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峰的採訪地點約在老故事，這是一家坐落於中央新影院內的文化主題餐廳，四周掛滿了老照片，有些文藝且懷舊的味道。聽說當初做這樣一家餐廳是高峰的想法，想不到一臺之長、一廠之長竟也有這樣的浪漫主義情懷。一見面，我們就對他的稱呼問題探討起來，他說「高廠」這樣的稱呼聽起來格外親切，並且也體現了大伙兒對電影製片廠的感情。我與高廠的對話就從這裡開始。
拒絕廣告的經營策略發展產業鏈才是重點
《傳媒》： 2001年您創建CCTV-10(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並親自策劃命名《人物》《講述》《百家講壇》《探索·發現》《走進科學》《健康之路》《希望英語雜誌》等欄目，這些都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收視率很高。請問，創建科教頻道以及策劃這些欄目的初衷是什麼？
高峰：1983年，我大學畢業就分到了中央電視臺從事紀錄片工作，做專題節目。當時電視臺最重視的是新聞節目，其次是綜藝娛樂節目，專題性紀錄片在那個年代市場很小，也不太受重視，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創建屬於紀錄片的一個平臺、一片天地。2000年，我在社教中心擔任主任，當時中心是做一些好的欄目、好的節目在其他頻道播出，比如《今日說法》《半邊天》就是我們做的，社教中心變成了節目內容的提供方，當時真的很渴望有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陣地。
記得有一次臺裡在豐臺區體育館開運動會，所有的中心都有成規模的隊列，還有各種彩車。新聞隊伍最龐大，文藝中心、少兒中心、經濟中心也都很有特點。社教中心是唯一沒有頻道的中心，但我們的內心是最驕傲的，這裡集聚了一批為數不多但很有才華的人。當時我做了一面藍色的大旗，非常大，旗子上寫著社教中心的定位——教育品格、科學品質、文化品位，我們一直抱著這樣一種信念，希望鞏固自己的陣地。「科、教、文」的理念及定位，促使臺裡辦起了CCTV-10科教頻道，大家的信心很足，也積蓄了一批力量。
《傳媒》：科教頻道的定位與其他頻道相比，有何不同？
高峰：科教頻道一直堅持不懈地提升文化品位、擴展市場空間。我感覺中國的所有電視節目特別是央視，有兩種類型，一種特別火、廣告特別強，如新聞節目、娛樂節目；另一種則特別冷清，在廣告問題上沒人搭理，科教類型紀錄片就屬於後者。我在10套的策劃報告裡寫了一句話——科教頻道拒絕廣告。為什麼要拒絕廣告？比如同樣的廣告，在央視1套價值1000萬元，在2套是500萬元，到10套就是50萬元，要是靠廣告生存永遠都會陷於被動。但如果把目光放長遠，它總有一個市場——產業鏈市場，凡是廣告不發愁的欄目，就少了這個市場。《百家講壇》是絕非黃金時期播出的欄目，你要談廣告是絕對不可能的，整個兒《百家講壇》這些年來，培育的講座明星、產生的收益利潤都比較大，但和央視沒有一點兒關係。於丹的《論語心得》8000萬碼洋、《莊子》6000萬碼洋，這些碼洋每年至少有幾個億，遠比廣告的收入多，這也給節目的產業鏈開發方向提出了新的思考和挑戰。無論產業如何發展，絕不能讓廣告牽著鼻子走，以降低品質為代價，你會變得很俗氣。
《傳媒》：您從業務型領導轉變成企業的管理者、決策者，這種角色的轉變帶給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高峰：中央新影集團是我主動要求來的。文化市場很有魅力，也很有意思，可以換一種方式促進市場的發展，儘管自己還沒有做出太多的成績。過去大家覺得這個地方比較老舊、缺乏活力、難以經營，幾任廠長都走了，但我本人有濃重的紀錄片情結，這裡也是新中國紀錄片的發源地。如果有一天你去參觀西山的「山洞」，恆溫恆溼的山洞裡面全是老膠片、老素材，你就會肅然起敬，紀錄片的開拓就是從那兒開始的，我對這些有一種天然的熱愛，經常也會夢到關於紀錄片的種種，我想紀錄片事業應該從這兒做起來。
我國紀錄片應該先「精」後「大」
《傳媒》：從1983年的《岫巖的滿族》到2011年的故事片《永生羊》，平均每年一部，其中不乏有上百集的大型紀錄片。這些作品中，您不只擔任導演、出品人，還會給作品寫解說詞,甚至擔任配音。並多次獲得「華表獎」「飛天獎」等國內外各大獎項。請問30多年來，我國的紀錄片最顯著的變化是什麼？您怎麼理解如今的紀錄片市場？
高峰：30年來最大的變化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懂得了紀錄片是什麼。這個很重要。以前做紀錄片，包括我在最初都不是很懂，但特別要感激我剛步入這行的門檻基礎特別好，老一代領導特別開明，總在引導我們。80年代初我們開始和外國合作，特別是與英國凌洋公司合作的紀錄片《中國人》，當時我們觀摩這個紀錄片，覺得也沒有什麼解說詞，但那種紀實的認知，就像劇情一樣特別生動，我們才知道紀錄片還可以這樣做。過去我們做紀錄片要把解說詞說好，一定要把一個觀念傳達下去。現在還有這樣的片子，好在大部分人已經走出來了。另一方面，紀錄片逐漸找到了商業化模式。我在10套這個平臺之所以做出166集的《極地跨越》、108集的《走進非洲》，是因為有這個平臺，我只利用欄目經費就可以完成。比如《極地跨越》不要求集集出精品，但在過程中，不但完成了所需素材，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經濟責任，汽車、服裝、日用品等都在這裡呈現，通過欄目的鳴謝都完成了。最後製成166集的欄目版，30集的經典版，後續還出版圖書，這就是商業化運行的規律。平臺非常重要，能讓紀錄片和商業結合在一起，這對紀錄片的發展還是有一定作用的。
《傳媒》：《舌尖上的中國》一直比較火，也是很有口碑的紀錄片，它給我國紀錄片的發展帶來了哪些可借鑑性？
高峰：《舌尖上的中國》是很好的紀錄片類型，能把中國飲食做得有文化、有品質，能把人的思想、人的命運結合起來，拍攝手法也有提高，毫無疑問是進步了。但我覺得它只是個案，無法類比。這部片子調動了央視所有的宣傳手段，比如各頻道的梯形播出，廣告方面的運作也是很成功的，但電視臺不可能為所有的紀錄片都這樣運作，所以很難得到複製。
《傳媒》：您認為未來我國紀錄片會朝著哪個方向發展？
高峰：我覺得未來的發展方向應當呈現多種類型。現在央視9套播出的大部分是為了提高收視率和影響力，不是我們中國紀錄片要發展的類型，比如《狂野非洲》《亞馬遜》這些大製作的科教類紀錄片，都好像不是中國紀錄片該有的特點，中國從人力、拍攝水準、資金等情況都不是這樣的。現在有人文氣質、人文情懷、百姓生活故事的作品越來越少了，更多的是追求豪華製作，風光旅遊、歷史探索、自然奇觀，接觸社會的內容反而減少了。其實，我們有好多反映人文生活的紀錄片在世界上影響很大，範立欣的《歸途列車》反映中國民工生活，幾乎獲得所有紀錄片的基金支持，所有世界紀錄片的獎項，二獲艾美獎，還獲得了紀錄片最高榮譽——伊文思獎。現在的市場還很浮躁，應該更多地鼓勵和創作出講述老百姓故事的紀錄片，而不是商業化的東西。要是拼大製作，就像我們的電影故事片和好萊塢去拼是不可能的，還不如走亞洲韓國、伊朗的電影之路，多出幾個阿巴斯，凸顯東方的魅力特色，更亞洲一些，更民族化一些會更好，這是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我們自身水準決定的。
《傳媒》：有人把紀錄片人比作「老手藝人」，相對於如今產品過於包裝化的時代，手藝人如何給自己定位從而尋求發展？
高峰：首先要實事求是，要認清自身優勢，要考慮怎麼去經營這個老手藝，怎麼去經營老宅子，這些是「城裡人」沒有的。總有一些非新聞化的、講究質地的、動作緩慢的作品，需要這些「老手藝人」來打磨，所以不在於這個主業好不好，而是要知道適不適合自己。
我特別不主張做電視欄目的輸送方。這樣做往往資金有限、利潤低，幾萬元一集，新影做的欄目往往收視率比較低，經常受到警示，也有被撤下的。我們要做經典，把市場瞄準社會。拍社會現象的、反映社會新聞化的、需要花很長時間熬出的作品，別人做不了，並且這些一是有作品感，二是利潤比較高。比如去拍一座大山，或者去拍一件文化事物，就需要你的手藝、需要你的攝影藝術、需要你對鏡頭的感覺，這些事情往往電視臺沒有人做。一部9集的紀錄片《問道武當》拍了1年，播出的效果很好，武當山方面又邀我們製作9集的記錄片《太極武當》，接著在我們的新影網上還要開武當頻道。我們正在做的大型紀錄片《長城》和3D電影《長城》，延續的產品是建立新影網長城臺，準備與長城沿線所有城市合作，一個省或者一個旅遊點打造一個頻道，現階段做新影網應該縱向經營，把文化做的有深度，通過和方方面面的合作找到自身的發展方向。
將沉重變厚重把邊緣變核心
紮根主業探發展
《傳媒》：中央新影集團是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合併而來，他們各自有何優勢？您對集團是怎樣定位的？
高峰：新影和科影是在2010年合併的，新影是做社會類紀錄片，科影是做科教類紀錄片，這兩個有互補性，能整合相互的力量是很厲害的，另外，他們都是有部分製作力量，但都沒有出口的空間，所以中央新影集團是兩個「難兄難弟」結合在一起辦成的集團。
講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上任的前幾天，我總是夢到新影集團的事，產生的思考比較多。我想包袱肯定是有的，但如果換一種思維，把沉重變成厚重，利用好厚重的歷史資源去經營歷史，是我對集團定位的思考。所謂經營歷史就是經營歷史留下來的時間和空間，時間是指這些膠片和記錄，空間就是集團的建設，如何能把這些歷史元素釋放出來，得到有效發揮，我覺得還是挺有挑戰，也很有意義。
《傳媒》：集團的經營上有哪些設想？如何發展？
高峰：記得來這兒1個月的時候，單位組織幾百位離退休老同志們開會，看到這麼多傳承紀錄片的老前輩，場面很感人。我想即使是做房地產、新媒體，都不能離開我們的主業，只有把這個原則駕馭好才能有發展。將來我們建樓也要遵循這個原則才能做大做強，否則你就只是收租，和主業一點兒關係都沒有。影視基地方面，集團在全國各地的影視基地緊緊圍繞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來建設，洛陽、武漢、貴州六盤水、安徽都有影視基地，瀋陽也將要建影視基地，全面開發最後進行合併。電影與製作方面，我們培養新的導演，8月份上映的《繡春刀》就是新影集團製作的，投入3000萬元，現在票房已達9300萬元，還沒算海外市場，《繡春刀》是今年坎城節唯一賣出去的電影，獲5項金馬獎提名。正是紀錄片這片紮實的土壤才培育出這些優秀的電影人及作品。微電影方面，新影集團幾乎成了微電影中心，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微視頻(微電影)專業委員會就設立在新影，新影網現在每個臺都有很多頻道，並和許多地方展開合作，比如雲南亞洲微電影節、金丹若國際微電影藝術節、杭州微電影展、與北京電影學院聯合辦的培訓中心等，通過這些社會活動，實施了很多微電影項目。電視劇方面，新影製作的《星火》收視率是12.36，是央視有史以來收視率最高的電視劇。所有的電影集團，都沒有我們這麼多製作力量，只有新影集團擁有實實在在上千人的製作隊伍，人多就是沉重的包袱，要把這種沉重變成動力，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傳媒》：今後，集團化發展方面將有什麼新動態？
高峰：產業和事業要結合好，儘早地建立起自己的電影院線，使我們的作品有通道播出。打造實體的電影院線，上百塊熒幕推我們的電影。一個大的媒體或集團要有話語權，否則永遠是邊緣化。我在大會上也說過我們是被邊緣化的，但你不要在意你的邊緣化，任何邊緣都是中心，把自己的位置作為一個中心點，多創造幾個中心。
《傳媒》：今年8月18日，習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強調，要著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請問您怎麼理解習總書記的講話？
高峰：我覺得這個時代已經到來了，必須得這樣做了。我從事傳統媒體30年，前面我說到的央視10套拒絕廣告、產業化發展的理論，其實是與之一脈相承的，這是媒體的自然發展規律，我們以前沒有重視這個發展規律，所以做不強大，唯一的重心總是搞廣告，靠廣告發展，就需要向廣告商低頭，在一條羊腸小道上走的很辛苦。如果能夠把產業做起來，把產業鏈延伸延長，終有一天不依賴廣告，甚至廣告收入只佔媒體總收入的10%左右，那麼這個媒體就做大了，也是一個非常科學的標準。只有這樣，才能走到世界級媒體的陣營當中。
發展產業是很有意義的。做體育節目，每個體育項目跟你媒體有關；做文藝，劇場的演出跟你有關係；做出版，圖書的碼洋和你有關係了，你才能做起來。這是邊緣和中心的問題，利用內容去打造自己的中心才能夠做得大。習總書記說要融合發展是必然的趨勢，現在媒體發展的艱難，就是因為太單一，而產業化的發展既有資產又有產業，也有自己的尊嚴，我覺得這也給想把媒體做大做強的人一個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