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富特·懷特著
黃育馥譯
商務印書館
1994年9月第一版
威廉·富特·懷特（William Foote Whyte），1917年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是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院士，是美國關於城市、人與開敞空間方面最有影響力和最受尊敬的的評論家之一。除《街角社會》外，其主要著作還有《拉丁美洲美國企業中人的問題》、《組織行為：理論與應用》。威廉·懷特的家鄉位於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Brandywine山谷，他在1939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二戰中曾作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名官員在瓜達康納爾島參戰。戰後不久，他成為紐約《財富》雜誌的編輯，開始了對戰後郊區文化、生活方式和居住環境的研究。
《街角社會》寫於1936至1940年，被譽為「城市的聖經」、「城市民族志的典範」，本書主要是對波士頓市的一個義大利人貧民區內閒蕩於街頭巷尾的義裔青年的生活狀況、非正式組織的內部結構及活動方式，以及他們與周圍社會（主要是非法團夥成員和政治組織）的關係加以觀察，並對這一觀察過程、所獲資料及結論的翔實記述。在一個叫科納維爾的貧民區，居住著義大利移民和他們的後代，對於這個城市的其他人來說，那裡是一個神秘、危險且令人憂慮的地區，但實際上並沒人真正了解他們實際的生活。當作者懷特深入科納維爾做了田野調查，聯繫科納維爾日常的生活模式，他發現了一個高度有組織、完整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同時通過觀察其社會流動的機制，知道了科納維爾的街角社會是如何形成的。
《街角社會》一共有三編，第一編是小人物的世界，小人物主要是兩群人，一群是所謂的街角幫（諾頓幫）——多克和他的小夥子們，一群是大學生群體——奇克和他的俱樂部；第二編是講的大人物，所謂的大人物就是指政客以及非法團夥；最後一編是整個文章的結論部分。最後一編為結論部分。
一、街角的群體交往
書本的小人物主要有兩個青年群體，分別是諾頓幫和社區俱樂部。「諾頓幫」是以多克為領導人物的街角團體，多克從小就是「諾頓幫」的孩子王，他為街坊的孩子去和其他街道的孩子打架。在「諾頓幫」的街角青年幾乎都是底層社會的「小人物」，他們非正規的幫派既無章法又無制度，在內部不對任何事情表決，因為擔心這樣會形成內部糾紛，因此主要通過非正式聯合來形成決議。「人們變得習慣於一起行動。相互義務也把他們彼此拴在一起。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常有人會感到別人有求於自己，而被幫助者又想予以回報。這種相互報答的活動激勵著對群體的耿耿忠心。」「諾頓幫」的成員之間注重的是領袖與隨從者相互之間的兄弟情誼，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並不存在一定的社會階級。街角青年們經常在諾頓街聚會，他們每天的活動決定著成員們在群體中相對的位置並確定他們的責任和義務。「諾頓幫」形成團體的基礎是這個團體的活動模式，團體經常組織一些集體活動，並且這些集體活動對成員形成了一定的吸引力，活動的內容主要是與他人分享他的錢、財、物，團體的領袖人物多克經常為他那些沒有錢參加活動的夥伴支付花銷，他在錢財方面的慷慨一定程度決定了其在群體中的威信和地位。然而，正是因為這種團體活動的模式，決定了其組織具有不穩定性，這意味著，如果團體在經濟上出現了一定的困難，群體組織將面臨著解散的危險。
「一個人在球場上的表現會受到不斷的評價和批評。因此，一個人玩保齡球與他在群體中的地位有著密切聯繫。」打保齡球是以多克領導團體的重要運動項目，在「諾頓幫」中，打保齡球技術的好壞和與異性交往的能力成為成員在組織中地位的高低的重要影響因素。「1937至1938年活動季節的記錄表明，社會地位與保齡球成績之間有十分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的形成是由於打保齡球成為這個群體最主要的社會活動。它變成一個人藉以保持、獲得獲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團體中的領袖必須具有一定的「才能」，這種「才能」使得其領袖地位得以維持。常年在街頭活動的街角群體其等級是由同伴間的相互評價為標準，因此團體成員的認可是成為團體領袖的首要前提。
後來，「諾頓幫」中的小夥們大多數已進入而立之年，這個生命階段的街角青年本應該做的是成家立業，找到一份穩定的職業養家餬口。那些已經結婚組建家庭的青年，即使繼續在街角閒蕩，也沒有以往那麼積極地參與集體活動了。30多歲的多克卻一直受著失業的困擾，但他的「才能」得到了許多朋友的認可，朋友認為多克應該去參加政治競選，但是競選是需要很多錢的。街角青年邁克非常熱情地為多克拉選票，多克在義大利人群居住的科納維爾社區獲得了大力支持，但因為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生活窘迫的多克對競選不抱希望，在眾多候選人競爭的壓力之下，多克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中途退出了競選。多克這次的舉動使其在團體中的聲望和威信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也使得「諾頓幫」遭受了毀滅性的衝擊。團體成員相信多克的能力，並且給予他足夠熱情的支持，然而多克自願放棄，使街角青年喪失了對多克的信心，「諾頓幫」至此解散。
街角成員的團體地位以同伴的評價為主要標準，才能與個人魅力是成為團體領袖的主要因素，這代表著領袖人物必須具有使人信服的能力。一旦成為團體領袖，領袖人物在群體中的聲望是極高的，對群體的活動起到控制性的作用，並且團體成員對領袖人物的情感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二、科納維爾的社會階層流動
另一個青年團體是奇克的社區俱樂部，俱樂部形成的群體基礎是大學生群體，但同時也正是因為其中摻雜了街角青年中的部分成員。最開始俱樂部組織體系內部是根據學習成績為基礎形成初始的聲望等級，在日常的活動模式下，個人能力對聲望的博取變得十分重要，奇克是依靠個人的演講能力與組織能力取得在俱樂部內的地位。在這個大學生俱樂部中，他們主要的活動是排戲劇。俱樂部採取議會制的制度，通過表決和投票來作為組織的運作方式。每個大學生都有資格擔任領袖職務，因此俱樂部中並沒有穩固的領袖，不能形成相對固定的核心和隨從。在金錢方面，大學生需要通過攢錢獲得進一步的上升。俱樂部有自己的章程，章程是由奇克和託尼起草的，它規定如何選舉俱樂部行政人員，如何入會、會費、懲罰及任命，甚至提出了俱樂部的雙重目標：「提高成員的社會地位和改善科納維爾的狀況。」但實際上，最重要的是個人的成功和社會地位的提升。
「攀上了社會進身的階梯，上層社會把他作為一個典範，說明一個出身卑微的能幹人可以取得何種成就。他的事跡將用來證明我們的民主社會的生命力」。奇克在1980年當上了波士頓市議會的議長，實現了其地位的提升和階層的向上流動。
奇克通過努力實現了身份的轉變，而多克後來在一家電子工廠當生產計劃部門的經理助理，統管著全廠各部門的計劃調度。但是，由於缺乏電子行業的知識為多克的晉升設置了上限，因此他有些妄自菲薄，最終他沒能擠上社會晉升的階梯。義大利貧民區兩個團體組織的領袖人物，為何其後來的發展有如此大的區別呢？
奇克的父親是從政人士，從政傳統的家庭消費模式對奇克社會角色的養成起到了最直觀的作用。雖然奇克生活在底層的義大利移民社區，但是他已經養成了一種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後，其社會角色已經基本脫離了義大利裔底層的街角青年，形成了明顯的群體差異，這種差異最直觀的體現在經濟觀上，奇克因為大學生活以及參與社會活動的需要已經養成了中產階級的必備品質——儲蓄與投資，而這種差別也是義大利移民社區實現社會流動的必要條件之一。
三、義裔美國人的融入過程
在19世紀後期的義大利是一個內患頻發，對外侵略，政治分裂和社會階層分化嚴重，階級矛盾深重的國家.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窮人的生活乃至生存基礎。於是，義大利的窮人紛紛將目光投向了位於新大陸的美國。而剛結束南北戰爭的美國，大刀闊斧的走向工業革命的道路，也急需青壯年勞動力以保證生產。於是19世紀九十年代浩浩蕩蕩的義大利移民大潮就開始了。
但移居美國的義大利人在美的生活狀況並不好。在美國的早期義大利移民多來自義大利北部，但在移民潮時期來到美國的義大利人多來自義大利南部並且多前往美國的大城市。南部義大利人有著深厚的故土情結，移民美國以後，他們並沒有將自己作為美國的一份子，而是抱著候鳥移居的心態將美國當作一個類似於『季節性棲息地』的地方。而且，處於大城市中的義大利移民無法深入美國基層，融入以田園鄉村為根基的美國文化，只能一直以外來者的身份生存在美國。所以，義裔美國人的文化圈層受限於兩方面。最初義裔美國人生活狀況的窘迫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經濟上。義大利移民的大部分是作為非熟練或半熟練勞工來到美國的，大多數義大利移民定居在工業州，他們主要從事修鐵路、採礦、漁業和貿易，處於所從事的工作的最底層，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第二，文化上。由於義大利移民普遍信奉天主教，因此當他們的子女進入當時由新教徒控制的公立學校讀書時，很多孩子因不堪忍受「盎格魯撒克遜化」的重重壓力而被迫輟學。第三，教育上。義大利人偏執的態度也嚴重限制了其子女受到良好教育。來自農業地區的移民雖然渴望在經濟狀況上有所好轉，但是由於受到自身文化及其見地的制約，他們認為如果想過上更好的生活就應該儘可能早地讓子女為家庭而工作。所以義大利移民二代一到法定年齡就立即退學或者放學後就馬上去工作。再加上他們在公立學校裡經常受到歧視性對待，使得他們的輟學率非常高。
美國參議院亨利·卡波特·洛奇說：「講英語的民族永遠不會與義大利民族相同化，他們與偉大的美國人民主體完全格格不入。」這實際上是對義大利移民者難以融入美國生活的側面寫照。但最後，義大利民族最終很好的融入了美國的主體當中。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二戰以後，美國全社會國家意識加強，族群意識減弱，主體民族的開放性提高，對其他國家移民的人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尤其是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美國新移民法的通過使得美國主體民族開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接納移民。另一方面是隨著義大利移民的繁衍生息，新的義大利裔美國人更加接納作為美國人的身份而非義大利裔的族群身份，不再對美國人身份產生排斥情緒，所以他們更加積極主動的融入了美國主體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