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班地鐵》：三人行的圓滿謝幕
特呂弗說，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他想達成長久以來的三個夢想：將攝影機帶到劇場後臺，營造淪陷期的氣氛，還有讓凱薩琳·德納芙演一個負責任的女人（她在《密西西比美人魚》中演過一個騙婚的蛇蠍美人）——其實他在本片中還達成了第四個夢想，那就是讓三人行這個愛情烏託邦圓滿一次。
這已經是特呂弗最政治的一部電影了，但是其中仍然表現出一種愛情至上、藝術之上的基調，因此還受到了一些非議。特呂弗和戈達爾的觀點針鋒相對，他認為「真正的政治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藝術家拒絕自己的專業，忙著論政局、批社會，只會製造壞的政治和壞的藝術」。電影大師塔科夫斯基同樣認為：「太露骨的政治意圖常使得藝術品變得虛假。這些政治、社會主張若是出自功力較差的導演，那作品大概就完了」，他還援引了託爾斯泰在一篇日記中的話：「政治和藝術是無法共存的，因為前者為了證明，必須要偏執一邊」。事實上，戈達爾大量直接表達個人政治觀點的電影，即顯得狂熱、虛假和幼稚，而對於特呂弗來說，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虛假。
他的《四百擊》，背景其實也是淪陷期，但電影中卻幾乎看不出來；他拍《偷吻》的時候，正好是著名的五月風暴風起雲湧，他也參加了當時的遊行，但革命生產兩不誤，他稱自己既是導演又是鬥士，在這部電影中，除了片頭有一個電影資料館鐵門緊鎖的鏡頭，以及人物對白中出現遊行、罷工等字眼外，其他都不帶任何政治色彩，所以片中的安託萬在當時顯得「不合時宜」，他照樣在忙著找工作、談戀愛，而沒有投身革命；《朱爾與吉姆》中的二戰作為愛情的背景，也是一帶而過。
本片的片名呼應了淪陷期的背景：巴黎晚上11點以前宵禁，所以人們必須趕著搭乘最後一班地鐵回家，片中的核心場景：劇院，也反映了當時的特殊背景——當時物資嚴重短缺，人們情緒苦悶壓抑，餓著肚子的巴黎人排隊買完吃的，然後就去劇院或影院取暖，同時在戲劇或電影中逃避現實，得到短暫的快樂，因此當時法國的戲劇和電影反而有一種出奇的繁榮，本片中的主人公和當時巴黎人的心態一樣，那就是在國家淪陷的痛苦中，且從愛情和藝術中尋找自由，所以影片雖然政治，但主題卻並不革命，而是沿襲了特呂弗一貫的人情味和人道主義風格，同時這也是法國文學中的一個優秀傳統。它唯一表現出一點革命跡象的，就是男主人公之一貝納和地下組織有聯繫，最後直接投身於抵抗運動。
片中的人物組合又回到了一女二男，和前兩部的不同之處是，片中沒有、也不可能出現大段抒情浪漫的三人行場景，兩位男主人公分別在地下（劇院的地窖）和地上（排練的舞臺），而女主人公則是白天在地上，晚上在地下，穿梭於兩個男人之間，在本片中，特呂弗再次表達了他對帶有神秘氣質的自由女性的崇拜。
蒙馬特劇院的經理兼導演斯坦納，因身為猶太人而被迫逃亡，實際上他偷偷藏身於劇院地窖，並伺機逃往自由區，他的妻子、美麗的女演員瑪麗安，接替了他的重任，既要組織排練，又要和納粹、法奸周旋，還要冒著危險偷偷為丈夫送吃的，並且替他聯絡安排逃跑的路線，她個性神秘、不露聲色，身上集中了成熟女性的優雅、智慧、善良、鎮定、堅強、忍辱負重等可貴品質，也集中了特呂弗對女性的理想。在斯坦納逃跑的計劃接連受挫後，整天憋在地窖裡不見天日的他快要發瘋了，此時，瑪麗安努力安慰他，她摟著他的時候表現出了溫柔動人的母性，這一直是特呂弗在女性身上最為嚮往的東西。即使在納粹以她丈夫的猶太人身份而對她施加壓力時，她對丈夫的愛也從未軟弱動搖過。
影片對瑪麗安和男演員貝納之間的愛表現得相當含蓄和克制，甚至還為雙方設置了很大的誤解，比如瑪麗安故意冷淡他，而貝納又因為瑪麗安對納粹的忍氣吞聲而對她產生了不滿。他們很多時候感情的流露，僅僅是通過幾個不為人察的眼神，他們愛情戲中的對白也成了相互傳遞感情的渠道，劇中反覆排練的對話，是貝納說：「你實在太美了，看著你就叫我痛苦萬分」，瑪麗安說：「可你昨天還說那是一種快樂」，貝納說：「是快樂，也是痛苦」——影片充分展現了戲中戲的魅力，另外還有兩個細節：瑪麗安首演成功後情不自禁地親吻了一下身邊的貝納，而最後在得知貝納要離開劇院去參加抵抗組織時，她又突然狠狠給了他一巴掌，這一個吻和一巴掌，是愛的不同形式的流露，尤其是這一巴掌，把她內心對貝納的愛，對他離開自己的痛苦以及擔憂，全部打了出來。直到兩人分別時，他們才有了第一次直接的交流，瑪麗安故意對他說：「我覺得你對所有的女人都有興趣，惟獨對我沒有」，貝納說：「首先不是所有，其次是你令我卻步，你好像不大喜歡我，有時甚至讓我覺得你在直接表達對我的厭惡」，在這完全有可能是生離死別的關口，瑪麗安終於敞開了自己的心扉：「剛好相反，你是那麼吸引我，我要努力掩飾，好不讓人發覺，而且還要讓你討厭我」，貝納說：「我從沒有恨過你」，兩人終於打開了感情的閘門……
正如特呂弗在自導自演的《日以作夜》中表達了他對電影的熱愛，在這部同樣以戲中戲為特色的電影中，他又表達了劇中主人公對於戲劇的熱愛，和他本人對藝術的崇高敬意。戲劇界有個規矩：「戲必須演下去」，在淪陷期衝破重重困難和阻力，明擺著虧本，但是瑪麗安即使變賣自己的首飾也要堅持排練和公演，這是藝術家在非常時期的個人選擇，這也可以被看作是藝術對罪惡戰爭的一種軟抵抗。影片以不時響起的防空警報和突然停電，來表現當時的特殊環境，但是在這種時候藝術仍然以它自己的方式堅持著它的尊嚴（人工腳踏發電等等），傳遞著和炸彈、槍炮截然不同的聲音，爆滿的觀眾席上發出的熱烈掌聲，以及有一次觀眾不理會警報，站在劇院外拒絕下防空洞的場景，生動地表達了特呂弗所追求的「好的藝術」帶來的「真正的政治效果」，另外如片中一個小男孩被德軍士兵摸了一下腦袋，他母親就立刻叫他回家洗頭這樣的精彩細節（發生在特呂弗小時候和外祖母身上的真實經歷），看似閒筆，實則也是特呂弗式的「政治效果」，它在藝術中的力量，和讓這位母親在房頂上朝德軍扔手榴彈是相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