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速換擋的背景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將走向何方？未來將呈現出哪些新趨勢？
·圍繞改革開放40年的主線是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是什麼？
·中國該如何推動科技創新發展？推出科創板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
·當今為何要推動全面開放？中美貿易戰，誰的損失更大？如何求解？
·5G時代，誰將領先全球？美國喊的6G又是什麼？
上述縈繞在眾多人心頭的問題，都能從黃奇帆的這篇演講中找到答案。相信讀完後，你會有所收穫。
口述：黃奇帆 原重慶市市長、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編輯：徐悅邦
來源：一針video（ID：lingdaozheneican）
很高興參加今天閩商在上海召開的這個論壇，按照會議主題，我就我們國家現在的結構調整，深化改革，推動創新和進一步擴大開放4個環節，用1小時跟大家講一些觀點。
01
產業網際網路
未來每年增長30%，200萬億規模可期
首先，要講一下結構調整。我們現在的經濟結構，特別是在製造業、服務業實體經濟範圍，應該說是冰火兩重天。一方面我們傳統的製造業、工業，實際上1-5月份，或者從去年就可以看得出，最近幾年增長率都在1%-2%。有的是負增長，有的是正增長，平均下來也就是1%-2%、2%-3%這麼一個低位增長。我講的是傳統的製造業。
第二，我們國家推進發展的戰略新興製造業，在工信部的單子上一共是九大行業，這九大行業可以說最近五年，每年的增長都是兩位數，都是12%左右，有的10%，有的15%。總之這九大行業的平均增長率都在12%左右，這是個比較高的增長率。
第三，戰略新興服務業。有那麼12個行業，大家如果去看一下的話，最近5年它們的增長率都在20%以上。在面臨調結構時，很顯然大家就會做出個選擇。如果你是初入行的，註冊了一個公司，你打算幹什麼？所以如果是新起爐灶的話，很顯然，你要是進入到戰略新興製造業或者戰略新興服務業裡邊，那麼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大勢所趨都會把你推上一個高地。
如果你過去幾十年已經是在傳統產業裡拼搏，那麼，對於產能過剩或者結構不合理、處於淘汰位置的，你就要果斷壯士斷臂，退出這一塊。或者是你能夠抓住機會，進行技術進步、技術改造。因為從理論上講，任何傳統行業都是可以萬年長青的。只要你不斷與時俱進地調整產品結構、增加技術進步、增加核心競爭力，也都是可以與時俱進地發展的。當然，該堅守的要堅守，該退出的要退出，不把自己的企業放在危卵、危牆之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有一個調結構的主動性問題。
另外一方面，除了戰略新興製造業、戰略新興服務業以外，我國現在還有一塊這些年都以30%速度在增長的，那就是網際網路產業。過去10年是消費類網際網路產業高速發展的時候。像馬雲、馬化騰他們現在的，不管是阿里巴巴也好，還是微信也好，都屬於跟老百姓、跟千千萬萬的手機用戶打交道的。這是屬於消費板塊的，13億人民都可以用一個模塊去展開。
今後的5年、10年，在5G時代的背景下，會進一步地形成產業網際網路時代。到了產業網際網路時代，產業網際網路的平臺可能就需要深耕細作。比如，醫療產業的網際網路平臺，就和我們工業、製造業傳統的基於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形成的平臺，是有差異的。它們之間的數據模塊、指標體系、結構方式等等，可能都是很不相同的。所以產業網際網路時代，需要一個領域、一個領域地深耕細作。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將會在移動網際網路和物聯網的輻射之下進一步地發展。可以這麼說，過去10年，消費網際網路幾乎每年都以30%多的速度增長，每2、3年銷售值就可以翻一番，現在已經到了20多萬億的營業規模，所產生的GDP、稅收都與1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今後到了產業網際網路時代，終端的連接數會比現在消費網際網路的終端連接數多10倍、100倍、1000倍。從這個維度來講，產業網際網路的銷售規模也將是以100萬億甚至是200萬億的規模來展開。
所以，今後10年完全有可能出現2B類型的、產業網際網路類型的新的網際網路時代。這個新網際網路時代的邏輯，我們講它是由5個環節構成，它本身是一個產業鏈：由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和物聯網這3個網絡，加上區塊鏈技術，再加上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形成整個網絡平臺。
這個網絡平臺的5個環節本身，是一個產業鏈：雲計算相當於人身上的脊梁骨；大數據相當於人的五臟六腑、各種肌肉皮膚和血液，是掛在雲計算的「脊梁骨」上的；人工智慧相當於大腦；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相當於神經。
大腦、神經和五臟六腑聯結在一起，是通過雲計算這個架構跟全世界萬物萬聯的。雲計算相當於數據處理中心，實際的物理空間就是幾十臺、幾百臺、幾萬臺、幾十萬臺的伺服器。雲計算這個數據處理中心有3大功能：通信功能、計算功能、存儲功能。所有的大數據、人工智慧計算，都是在雲計算的伺服器裡展開的。
我講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這5個環節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大產業。我們如果用「大智移雲」這4個關鍵詞把它們串起來，叫做一個行業的話，這個行業每年都會是30%多的增長速度，兩三年就翻一番。10年以後，全球應該會達到幾萬億美元的規模。所以，它本身是一個大的發展機會。
同時，它還有一個顛覆性的基因，就是這個「大智移雲」行業的數據平臺，要是跟城市管理相結合，就會產生智慧城市；跟工業、製造業一結合，就會產生現代製造業4.0，就是4.0版本的製造業；如果跟物流一結合，就會產生全球或者說全國物流系統的深刻變革和改造；跟金融一結合，就產生所謂的科技金融、金融科技、智慧金融。這些結合一旦完成，就顛覆了各行各業，使得各行各業智能化，形成新的發展。
之所以說它有顛覆性的基因，指的是這整個體系有以下5種特徵：
第一，全空域。整個社會的各個地方，天上、地上、水面上，不管任何角落，它都可以全空間地泛在地存在著；
第二，全流程。每天、每一秒鐘、全天24小時、一年365天，不斷地在疊加各種信息；
第三，全場景。每個人在生活、工作中的一切場景，它都可以記錄下來；
第四，全解析。人工智慧可以對各種各樣的流量、不同時空的信息，加以挖掘和分析，推斷出各種知識判斷、有智慧的判斷；
第五，全價值鏈。它可以從各個維度上進行分析，使得這些信息的各種價值都可以堆疊在一起，形成價值鏈的疊加。
那麼，這「五全」的信息所形成的基因，就是現代通信系統、信息系統、「大智移雲」的數據平臺系統，之所以能夠顛覆各行各業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不管我們的企業是哪一種類型的企業，我們都應該了解「大智移雲」的概念，都應該熟悉網際網路時代，特別是產業網際網路時代即將要發生的變革，以促進自己的產業結構調整。這是我講的第一段，關於調整結構。
0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不能淪為官員的行政性措施
第二個，講講改革。我們國家去年進行了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的慶典。習近平總書記在12月18號的慶祝大會上，做了深刻而重要的講話，提出了改革開放再出發。那麼，這個主題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又要改什麼呢？
最根本的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家要知道，新時代我們國家的時代最強音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十八大以後，每年我們黨的報告的指導思想中，都有這麼一段話：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推動開放。
為什麼這麼一說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個概念，從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到新世紀，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主要的旋律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80年代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改革，大家還記憶猶新，一說就能夠知道，比如說農村承包製改革，比如說從要把私人經濟、個體戶、民營企業從資本主義尾巴割除的狀態，轉變為讓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把私人經濟、民營經濟放出來，搞活壯大。
再比如說引進外資，讓外資企業在中國發展；以及把國有企業從政府機關「衙門式」的一個機構，變成市場經營的主體。大家想一下，上述所有的這些重大改革，都是供給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講的是成本的改革、要素的改革、創新的改革以及企業的供給，而歸根結底最後還是要落到企業的供給，企業創造未來，創造生產力。
所以，不管是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供應學派改革，還是那時候裡根在搞的美國供應學派改革，他們的共同目的都是增強企業活力，降低成本。降低稅收也是增強企業活力的一種手段。所以說當時各個方面都是在加強企業的供給。
在當時，我們國家進行了增強農村生產力的供給制度改革、城市民營制度的供給改革、外資企業的供給改革，以及國有企業的供給改革。甚至到了1990年，我們引進了資本市場，推出了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這也是一種企業制度的供給改革。
所以大家看一下，雖然當時沒有把這些改革稱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實際上這五大企業供給改革，都是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相吻合的。
另外，我們國家上世紀80年代還搞過許多降成本的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的改革，比如在特區、開發區、新區，把企業的所得稅率由55%減成15%，這就極大地釋放了生產力，是一種降成本的供給側改革。
再比如，各種特區、開發區、保稅區都屬於營商環境的制度改革。通過這種改革，形成了民營經濟、外資企業共同大發展的格局，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制度供給，也是一種改革；
再比如，上世紀90年代我們搞了一系列的改革，當時在江總書記、朱總理的推進下所做的那些改革：比如說法人治理結構的改革，那是一種企業的制度供給；比如說下崗再就業，把幾千萬名冗員剝離，退出企業，幫企業降低了勞動成本；
再比如，把企業辦社會的「吃喝拉撒睡」都剝離，轉為社會來管理。企業不再管養老、醫療等各種各樣的事兒，這個也是在幫企業減負；
再比如，把企業的諸多壞帳剝離，要麼破產關閉，或者債轉股。當時有1.3萬億的債轉股和5000億的破產關閉、壞帳核銷的存量，加起來有1.8萬億。要知道當時90年代銀行的全部貸款餘額只有10多萬億。10多萬億要核銷掉1.8萬億，10%的比例啊，相當於現在180萬億的貸款的話，要核銷掉10多萬億。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兒啊。所以當初改革的力度之大，可見一斑，也都屬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範疇。
我講這一段是希望大家理解，儘管當時沒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事實上做的樁樁件件的事兒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我們的新時代，我們是在把40年的改革開放中最核心的改革靈魂——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作為綱領、作為旗幟、作為我們抓改革的一個方向。
實際上，「改革開放再出發」就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出發。我們一定要明白，需求側的各種調整，就好像汽車行駛時左邊轉一轉、右邊轉一轉，開個10來公裡、100公裡，你可能就轉了好多次了。這是十分必要，又非常重要的每時每刻的一個調動，但這不叫改革。因為10年以後回過頭來看，整個結構還是老樣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不同，需求側是一種逆周期的，冷了熱了、熱了冷了的調控。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講的都是基本面的改革、基礎性制度的改革，是體制機制的改革，是長周期的效應的體現。
所以，我們現在要抓的工作重點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簡單的「三去一降一補」，去槓桿、去庫存、去各種各樣的產能、降成本、補短板。但如果只是作為行政性措施這麼去去的話，今天壓一下，明天不壓了，就又恢復了。而要是結構性調整，那麼你降成本也好，去槓桿也好，都將是體制性的、健康的一個深化改革。
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去降庫存，用改革體制的方式去減產能，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式去降槓桿。如果不從改革上做文章，那麼這個「三去一降一補」都會變成，要抓的時候行政官員壓一下，松的時候就又反彈回來，就起不到真正改革的作用。
所以，要從供給側發現問題。絕對是存在問題的。然後用改革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衡量問題最後到底解決沒解決的方式，就是看結構性平衡不平衡。不管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物流體系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每個領域都存在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國家的物流成本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佔到了GDP的15%。但在歐洲、美國，整個物流成本只是GDP的7%-8%。我們這高出一倍多的物流成本，靠行政性措施去降低，是降不下來的，只能用結構性的改革。
我們國家的物流成本為什麼這麼高？稍微想一想就明白了，我們花了幾萬億的錢修了鐵路，但是鐵路的運能（貨物運輸的能力）只佔到整個中國全部貨運的5%-6%；我們也花了幾萬億的錢修了高速公路，汽車通過高速公路運輸的運能，佔到了整個中國貨物運輸的86%；剩下的水運、空運等其它運輸方式，佔了10%多一點。
看了這個結構，你就明白為什麼物流成本高了。因為低運輸成本的鐵路運輸方式，在整個貨運中的比重太低了。花了那麼多錢，卻沒有搞起來，什麼道理？你仔細一看，所有開發區的「七通一平」裡沒有鐵路通（七通：通給水、通排水、通電、通訊、通路、通燃氣、通熱力；一平：平整土地）。所有的大工廠，500億、1000億產值的工業工廠不修鐵路。所有的新區，也沒有鐵路。我們的鐵路跟這些產能沒能無縫對接。
然後，物流體系、倉儲體系還未實現無縫對接，最後一公裡都還沒打通。最後，體製造成的這種問題使得我們企業也很麻煩，只能把貨物裝上卡車，一千公裡開出去，拉倒算了，方便。但是燒汽油的成本和鐵路燒煤炭的成本相比，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美國是在100年前修的鐵路。二戰後的這幾十年以來，雖然他們修了那麼多的高速公路，同時飛機的運輸量也十分龐大，但美國現在全部運能的20%還是靠鐵路。如果我們國家鐵路的運能比重能夠上升到15%、20%，我相信我們的物流成本，可能就從佔GDP的15%下降到了10%。
這個意思是說，要從體制改革、結構性角度去改變，才能解決問題。因為時間關係，就不展開了。我只是想說一點，當下中國最深層次的改革，一定是和供給側連在一起的。金融體制的改革，就是中央說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它的諸如物流系統、房地產系統，一切我們覺得有問題的系統，都要從供給側角度抓到題目，然後用改革的手段進行深入推進，最終使我們整個中國的改革紅利繼續產生、繼續發揮作用。這是我想說的第二條。
03
科創板是為解決中國創新的資本問題
中國創新怎麼「背著書包進去，背著錢包出來」？
第三，就是要推動創新。這也是黨中央、國務院這些年不斷要求我們的，也是2019年這個形勢下，我們更加要身體力行的。現在我們的創新取得了許多成就，但這些成就中有3個薄弱環節：表現為基礎創新上的薄弱環節；表現為創新後，將創新成果產業化轉化中的薄弱環節；表現為我們已經轉化出成果了，怎麼把它變成巨大生產力的薄弱環節。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3個薄弱環節的問題解決掉，中國的創新將會一日千裡，更好地發展。但要是這3個環節的問題沒解決，我們的創新就會變成口號，就會流於形式，或者事倍而功半、得不償失。
在這3個薄弱環節中，主要存在著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在基礎創新、核心產品的創新以及重大的基礎性科研開發上，也就是我們平時說的「無中生有」、「從零到一」的發明創造上，我們缺少投入。
去年，我們國家的研發費用投入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了，僅次於美國。研發費用投入佔總的90萬億GDP的比重是2.1%，差不多等於2萬億。在世界上，這樣的一個規模是比較大的，超過了日本的總投入。
如果今後10年，每年都保持增長，10年後比重從2.1%漲到3%的話，那麼到2030年，要是那時中國的GDP比如說有200萬億，那麼總的研發費用投入就將達到6萬億，相當於現在的3倍。總的來說，我們國家研發費用投入的總量是夠的，但問題出在哪兒呢？
就出在核心產業「從零到一」的基礎研發上，在關鍵的、核心的、基礎性的、戰略性的研發上，我們投入不足。去年，我們在這種戰略性的關鍵產品研發上的投入，只佔到我們全部研發費用投入的5%。
而去年G20國家投入到這種「從零到一」、「無中生有」的發明上的研發費用比重，平均在20%左右。美國是17%，日本是20%。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把整個研發費用的1/5，都投在了這些「無中生有」、平時看不見摸不著、希望渺茫的研發上。但是他們就這麼投，可能投了以後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成果，產生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的成果。
在這方面，我們的投入比重低了。以後呢，不管是舉國之力投也好，還是像企業華為這樣投也好，都應該引起足夠重視。
華為每年將1000億投入到研發上。深圳現在是我國各大城市中研發投入比重最高的城市，2萬多億的GDP中，1年的研發費用投入是1000多億，佔深圳整個GDP的4%點幾。但如果把華為扣除掉，深圳整個研發費用投入的佔比只有1%點幾，比全國其它城市的平均值還低。這是不是因為華為「一俊遮百醜」呢？
當然，華為也是深圳的，是在深圳範圍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為現象本身是一個個案，它能夠每年把自己銷售額的15%以上，拿出來投入到研發之中，這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
華為的這1000億，可不是投資在研發方向盤是方的、圓的、還是橢圓的上面的。因為有一年，我碰到一個汽車公司的經理跟我匯報，說他們去年1年時間裡取得了30多項國家專利，是很大的成功。我問他是什麼專利？他就跟我講講講，講到後面我發現，就是在研究方向盤是圓的、方的、還是橢圓的好。變形都叫專利了，有什麼意義呢？所以，這一類專利是粗淺的。真正具有核心意義的，是「無中生有」的、原理性的、創新性的。如果加大投入，真是要像華為那樣。總的意思是說，在這一塊上，整個國家要加大投入力度。
第二，在好不容易有了科研成果後，就要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但不管是產學研轉化也好，還是孵化器轉化也好，轉化的前提是要有眾多小企業的基數存在。而我國暫時還缺少這麼一個保護小企業的法律。
這個法律就是1980年的矽谷，美國政府通過的一個法律，叫做《拜杜法案》。《拜杜法案》的核心內容就是講：美國政府或者任何企業投資研究所發明的專利時，如果這個「無中生有」的專利產生了以後，那麼投資者佔有專利權的1/3，發明專利的人也將佔有專利權的1/3，而誰要是把這個專利權轉化為生產力，就是「Know how」，也將佔有這個專利權的1/3。
這樣一來，矽谷每年就不是大家、科學家自己發明專利，然後自己跑到孵化器裡去轉化了。而是各大專業院校和研究所，每年都會公告發明的專利，然後就有一大批頭腦比較活的、有情商的人，像招投標一樣去看這些專利成果。
如果有誰認為自己有能力把這個專利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就跟學校、研究所籤個約。籤完約以後，就背著「書包」進孵化器，成功了就背著「錢包」出來，因為這個智慧財產權的1/3權益歸他所有。
而那些發明智慧財產權的人，他沒有去做轉化，就繼續做他的深入研究，研究各種開發的事兒。如果沒有轉化的人，那麼哪怕發明者佔有這個智慧財產權的2/3也是個0。所以我們中國這10幾年，有那麼多的科學家、專家、工程技術人員發明了很多很多的智慧財產權。我們甚至賦予他們這個智慧財產權50%-70%的權益，但他們卻很少有變成億萬富翁的。因為在你這個智慧財產權沒有轉化出生產力時，整體還是0，哪怕你佔有了70%也是0。
所以，我們要鼓勵一大批有情商、有智商、能產生「Know how」思路的人。他們這幫人沒有原始創新、「從零到一」的智慧財產權，但在1到100的轉化過程中，他們發明了工藝、發明了「Know how」，他們就擁有了原始智慧財產權的1/3，形成一個很好的轉化。
現在我們國內特別需要這樣的法律。有這個法律，才能讓一大批發明專利的人，從轉化的負擔中解放出來，進一步專注地去搞發明，讓他們離開各種各樣的孵化器。如果讓發明了智慧財產權的人都跑到孵化器裡來，那叫不務正業。因為他離開了工程實驗中心、大專院校很好的條件，跑到你孵化器空空蕩蕩的一棟樓之後，他什麼事兒也幹不出來了。
所以，大家不要搞孵化器的形式主義，必須非常務實地各就各位、分類推進。
第三，當我們好不容易把科學技術變成了生產力，完成從0到1、1到100的過程，形成了「100」這個概念。這個「100」就是生產力的雛形產品。那麼，怎樣才能把這個「100」放大1萬倍，從100變成100萬，變成偉大的生產力呢？
這時候就需要私募基金、風險投資基金，一輪兩輪三輪、A輪B輪C輪地投資，最後到上市公司、資本市場層面來推進。
那麼在這個推進的過程中，我們原來是缺少科創板那樣的股權架構的，這個股權架構實際上就是「同股不同權」。它還有一個概念，就是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這些科創企業搞轉化的人，好不容易轉化出一個有科研成果的企業，可能效益還不高。如果一輪一輪地投資上去，再到資本市場上市，這一系列股權擴張完成後，可能就有幾十億進來了，而這些原始轉化的人最多持有那麼幾百萬、幾千萬，或者一兩個億。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股權就被稀釋到只剩下百分之幾到百分之10。那麼資本說了算的市場，很有可能就把他們攆走了，最後這家科創型企業的靈魂也沒有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國家現在推出的科創板，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它補上了我們從100到100萬這個環節中，資本市場介入創新推進環節中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國家把上述這3個薄弱環節都補好，我對中國創新前景的燦爛，充滿信心。
04
美國喊的6G，根本就是個騙局
最後一點，講講開放。過去40年，中國早期的開放是以出口為主，以引進外資為主，以沿海開放為主，以工業、製造業開放為主，然後是以適應WTO、國外的遊戲規則倒閉國內改革，這樣的一種開放為主。
十八大以後的新時代，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中國的開放呈現出了5種新特徵：
第一，引進外資和走出去投資雙向並重。過去這5年，我們走出去投資的數額是7000多億美元，引進來的是6000多億美元。走出去比引進來還要多。而且我們這5年海外投資的總額，比1979-2012年這33年間5000多億美元的海外投資總額還要多。我講這一段就是說，中國現在是引進來和走出去雙軌並重；
第二，我們現在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商品並重。我們不以出口創匯為主導目標，而是以進口和出口雙向平衡作為戰略目標，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第三，我們已經從沿海開放，變成東西南北中整個中國全域的縱深開放；
第四，我們也從過去工業、製造業和一般建築業的開放，變成現在工業、製造業、服務業、服務貿易、金融業等各行各業全方位開放；
第五，我們從過去參與WTO、適應國際規則，轉變為既適應國際規則，又進一步地參與WTO的改革，參與全球雙邊的地區級的FTA——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更好地融入世界，走進世界經濟舞臺。
從去年開始，這五大改革，不管是在博鰲，還是在進博會，還是在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都在反覆強調，不管遇上什麼問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形成中國和世界融為一體的發展。
那麼在當下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我們是不是會因為貿易戰而把開放的大門關小一點呢？不管美國人怎麼想，想要約束我們，或者想要關上、封閉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都是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在當今世界，國際貿易的構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30年前，全球貿易的70%是產成品貿易，而現在全球貿易的70%是中間品、零部件、原材料，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之間的貿易。
在這樣的一個貿易格局下，全世界往往是幾十個國家、幾百家企業，在幾百個城市裡形成一條產業鏈，共同製造一個產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要還想用50年前重商主義的「產成品貿易時代」的關稅政策，來逼迫別的國家就範，就已經不是所謂的「殺敵一千，傷己八百」了。往往越強的國家幹這個事兒，越容易變成「殺敵一千，自傷一千五」。
比如川普有一個錯誤的理念，他認為向中國出口美國的5000億美元產品加收25%的關稅，這1000多億美元是由中國政府、中國企業、中國老百姓支付的。這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加收了以後，誰來出錢？那只能是對美國進口商，最後轉嫁給美國消費者，是美國人出這1000多億美元的錢，說是中國政府、中國企業提供，那是笑話。
所以，不管是美國還是國際的經濟圈，最近都在深刻地評論，這1年多川普加收關稅的結果，都是由美國人出錢。這是第一個。
第二，現在中國出口美國的這5000億美元貨品當中，有60%的產品根本就是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合資企業、獨資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反銷給美國跨國公司，再銷向全世界的。
所以你這麼一搞，實際上打擊的是美國企業，因為5000億美元裡面有近3000億美元，是加工貿易中，外資所產生的東西反銷給美國的。所以你這個耳光，左邊一下打在美國老百姓身上，右邊一下打在美國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美資企業身上。這是兩個問題。
第三，你搞了這件事兒以後，中國政府肯定會採取反制措施，對中國進口美國的1500億美元貨品也會加徵關稅。這個關稅一加徵，在中國進口的這1500億美元當中，有一大部分還是會波及到剛才說的那60%的美資企業。他們從美國進口零部件到中國，加工到他們的產品之中。如果美國停止了銷售，那他們在中國的企業等於關門。
所以這第三棍還是打在他們自己身上。一種情況是成本提高，另一種情況是如果他不提供商品、搞封閉的話，那他自己關門。
有計算顯示，如果美國不將他們的關鍵零部件提供給我們中國，比如說如果晶片不提供了，那我可以這麼說，美國晶片工廠在全球的銷售額立馬少掉40%。那他就該先關門了。因為是我們中國1年進口了3000億美元的晶片，你真不提供了，我們是會有損失，但首先當你的核心企業丟掉了3000億美元的市場，那你立馬就自殺嘛。這是一個概念。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面對這樣一個如此複雜的全球產業鏈，美國簡單地使用關稅大棒，一是扭曲了全球產業分布，二是自己打自己的身體。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兒。
另一方面，最近美國一看貿易戰效果不佳，想到了通過科技戰來封殺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比如華為。華為的5G，可以說現在就是獨步世界、領先世界的。美國人在4G時代，就已經是落後於世界的了。全球一共有500多萬個4G的基站，中國分布了370萬個，美國分布了30多萬個，其它地方分布了100多萬個。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4G網絡效果最好，其次是歐洲，美國最差。大家到美國打電話感覺就是疙疙瘩瘩的，不怎麼暢通。
那麼到了5G時代，如果美國人用華為的5G，它的伺服器的各方面成本都比較低，而且我們華為也有足夠能力去幫他們鋪設基站。但美國人想打壓你，「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他說自己不想搞5G，要搞6G。
什麼是6G呢？就是衛星通信，高軌低軌的，加上基站之間的網絡。大家要明白，衛星通信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就研究了，摩託羅拉在新世紀初就想搞，最後都沒有成功。15年之內，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使用到老百姓的通信系統上。為什麼呢？因為衛星通信覆蓋到地面，往往要幾萬平方公裡，而在這幾萬平方公裡上可能有幾十萬人在打電話。這個頻譜復用是不夠的。一個基站頻譜的復用和一個衛星頻譜的復用，基本上是一樣的能力。
那麼，如果幾平方公裡一個基站，全球你就要鋪它幾百萬個。但如果你要用衛星的話，你發射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去覆蓋，頻譜是不夠用的。因為頻譜問題，打電話就會疙疙瘩瘩，就會不暢通。
第二個，基站之間一般是幾百米到一兩公裡的距離，所以它的微波通信是非常小的功率。手機放在耳朵邊上打幾個小時的電話，基本是不會衝擊腦子，不會受影響的。但衛星通信要幾百公裡，這時候就需要很強的輻射。一般來說，軍隊裡的士兵使用衛星通信，會拿個大哥大一樣的東西，這是可以的。但像老百姓拿個蘋果、華為的手機，一天用幾個小時，這個輻射是很強的，肯定是行不通的。
第三個，微波的通信，如果使用衛星通信的話，能耗高，就要一塊大電池，像一個大哥大那樣。要是我們現在叫老百姓回到20年前那樣，拿個大哥大來打電話，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國說要搞6G這件事兒，就是莫名其妙的單相思，什麼發射1萬多顆衛星，絕對是騙局，根本不可能做起來。誰做這件事兒誰傻。
當然，我不是說20年以後不會。如果20年後有新的原理髮明，比如說用乙太網的原理來搞這件事兒，可能就又另當別論了。但是眼下有關乙太網的研究、有關通信方式的研究，根本至少還得有個15年到20年才會出成果。
所以我說，未來5G時代，中國獨步天下，還真是這麼回事兒。我們這個5G裡面要用到晶片。現在晶片一共6大類，伺服器的晶片、手機的晶片、基站的晶片等等。華為既可以用別人的晶片，也可以用自己的「備胎」。另外說說作業系統，現在有谷歌的作業系統、Facebook的作業系統，和其它的一些作業系統。而我們華為現在的作業系統，已經能夠做到把平板、手機和電腦集於一身了。
所以，本來你不逼我們，華為可能還真留著一個「備胎」不使用。既然你都跟我切斷了，那我就把這個新系統推上去。真要推上去了，那天下都使用也是很正常的。在這件事兒上，中國政府是有推動權的。全球一年生產20億臺手機，美國、歐洲加上三星、日本，一共生產5.5億臺，其它雜牌手機5000萬臺，一共6億臺；而中國生產14億臺。如果中國政府下令，這個作業系統是國家平臺，就用華為的作業系統。華為的方舟編譯器是可以把手機、平板、筆記本電腦融於一體的。真要幹了這麼一傢伙，這個量實際上就代表了市場，是可以幹這件事兒的。所以，真要把我們逼上了梁山，是可以逼出一個新天地來的。
我講這個的意思就是說，當今時代科技創新只有靠互相合作、相得益彰。誰要想靠封鎖，封鎖一個小國可以，封鎖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的。「合則兩利，相向而行」，是我們中國政府一直以來的態度。
所以我總的意思就是，貿易戰我們是不想打的，但也不怕打。我們絕對不會因為跟美國打貿易戰結果走向封閉，我們只會更加開放。美國跟我們打貿易戰，我們不得不打，但我們跟歐洲、日本、韓國、東南亞，跟其它一帶一路上的各個方面，我們還是應該用更加開放的態度，從制度上、從營商環境上進行開放。
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去年擲地有聲的一句話，中國的改革開放從過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的開放，轉變為制度規則型的開放，這是中國開放時代的最強音。
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內容整理自2019閩商·上海論壇黃奇帆所做《新時代國際貿易新格局、新特徵及以「三零」原則為基礎的FTA發展趨勢》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