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議事廳︱城市群空間視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啟示

2020-11-18 澎湃新聞

新冠肺炎疫情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城市群作為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成為當前國民經濟活動中富有活力的空間組織。如何有效推動跨區域聯防聯控成為提升現代城市治理體系的重點,符合《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等國家政策的戰略需求。

本報告在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視域下,按照「時間-空間-擴散-關聯」這一主線,運用截至2月19日國家衛健委發布的疫情數據和地理信息化手段,從多層空間尺度探究城市群空間結構驅動下疫情擴散的時空演變,在跨城市治理理論依據與城市空間結構經驗證據方面進行探討,揭示疫情擴散對城市群聯防聯控治理機制的重構啟示。

疫情擴散演變呈非線性增長態勢,具有空間集聚特徵

從疫情確診病例數量來分析,在1月23日至2月19日時間段內,呈非線性遞增趨勢。觀察疫源地武漢、其所處的長江中遊城市群以及六大城市群確診病例佔全國總確診病例的比重(圖1-2),可見武漢確診病例佔全國一半左右,而另外將近30%左右的病例均來長江中遊城市群。從變化趨勢上看(圖1-2),封城之初到2月1日這一周,武漢比重較低,而到2月10日、19日比重開始上升,即相對更多確診病例出現在疫源地,這意味著封城效果明顯,病原擴散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城市群整體的佔比趨於穩定。

城市群作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是流動人口集聚的重要平臺,亦是疫情集聚的地區。從空間分布上看,長江中遊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等6大城市群的疫情確診病例佔全國比重90%。

圖1 全國及六大城市群確診病例數

圖2 武漢、長江中遊城市群、六大主要城市群確診病例佔全國所有確診病例比重

疫情集聚呈「中心-邊緣」結構特徵

城市群的首位核心城市確診病例數在城市群中佔比均較高(圖3-5),人口與產業的高度集聚與核心城市的疫情高爆發情況相關。以長江中遊城市群為例,武漢佔長江中遊城市群比重接近80%。長江中遊城市群疫情擴散分布呈現典型的由核心城市向外輻射的特徵,到2月19日0點,疫情分布呈現出明顯的武漢、孝感-荊州、鹹寧、黃岡-宜春、南昌-撫州等圈層式擴散特徵,這與中心-邊緣城市體系結構特徵相吻合(圖6)。而武漢周邊的孝感、黃岡也是疫情高發區,儘管其確診人數遠低於武漢,但也高於城市群其他城市(如到2月19日武漢累計確診人數44412人,孝感和黃岡分別3344人、2844人,其他城市共計10533人)。這表明這種地理空間分布並非極化的單中心模式,而是呈現出「強中心-次中心-邊緣區「」的集聚特徵。

圖3  2月10日0點六大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

圖4 2月19日0點六大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

圖5  六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確診病例佔該城市群總確診病例比重

圖6 長江中遊城市群疫情擴散格局的時空演變

圖6-1  1月25日0點  長江中遊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

圖6-2  2月1日0點  長江中遊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

圖6-3 2月10日0點 長江中遊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

圖6-4  2月19日0點  長江中遊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

為了進一步觀察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疫情集中程度,我們可以借鑑城市空間結構研究中常使用的「城市首位度」指標,該指標衡量城市群或城鎮體系中的城市發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目前普遍用四城市指數來測度城市首位度,即城市群中首位城市人口規模佔第二、三、四位城市人口規模之和的比重 。類似地,可以使用城市確診病例人數規模來測算「城市疫情首位度」(表1)。研究發現,城市群核心城市疫情首位度高於人口規模首位度,此次疫情在核心城市爆發的集中度高。從時序上看,核心城市的疫情首位度不斷攀升,城市群疫情分布「中心-邊緣」特質逐漸顯化。在疫情面前,特大城市、大城市高度集聚甚至過度集聚的發展模式正在遭受挑戰。

2003年非典型肺炎期間,國家衛健委從2003年4月18日開始通報各省份確診病例數 ,確診病例數最多的省份依次為北京、廣東、山西和河北(圖7),尤以北京、廣州兩大都市為最,而京津冀地區(與今京津京冀城市群地理範圍相近)珠三角地區(與僅粵港澳大灣區地理範圍相近)確診病例數佔全國總病例數的比重近85%。與此次新冠疫情相比,非典病例在空間分布上更為集中,極化性更強,同時其擴散速度和範圍也相對更小。究其原因,除病毒本身特質相異、此次新冠疫情發生時間與春節人口流動高峰期重疊之外,也在於較之於17年前,隨著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現在城際、省際經濟社會聯繫更為密切,交通便利度更高,人口流動性更強。因此應當從城市間聯繫的視角解讀和應對此次疫情,切實開展城市間區域間的聯防聯控。

圖7 2003年4月—6月期間主要省份非典確診病例變化趨勢

疫情擴散的邊界溢出效應

中原城市群是距離武漢相對較近的地區。此次疫情擴散期間,中原城市群的首位核心城市鄭州疫情控制相對較好,其確診病例在城市群的比重相對較低。但距離疫源地武漢相對更近的信陽市和南陽市疫情嚴重(圖7)。疫情擴散的邊界溢出效應亟待跨區域進行聯防聯控引導。

圖8 中原城市群疫情擴散格局的時空演變

圖8-1  1月25日0點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   

圖8-2 2月1日0點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

圖8-3 2月10日0點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   

圖8-4  2月19日0點  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確診病例數分布圖

城市群內呈現人口分布集聚與疫情分布離散的態勢

城市群空間結構研究中,常使用帕累託指數描述城市空間結構特徵,按照城市群空間結構分形維數研究假設,帕累託指數越接近於1,城市群系統形態越好,大於1意味著城市群內部大多數城市規模高於理想規模狀態,小於1則意味著城市群內各城市規模較不均衡 。類似地,可以使用城市累計確診病例數計算城市群的「疫情帕累託指數」,用以量化反映城市群內疫情分布形態規律。

基於2017年各城市年度平均人口數(數據來源於2018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鑑》)和四個時間節點的城市確診病例數,利用OLS回歸得到六大城市群的帕累託指數的初步分析結果(表2)。可以看出,城市群帕累託指數均高於1(第一列),說明城市群內各城市人口規模分布集中,城市化水平較高。相較而言,各城市群的疫情帕累託指數均小於1,這意味著城市群內各城市的疫情規模分布則非常離散,即疫情並沒有發生廣泛的擴散,而在少數城市集中爆發,這也歸功於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及時發現與控制。而長江中遊城市群這一指數極低且呈現降低趨勢,武漢封城舉措效果明顯,有效遏制了疾病的傳播。

城市間如何實現有效地聯防聯控

應對人口流動,政府、社區、企業通力協作。人口流動是此次疫情傳播的核心途徑,人口流動不可不免,使得城市群聯防聯控疫情勢在必行,而不同城市群人口流動特徵不同,《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指出,珠三角地區以省際人口流動為主;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人口則是大部分流向北京;成渝城市群人口主要流向成都、重慶兩大核心城市。以2月22日當日為例,全國熱門遷入地(目的地)是深圳市、東莞市和廣州市,遷入人口數量分別佔全國遷入人口總量的3.53%、3.21%和3.16,排在前10還有佛山市、蘇州市、杭州市、成都市、中山市、上海市和寧波市 ,可以看出,復工潮集中在長三角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如何避免復工潮帶來的疫情再次擴散成為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這需要政府-社區-企業層面的通力協作。城市群政府交通部門、衛生部門之間應當盡力開展人口流動數據實時共享,對流動人口的行跡追溯、健康數據監測和系統備案;社區對遷入人員進行全面排查、健康檢查、做好來訪登記和蹤跡監測,開展民警、醫生、居民同步監管;復工企業應該嚴格遵照2月21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的《企事業單位復工復產疫情防控措施指南》,切實掌握員工的流動情況、健康情況並定時上報,做好工作場所防控,根據實際情況可採取錯時上下班、彈性工作制等模式。政府、企業和社區形成實時信息共享,進行綜合研判、明確分級分類的防控策略,有效避免復工工潮帶來疫情的再度擴散。

共享共治,區域間城市間有效合作。開展跨區域、跨城市疫情聯防聯控有利於防疫抗疫任務的及時調整和高效完成,迅速定位確診和疑似病例的蹤跡,及時幹預疫情傳播的關鍵路徑。具體地,可以進行區域間統一調配救援力量和物質資源;搭建城市間、區域間實時共享的疫情大數據平臺;利用核心城市、核心醫院的優秀專家資源,通過遠程會診系統對偏遠地區醫院的重症患者進行網上問診等。進一步地,成立跨城市、跨區域合作的風險治理機構,跨行政邊界共建共享基礎設施,從而實現疫情之後其他風險災害的區域聯防共治。本文作者武文杰教授與英國布裡斯託大學Yiming Wang教授編著的《The Geography of Mobility, Wellbe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Big Data》一書國際Routledge出版於2020年發布 。在跨區域治理聯防聯控背景下,書中案例依託中國城市內部和城市間案例,探討如何利用大數據進行人口流動、公眾福祉與地區發展的研究,為大數據在城市治理的應用提供參考。

為計深遠,因地制宜提高城市韌性。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認為,城市韌性是一個城市的個人、社區、機構、企業和系統在經歷各種慢性和急性壓力衝擊下,仍能存在、適應和成長的能力。此次疫情初期與春節返鄉潮時間疊加,人口的大範圍流動造成了疫情的迅速擴散,最初通過阻斷人口流動的確有效遏制了疫情的快速傳播,武漢封城也確實是緊急情勢下的明智之舉,但目前阻斷人流物流造成的物資短缺、物價上漲(1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已經同比上漲5.4% ),相較於邊緣城市,這對核心城市、大城市居民生活造成了較大的衝擊;另一方面,疫情中鄰近武漢的仙桃、天門、潛江三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的縣級市也遭受重創,天門市病死率一度成為最高,「燈下黑」的弊端在疫情災難下愈加明顯,疫情之後,武漢等核心城市可能會更快恢復運轉,而城市群邊緣城市、中小城市如何恢復經濟也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

因此,疫情應對不應一概而論、一成不變,對不同特質的城市進行分類評估和針對性指導,因地制宜地建設韌性城市。隨著近日來新增確診病例的減少、疫情拐點的出現,政策也應當隨之做出調整,既要控制疫情,又要滿足城市居民基本生產生活需求。此時,城市內、城市間相關部門信息溝通越及時有效、負責人對任務實時調整反應越迅速,越能夠有效提高後期恢復工作效率。也應促進城市秩序恢復,在城市、社區、基礎設施等方面進行長期規劃、加強建設,提高抵禦災害的能力,從而調整甚至抓住機遇,得到進一步發展。

[作者武文杰系暨南大學教授、國際中國規劃協會全球聯席理事長。孫瑞東系暨南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本報告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971194)、廣東產業發展與粵港澳臺區域合作研究中心、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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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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