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賜履假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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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初年，鰲拜跋扈，排擠同僚，蔑視幼主。康面對鰲拜的恣意妄為，決心肅清吏治，整頓朝綱，遂於康六年（1667）五月，下求直言詔。六月，一個叫熊賜履(1635-1709)的湖北孝昌（今湖北孝感）人便應詔上萬言疏，對民情、朝政得失，侃侃而談，直陳已見。此疏一出，海內傳誦，鰲拜惡其侵己，請以妄言朝政治罪。康不許，說：「彼自陳國家事，何豫汝等耶?」從此，熊賜履進入了少年皇帝康熙的視野。

 康七年（1668），熊被升為內秘書院侍讀學士。康親政後，熊賜履曾多次上疏，請康於臨政之暇，接見儒臣，講求治道，結果得罪鰲拜，被吏部議，熊賜履被降職兩級調用。還是康親自出面才保住了他。

 康八年（1669），鰲拜被除。罪狀之一，便是銜恨熊賜履，意圖傾害。由於鰲拜當政時，擅作威福，左右朝廷，上下其手，天下沒人敢惹，只有熊賜履以侍讀詞臣的身份，連續上疏論事，侃侃而無所避，從而博得了個勇敢直言的名聲，天下傳揚。因此得到康的信任和重視，九月，他被升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尚書。

康十年（1671）二月，皇帝下詔舉於保和殿行經筵大典，熊賜履被任命為第一經筵講師，進講《尚書》「人心惟危」一節。其原文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箴言，相傳是舜傳給禹的為君之道。熊賜履認為這是千古帝王傳心之要，萬世聖學之源。故將此篇作為首講，並用理學的觀點演繹解釋。此時只有十八歲的康，胸懷創業大志，正處於如饑似渴尋求外王內聖的君主霸業之道之時。而熊賜履的理學，正中他的下懷。康十分迫切，認為僅是經筵進講，還不解渴，三月，以「經筵體嚴時暫」，不利聖學，又命熊賜履為日講官，每天在弘德殿給皇帝單獨講課。

康熙一朝，道學家的日子過得不錯，上謝天恩，下謝熊賜履。熊賜履以朱熹之學進獻康，使皇帝接收了惠顧學，同時也挽救了理學。康熙朝的理學名臣一大批，熊賜履算得上是御前首席理論家，頭一名帝師。

 康看的也恰恰就是「經世致用」的學說。熊賜履此時儼然又以大清理學第一而自居了。《碑傳集》卷11記載這樣一件事： 

一日，康曾問熊賜履有什麼關於理學的著作，熊便以自著的《閒道錄》進呈。康

命取進宮中拜讀，第二天，康見熊賜履時龍顏大悅，說「朕已披閱了你的《閒道錄》，正大精醇，真是斯文一派呀！」不久，又對熊賜履說：「葜諧繒闢邪極為透徹，對於聖王之道很有益。」還親自題了書名――「熊學士閒道錄」，放在自己的御用寫字檯上。而熊賜履也因為道學家的名聲，在朝廷內外十分吃得開。康十四年（1675），熊因為「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既入閣參與機密，又充纂修太祖、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太宗實錄總裁官等職。有名有利，火得不行。

事實上，熊賜履並非醇儒，他的理論並沒什麼出奇，無非捧緊朱子，力詆其餘而已；他的學問也一般，不過是熟讀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但在那時，熟讀性理大全，善磕頭，便可為名臣，老熊已算是庸中佼佼者了。康熙十五年（1676），清朝內閣出了一件怪事。陝西總督哈佔上了一個關於獲盜題請開復官員的題本，時任武英殿大學士的熊賜履在代擬批旨時，一不小心，把這個題本批錯了：原來應該批往吏部核辦，卻錯給批到了三法司核擬。熊賜履回府後，忽然明白過來，心急如焚，次日起了個大早，五更時分便趕到內閣，支開中書（吏員），找出自己草擬票籤的原稿，嚼下吞進肚裡。

票籤是指內閣根據有關法規和典章律例，對中央、地方各衙門及臣僚呈送皇帝的章奏代擬初步處理意見，以備皇帝裁決時參考。由內閣代擬的票籤隨本章上報皇帝後，如果與皇帝意見不符，還會打回內閣重擬，稱「改票」。

熊賜履是個道學家，程朱之學的東西看多了，腦子有些軸。他天真地認為只要將自己草擬的票籤銷毀，查無證據，一切就好辦了。當然，他還自作聰明地搞了一個偽裝：將一位同事杜立德的另外一本票籤原字裁去，然後以小字將錯批寫在上面，自己則換過杜立德的本子，另批幾句，以充其數。

熊賜履選中杜立德，一是可能事急無暇多想，二來也是因為此人一向迷糊。

於是等到杜立德一上班，熊賜履便迎上去說：「您老又批錯了。」沒承想杜立德這天偏偏明白異常，堅稱這一題本自己從來就沒看過，接著又發現籤紙短了一截，遂叫來中書，說他作弊，要拿他責打。中書不承認，內閣中吵成一團，聞訊趕到的首輔保和殿大學士索額圖站在一邊，一時也不能分辨。正吵的時候，一個滿學士過來揭發，說他頭晚在親戚家因喪事守夜，今天過來得早，在南炕上倒著，親眼看見熊大人進來悶頭檢本，還口嚼了一張票籤。

這一下，熊賜履立刻啞口無言。可憐滿腹道德文章，竟化不出一字辯語。索額圖本來就對熊賜履心懷不滿，就拉著杜立德奏到上面。康正在為三藩戰爭前線吃緊而著急上火，便讓吏部核查此事。問口供時，熊賜履一語不發。索額圖說：「這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就是審賊，也畢竟要他自己親供，才能定罪，老先生不說話，如何了解此案？」見熊賜履還是不說，索額圖又道：「老先生不要擔心，就是如今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自己就出真情來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熊賜履窘辱備至，只好說：「罷了，就是如此罷了！」於是吏部議：「熊賜履票擬錯誤，欲諉咎同官杜立德，改寫草籤，復私取嚼毀，失大臣體，坐壓官，歸裡。」（事見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14，《本朝時事》）

其實，偶爾批錯個票籤，不是什麼大事，就算當時三藩之亂，康熙心情不好火氣旺些，也不會拿熊老師怎麼樣。全怪熊賜履本人將此事看得如此之重，卻不知自己將一生講求的理學看得十分輕了。杜立德不肯認下這筆糊塗帳時，如果熊賜履懸崖勒馬，小聲認錯，也不會弄到後來那樣。用他自己的話說，正是「每有一息之差，而成終身之謬」。

嚼籤事件，使熊賜履臉面丟盡。假道學之名聲，不逕而走。他被革職後，沒有回老家，想來也沒臉回鄉。奉母擇居在金陵（今南京）城北青溪之蓮花橋，後又遷居溪西之清涼臺。

 好在，康還是惦記著熊老師。康二十三年（1682），康南巡到江寧，熊賜履隨眾接駕，還被召到行宮，親自慰問垂詢。康二十七年（1688）秋，一個更大的喜訊傳來，朝廷任命熊賜履為禮部尚書。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入都才及兩月，老母便病逝。熊老師官椅還沒坐熱，只得回金陵守孝。還好，第二年，康二次南巡到金陵，又派人上門慰問熊老師，還賜予鹿尾、人參等，並御題「經義齋」額頒賜。

 康三十年（1690），熊賜履出了三年的孝期，趕緊跑到北京，被補任禮部尚書，仍充經筵講官。後又改任吏部尚書。熊賜履再起，五任會試正考官，並充任聖訓、實錄、方略、明史的纂修官。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然而，「嚼籤」案的陰影永遠投在了熊老師的心底。康四十五年（1706），七十二歲的熊老師終於在乾清宮被康批准退休。康四十八年（1709）八月，七十五歲的熊賜履死於金陵。他真夠倒黴，死後也差點被人誤會為「假道學」。因為在他遺折中，寫有推薦他侄子可用之語。康命人查核，才得知遺折在路上被人竄改過。

熊賜履遺言，死後不回湖廣老家。看來他還是有愧，終生不敢回鄉了。這一切，都是「嚼籤」一案惹的禍。實際上，除了嚼籤子一事，熊老師實際上沒有更多的醜聞，可見舉止還算過得去，留在外面的把柄不多。比如在今人視為大節的清廉方面，他死後，據江寧織造曹寅探訪，其家產不過值數千兩，看來他並不貪。 

細看熊賜履一生事跡，其它並沒什麼特別不當處，用康熙朝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的話說，熊若早點死掉，便成完人。完人自然不是的，不過若無此案，熊保住醇儒的名聲，不成問題。便是嚼籤子一事，雖然醜些，畢竟算不上什麼大兇大惡，只是對一個理學家來說，人格的破產，意味著學說的破產，而奔走御前，要保住人格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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