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今天，在天津意租界二馬路28號（今河北區民主道23號）小洋樓裡，誕生了一位影響著中國話劇史進程的男嬰。在他23歲時，他以筆名「曹禺」在《文學季刊》上發表了自己創作的話劇《雷雨》，成為中國現代戲劇裡程碑式的作品，一舉奠定了他作為中國話劇史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的地位。
曹禺寫作時。萬方供圖。
關於他的生平與作品，已經不需用過多的文字去贅述，藉此曹禺誕辰110周年之際，新京報記者特別專訪他的女兒，知名編劇、劇作家萬方，從發問曹禺對於當下戲劇的影響，至女兒眼中的父親等等一系列的問題，盡力還原另一面的曹禺，也想探尋我們今天如何讀曹禺？
女兒眼中的曹禺：晚年的父親像「繁漪」
新京報：每年大概這個時候都會去「看望」曹禺先生，今年有什麼特別？
萬方：今年其實跟他說了很多事，最主要的還是跟他聊了我剛出的新書《你和我》，寫的是我爸媽的故事。我記得當時周圍沒有人，我說得很大聲，「如果你讀了，你可能對有些情節會感到不舒服，但是我相信你再仔細想一想，會覺得其實這樣寫也挺好。」
很多涉及父母的「秘密」，我當時在寫的時候會猶豫要不要寫出來，但我覺得他們就是這樣生活的，他們是我的爸爸媽媽，如果不照他們生活的樣子寫對不起他們。他應該會懂我，也會喜歡這本書。
曹禺與妻子方瑞及女兒萬方 。萬方供圖
新京報：從什麼時候起，覺得「我的爸爸跟別人的爸爸不一樣」？
萬方：我從來沒有拿他去跟別的父親比較，從來沒有這麼想過。實際上，當我真的寫了東西，尤其在他去世之後，我慢慢成熟之後，你會發現他跟別人是一樣的，只是我把他看作一個寫作者，一個劇作家的時候，才會更多地想到他跟別人的不同。
他不同於別人的表現源自於他的真誠，這一點無論對我的寫作還是做人都有影響。儘管他是一個著名的劇作家，大夥都會捧著他，但他心底裡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他一直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這一點深深影響到了我，實際上對創作也是非常有好處的。這是我從他身上感受到的一種非常可貴的品質。
新京報：新書中了解到，他曾多次寫信鼓勵你寫作，他期許你成為劇作家嗎？
萬方：他其實最希望我們能搞科學，畢竟文學在那個時代被批判成「大毒草」。我16歲插隊，後來去當兵，當科學家肯定不可能了，所以他希望我既然選擇寫作，就好好幹。他從來不是希望我能揚名立萬，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吃這碗飯，很單純的想法。
曹禺為女兒講故事。萬方供圖
新京報：似乎父親從來沒有正面出現過對你的批評或者建議？
萬方：是的，在我的記憶裡，他從來不會當面說我們的問題，至少對我的教育都是通過書信解決問題。在我家，遇到任何關於寫作的問題他都會說，「來咱們查字典」。我們家最多的是字典，任何一點點疑問立刻要查得一清二楚，他從來不會告訴你，「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作為父親，他讓我們能夠自由成長。
新京報：曹禺先生的母親在他出生後便去世了，似乎對他的一生影響極大？
萬方：這點深深影響到他的作品。我說他愛女人，很重要是他對母親的愛。作為一個孩子，想到母親為了自己的生命19歲就去世了，他愛的對象便消失了，他把這種愛全部注入在作品裡所有的女性形象中，這個很重要。
他對女人有著最深處的愛，可憐她們，憐惜她們，同時他的性格又是一個憐香惜玉式的男人，尤其他寫《北京人》裡的愫方，我認為是他所有作品裡最愛的人物。
新京報：在「苦悶」的背後，曹禺先生是什麼樣的？
萬方：苦悶從「文革」開始，從他整個人再寫不出東西來。晚年他確實可以說是以苦悶與痛苦為主，但他表面上並不是這樣，他依然保持固有的真誠，骨子裡的真誠是他的生命所在，也是他的本色。
新京報：你曾寫道「繁漪」是父親的化身。
萬方：晚年的曹禺就像「繁漪」被困在周家，由於她渴望生命，渴望自由，但她不得不向命運低頭，這種狀態特別像他。所謂後來我想到「雌雄同體」，其實也是我這次寫書時才忽然意識到的，他身上對於女性的理解甚至超過很多女性，在他的內心既是女人又是男人。
新京報：父親停留在你記憶裡最深的瞬間是什麼時候？
萬方：肯定是老年，我最熟悉的是他老年。我的回憶中最清晰的就是在北京醫院，他坐在沙發上，我一進病房，他看見我，一扭頭眼睛一亮，「小方子，你來了！」他把手伸出來讓我走到前面，攥住他的手，他就會親親我的手背。我便很自然地在他身邊坐下。
老年在讀《紅樓夢》的曹禺。萬方供圖
這個時代我們為什麼還要看曹禺？
新京報：自1934年發表首部作品《雷雨》，你覺得76年來他的作品一直存在著普世價值嗎？
萬方：曹禺的作品一直蘊含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他吃透了戲劇的精髓。首先他作品的藝術性非常高級，如同有些戲劇作品可以歷經數百年被大家所接受，關鍵還在於作品的藝術高度與生命力是經久不衰的。曹禺寫的是人性，人性不分新舊，可能有些東西隨著時代、隨著生活環境、隨著人們看待生活的眼光會發生變化，但人類在共同生活的境遇下，很多東西是永遠不變的。
其次，曹禺作品最有價值的一點就是，他的作品像一塊磁鐵一樣能夠吸引觀眾走進劇場。從有戲劇到今天，我們在搞戲劇創作的人，當他們真正掌握了戲劇的矛盾，衝突，結構，語言，懸念等這些因素的力量，才使得像《雷雨》這樣的作品可以上演將近80年，甚至我相信他能演到上百年。
新京報：田本相先生曾評價曹禺作品的「當下性」即是「反封建主義」，如果這麼多年後我們還在繼續看曹禺的作品，你認為他作品中有哪些特質是仍然具有當下性的？
萬方：如果作為個體，甚至在今天去理解他的作品，比如像《雷雨》中繁漪這個人物，實際上最重要的是，她不甘於社會把她放在那樣的位置上，她不接受，她要反抗，她嚮往自由。其實對於自由的渴望要高於所謂「反封建」的意義，這是我爸爸作品的靈魂。只是因為他是生活在那個社會的人，那樣的壓迫是作為一個創作者時刻能感受到的，所以他要去把「反封建」這種憤懣表達出來。
在舞臺上的青年曹禺。萬方供圖
新京報：曹禺的作品一直在不斷改編上演，你如何看待這些作品在各個時期的變化？
萬方：我爸很開放，不同的人，不同的導演，不同年代的人，不同年齡的人，他們對於曹禺的作品都應該有自己的想法，猶如他也一直給予我在創作上的開放自由。其實他到老年，越寫不出來的時候，越能體會到自由創作是多麼可貴。
談到改編的態度，我覺得其實不同藝術形式永遠無法用同一標準去衡量，如果改編經典，你必須有一種「是它，而又不是它的感覺」。不是它，幹嗎要改編，自己新寫一部作品就可以，但要完全是它，又何必改編，照著演不就行了。
新京報：你覺得曹禺的作品有他獨有的一種戲劇美學嗎？
萬方：戲劇美學應該說跟創作者無關，所謂戲劇美學，應該是評論家和研究者的事情。無論編劇還是作家，所有的思考都是蘊含在情感之中的，只要有了情感才能有戲劇。
我也是一個編劇，評價戲劇和創作戲劇完全是兩類學問。創作戲劇需要的是悟性、靈感、創造力。我爸也說過，「你們問我《雷雨》是怎麼來的？繁漪是從哪來的？肯定生活中有，張家太太，李家少奶奶，但現在讓我說怎麼寫出的《雷雨》，我說不出來。」他真是說出了寫作的真諦，你真的在寫的時候，心裡應該有一處是很明亮的地方，但同時你又是混沌的。因為我們的生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要寫真實的生活，就要擁有一顆真誠的心去寫生活中的真相、人性。人性絕對不像心理學研究那樣把事實排列得明明白白，都是混沌的。
工作中的曹禺。萬方供圖
創作《雷雨後》：站在父親肩膀上的創作
新京報：改編《雷雨》創作《雷雨後》並在今年公演，是出於什麼想法？
萬方：想改編《雷雨》實際上是在某一瞬間突然產生的。我看過《雷雨》不同劇種的改編，我曾甚至一度認為，絕對的尊重原著、原汁原味才是最好的，因為我相信，既然它是經典演了那麼多年，至少在作者心目中它是最完美的。但後來我不斷看到國外有了那麼多的好戲，包括對契訶夫、莎士比亞、易卜生的作品，國外都做了完全不同的舞臺呈現，我的戲劇觀念在發生深刻的轉變。既然那麼多人都想改編《雷雨》，我作為一名編劇為什麼不試試？尤其對於比較成熟的編劇來說這是一個誘惑，改編《雷雨》過程中其實需要很多技巧，怎麼來運用這些技巧，對於我而言是很有誘惑力的。
新京報：在《雷雨後》裡，你也巧妙的將《雷雨》部分橋段融合了進來。
萬方：實際上我在創作改編的時候，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寫《雷雨》之後的續集，絕對不是這個意思。改編《雷雨》肯定是要讓即便沒有看過《雷雨》的觀眾，也能知道《雷雨》裡發生了什麼，這是我的一個初衷和我要達到的目的。
新京報：其實這是一次站在父親肩膀上的創作。
萬方：當然是站在他肩膀上。但改編他的《雷雨》讓我覺得是一個特別有趣的事。作為編劇真正的寫作，首先你得覺得有趣，改編《雷雨》就是這樣的感受。
新京報：會對12月上演的連臺戲《雷雨》和《雷雨後》有何期待嗎？
萬方：現在我沒法說，因為我不知道法國導演的《雷雨》和《雷雨後》是什麼樣子，但不管什麼樣子，我認為都應該是好的，因為《雷雨》已經演了近80年，現在由一位外國導演來執導，又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導演，他一定會關注到排出的這齣戲是為了給中國觀眾看的，我希望他是這麼思考的。
曹禺與萬方。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最後我很好奇地想問，你覺得現在我們紀念曹禺先生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萬方：對於只是聽說過曹禺名字的人，看到有他的戲在上演，能買張票進去看看，我覺得爸爸肯定會特別高興。他就是為觀眾寫作的劇作家，他寫的東西能夠有人看，這是他最高興的事兒，看似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事情，但這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對於了解他的人，要從他的作品和他的身上感受一種真誠的力量。尤其對於了解他的作品，了解他的生平的人而言，無論演員，編劇與演員都可能通過他的作品，找到一條通往如何真誠創作的路。
新京報記者 劉臻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