的微信，說他心臟病突發走了。
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不太相信這是真的，他是那麼的高大健壯、生龍活虎。一連幾天我不知所措。我不停地想起我們這些年的一個又一個的段子，想的時候仍然會發笑，但笑著笑著就變成了流淚。然而在淚水後面我並不傷心欲絕，更多的是茫然與迷惑。我不確定他怎麼可能就這麼走了呢。我總是隱隱覺得，他仍然能看見我的朋友圈，說不定我給他發微信他還會回復呢。
他完成了那麼多的學習和積累，經過了那麼多的思考與探索，經歷了那麼多的成長和飛躍，最後沒有給世界帶來更大的影響，也沒有得到世界更多的關注，就突然離開了。雖然他並不稀罕來自世界的榮耀，但他這一切的奮鬥和準備就都這麼打了水漂了嗎？或者他就像一顆成熟的果實被收穫了去，已經準備好在一個新的時空、在新的起點上開始他的新的層次的旅程？可我又怎麼能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那幾天，我特別想知道他離去的時刻到底在想些什麼，甚至想向上蒼求問他離去時的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覺得天旋地轉、站立不穩，跌坐在沙發上仍然極度眩暈，平躺在沙發上依然覺得自己像坐過山車一樣，完全失重，仿佛下一刻靈魂就要離體而去。我拼命地祈禱著基督的救恩，那陣眩暈才慢慢碎裂、消散了。我至今不明白當時我是不是腦部忽然供氧不足，還是耳中的平衡器出了什麼差錯。但我之後又有些好奇，初曉走的時候是不是就有類似的感受呢？可能那就是他的感受，但是我想他肯定在罵髒話，也許最終還是平靜地放棄了吧. 在這些不著邊際的幻想中，我那茫然失措的心終於感到了一陣深深的刺痛。
我和初曉賽過兩次跑，一次在成都，一次在北大校園裡，兩次他都沒我跑得快。但這一次，他終於跑在了我的前頭。他竟然沒有活到五十歲。
這個世界上，比我強的人何止千千萬萬，在個別方面不如我的人或也能勉強找出若干，但是那個與我臭味相投的人卻再也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一個人能和我一道無所事事、浪費時光、虛擲青春；再也找不到一個人能和我一起胡說八道、胡作非為、胡吃海塞；再也找不到一個人能和我分享那些喜悅的淚水和痛徹心扉的歡笑；再也找不到一個人和我在暗夜的深處一同遙望彼岸的黎明。
只剩下我，和我滿目的荒涼。
他們說鮮花不會永遠開放
美好的季節不會永遠久長
可是我卻要對你說
童話裡不是這樣講
不要聽他們在說謊
如果說鮮花不會永遠開放
如果說春天不會永遠久長
白雲怎會飄在天上
風兒怎會吹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