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於1950年12月1日，即將迎來建社70周年。作為新中國建立的首家專業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書寫著新中國教育出版的歷史。她研究、編寫和出版了11套中小學教科書以及豐富的教育類圖書，承擔了國家統編三科教材的編輯出版。她開蒙啟智，溫暖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孩子。
70年來，人教社風雨兼程，與時俱進，用心做好每一本教材。作為中國教育出版行業的領頭雁，人教社在教材建設過程中，將天南海北的教育學者融合在一起。無數優秀的專家學者和人教社編輯一起，兢兢業業、盡心盡力編寫出了一部部高質量的教材，成就了教科書中的經典。
那些記憶，讓人感動，使人難忘。今天，我們刊發部分參與人教社教材工作的專家學者們的回憶文章，在回憶中，我們重溫人教社的發展歷程；在回憶中，我們汲取力量，繼續前行。
溫儒敏：我與人教社的三度合作
1952年我上小學，讀的語文課本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當時年紀小，不太注意誰編的教材，後來才意識到，自己的童年生活與精神成長竟然和一個出版機構有如此緊密的聯繫。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的兒孫兩代，都是讀著人教版教材長大的，如今人教社七十大壽了，飲流懷源，受施勿忘，請接受我誠摯的感恩與祝賀。
上世紀50—60年代讀人教版的學生，萬萬想不到，幾十年後居然能參與這個出版社教材的編寫，這工作一做就是17年。
2003年1月，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的顧之川和顧振彪先生來找我，說打算編一套新課標高中語文教材，希望我促成此事。雖然編教材在大學不算學術「業績」，卻是淑世之舉，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下來。又提出請袁行霈先生領銜主編，顧之川和我來做具體工作，當「執行主編」。以前編教材主要靠出版社的內部運作，邀集社外這麼多專家教授聯袂勠力，大概是頭一回。
記得在啟動會上，我提出要「守正創新」，按照課標的精神來編寫，內容與方法上推進改革，但不是顛覆，過去教材編寫好的經驗也應當吸收進來。要總結課改實踐的得失，還要充分考慮大面積使用的可行性。從2003年啟動，到2006年完成，編寫團隊先做大量的調查，認真學習新課標，研究中外母語教材的經驗，然後擬定框架體例，選擇課文，設計教學，每一步都充分發揮大家的才智，團結協作是非常好的。這也因為有中語室在其中起紐帶和核心作用。不到3年，人教版的「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語文教科書」就通過審查投入使用，其中必修5冊、選修15種，既有「基本口糧」，又有自主學習選擇的空間。我本人是很看重這套教材的，認為課文選得好，經典性可讀性都兼顧到了，讀寫教學的設計有許多創新，又穩妥實用。選修教材是個嘗試，也深入淺出，各有特色。在幾個版本激烈競爭的情況下，這套教材脫穎而出，獲得廣大師生的肯定，使用率居全國之首。
十多年過去，我還常想起和人教社同仁一起編新課標高中語文的情形。在景明園、西郊賓館和金臺飯店等處，封閉式工作，有時一住就是七八天，雖然辛苦，卻充實並快樂。
後來又有第二次合作，編小學和初中語文統編教材，是教育部門布置的任務。記得是2012年2月26日，在人教社會議室，教育部門轉達了領導的意見，聘任我擔任義務教育語文統編教材的總主編。為何會選上我？可能因為此前我主持過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的修訂，也因為人教社申報義務教育語文統編教材的方案時，推舉我擔任主編。後來教育部門從全國遴選，就確定了讓我來擔綱。編寫團隊是由人教社主導的，邀請了社內外許多專家和一線教師，小學與初中兩個組加起來有40多人。曹文軒、李吉林、崔巒、顧之川、張笑庸等分別擔任小學與初中的主編，陳先雲、王本華任執行主編。人教社參與編寫團隊的主要有徐軼、朱於國、鄭宇、何源、劉真福、李世中、王澗、胡曉、張立霞、熊寧寧、常志丹、韓涵、陳爾傑、陳恆舒等。列出這麼長的一個名單，是想說明人教社小語和中語兩個編輯室在這套教材編寫中起到的中堅作用。從小學到初中，9個年級18冊教材，工作量巨大，雖然框架體例和課文都是整個編寫組設計和論定的，但很多具體的文字操作，包括導語、習題、注釋等，都得依仗中小語室的同仁。他們默默耕耘，貢獻最大。
因為是統編本，全國就這一套，審查非常嚴格，前後有20多輪審查。最後一關是中央的審查，兩次進中南海直接聽取領導的指示。相關領導把我們送出會議室時，握著我的手說：「語文編得不錯。」這回真體會到教材編寫作為「國家事權」的分量了。2016年秋季，小學和初中統編語文教材投入使用，社會反響很大，央視《新聞聯播》也做了報導。回頭看，這套教材強調「立德樹人」和「讀書為要」，小學學拼音之前先安排幾課識字，設計了「和大人一起讀」「快樂讀書吧」等延伸閱讀的欄目，初中實行「教讀」「自讀」與「課外閱讀」三位一體等，都是特色。有報導說這套新教材「專治」不讀書，說到點子上了。這幾年試用反饋的意見也是充分肯定的。
編完小學和初中語文後，接著要編高中，2017年6月啟動。這是我與人教社的第三次合作。那時我濟南北京兩地跑，又剛動過一次手術，有點兒疲憊；再說高中語文新課標頒布前我看過送審稿，感覺改革的力度很大，教材很難編，自感力不勝任，就向教育部門表示不打算再接高中的編寫任務了。但教育部門相關領導（當時的教材領導）兩次紆尊登門，來家裡說服我繼續擔任總主編。人教社韋志榕總編輯也來看我。他們的誠懇讓我感動。
高中語文的編寫可謂舉步維艱。因為社會關注度高，網上不時拿教材來炒作，壓力很大。要嚴格落實新課標的規定，比如以「學習任務群」組織單元，實施以活動為主線的「自主性學習」，以及特別強調立德樹人、政治上把關等，要求非常高。而我們學習領會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如何體現改革，如何把課標的精神轉化為教材，如何滿足大面積使用的需要，要不要安排習題，「學習任務」如何避免「蹈空」，等等，都是很具體的，真是費盡腦汁。教育部門要求實施「編審結合」，課標組和指導組除了審查教材，幾乎全程指導並參與部分編寫。因為「角色」不同，觀點有異，有時會有一些爭議，甚至還比較激烈。但教材畢竟是公共知識產品，最終都要求同存異，達成共識。「繩墨以外，美材既斫」的遺憾也是難免的。
高中語文統編教材真是好事多磨。熔裁洗漉，權衡益損，光是框架體例就改動五六遍，有的單元稿子重寫二三十遍。編寫組人員分布全國各地，聚會不容易，不能一有問題就召集討論，很多時候只能把領導或者專家的意見轉給我，我和中語室再研究處理。好在我們彼此的合作很默契。最後定稿，時間非常緊，要消化或回應各方面提出的數百條意見，甚至還要調整單元，也是以中語室為主，加上編寫組部分成員，教材主管部門的領導和人教社總編輯郭戈同志親自督戰，夜以繼日，突擊完成。經過反覆打磨，層層把關，前後花了近3年時間，到2019年底，全部書稿才得以殺青。
人事倥傯，指顧之間，與人教社合作編書已經17年。感謝人教社給我機會，讓我學到很多書本上和學校裡學不到的東西，體會到為社會做實事並不容易。編教材更是如履薄冰，責任重大，而人教社的同仁年年月月都在做這難事，這支任勞任怨的專業團隊真令人讚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溫儒敏）
蘇培成：人民教育出版社促進語文教育改革
呂叔湘先生說：「學好語文是學好一切的根本。」要學好語文主要靠搞好語文教學。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版語文教學讀物的重要陣地，它不但出版有關語文教育的學術著作，而且還投入很大的力量編寫出版語文教材。本文將從語文改革的三個節點上簡要說明人民教育出版社促進語文教育改革的貢獻，並捎帶說明我和這三個節點的關係。
第一個節點是把統一的語文課分解為「漢語」和「文學」。1956年至1958年我國曾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教學改革，分別編出了兩科的教科書。這是語文教育改革中的創舉，具有重要意義。為了編寫《漢語》課本裡的語法部分，從1954年到1956年，經過語法學界和語文教師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一個全國普通學校漢語教學中一致採用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簡稱《暫擬系統》），作為編寫《漢語》教科書和進行語法教學的依據。《暫擬系統》的形成很不容易。由開始擬訂到最後寫定成文，主要靠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漢語編輯室。為了向廣大中學語文教師說明《暫擬系統》，張志公先生主編了《語法和語法教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根據《暫擬系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漢語編輯室編成《漢語》課本，供全國語文教學使用。主持《暫擬系統》擬訂和《漢語》課本編寫的張志公先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漢語編輯室的主任。學過《漢語》課本的人對分科教學都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次分科教學的改革是成功的。有人會說：文學、漢語分科教學只進行了半年就草草收兵，怎麼能說是成功的呢？《暫擬系統》沒有錯，《漢語》課本也沒有錯，分科教學只是在操作上有缺點。草草收兵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很好地進行師資培訓，當時有相當數量的語文教師業務水平偏低，難以勝任分科教學的任務。
在分科試驗停止後，《暫擬系統》依舊活躍在中學語文教學中。1977年新編全國通用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其中的語法部分繼續使用《暫擬系統》。《暫擬系統》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中學語文教學，其促進了漢語語法的研究和普及。《漢語》課本停止使用後，應語文教學的實際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漢語》課本改編為《漢語知識》，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總的印數超過了100萬。
1956年，我因為患肺結核未能上學，在家休息。我知道了分科教學的信息後，急忙找來《漢語》課本自學，從而為我打下了漢語知識的基礎。張志公先生的大名在那時就知道了。那時我讀了張先生的《漢語語法常識》，還經常閱讀張先生主編的《語文學習》雜誌。「文革」結束後，我和志公先生有一點兒來往，受到他的鼓勵與提攜。我感謝張先生，感謝編輯出版《漢語》課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二個節點是從《語文教學大綱》到《語文課程標準》。從新中國建立到21世紀初，教育部門頒布《語文教學大綱》用來指導全國的語文教學。隨著語文教學改革的不斷發展，《語文教學大綱》也經過多次修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63年修訂的那一版。到了21世紀初，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後，語文教育有了質的演變。為了促進語文教育的發展，教育部門頒布了《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使語文教育有了全新的面貌。關於語文課程的性質，由「工具性」修改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關於課程的基本理念，《語文課程標準》提出：「根據新時期高中語文教育的任務和學生的需求，從『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三個方面出發設計課程目標，努力改革課程的內容、結構和實施機制。」根據《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原有的語文教材必須重編。那時教材的編輯和出版不再是只有人教社一家，而是經教育部門批准有幾家，實行「一綱多本」。
為了提高新編語文教材的質量，幾家有資格編寫教材的出版社都與高校中文系合作。這時人教社與北大中文系合作共同編寫新課標語文教材。北大教授袁行霈擔任主編，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牽頭聯繫北大中文系的教師。那時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十分榮幸獲得機會參與其事。我記得第一次舉行編寫會議是2002年10月在翠宮飯店。人教社資深專家劉國正先生也出席。袁行霈提出編寫新的語文教材要「守正出新」，獲得大家的贊同。其後在北大中文系和人教社的會議室舉行多次會議研究解決編寫中的種種問題。人教社中語室的各位編輯是當然的主力。他們有崇高的敬業精神和一絲不苟的負責態度，他們有多年編寫教材的豐富經驗和資料積累。這一切保證了新教材的成功。最後，人教社和北大中文系合編的教材成為「一綱多本」裡影響大、使用學校多的一種，在教學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個人參加這次工作受到了鍛鍊，學到了不少東西。
第三個節點是由「一綱多本」到「部編統一」。「一綱多本」有利有弊。當國家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為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新時代，中央決定思想政治、歷史、語文三科由教育部門組織編寫全國統一的教科書。這是完全正確的。語文學科在培養一代新人中承擔著重大作用。在政治思想方面必須貫徹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在語言文字方面必須符合科學的規範觀，貫徹落實國家規定各項規範標準。根據這個原則，教育部門聘請北大教授溫儒敏擔任語文學科總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經過全體編寫、出版人員的努力工作，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已經出齊，並投入使用。這套教科書帶著全新的面貌走進了課堂，給師生學習語文帶來了新的動力。它定將大大提高語文課教學的質量，推動語文教育出現新面貌。
通過三個節點的分析，可以大略地說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語文教育改革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我對這次教育部門審定的語文教科書的出版歡欣鼓舞，對主持編寫的各位專家滿懷敬意，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貢獻由衷欽佩。我雖已衰朽，但是仍願意學習。（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原會長 蘇培成）
周洪宇：為了人民的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將迎來建社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早就想寫一篇回憶紀念文章。
1982年1月，我從華中師範學院（今華中師大）歷史系1977級畢業分配到學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學研究所，在董寶良老師直接指導下參與建所之後的首項大工程——編輯多卷本《陶行知全集》（該書後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我嘗試著寫了一篇《陶行知論解放兒童創造力》的小文章，並投給了人教社剛正式創刊不久的《課程·教材·教法》雜誌。呂達老師對我的這篇小文章很肯定，很欣賞，特地回函鼓勵。該文很快刊發在1984年第3期《課程·教材·教法》上。緊接著，1985年人教社編輯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錄了我撰寫的論文《陶行知解放兒童創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這是我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發表的比較早的兩篇文章，讓我印象深刻、記憶猶新，開啟了我的陶行知研究之門，我也因此與人教社結下了不解之緣。
1988年我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後，又在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隨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研究陶行知與中國現代文化。開沅先生視野宏闊，指示我儘量了解國外陶行知研究概況，打開自己的學術視野，以便知己知彼，借鑑超越。我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貴的國外陶行知研究資料。1990年下半年，我將編選整理的40餘萬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寄給人教社呂達老師。他考慮到分工的原因，當即將之轉給了時任人教社教育室主任的邱瑾老師。經過邱瑾老師的精心編輯，書稿質量有了很大提高。
1990年底至1991年初，為趕在春節前校對完書稿，我住在人教社北京沙灘后街原址附近的《紅旗》雜誌社地下室裡核校書稿，夜以繼日，終於搶著趕完核校，使該書於1991年春節之後順利出版，這是我個人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圖書。此後我又在章開沅、董寶良等先生指導下，陸續單獨或與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論著選》《陶行知與中外文化教育》等，還在人教社出版了《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教育史學通論》（上下卷）等，前後合計700餘萬字，其中多部論著在人教社責任編輯老師的精心編輯下，出版後都得到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如《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潮與流派》《教育公平論》兩本書分別獲得第二屆和第六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陶行知教育論著選》入選首批「中國文庫」，也是教育類圖書首批入選的僅有的一本；《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獲得首屆中國陶行知教育理論研究優秀成果獎等。
藉助人教社這一平臺，我也從此一步步走上學術道路。我從一名初出校門的大學生，與教育研究和教育出版相伴隨，逐漸成長為教育學界、教育史學界和陶行知研究領域的一名專家學者。這些都離不開前後幾任人教社領導，離不開人教社一批資深編審，如呂達、邱瑾、郭戈、王莉、鄒海燕、劉立德以及中青年骨幹編輯馮衛斌、韓華球等人的鼓勵和支持。
除此之外，人教社還幫助我搭建了交流平臺。從2007年開始，我們長江教育研究院（國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每年3月3日都要與人教社合作在北京舉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藉助每年全國兩會的時機，邀請一大批國內教育專家討論兩會提案議案建議以便修改完善，更好地發揮諮政建言作用。在人教社黃強社長、郭戈總編輯的領導下，立德同志帶領他的團隊，每年都認真負責地籌辦「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十多年過去了，「北京·長江教育論壇」已然成為國內教育界的一個品牌論壇項目，並衍生出「南京·長江教育論壇」等全國各地多個論壇，湧現出了一批中青年知名教育學者，並演變成了一個個提攜後進、鼓勵年輕人成長的平臺。
40年前，我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與人民教育出版社結緣，今年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際，我與學生劉大偉又將在人教社出版《陶行知年譜長編》（四卷本）。這些巧合都讓我感受到與人教社的同仁們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追求，那就是為了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人教社作為中國教育出版行業的「領頭雁」，將我們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教育學者黏合在一起，共同參與了這場發展盛宴，我要衷心地說一句「謝謝」！
人教社70年走來，風雨兼程，與時俱進，形成了今天在教育出版界的地位與大發展格局。我相信，在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的進程中，人教社必然會有更大的作為和擔當，也必將成為中國教育出版界的「合抱之木」「九層之臺」，繼續引領中國教育出版的方向！（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周洪宇）
金波：如切如磋，相攜相助
粗略地一想，我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交往也有四十多年了。剛開始聯繫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用了我的稿子，給我寄樣書、付稿費。進入新世紀，編新課標的語文教材立項，聘我做小學語文教材的審讀委員，這才慢慢了解了編教材的工作，也漸漸和人教社有了比較多的交往。
人教社是編教材的老社，經驗豐富，資源豐富。在長達近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大家公認他們編的教材嚴謹、穩定，用起來深淺適度，便於教師教、學生學。
如果說，我對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和教法有一點兒初步的認識，都離不開對人教版語文教材的研習。當然，也促使我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思考。
關於小學語文教材「兒童文學化」的問題，一開始我是贊成這一主張的。漸漸地，讀教材的選文多起來了，也就慢慢地悟出了「語文課本」不是「文學選本」。前者是在教學大綱的要求下有計劃地教與學，後者多為有興趣地自由閱讀。我發現有的名家作品很受小讀者的喜愛，但入選教材的作品不一定多。教材中的文學作品除了符合文學標準的要求，還要符合教材標準的要求。簡而言之，從內容到技巧適宜教，便於學，這就是教材的「規範」。
由於仔細閱讀和研究人教版的教材，我曾動過這樣的念頭，能否把人教版的傳統教材，如《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擔》等保留篇目重新創編，以便於當下的孩子更有興趣地學習。由於種種原因，做起來很難。從創作實踐中，我也發現教材的編寫和修改都是很難的。我曾經把別人獲獎的兒童文學作品改編成教材推薦給教材編寫組，最後還是沒被採納。我也曾接受過幫助修改教材的任務，但多數都沒能很好地完成。修改教材比創作難多了。
對於編選和修改教材工作之難，在和人教社編輯的交往中，我深有體會。對於編輯所承受的壓力，我感同身受。社會各界對教材的質疑，我認為編者可以申辯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審查委員的意見也可以一起討論、申辯。在我被聘為審查委員的工作中，我很願意聽取教材編選者反饋的意見。教材應該是在平等的切磋和交流中不斷提升質量。
在和人教社交往的日子裡，我很珍惜，理解他們編選教材的經驗和精神。他們對我的創作也很有幫助。我常常把他們修改選定的教材和原作對照著閱讀，特別是我入選教材的作品，每一次的比照，都使我對於自己的作品和創作有新的認識。如切如磋，相攜相助，這就是我和人教社交往的體會。（兒童文學作家 金波）
柳士鎮：在人教社陪伴下前行
每每提起人教社，我都會產生一股溫馨的感覺。
上個世紀80—90年代，出於業務工作的需要，我關注了中學語文教材。此時的語文教材建設正處於高速發展時期，國家教育部門允許有條件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遵照教學大綱精神以及稍後問世的課程標準指導思想編寫不同教材，於是「一綱多本」的語文教材相繼問世。「一綱多本」出版語文教材在當時屬於開創性的重大改革，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些通過審查、獲準出版的多套教材中，仍以人教版教材因編寫隊伍力量雄厚，編寫經驗豐富，編寫流程規範，編寫質量上乘，反映出較為科學而穩定的水平，故而我們在使用時常常稱之為「主流教材」並賴以為據。由此可見人教社在中學教材出版單位中的地位，以及人教社教材在基礎教育界的影響。
在此期間還有一件不可不提的事，人教社2003年版《高中語文讀本》第一冊從我的學術論文集《語文叢稿》中收錄了《淺易文言文界說》一文，該文主要從詞彙、語法、體裁、內容與風格等五個方面對淺易文言文作出界定，首次擬定判斷淺易文言文的標準，受到廣大中學師生與語文教學研究者的歡迎。這篇文章原本並非為解決中學語文教學問題撰寫，但收入《高中語文讀本》後又發揮了新的作用。我尤為高興的是，終於有機會對一直陪伴我前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回饋自己的一點兒綿薄之力。
出乎我預料的是，2010年我從南京大學文學院退休後，隨即又較多地承擔教育部門義務教育語文教材與高中語文教材的審查工作。審查全國中小學語文教材，我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就曾數次參與，後來因為事務繁雜等種種原因未能堅持下來。2013年春，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研究中心聘請我參加中小學語文教材審查，對總共20餘套現行教材進行覆核，準備甄選出數套進一步修訂後繼續使用。工作尚未全部結束，中央決定終止多本並用的狀況，改為統編一套全國通用語文教材包括義務教育教材與高中教材，於是審查專家又轉而投入這一新的工作。旋即成立了第二屆基礎教育課程教材語文學科專家工作委員會，我當選委員；2017年7月國家教材委員會成立後，又轉任國家教材委員會語文學科專家委員會委員。從此，即與教材審查密切相關，工作也延續下來，從未間斷。
這兩套統編教材分別以人教社中語室與小語室為工作班底，再加上全國各地抽調的精銳力量，編寫隊伍實力很強，最終又由人教社出版，故而是人教社全力以赴的龍頭產品。現在回想起來，工作中最為艱難的當數義務教育語文教材審查，單是編寫大綱就反覆審查多次，然後是教材的初審、覆審、終審、出版稿審查等一系列工作。統編教材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介紹知識時極為簡明扼要，培養能力時著重強調實踐，有層次地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教材編寫幾十年經驗的繼承與吸收，但對於日後的教材編寫具有示範推廣意義。據一線教學工作者的反饋意見看，獲得一致好評，是應該堅持下去的好做法。
工作中最為費力的則是高中語文教材審查，由於義務教育教材審查中的編審會商制度具有實效，於是整個高中教材審查中大多利用這一方法。從教材指導思想、編寫框架、樣章，直到具體選文、課文注釋、語文活動等，均採用雙方會商的方式進行。因為教材投入使用是按照在讀學生的學習進度逐年推進的，編寫審查工作直到現在尚未全部結束。屈指算來，因高中教材而進京參會也已有一二十次之多。在高中教材審查中，最讓我高興的是，邏輯運用也納入了教材。高中語文教學無論如何都要恢復邏輯的教學，高中語文教材中無論如何都要恢復邏輯的內容，這次高中教材從運用的角度專設一個單元進行邏輯教學，我不僅十分高興，簡直是極為興奮。
連續多年參加教材審查，看上去是在為教育部門服務、為人教社工作，其實對我們自身的促進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不只是在政治站位上，在思想覺悟上，即便是在專業水平、鑑別能力上，審查委員們也在相互切磋以及與編寫組會商中屢得相長之益。所以我在標題中說，自己是在人教社的陪伴下前行，這絕非客套虛語，而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柳士鎮）
商金林：喜見老社長葉聖陶先生的精神在傳承
我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上小學和中學時讀的課本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可以說是讀人教社的書長大的。數理化課本我大都忘了，記得最深的是語文課本，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金色的魚鉤》《老山界》，有的至今還能背誦，這些課文給予我的不僅僅是語文知識，還有思想情感的薰陶和為人準則的啟蒙與引導，用當下流行的話說是「打了精神底子」。課文的作者讓我敬慕，我對人教社的編輯也感恩在心。上世紀70年代後期，我把葉聖陶先生作為研究對象之後，對編輯乃至對人教社有了更多的認識。
人教社的創始人，同時也是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的葉聖陶先生，是我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擔任過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等許多重要的職務，可他談起自己的職業時說第一是編輯，第二是教員。人們總以為他謙虛，其實不然。聖陶先生早在1921年寫的文章《先驅者》就是專談「編輯」的。
聖陶先生常說，編教材不能「拉到籃裡都是菜」。從人教社成立之日，到1966年「文革」開始的16年間，聖陶先生在人教社主持選編的語文課本，對「選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使之真正做到「文質兼美」，「有裨於學生之誦習」，像孫犁的《荷花澱》、趙樹理的《地板》、老舍的《我們在世界上抬起了頭》、茅盾的《記梯俾利司的地下印刷所》等名篇，編入語文課本時都作了推敲。對選用的近代小說和古文，大多採用變通的手法，據原文進行改寫，使之成為純粹的口語，或酌加註解和提示，使之容易理解後才編入課本。聖陶先生展現出來的精神和所建立的規範，成了人教社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人教社第一、第二兩代編輯人耳濡目染，對聖陶先生的記憶最深，這裡列舉他們寫的幾篇懷念文章：
蔣仲仁：《嘔心瀝血 全力以赴——為語文教學勞作了幾十年》
張志公：《讀其書，受其益，敬其人——聖陶先生永遠督促我上進》
劉國正：《先生之長 山高水長——在人教社極嚴格地做教材工作》
王泗原：《一代師表 萬流仰鏡——四十年受知愛深》
張中行：《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記葉老重視語言和文風的二三事》
僅從標題就能看到，是聖陶先生的「範式」讓他們「受益」，令他們由衷地欽敬。上世紀50年代，呂叔湘先生也曾在人教社兼任過副總編輯，他在《立身治事 長仰楷式》一文中引了他在聖陶先生去世後做的一副輓聯：
交情兼師友，四十八年，立身治事，長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萬字，直言曲喻，永溉後生。
人教社韓紹祥社長該算是人教社人中的第三代，他們這一代人承前啟後，以身示範，把聖陶先生精神發揚光大。從一定意義上說，人教社文化教育編輯室主任劉立德同志和編輯胡蘭江女士，該是人教社第四代和第五代的編輯了。他們知道我在研究聖陶先生，就約我編撰《葉聖陶年譜長編》。在立德同志和胡蘭江女士身上，也展現著聖陶先生的精神風範。他們看稿時逐字逐句仔細咬嚼，編輯加工、校對整理一絲不苟，需要修改的地方會很坦誠地提出建議。《葉聖陶年譜長編》和《葉聖陶全傳》書稿中有幾則較偏的資料，他們就要求我把「原件」拍下來發給他們核對；與此同時他們又很尊重我的意見，就連版式、插圖和封面裝幀設計也會和我商量，孜孜追求書的品位，力圖做得盡善盡美。
立德同志是葉聖陶研究會副秘書長併兼葉聖陶教育思想專業委員會的主任，胡蘭江女士是葉聖陶教育思想專業委員會的秘書長。去年10月，立德同志在人教社主持召開「紀念葉聖陶先生誕辰125周年座談會」。我應邀與會並作了個很簡短的發言，說的是某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該文談的內容是「宋雲彬日記裡的課本編審者」。這篇文章對《宋雲彬日記》所作的「摘句」式和「割裂」式的研究，有違史料運用，必須「顧及全篇」與「顧及全人」的原則，結論有誤。立德同志在會上就希望我把「發言」寫成文章，以正視聽。從立德同志「慫恿」我把「發言」寫成「文章」，以及胡蘭江女士提供《宋雲彬日記》這些細微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們這些編輯人也得到了聖陶先生的真傳。出版是一個時代的晴雨表，擔負著優秀文化傳承與發展的使命，所以「像葉聖陶先生那樣做編輯」就顯得特別重要。編輯是「雜家」，是時代的「先驅者」。在隆重紀念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際，我真誠地向人教社的編輯人獻上深深的敬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葉聖陶研究會副會長 商金林）
葉小兵：小記我與人教社的交往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而我與人教社的交往，算來也有35年了。
我是人教社的學生
我從1978年以後一直在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直到2013年退休。而我的學術生涯，卻有一部分是與人教社有關聯的，這要從我讀碩士研究生說起。
1984年，我校獲批設置歷史教材教法的碩士研究生學位，當時是全國首個獲得這一學位授權點的單位。第二年開始招生，名額只有一個，我很榮幸，考取了這一方向的研究生，師從齊世榮、於友西先生。齊世榮先生在規劃這個專業的課程設置時，明確提出歷史教材研究的課程一定要請人教社的教材專家來講授。他邀請人教社歷史編輯室的蘇壽桐先生開設「中國歷史教材編寫」、李純武先生開設「世界歷史教材編寫」的課程。隨後，我奉齊先生之命，到位於北京沙灘后街的人教社，向蘇、李兩位先生呈送研究生導師的聘書。開學後的前兩個學期，我每周都要去人教社的家屬院，分別到蘇先生和李先生家裡上課。
蘇壽桐和李純武先生是我國中學歷史教材的第一代編撰者和審定者，也是我國中學長期使用的《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教材的奠基者。他們對於我的求學十分熱情，每次到他們的家中，兩位先生都是沏上熱茶，寒暄數語，然後正襟危坐，開始面授。兩位先生的教學態度極為認真，每次授課都事先準備了詳細的講稿，講述的內容既系統又詳細。聆聽兩位先生授課，使我近距離地感受到他們的史學功底紮實、教材編寫經驗豐厚，令我受益匪淺。我後來能夠從事中學歷史教材的編寫工作，是與蘇壽桐和李純武先生的引路和悉心指導分不開的。
1988年5月，舉行了我的研究生論文答辯會。出席答辯委員會的導師有齊世榮、蘇壽桐、李純武、黃一歐、於友西5位先生，蘇先生是答辯委員會的主席。在我的碩士論文通過答辯後，蘇、李等先生還對我提出了殷切的希望，鼓勵我繼續努力。
所以說，我是人教社的學生，人教社的蘇壽桐、李純武先生是我的業師。他們對我的耳提面命，我一直銘記在心。兩位先生駕鶴西歸已很多年了，但我還時常懷念他們，尤其是我在他們家中喝著香茗、聆聽教誨的情境，終生難忘。
我是人教社的常客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時常要去人教社歷史編輯室，可以說是那裡的常客。30多年來，除了我所任職的大學，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人教社了。
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成立，當時學會的名稱是全國歷史教學研究會。學會的第一任理事長是白壽彝先生，第二任理事長是蘇壽桐先生，於友西先生任秘書長。我協助於先生工作，擔任副秘書長。有關學會的日常工作事項，一般是召開京津地區的常務理事會進行商討，開會地點就在人教社。由此，我去人教社，主要是參加學會的工作會議，負責做會議記錄。去的次數多了，也就與人教社歷史編輯室的各位老師都熟悉了。蘇先生卸任學會理事長以後，理事長一職都是由人教社歷史編輯室主任來擔任，先後有王宏志、陳其、李偉科、許斌等同志。近些年來，學會的秘書長一職也多是由歷史編輯室的同志擔任，如許斌、李卿等同志。我一直是協助他們做些工作，共同推進學會的發展。我們這個全國性的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能夠發展到今天，在全國中學歷史教學領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是與人教社有著直接關係的。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我去人教社則是與編寫、修訂中學歷史教學大綱的工作有關。當時教育部門組織修訂歷史教學大綱，人教社歷史編輯室的同志是骨幹力量，工作地點也在人教社。我先後參加了初中和高中歷史教學大綱的修訂工作，修訂組的組長是人教社歷史編輯室主任王宏志老師，編輯室的其他同志也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了大綱的修訂工作。我除了要去人教社參加修訂工作會議，還與歷史編輯室的同志們一起到外地進行教學大綱和教材的調研，搜集對大綱修訂稿的反饋意見。由於常與人教社歷史編輯室的同志一起外出，同吃同住，相處日久，我與他們的關係不僅是同事，而且成為很好的朋友。
近10年來，我去人教社的次數更多了，這主要是與統編歷史教材的編寫工作有關。初中統編歷史教材的籌劃其實起步很早了，在2007年就開始運作。齊世榮先生擔任教材的總主編，我協助齊先生做一些具體的事務性工作。初中統編教材的編寫經歷了很長的時間，參加的人員來自四面八方，人教社歷史編輯室的同志一直參與這項工作，有的擔任分冊主編，有的擔任責編。在教材的編寫、審查、修改過程中，開了數不清的會議，很多次是在人教社開會。2017年8月，高中統編歷史教材的編寫工作啟動，我是教材編寫組成員及分冊主編。高中教材的編寫，時間緊，任務重，程序多，人教社提供了很多支持，可以說幾乎所有工作會議都是在人教社進行的。有很多次教材編寫會都要開上兩三天，我們這些編寫組的成員到晚上就住宿在人教社附近的賓館，早上到人教社的地下食堂，排隊自取早餐，然後再排隊結帳，儼然是這所大廈中的員工。這些年來，為了統編教材的事情，我不知跑了人教社多少趟，以至人教社大廈的門衛看到我來，常是點頭放行，可謂是熟人相識了。
正是由於我參加了初中和高中統編歷史教材的編寫、培訓等工作，真切地感受到人教社的領導及各部門的同志們對這項鑄魂工程的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統編教材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們作為教材的編寫人員，只是做了最基礎的工作，而教材最終能夠進入學校，則還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編輯、製版、校對、審核、發行、培訓、宣傳、反饋等，這些大量的工作主要是由人教社組織進行的。可以說統編教材的成功完成，人教社的同志們功不可沒。
30多年倏忽而過，回首我與人教社的交往，不由得感慨萬分。從我個人的角度上講，人教社培養了我，也給我提供了很大的平臺，使我能夠為中學歷史教學的改革與發展儘自己的一份薄力。在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際，寫下這篇小文，以表達我的一份心意，並衷心祝願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今後有更為輝煌的發展。（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葉小兵）
樊磊：人教版教材親歷二三事
2020年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這在整個中國教育界都是一件值得慶祝的大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新中國成立後的每位教育從業者，以及每位受過教育的人，都在人生的某個重要階段與人教版教材相隨相伴。
第一位影響我一生的老師就來自第一師範，她是我的班主任和鋼琴老師，通過她，我也第一次真正擁有了人教版的圖書。很多年後，我已經完全忘記如何讀樂譜了，但一直保留著對鋼琴音樂的喜愛。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老師幾次帶著我在北京景山東街原人教社辦公地去找出版社的熟人，希望能幫助我搞到一套人教版高中教材，那時我正準備參加高考，找到的幾本教材對後來能考上大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遺憾的是，後來因為連續搬了幾次家，我能帶走的東西很少，上大學之前的所有書本都沒能留下來。
我保留的出版時間最早的人教版圖書是一套翻譯自蘇聯的著名數學教材（那湯松《實變函數論》）。記得那是在上大學期間，在1981年5月的某個星期日，在北京王府井淘舊書攤時獲得的《實變函數論》。
我還能清晰地回憶起淘到這本書的喜悅。這兩本書加在一起總共才一元多錢，每本書的定價用原子筆手寫在一個蓋章的格子裡。但當時我一個月的生活費也只有十幾元錢，決定買下這本書，特別是暫時還用不到的書，還是要有點兒決心的。
在我的記憶裡，大約從1979年到1985年期間，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批西方基礎科學方面的名著翻譯，許多譯者或者已經是領域的名家，或者以後成為領域的大家。其中1980年出版的《數學分析原理》，由北師大趙慈庚教授等譯自沃爾特·盧丁（Walter Rudin）的原著第3版，這是對我個人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一本書：W.盧丁的《數學分析原理》。
在那個時代，大學裡使用的數學教科書大多都帶有濃厚的蘇聯風格，能找到的參考書更是少得可憐。平時，我們會儘量去北京其他大學找人家用的教科書，好像也有七八種吧，其中大多都是上世紀60—70年代英文著作的油印本，其中也有一些老師自己翻譯的不完整譯本，以手抄形式油印在一種帶有黃色封皮的褐色牛皮紙上，能搞到這種「書」都會被視為珍本在一些同學中傳閱。其實這種「書」真正看起來很吃力，字跡不清楚，有些地方油墨糊在一起，不但有味道，還要小心翼翼的，稍不注意油墨會蹭在手上、衣服上，裡裡外外都顯得髒兮兮的。
盧丁的這本教科書以嚴謹宏大的體系、忠實雅致的譯文和精美勻稱的版式，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數學世界（我相信有這樣經歷的人一定不少），堪稱是數學翻譯著作中的經典。這本書在1980年只出了上冊，我還清晰地記得為了能及時買到下冊，有一段時間（差不多有大半年）幾乎每個周末都早早騎自行車趕到北京王府井書店，經歷餓著肚子苦苦等待開門的場景。這本書裡的習題對我來說難度有點兒大，而我又很不喜歡當時很流行的吉米多維奇的那套數學分析習題集（現在仍很流行），所以還特意買了幾乎同時出版的另一套翻譯的習題集，書很薄卻也分上下冊。這套小書的原版是兩位德國作者編寫的，與盧丁的書應該沒有什麼關聯，兩者甚至都不是用同一種語言寫的，我卻發現兩者的體系非常接近，內容上有很多互補性，聯合使用堪稱「絕配」。這也是人教社在1981年前後出版的一套題解書。
若干年後，我在大學裡也陸陸續續教過幾年本科和研究生的數學分析課，有幾次使用的教材就是盧丁這本書的中文新版本，這是由另一家出版社在英文原第3版人教社原譯的基礎上重新排版印刷的。但我不喜歡新版的排版，所以幾乎沒動過新版圖書，每次有需要時我還是去翻看人教社的老版。
另一本給我帶來終身影響的書也是人教社在1981年出版的，即H.西蒙斯著、張理京先生翻譯的《微分方程——附應用及歷史註記》。這本書我並沒有全部讀完，但其優雅的闡述風格和行雲流水般的翻譯，加上充滿邏輯莊重感的公式排版給我留下異常愉悅的閱讀體驗，特別是分散在正文中的數十個簡短的「應用及歷史註記」，包括一些著名數學應用的例子、十幾位著名數學物理學家的傳略和典故逸事等，短的只兩三頁，長的可達十幾頁，這些小篇章是我的最愛，反覆讀過很多遍。這些材料成為我後來20多年裡從事數學和計算機教學時的「養料庫」，書中引用的格言經常在課堂上張口即出，該書也開啟了我對數學史及數學教育的終身興趣。這本書的封皮是那種綠色的、表面有浮起顆粒狀裝飾及保護層，類似一種軟精裝。因為翻閱次數太多，在書的封面上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月牙形磨損痕跡。這本我十分珍愛的圖書在2004年搬家時不慎遺失。
在我的心目中，人教版圖書的數學排版是能代表教科書質量的一個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為中文理科圖書樹立了版式標準。優雅勻稱的排版既是對作者及學術的尊重，同時也能帶給學習者賞心悅目的感受，而醜陋畸形的公式符號則會損害數學協調和美感，大大降低讀者的閱讀體驗。可惜的是，至今仍有個別出版社不重視數學排版。我在2015年曾經購買過某出版社重印的幾本經典科學著作，翻開看後頗有上當受騙之感，遂以壓箱底廢紙處理之。在Word和LaTex的時代，我們的排版系統在思路上保守自封，是導致大量優秀中文教育和學術出版物難以參與國際競爭的間接原因之一。如今，以自媒體和Markdown為代表的新出版時代已漸露端倪，衷心希望人教社繼承傳統，帶領中國教育學術出版業抓住機遇，再創輝煌。
2017年，我加入高中新課標信息技術課標組，參與了《普通高中信息技術課程標準（2017年版）》的修訂工作，在組內人教社同仁的大力推薦下，我非常有幸成為人教/中圖版新課標信息技術教材的總主編與作者，與人民教育出版社信息技術編輯室一起，組織全國的優秀專家、教師共同完成新教材的編寫工作，了卻了我一個多年夙願。在歷時兩年多的艱苦工作中，人教社信息技術編輯室的編輯積極協調溝通配合，理解學習新課標理念，設計教材框架結構，執筆編寫教材內容，並完成編校工作，展現出人教出版人超強的解決問題能力、對教材編寫一絲不苟的態度和紮實全面的業務知識，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終，教材得到國家教材委員會評審專家的高度認可，並順利通過審查，也使我對未來與人教社的合作充滿信心和期待。
藉此機會祝賀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也衷心感謝人教社領導、編輯、作者及合作者對我的幫助、教誨和引領，期望人教社未來更美好。（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